六四27年週年晚會結束，根據大會公布，參加人數125000，警方數字是兩萬多。人數比往年少，是意料中事，就算撇除晚會前的論爭，集會人數在一些如20或25周年等「整數年份」較高，在其他年份較低，正常不過。
在之前的論爭中，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行禮如儀」。但批評別人僵化的人，自己的行為往往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僵化，如果每次人家搞集會活動，你就去衝上台，搶咪、喊幾句，然後被抬走，再在場外繼續喊，喊完走人，那算不算行禮如儀？
不過，把以上行為稱為行禮如儀，實在是抬舉了。禮儀有自身的目的、意義，和想達致的效果。行禮如儀不一定是壞事，因為人類社會本身就是充滿各種各樣的禮儀，教會的、學校的、家庭的、族群的、整個社會的。禮儀跟確認及重構個人身份及價值觀有莫大關係，也對維持社群的團結很重要。
六四晚會的確就是一種召喚記憶、鞏固理念，和傳播價值的政治禮儀。六年前，馬傑偉和我跟朱順慈發表過一篇題為《毋忘六四，無忘人文中大──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的文章。文章中寫道，六四燭光晚會，台上台下共同演繹劇本，「台上喊口號、唱歌曲、祭英烈、燒名冊，台下安靜合作、禮讓有道、不留垃圾、堅持而莊重」，六四集會有「聖詩」、有精神領袖、有受難者作見證、有民運符號、有普世性的象徵（燭光）。這些「宗教」元素強化信念，燃點希望。禮儀結束，世事依然，只是人心得到了新的動力。
港獨也好，自決也好，若真的要發展起來，凝聚「信眾」，都需要建立自己的「禮儀」。從這角度看，大學學生會和一些本土派組織口頭上批評六四晚會儀式化，實際上最不滿的，不是儀式化本身，不滿的，應該還是儀式所代表和強化的身份和價值觀。
六四晚會代表的身份和價值
問題是，六四晚會代表的身份和價值是什麼？是本土派組織眼中的那些嗎？是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如果我們集中在晚會參加者身上，他們想的是什麼？中國人身份對晚會參加者來說有多重要？六四晚會已經舉辦了27年，晚會參加者的想法有什麼改變？兩年前的雨傘運動，對晚會參加者的態度和構成有什麼影響？
支聯會
從2004年開始，我跟陳韜文教授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鍾庭耀博士合作，進行過幾次晚會現場調查。我們在2014和2015年，亦即是雨傘運動前後，也有進行調查。雖然是去年和前年的數據，不能完全代表今年晚會參加者的態度。但回顧過去的一些調查結果，可以為了解當下情況提供一些基礎（註）。
我們可以先看近年晚會參加者的目的。表一顯示了2014及2015年的結果。首先，在晚會延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保存記憶」本身已經成為對晚會參加者而言最重要的目的，其次才是「平反六四」和「悼念死難者」。
另外，跟當下的爭議關係更大的，是認為「爭取中國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和認為「爭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在2014仍然是非常接近。但在雨傘運動之後的2015年，認為「爭取中國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明顯下降，認為「爭取香港民主化」非常重要的比例則上升。此消彼長之下，「爭取香港民主化」已經成為比「爭取中國民主化」明顯地重要得多的目標。
換句話說，雨傘運動之後，晚會參加者的想法在整體上，比以前更強調和關注香港的利益和立場。
表二顯示，回到2004年，接近或超過六成晚會參加者非常贊同「六四事件使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支持民主」。認為事件使自己「更關心中國」的比例其實較低，回答「非常贊成」的不足五成。另外，只得兩成人非常認同六四事件使自己「更害怕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晚會參加者最強調的，一直都是六四如何使自己更重視某些普世價值。
比較2004和2014年，非常贊成表二中幾個敘述的比例均下跌。這大概是因為晚會在10年間持續吸納青年人參加。到了2014年的晚會，參加者中沒有親身經歷過六四的比例，應該比2004年時高得多。可以理解，這些年輕人不大會覺得六四事件對自己有深刻影響。年輕人就算再關心六四，他們受的震憾，難以比擬親身經歷那幾個月的，如今的成年人。
不過，相比之下，在2004和2014年之間，非常贊成六四令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更支持民主」的比例，下降了大約只是15個百分點左右；但非常贊成六四令自己「更關心中國」的比例則下降了25個百分點，到2014年只剩下兩成。
