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昏黄的地下室，简苑玲冷不防对我说了个故事：在遥远的森林深处，有一座被层层荆棘包覆的高塔，睡美人被困在没有门也没有楼梯的塔中，得靠自己逃离这座监牢。她将一条条的床单绑在一起，从窗口抛出，小心翼翼地攀著绳索而下。
一落地，眼前一头恶龙张牙舞爪地袭来，她挥舞著刀剑战斗。她得逃出那处阴郁的森林，每一步踩在荆棘上，她的双脚也因而流血，滴落的鲜血却开出鲜艳的花朵——荆棘之路终将开满花朵，是她一直用来鼓励自己的话。
她一直怀抱著这样的寓言生活著。在那场意外中烧伤两年后，她想为自己留下纪念，遂决定在身上烙印下受伤的记忆。即便此刻的她，全身在火蛇捆缚过后几已体无完肤。
“那个刺青师态度有些倨傲，他不会随便刺青，他有原则。”简苑玲说，他要我说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他听了、同意了，才愿替人刺青。
简苑玲把那个“荆棘之路终将开满花朵”的故事说了一次，想到复健的辛苦，说到自己热泪盈匡，眼前的刺青师瞅著自己，手上抖著烟灰，白烟袅袅上升：“欸，小姐，可是荆棘不会开花啊。”
气氛转瞬尴尬。她说，刺青师说要有刺又有花，不然就帮妳刺玫瑰好了。她拉起右手的袖子，让我看看右上臂的“玫瑰”图腾，“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对吧？”
“我本来选了一块没有被烧到的皮肤，结果被刺青师痛骂一顿，”刺青师说她身上完好的皮肤所剩无几，好好一块皮肤还要拿去刺青，“真的是头壳烧到坏去！”
最后，简苑玲选择在自己烧伤的右上臂上烙印上这朵玫瑰，那时被烧坏的神经还没长回来，在那一个多钟头的刺青过程中，她感觉不到疼痛。
我看著那朵玫瑰，与身上原鲜红的烧伤疤痕一样，随著十年过去，颜色也逐渐淡去，问她要回去补色吗？“不要，我怕现在已经会痛了！”
简苑玲是十年前台湾八仙粉尘燃烧事件中的伤者。这场意外，总计造成15人死亡、484人受伤，她的全身烧伤面积达70到75%，超出整体平均烧伤面积的41%（编按：全身烧伤程度大于40%以上有260人，80%以上有30人）。在加护病房住了21天后，全身缠著绷带地被推回普通病房，之后又住了月余之久。她在医院中度过那年的暑假。
火焚后十年，她在台北喜剧俱乐部的地下室，埋头苦写人生首场open mic的脚本。她对人讲著自己的炙烧人生，“你见过地狱吗，我见过，而且我的地狱还著火。”
尘燃
2015年6月27日，位于台湾新北市八里区的八仙乐园涌进逾四千人，这座久负盛名的水上乐园，是北台湾夏季的戏水胜地，也是青年男女与家庭出游的共同回忆。
那晚，地处八仙乐园最深处的“欢乐大堡礁”，被一声声重低音持续敲响，数百名年轻的躯体随著音浪忘我的摆荡身躯，那是一处被抽干水的戏水区，被活动业者租借来举办彩色粉尘派对——那源自印度“彩色节”，现场烟雾缭绕，视野所及尽是一片缤纷的梦幻景象。配合著派对电音的节拍，水池成了派对舞池，青年男女沈浸在如梦的烟雾中，掉入狂欢的迷幻世界。
24岁的简苑玲，是一名心理学研究所学生，她与友人们一步步地向前挤向主舞台前方，却不是为了更近距离沈浸在重低音响跟彩色迷雾中，而是想方设法摆脱一名搭讪的游客。
正当简苑玲一行人挤到主舞台前三、四排，看到对方不再跟上，她不禁松了口气，但还来不及反应，她已感觉到全身莫名发烫，原先还以为是舞台特效，这才猛地发觉“不对！我著火了！”
现场狂欢的气氛瞬间转为惊恐的尖叫声，人群在烟雾中化为一个又一个的黑影，来回逃窜、相互推撞，有人倒下，有人被踩踏，有人爬起身，继续逃跑。重低音响持续猛速敲打，尖叫声亦此起彼落。
简苑玲倒在厚厚的粉尘上，她知道自己还在火海中，她的双脚已经疼痛不堪，夹脚拖已在奔逃中不知去向。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伤得多重。
