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7日，台湾艺人宥胜在其个人YouTube频道宣布复出，称自己曾做过不好的事，但现在努力负责面对，希望继续分享梦想和故事。影片中，他虽未谈及自己做过哪些“不好的事”，但显然指向去年底刚落幕的强制猥亵诉讼：两年前，三名女性接连在脸书上发文，控诉遭宥胜多次在未经同意的状况下强吻、背后环抱及不当触摸。
“发生这事后，自己压抑在心里好几个月，觉得说出来也无法改变些什么，也没有任何有力的实质证据能够证明些什么⋯⋯近期MeToo话题又开始延烧起来，才发现我们心里的结其实都还没有解。”当时其中一位受害者在脸书上如此写道。
宥胜的性骚扰案，是两年前台湾MeToo运动爆出的众多事件之一。2023年5月底，一封民进党党工自述遭外部合作导演性骚扰、却未受主管妥善处置的求救信，伴随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中党工遭性骚的剧情，引发民进党、以至于整个政治圈动荡。
随后，更多来自娱乐、艺文、教育圈的受害者，透过社群媒体揭露遭性骚或性侵的经验，加害者不乏知名且形象良好的公众人物。整个夏天，台湾社会中女性及性少数者自性伤害事件中幸存的证言，在社群上如燎原之火，烧向试图否认及掩盖犯行的加害者及权力者；个人与他人的身体界线、关系中的性别与权力，也成为不分领域、职业的关注焦点。
当年这场被视为迟来的MeToo运动， 掀开台湾社会中隐藏多年的性别与权力黑洞。两年后，端传媒整理了166笔于2023年5月至8月间，被指控曾施以性骚扰或性侵行为的人员名单，并据此分析MeToo指控来自哪些领域、双方的关系类型，以及受害者的揭露管道等。
2023年的这场MeToo运动铺天盖地，相关指控及案件追踪难以穷尽，这份名单虽非全面亦难完整，但我们仍试图从这份名单出发，追踪几桩代表性事件的后续发展，进而分析事件经内部调查或司法审判的比例，探究台湾社会经历MeToo运动后，发生哪些变化。
艺文娱乐圈成“重灾区”
端传媒所整理的166起性骚及性侵指控名单，超过八成案件集中于2023年6月间揭露，受害时间则从数个月前至数年前不等，显示受害者的创伤并未随时间淡化，而是等待适当的发声时机。此外，有别于过去受害者控诉名人时，多透过政治人物或新闻媒体发声，MeToo运动中有高达七成事件由当事人自行透过脸书揭露，或是由亲友透过脸书公开，突显受害者在此次运动中主动掌握话语及叙事权的企图。
综观不同领域中，艺文及娱乐圈是MeToo事件的“重灾区”，2023年6至8月间共爆出63起指控，居所有领域之冠，其中多起事件因加害者为知名人士，成为公众焦点。
其中，艺人许杰辉、黄子佼被控于表演教学及试镜拍照过程，对前来试镜或上课的受害者进行言语及肢体骚扰。黄子佼被以强制猥亵罪起诉，而检方在调查黄子佼犯行过程中，更于他的个人硬碟中，发现上百部购自“创意私房”的未成年女性性剥削影片。
除以上两名艺人外，亦有高达三十名受害者出面控诉遭艺人NONO（本名陈宣裕）不当碰触、强抱、强吻、甚至性侵。今年5月，士林地方法院以一件强制性交未遂罪行，判处NONO有期徒刑2年6月，其余六件被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NONO至今否认所有犯行。
MeToo事件第二多的是学术教育圈，被指控的加害者多具教职身分，利用师生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控制受害者。如台师大图传系副教授邱于平，在系上过夜活动中，以“陪老师到外面抽烟”及“叫学生起床”为由，揉捏女学生的脖子、肩膀、下腹部、臀部；曾任教台南艺术大学、台中教育大学的美术系教授谢东山，以创作名义邀受害者穿裸露衣著拍照、并在拍照过程中强抱受害者；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系兼任讲师黄恩暐，以动态侦测摄影机于办公室、厕所及民宿偷拍女学生，事后还威胁受害者“如果讲出去、未来也别想在设计领域混”。
同时，也有多名教师遭指控与女学生发展亲密关系，类似案例包括前台大社会系助理教授李明璁、成大台文系副教授简义明、前南艺大助理教授蒋伯欣等。
第三多的类别是政治圈。在民进党内接连爆出合作导演、党工、组织部副主任性骚扰事件后，陆续有受害者出面指控不同党派的MeToo事件，如镜文学总经理董成瑜指控曾在饭局上遭国民党立委傅昆萁不当触摸；前民众党立委女助理控新竹代理市长邱臣远“不断朝我身体上下打量”、“将手放在我大腿的左手上”；也有竞选志工指前台湾基进立委陈柏惟多次对她说出不当言论、用左脸蹭她的右脸等。
不过，在名单记录到的23件发生在政治圈的MeToo事件中，仅有五位被指控者承认造成受害者不适并道歉，其他如前民进党组织部副主任林男固（否认但道歉）、国民党立委傅昆萁、郑正钤以及邱臣远等人皆否认，其中邱臣远更向揭发此事的女助理提告。台北地院于今年3月判决邱臣远败诉，但据受害者于脸书发文指出，邱臣远持续提出上诉。
