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1990年開始，每年6月4日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參與者均達數萬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之一。
近數年，香港本土主義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評支聯會將六四事件與「愛國愛民」、「建設民主中國」等運動綱領綑綁，主張六四與愛國思想切割，並於2013年開始另起爐灶，在尖沙咀同時舉辦六四集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以往學聯均會代表大專院校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並上台發言。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不以學聯名義參與維園晚會，在港大自行舉辦活動。今年，本土之火繼續延燒，學聯宣布退出支聯會，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亦將自行舉辦六四晚會，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甚至質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
香港與六四應否切割？已成為今年無法躲避的焦點……
應否悼念六四這問題，以往只會與親北京人士爭執。「向前看」、「放下包袱」、「國家成就很大」之類的說辭，在廣大市民眼裹，很多時只會被視作為了權力利益而出賣良心、不仁冷血的表現。然而聲勢漸大的「本土派」近年亦加入戰團，力主不再參與堅持了二十多年的維園悼念集會，幾位現屆學界人物亦語出驚人，引來不少批評。不過，其動機與以往親北京人士南轅北轍，完全不可相提並論。而指摘學生們不仁冷血亦無助了解當前爭議的核心。
本文無意討論「應否悼念六四」這問題，一方面因為社會討論既豐，於此不必多費唇舌。但更重要的是，這次爭議中，「應否悼念六四」其實已非問題核心。它極其量只是一道觸媒，真正的問題是，在多元身份認同衝突下，香港作為一個政治社群應如何回應處理，而目前雙方的憤慨，甚至敵意，實在非常不健康。筆者認為，妥善處理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盡早明白三點：一、我們並無單一身份認同；二、這狀況必然持續；三、絕不可以單一身份認同為藍本去想像「香港」這政治社群的未來。
「同屬中華民族」的想像
香港大學學生會長孫曉嵐說：「六四對年輕人意義不大」。這一句話實已道盡本土派的核心理據。出生於八九之後，年輕一輩對六四的認識大多停留於一幕幕電視畫面：每年的燭光、火紅的天安門、長安大街上奔走的人群、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等等。然而，他們未有親歷其境，他們很多甚至並非成長於1990年代。90年代，「六四」的餘溫仍熾，四處仍是「平反六四」、「打倒李鵬」的塗鴉標語，民主黨只要穿起六四血衣，立法會選舉就戰無不勝。八十後（即筆者一輩）的成長環境中，「平反」與「悼念六四」是公義與良知的代名詞。然而，年月漸遠，香港亦非一成不變，對於毫無親身經歷的新一代而言，「六四屠城」只是眾多人類慘劇的其中之一，而且單論規模，還算不上最淒慘。那為什麼要特別悼念六四呢？當中連繫着六四與新一代最重要的紐帶，實在是「我們同屬中華民族」的想像。
這不是說「六四」只是中國人的家事，我們當然可以純人道與正義的角度出發去悼念六四，但這無法解釋悼念六四在香港的巨大政治意義。八九民運並非只是人類浩瀚民主運動的一環，因為當中同時亦包含着香港人在80年代對中國改革開放以至民主化的希冀，包含着香港人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子那「我們不喊誰喊」的回應，包含着香港人從單純地恐懼並逃避共黨治下的中國，到決心介入中國的命運，以回應當時「北京市民」以至「中國人」所展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從籌運物資、集會聲援，到黃雀行動，及以後的燭光集會，1989年，香港的確曾與中國的命運同在。「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中的「愛國」二字，港人當之無愧，這亦不會因為新一輩想法不同而改變。
在一次訪問中，司徒華先生曾對筆者說：「愛國所愛的『國』是什麼？是山河，是人民，是悠久的歷史文化」。這「中國」不會，亦不應因為一時的中共政權及其人民而被抹殺。歷史長河中，華夏民族幾經興衰，「八九民運」，正是一個民族良知的爭扎，而「平反六四」，則是對此民族良知的尊重，亦將是「中華民族」在道德意義上復興的里程碑。因此不管你是哪一代人，有否親歷六四，但凡參與於此「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就有責任守護其良知，就有責任去推展其道德意義上的復興。因此對生於香港的中國人而言，六四屠城，意義絕非其他人道慘劇可比。但是，若然這民族想像的紐帶已遭切斷又如何呢?