她沿著水池的弧形坡道上爬，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旁的水上排球区域。原先打著排球的男女们，见到简苑玲狼狈的喊著要水不禁哑然失笑，直到她挤出一丝声音喊：“拜托！我烧伤了，我需要跳下去，接住我！”原先欢笑的男女纷纷挤上前去：“跳下来，我会接住妳！”
事后调查，起火原因在于派对现场大量的可燃性玉米粉尘悬浮空中，浓度过高，受破千度高温的舞台灯引火燃烧。窜烧的火焰蔓延派对空间，狂欢现场瞬间成为一片剧烈燃烧的火海。
夜晚的八仙乐园一阵骚动，一旁的游客都挤到事发水池，协助将烧伤的游客放到充当担架的八字形泳圈上，再以人力徒步穿越800公尺送至不得其门而入的救护车。那晚，救护车的鸣笛声响彻海岸边际的公路，一辆辆救护车奔驰而去，交错另一辆赶往现场。
根据统计，6月27日晚间，救护单位总计派遣千余名救灾人员、近150辆救护车，动员规模之大，超越过往台湾单一现场灾害的紧急医疗与救援调度记录。
整个园区陷入混乱、紧张与吆喝的气氛。简苑玲感觉好累、想就这样睡去。来来往往的救护人员对她进行检伤，说“还可以等”，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还上不了救护车。还必须留在这里。
“妳不可以睡著啊！保持清醒！”一旁的男子对她喊道。
那晚之后，简苑玲感到自己已经死去，那副缠绕绷带的模样令人感到陌生。但更陌生的，是随著火焚后而来的尖锐舆论。
污名标签
事发后两天，简苑玲还不省人事地住在加护病房时，政府启动了善款劝募，一笔笔善款不停歇地涌入，一亿、两亿⋯⋯最后总计约18.5亿元（新台币）灌入。
原先，这笔善款是为解决烧伤患者的医疗、复健支出，且由于伤者平均年龄不足24岁，在火焚过后，更须历经长期的生活与心理重建，因此依据不同伤势程度，透过善款协助伤者回归社会并能够自立生活。
然而，随著善款累积的金额翻倍成长，关于国家赔偿的讨论亦随之增温，时任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更公开宣示“会全力协助伤者请求国赔”，舆论风向从初始的同情关怀，转向质疑与批评这群伤者是“死要钱”、爱玩、跑趴、性爱趴、活该、全民买单，这些污名标签开始在网路蔓延，在烧伤的皮肤外，再一次灼伤脆弱的心灵。
彼时，头两个月，简苑玲依旧昏昏沈沈地躺在病床上，被施打大量止痛药与吗啡的她，对自己身在何处仅剩下模模糊糊的印象。
清醒后不多久，简苑玲的姊姊提及舆论，想让她有些心理准备。一句句恶毒的话语如荆棘刺痛了她，“我不觉得自己是爱玩的人，我很认真在生活，这是我第一次去八仙乐园玩。”
她在病榻上写下四千字长文，想让人们知道那晚发生的事。但更多的，是她急于澄清他们并不是贪婪的一群，也并非爱玩，只是遇到一场公共安全意外事件。
“前一年，酸民常说我们是‘全民买单’，但当初的医疗费是健保先代垫，再由社会善款去补贴。”如今，简苑玲的语气中没有起伏，同样的回应，她已说了不下百次。一开始，她甚至不觉得那些标签带有污名，更多的是种种不解：为什么这些人要在他们的人生遭逢巨变时，还要如此尖酸？
这股愤慨的舆论风气，延烧至同年11月，进而引发冲天大火。受害者家属召开记者会，正式提出国家赔偿的诉求，让舆论巨浪席卷而至，更多对伤患的不满与“贪婪”的批判，几乎成为这群近五百名伤患的罩顶阴霾。
简苑玲努力想要撕掉“国赔”和“死要钱”的标签。“国赔不是所有人都提，我们也没想要提国赔，”事发前两年，她在社群媒体上持续笔战那些讽刺八仙伤患的言论；再后来，她感觉累了、烦了，“就任他们去说吧。”
八仙尘燃的事发地点“快乐大堡礁”为一低洼的凹槽状水池，由八仙乐园转租给派对业者使用，罹难者家属主张主管机关交通部观光局、新北市政府与内政部消防署在监管、执法及预防上怠忽职守，包含快乐大堡礁并未取得使用执照，主管机关却仅要求改善、未依法裁罚或勒令停业，放任该设施长年违法营运。