整体而言，发生于艺文娱乐、学术教育及政治圈的MeToo事件占总数逾七成。综观这三个领域，皆为权力集中度高，常见师生／师徒或上下指导关系，以及内部网络紧密，加害者与被害者共事及合作对象高度重叠。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陈美华则分析，演艺人员的身体很大一部份是人们评论、凝视的对象，当表演工作者无法承受身体被性化、客体化的过程时，会被视为不专业；此外，很多表演工作者为非典型受雇者，使他们更容易配合前辈的要求、或为追求“专业”，而曝露在更危殆的处境中。
根据受害者的证言，我们也发现，在类似的环境下，当加害者与受害者权力不对等时，加害者容易藉权力关系接近且控制受害者，受害者也会因此受困于组织或行业内“默契”、“害怕得罪人”而不敢反抗或发声。
此外，相较学术圈或公部门针对性平事件有具体的申诉管道及惩处办法 ，艺文娱乐圈的工作者多属非典型雇佣的劳动模式，受害者或加害者可能不隶属于任何组织，这也导致受害者即使想要申诉，也求助无门。
进入司法程序数字不足四分之一
在MeToo运动中，受害者找到一个将过往伤害说出口的机会，这也为第三方介入调查打开了空间。在名单中，48%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属单位在事件爆发后启动了性平事件处理机制或内部调查。其中，不少加害者在事件曝光后遭到停聘或解聘。
例如清华大学在中国民运人士王丹遭控性骚之后，宣布停聘其兼任客座助理教授一职；台湾大学也在2025年解聘李明璁，并列入不适任教师名单，未来四年不得再于校园任教；被学生指控性骚扰的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前执行长许晋志，同样被中国文化大学及嘉义大学终止聘约，并通报为不适任教育人员。
至于偷拍学生的黄恩暐，去年台北地检署调查后，以《个资法》、《刑法》妨害秘密罪共98罪起诉。邱于平则于去年5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四个月有期徒刑，可易科罚金，而台师大虽然已经停聘，但去年停聘期满，校方仅能要求邱于平不得进入校园、避免接触学生；教育部则表示，已发文请台师大重新评估此案是否达终身解聘标准。
也有人在MeToo指控后遭抵制或取消。如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在艺术家谢春德遭控多次性侵未成年少女后，中止原先合作的演出计划，后续台北地方法院以追诉期已过且证据不足、难以认定有犯罪嫌疑裁定声请驳回，谢春德寻求台湾知名艺术杂志《典藏杂志》专访复出，惟报导仍对谢春德是否清白抱有疑虑。被指控言语骚扰女设计师的歌手陈升，当年原订出席的天母啤酒节演出被取消，后续跨年演唱会则照常举行，今年6月也将出席棒球队乐天桃猿所举办的音乐派对活动。
MeToo运动后，许多人期待加害者能为伤害负责、受到法律惩处，然而根据名单，仅22%的MeToo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其中半数案件以不起诉或无罪结案。客语歌手黄连煜、金马导演游智炜、以及前台南市政府发言人易俊宏等，目前皆无任何刑民事责任。
而遭判决有罪的加害者，则有强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沛君、被依强制猥亵罪判刑11个月徒刑的泛蓝名嘴朱学恒；同样被以违反强制猥亵罪判刑八个月的宥胜；以及因外流网红伴侣耀乐私密影片，被以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判决七个月徒刑、缓刑三年的艺人炎亚纶等。
更有部分被控方对指控一方提起妨害名誉诉讼。MeToo运动初期率先发声的《人选之人》编剧简莉颖，指控中国流亡诗人贝岭曾趁见面时对她性骚扰，遭贝岭反指简杜撰事实并提告，惟最后检察官裁定不起诉。
另一起知名的案件，是艺人大牙及郭源元先后控诉曾遭职篮P League+执行长陈建州强抱、性骚扰，事后陈建州否认犯行，并对大牙提告妨害名誉，但检察官裁定不起诉；陈建州虽在事件爆发后一度请辞职篮联盟执行长一职，但不到半年又回任副会长，更去去年11月开始“暂代”执行长。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彭仁郁分析，国内外MeToo事件中，司法之所以不尽如期待、甚至可能造成受害者二次伤害，源于刑法为国家行使公权力对人裁罚，审理过程会以最严谨的方式确认加害者是否犯下被指控的犯行，“受害者在法庭上的角色更像证人，每一句话都需要经过检验。也因为这样，受害者想像的正义，跟司法一定会有落差，体制能还他正义的比例一般来说也很低。”