雨傘運動過後，非常贊成六四事件使自己「更關心中國」的參加者並沒有減少，也沒有顯著增加。同時，更多晚會參加者同意，六四事件使自己「更珍惜自由和更支持民主」。結果是，普世價值遠比中國的未來本身重要。2004年時，非常贊成六四使自己「更支持民主」的比例，只比「更關心中國」的比例高出12個百分點；到2015年卻已高出30個百分點。
這結果亦顯示，近一兩年的晚會參加者，整體上其實並不一定如本土派想像中那麼「大中華膠」（認同大中華概念）。我們亦可以從晚會參加者對香港和中國的歸屬感中，看到類似的趨勢和結果。
表三顯示，在一個零至十分的量表上，晚會參加者對「今天香港」的歸屬感，由2004年的7.3稍為上升至2014年的7.55，然後一年之間再上升至7.99。相反，晚會參加者對「今天中國」的歸屬感，由2004年的5.45下降至2014年低於量表中間點的4.57，然後再於雨傘運動後跌至4.26。我和陳韜文教授在2005年曾發表一篇文章，其中指六四晚會參加者，多為「同時認同自己為香港人以及中國人」的市民──這個說法在今天可能不再成立。
最後，回到雨傘運動對晚會的影響。在2015年初，已經有大專學生組織決定不再出席燭光晚會。所以去年的現場調查特地加入了一些相關題目。
表四顯示，接近七成晚會參加者同意「香港人始終是中國人，所以六四是香港人應關心的事；不同意這觀點的則超過一成。不過，其他關心六四的理由贏得更多參加者認同──包括中國在現實上對香港有很大影響，六四代表着一些普世價值，以及六四代表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換句話說，關心六四是基於「中國人身份」的，在幾個理由中同意的比例最少。
所以，雖然也有接近七成的參加者認為，本土主義與民族主義可以並存兼容，但當問到自己是否無論如何都不會跟中國切割時，同意的只剩下僅僅超過四成，不同意的也佔了四分之一。也就是說，每四名晚會參加者，就有一人認為自己「有可能」跟中國切割。相對於六四的性質和支聯會的綱領而言，這是個頗高的比例。
抽象中國與今天中國
補充一點，晚會參加者當中也有世代差異。在50歲或以上的2015年晚會參加者中，超過一半認為自己如何都不會跟中國切割，但在19歲或以下的晚會參加者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此認為。但有趣的是，年長的參加者，不一定比年輕的參加者對「今天中國」有更高的歸屬感：50歲或以上的2015年晚會參加者，和19歲或以下的晚會參加者，對「今天中國」的歸屬感的平均分都是4.5左右，只是20至29歲的被訪者的平均分低一些（3.98）。
亦即是說，不同年齡的晚會參加者對「今天中國」有同等程度的厭惡，但年長的晚會參加者的確較少傾向完全跟中國切割。
我的詮釋是，這反映了老一輩的晚會參加者，在抗拒共產黨統治的「今天中國」之餘，仍然有一個較抽象的中國概念，而他們覺得切割不了的，是這個較抽象的中國。我也回想，在1970年代出生的自己，成長於殖民地非政治化的教育體制以及跟大陸直接交往不多的社會之中，反而弔詭地獲取了一個非政治化的和抽象的中國概念。但在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眼中和經歷中，「中國」和現時的中國政府分不開。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能力了解「國家」和「政府」在理論上的分別，而是他們不覺得國家和政府的分別，在他們的成長經歷中和過去十幾年的中港格局中有現實的政治意義。所以他們既然非常抗拒「今天中國」，自然亦願意跟中國切割。
晚會參加者的「本土化」趨勢
總括來說，六四晚會參加者從來都是較多從自身或是本地社會的經歷和立場，去理解和悼念六四的；同時大家強調，悼念六四所帶出的普世價值。早年參與六四晚會，也許跟中國人身份認同還有比較密切的關係，但隨着中港在意識形態上越走越遠，再加上年輕一代逐漸加入，晚會參加者已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他們對「今天中國」的歸屬感下降，對香港的歸屬感上升，越來越少人認為六四使自己更關心中國。而雨傘運動，在某種意義下只是強化和加速了一直存在的趨勢。
當然，晚會參加者人數眾多，每位參加者對六四的認知和情感，有或多或少的分別。晚會參加者的想法在整體上有「本土化」的趨勢，但參加者中肯定也不乏傳統一點，心懷祖國的上一代，也包括不少因喜歡自由的環境和氣氛而來港讀書，然後留下來工作，同時非常渴望國家轉變的青年人。任何大型集體行動，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參與者，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問題是一場運動參與者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是什麼。從調查結果看，到去年為止，六四燭光晚會的最大公約數是：香港能否實現自由民主這些普世價值。