更引人非议的，早年八仙乐园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曾违法填海造陆、占用海岸线及河川地，遭监察院与高检署多次纠正与调查，最高曾有38笔国有地遭侵占的纪录。而快乐大堡礁为国有土地，且为农业用地，依法不得作为游乐设施使用，也不得转租使用。
在受害家属眼中，八仙乐园在事发水池无使用执照，更违反规定将国有地“转租”给派对业者，政府却置若罔闻。他们提起国赔诉讼，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个说法。
两年后，八仙国赔案正式起诉，原告17人向国家求偿1.2亿元；一审时驳回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三审废弃原判决、发回高院更审。今年2月25日，高等法院更一审改判部分胜诉，观光署、新北市政府遭判赔七名家属共2100万。该起判决承认国家监督失职，这是八仙事件十年后，首度在法律上承认国家犯有疏失。
不过，在今年的胜诉之前，“全民买单”的标签亦随著一二审的宣判，使得恶意随之堆叠。“对我来说，我以前很怕被贴标签，所以有些话我会防卫，有些话不敢说，因为我知道这些标签贴在我身上，会对我或我的伙伴们造成影响。”
简苑玲说自己不敢多提国赔，提出国赔的是死者家属，不是她。“如果我说，我们没提出国赔，会不会伤害到家属？”而提起国赔的不是她，但面对“死要钱”的污名标签，考量到死者家属的心情，亦无法出面反驳“我们没提国赔”。在一片恨意的咒骂下，她逐渐无话可说。
非典型受害者
2019年，简苑玲成为一名执业临床心理师并开始实务工作，她开始接触创伤理论，读到“公平正义世界假说”，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身上的烧伤，却还得背负上贪婪的骂名。
在“公平正义世界假说”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的假设，当灾难降临，人们害怕灾祸发生在自己身上，因而必须做出区分：“你们活该爱玩，你们会受伤，但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不会受伤。”
心理学的解释让简苑玲逐渐释怀，“他们害怕面对生命的真相：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这种防卫机制其实保护不了他们，因为意外就是会发生。”
在理解到恶意的成因后，她觉得不再需要回应什么了。回头看那些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爱玩、性爱趴、吸毒、全民买单——她发觉自己从一开始的对抗与不甘心的战斗心态，渐渐地不再那么用力抵抗，也没那么在意了。“以前是很多人要在我身上贴标签，我要很用力地撕掉标签。但现在是，就算他们要贴标签在我身上，我也不觉得他们有贴在我身上。”
她开始重新看待“爱玩”的标签，她要把“玩”的定义拿回来，“如果我没有这么会玩，根本撑不过这十年。”
十年前，一直为了“爱玩”的攻讦而战斗抵抗的她，现在接受自己的“爱玩”，“玩是我的能力，让我撑过这段历程。幽默、搞笑，这些‘玩’就是我生命力来源。”
“我开始能看见那些别人在我身上贴的标签，那是他的观点，”她说，当她越清晰看见这件事，就会更知道，“无论你怎么想，怎么定义，那是你的想法与感觉，我不需要为你的想法和感觉负责，也不需要跟你纠缠。”
她唯一需要做的，是回到自己身上，决定如何诠释这件事，“选择什么是我、什么不是我，这是我可以自己选择的。”
她要过得更 real，她是八仙的幸存者，但不希望只能是八仙的幸存者。然而，全身大范围的烧伤，尤其双腿严重的火焚痕迹，那不是十年可以抚平的伤痕。