性平三法通过后，然后呢？
MeToo运动成为2023年夏天台湾社会的关键字，同年7月，立法院迅速修改性平三法（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重罚权势性骚扰、增加通报机制，然而尽管祭出重罚，两年来台湾仍发生多起重大MeToo事件。
2024年，台北市一名17岁女性员工在麦当劳打工期间，遭主管利用排班权力多次性侵，受害者虽向警方报案并向麦当劳提出性骚扰申诉，后续仍因此忧郁自杀，今年4月士林地检署侦结后因罪证不足不起诉其前主管，现由高检署发回续查；另一边受害者家属则指控，麦当劳在内部调查访谈时暗指受害者与加害者有情感因素，在受害者过世后，麦当劳才表示愿意提供心理咨商，加害者也从未出面。
在学者眼中，制度性的通报、重罚，都无法回应MeToo事件的复杂性。“现在的设计就是套装行程，受害者如果无法进入套餐的格式，就无法受到帮助。”彭仁郁说，最严重的性暴力多发生于关系状态下，受害者的揭露意味著要背负破坏关系的风险，但政府仅预设受害者通报后的平反机制，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专业心理咨商及社工资源，协助受害者理解当下状态、或是进行后续的法律诉讼；受害者身边的社会支持网络，也不见得理解能如何协助。
彭仁郁也指出，台湾至今未进行全面的性暴力调查，无从辨视可能的受害关系或加害者类型，更缺乏对于情感关系及身体界线的讨论。“有男生说现在谈恋爱要很小心、不然会被当MeToo，这样的声音，显示我们还没有思考那条线要画在哪，”伴侣关系中若担心踩线，双方应尽可能沟通、询问彼此的感受，但在年轻世代的想像里，性欲情欲仍被当成一种冲动，教育现场也没有尽可能与学生讨论身体界线、什么样的暧昧叫做踩线。
此外，彭仁郁表示，社会讨论MeToo事件时过度将加害者妖魔化，也无法进一步爬梳养成加害者行为的情境或环境，“有些犯罪可能跟人的成长史或社会文化发展有关。我们以为只要把这些可怕的人赶出社会就安全了，但同样的方法用了几个世纪，从来没有成功消除过性犯罪，那是不是该想一下到底该怎么做？如果只把他们当恶魔，他们永远在暗处，不会现身。”
陈美华同样认为，政府快速修法，表面上解决社会焦虑，后续却未进一步带动关于避免MeToo事件的政治或政策讨论，真正被社会取消的加害者也不多，“政府很少有一个人出来宣示性骚扰零容忍，大多把MeToo都归为是私人行为，然后用法律来解决。”她说，人们似乎觉得有修法就够了，但实际上仍有许多事情可做，“像是受害者被加害者告，他们需要义务律师、法律咨询，却只能向民间组织求助。”
她也观察到，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学生开始透过网路建立支持体系。在陈美华为研究进行的焦点团体访谈中，不少女性在网路上读到其他人的故事，透过私讯连系询问求助方式，发文者也大方分享不同资源；不相识的学姊学妹，会一起回到母校、检举有性骚争议的教师；也有地方的妇女团体持续举行小型的分享活动，鼓励有类似经验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大家相互给出情感支持，让很多人不崩溃，是这场运动很重要的地方。”
群众看待加害者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宥胜的复出宣言引来大量舆论挞伐，不到一周，他即宣布取消复出计划，称未来不再以宥胜名义活动，会捐出所有社群平台，并“低调进行实际的弥补行动”。数天后，媒体报导指出宥胜已与妻子离婚、搬离原本住处，宥胜的社群帐号包含脸书、IG以及YouTube频道也全数关闭。此前，艺人曾国城也因公开表示“期待黄子佼复出”遭到网友炎上，最终请辞公视节目《一字千金》的主持工作。
“过去MeToo事件里，很多人会选择站在加害人那一边，因为他们有权力。2023年的运动打破了这样的惯性，加害者所受到的支持，变得没那么理所当然。”彭仁郁说。
在两年前的MeToo运动中，一则出面指控宥胜的脸书贴文，文末是这么写的：“说出来不是要他得到什么惩罚，只是单纯想好好的说出来，希望上天不要惩罚他太多，因为我们不想往后的生生世世跟他有任何业力纠缠。愿大家能更重视任何职场上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性骚，但愿我们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拥有保护他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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