與「中華民族」切割
民族身份認同，絕非渾然天成，它只是「想像的共同體」，本身並無任何客觀基礎規定某某人必須屬於某一民族。血源、歷史、文化、共同受難經歷等，固然可以引起民族想像，但正如同一堆木頭石塊可以興建出不同的建築，即使有我們有共同歷史經驗，亦不等於我們必定有相同的民族想像。一旦新一輩拒絕參與「中華民族」這想像，自然亦談不上「平反六四」的特殊責任。當然，只要他們仍當自己是「人」，那「人道」與「公義」上悼念六四的責任依然存在，但其道德責任將不會高於悼念其他慘劇及為民主與公義犧牲的運動。擺開某些過激言論不計，這似乎正是「本土派」的基本立場。反對悼念，並非因為人道上不應悼念，但是為了與「中華民族」切割，即使在人道上有虧欠，他們亦在所不惜。至少在言行上，他們視表達政治立場，重於表達人道立場，但這不代表本土派與人道立場有任何根本衝突。
因此，六四悼念的爭議，其實是一場身份認同衝突。較淺的一面，是純人道立場與「本土派」的衝突；前者認為不論政治立場為何，都不可放棄讉責人道慘劇，不可停止要求伸張公義，不可因為要與「中華民族」切割，就輕侮慘劇的犧牲者。不過其實稍加操作，這衝突不難調和，最近努力闡釋如何賦予悼念六四「本土意義」的文章，多有點明「八九民運」與香港的民主運動，同是在中共政權下爭取民主、力抗暴政，或多或少都是循此調和「本土」與「公義」的方向進發。
真正嚴重的衝突，在於支聯會那種「中華民族視角」與本土派堅持要與之切割的政治訴求。本土派對支聯會六四晚會的連番攻擊，目的是主張並要求所有香港人放棄「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即使支聯會的人多次表示如果理念不完全一致，將尊重其他悼念方式，他們仍決不放鬆攻擊，甚至不惜出言侮辱冒犯。如果問題只是「如何悼念六四」，分開悼念或不悼念就夠了，香港從無逼任何人參與六四晚會。但這不足夠，因為主要的攻擊目標根本不是悼念六四，甚至不是行禮如儀，而是悼念背後的「中華民族」身份認同。於是對承載着這身份認同的儀式必須加以否定、攻擊。即使他們明知參加維園集會的市民不一定是抱着民族情感出席，只要主辦者支聯會的綱領不變，他們就不會輕易放過。
身份認同成因複雜
然而，我們真的應該如此攻擊彼此的身份認同嗎？既然民族身份認同並非渾然天成，那就無人天生有義務做一個中國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就算不上什麼離經叛道，而尋求「本土香港身份認同」甚至是一種道德情操。但換個角度而言，難道我們又有義務做一個「本土派」定義的「香港人」嗎？
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成因可以非常複雜：歷史環境、社群互動、個人經歷、良知所見，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感動，都可以是促成某一身份認同的原因。而基於對「某種身份認同」的自覺，我們又得以發展出相應的道德情操以推展人生，於是人生經歷又反饋於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理解，一此一彼，人的道德人格遂得以開展，而人生經歷亦得以透過身份認同的框架編成故事，從而得到意義。
暫且放開政治不談，試想想一個人機緣巧合地當了教師，起初只是為了薪金，但在教學過程中他開始覺得滿足，並因為看見學生的成長而感動，漸漸他以教師自居，並按之思索如何才算一位好老師。年復一年，他竭盡心力去教育學生，結果他與「教師」這身份認同已密不可分，而若我們離開了「教師」這框架，便亦難以真正明白其人生故事的意義；例如，一個金融奇才可能無法理解這教師為何為了丁點薪金如此盡力。
種種條件不同，身份認同亦會各異，說得浪漫一點，身份認同是「人」以「良知」反觀自身，在這渾沌的世界中找到立足點，並因之開闢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破土為田，以滋養出人文心靈與文化生命。因此，身份認同非但會因人而異，我們亦很難離開其本身脈絡去論斷誰對誰錯。
如是者，我們可以預料，人人的身份認同在政治上必不盡相同，我們當中固然有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拒絕「中國人」的身份，但香港仍有很多人（特別是上一輩）既視自己為「香港人」，亦視自己為「中國人」；道義上，本土派，甚至是港獨支持者固然可以是按其道德情操行動，但心繫華夏以要求建設民主中國的香港人又何嘗不是？
認同有異，非必然鬥爭
我們無理由視「去中國化」的香港人為離經叛道，但亦無理由不容許「香港人」同時自視為「中國人」。蔡英文就「周子瑜被迫道歉事件」，曾表示「沒有人需要為他的認同而道歉」，當時香港一片讚好。但這句話又會否包括「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這身份呢？只要一個社會保持多元開放，身份認同多元化的情況就會持續，就算只有一個「民族」，仍會有其他差異。
當然，多元化絕非亳無限制，如果某種身份認同開始驅使人們攻擊他人，或嚴重違反「人道」，一個社群斷無法置之不理。但我們不能忘記，「道德情操」本身具有巨大政治能量，這次「悼念六四與否」的爭拗已可見一斑。如果我們輕率地因為不同的身份認同會帶來不同的政治願景和想像，就開始互相攻擊，黨同伐異，那我們的社會恐怕將會進入非常漫長的鬥爭歲月。
但是鬥爭絕非必然。除非我們覺得凡是不認同自己的人都不再屬於「香港」這社群，否則香港的未來必然是建基於足以讓有不同身份認同的人共存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分歧」並不意味着「有你無我」，互相了解、尊重、尋求共存之道才能為香港找到出路。而當中第一步，就是先了解並承認「香港人」這身份認同並無單一內涵──我們是不同的。單單不斷指摘對方「冷血」、「無良心」，甚或出言輕侮，辱罵對方為「鴇母龜公」，只會不必要地加深各方敵意，並逐步將香港推入鬥爭的輪迴。何必如此？
（陳永政，旅星香港學者，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