如果我們在今年晚會問相同的問題，结果會否不一樣？也許吧，因為本土意識較重的一些參加者可能離開了維園，同時可能多了一些關心中國的市民，因受不了學生組織的言論而決定要出席晚會（我身邊就有幾個家人和朋友明言因學生組織的言論而要出席）。但我認為，就算在一年半載之中有些「反彈」，表二和表三展示的那種跨越十年的趨勢，是會繼續的。事實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晚會前一天發表的民調，就顯示了類似的趨勢也存在於廣大市民當中：認同香港人有責任推動中國民主的，雖然仍有六成，但算是歷史新低；不過，支持平反六四的比例較過去兩年高，認為不應解散支聯會的比例也比過往三年高。亦即是說，整體上，香港人仍然堅持紀念六四，但紀念六四這行為，跟推動中國民主化有傾向脫鈎的現象。
參與晚會與本土沒必然衝突
晚會參加者的意識形態本土化，越來越少關心中國，這是否一件好事，視乎價值判斷。但在現實層面，面對着以上的結果，本土派和支聯會是否都有些搞錯？對很多晚會參加者來說，參與晚會跟本土沒有必然衝突，甚至跟「和中國切割」沒有必然衝突。如果將參與晚會說成是「被綁在建設民主中國之上」，根本不符參與者的想法。
學生會和本土派組織對晚會的攻擊，把晚會參加者視為被支聯會操控愚弄的一群市民，這跟建制派動不動就說參與示威抗爭的年輕人「受政黨操控」如出一轍。晚會參加者的悲傷，不是給什麼組織操弄出來的。三年前進行過一輪晚會參加者深度訪談。八九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還是有兩三位被訪者在訪問過程中落淚。陳韜文教授和我在幾年前的一篇論文就寫過，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首先源於事件對人們造成強烈的情感烙印。
較常參與香港社會的集體行動的市民都應該知道，在各種大型示威中，台上的人喊口號，台下有多少人會跟着喊？星期六的晚會中，參與者最齊心回應台上，就只是支持港獨人士搶咪之後的那一刻了。台上主持說，無論台上發生什麼事，相信大家都會繼續以燭光悼念，這倒說出了某種實況。不少人同意，如果有團體不喜歡維園燭光晚會的形式，另起爐灶，以不同的方式紀念六四，並無不妥。站在參與者行動自由的原則上，我也同意這說法，只是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還是會堅持去維園的，不是因為支聯會，只是因為大家知道，只有在維園，才有27年的傳承，才有十萬志同道合的市民一起參與。社會運動研究的宗師級人物Charles Tilly說，社會運動就是通過集體行動展現人們的價值（worthiness）、團結（unity）、數量（number），和承擔（commitment）。到目前為止，只有在維園，才能找到這些東西。
支聯會需重思六四論述
不過，以上的調查結果和討論，也代表着支聯會的確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六四論述，和那差不多完全面向中國的五大綱領，會否越來越不切合晚會參加者以至香港市民的想法。從晚會的內容看，支聯會當然明白到回應社會趨勢和本土意識的需要，但長遠而言，回應本土，不是主持人發言時調整幾句，再搞個青年人發言環節就可以的。絕不是批評那環節，只是說，既然是個「禮儀」，到最後涉及的，還是禮儀的基本要素，例如有多少市民，能衷心地唱出那句，「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最後，簡單地在「世代」問題上說幾句。多得蔡子強在台上邀青年人起立，大家以目測評估，青年人似乎也佔了晚會參加者三四成左右。前一天港大民調結果也顯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在18至29歲市民中比例最高。這很容易理解：青年人中沒有多少建制派支持者。所以，青年人整體上不支持紀念和平反六四這種說法，沒有客觀基礎。不過，這不等於沒有世代差異。中大和港大的活動，也的確有很多人參加。就算是維園參加者當中，年輕一輩對六四情感較單薄、較傾向用本土視覺看問題、較缺乏一個現政權以外的中國概念等，也是事實的一部分。紀念六四的活動，要正視世代差異，但不要墮進世代衝突的圈套中。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為簡單起見，文章只用上2004、2014及2015年六四晚會現場調查的數據。三次調查均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執行，受訪人數分別為522、626及87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