“八仙”的标签仍让她必须符合某种“受害者”的期待。外出会穿上短裙的她，不吝于展示自己的双腿，“那就是我啊，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但这样活得像“正常人”，却也引来一些人的异样眼光。
“像我男友的父亲就不喜欢我啊。”平时的简苑玲，会做指甲彩绘，穿短裙、无袖背心上街，但男友的父亲却难以接受，“甚至还说‘她烧成这样还能生吗’？”她说，仍有声音无法想像伤患能像个一般人，过上一般的生活；那些对伤者可以“正常生活”的无知，来自他们认为“你们如何能活得跟一般人一样，做什么指甲彩绘？”
“只因为我们看起来太快乐了，太正常了，太不像典型的受害者了。”简苑玲问我，“那什么叫太快乐、太正常，受害者只能抑郁一生吗？”
伪装
这天，在简苑玲筹办的八仙事件十周年展览上，她领著观众导览展区说道：展览想要推广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样子，即便是创伤，也能从中带著力量，长出新的能力。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某个伤患，不管是否在八仙事件、或是在社会里经历过受伤的人，他不想努力，他想待在那里与悲伤共处，甚至不愿走出，那也是他的选择。”她说，在受伤后如何重新生活，也是一种“标签”，也会落入以同一视角去定义，“所以我不会用‘走出’八仙创伤，而是会说‘走过’；他走过了，他也可以回头再看一看。”
林祺育是另个走过八仙创伤的人。我们跟他约在家里，今年30岁的他，十年前还是个大二升大三的学生，在6月27日那晚，他全身初判有85%的烧伤（后下修为66%）。同晚一起前去八仙乐园游玩的六名好友，其中一人在他昏迷期间因伤势严重而过世。林祺育直到清醒后才得知那晚同行的兄弟档，其中一人此生永不再相见了。
刚从公司回到家的林祺育，穿著白色长袖衬衫与黑色西装裤，如不细看，布满手背的疤痕已不太引人留意，只剩下淡淡的痕迹。
台北的夏季午后，天气溽热，我问他需要先去换个居家服吗，以免拘束。他向卧房走去，不一会换穿了件深灰色的长袖连帽外套回来。我问“不热吗？”他说“还好啦！”在摄影师的提议下，他最后再进房换了件白色短袖上衣回来，爬满双手的疤痕与如水洼状的坑洞，在屋内白色灯泡的照射下，显影出十年前烈焰焚身。
我们先聊到他养的狗“牛仔”（gû-á，台语发音），林祺育担心快17岁的牛仔身形太过削瘦、不好看，边为牠穿上件黑蓝相间的衣服，说牛仔出门经常被问“牠好瘦呀，怎么那么瘦啊”。他说，也许是自己内心的投射吧，“受伤前，我有在健身，身型壮硕，结果去玩个水出来就变成这样，全身黑黑丑丑，疤痕长出来后更让人无法接受。”
为老犬牛仔穿上衣服，对林祺育来说，也像是为自己穿上一件长袖衣裤，遮蔽那些蔓延四肢的火痕。那些问及牛仔太瘦的言谈，听在他的耳里，也像是问他是怎么烧成这样的。
受伤前几年，他去庙里参拜，信众看到他穿著压力衣劈头就问：“你八仙的喔？”虽然知道对方并非恶意，但被问及的次数多了，他渐感厌烦。尤其，在网路世界中，由“爱玩”、“活该”形构出的八仙伤者群体形象，让他更为厌恶“八仙”。他渐渐闭口不谈“八仙”二字，他要把“八仙”藏进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
“那时有人问我怎么受伤的，我不想解释，说是车祸，直接句点，不想多说，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八仙受伤的。”不是不想承认，而是承认后却引来更多的不解，“只有手烧到吗？”“住院住多久？”“赔偿拿多少？很多吧？”甚至沿著询问而来的唐突评论“你们就是爱玩啊！”他不想再回答这些问题。
尤其是善款，让林祺育很是矛盾。“善款让我们烧伤后的日子好过一些，很感激，但我们宁愿不要这笔钱，让我们活得这么辛苦。”善款的发放依据，是伤者的烧伤程度，一条手、两条腿、整个背、半张脸或是全脸，每个部分都是一条钱，“没有人为了拿这笔钱，让自己被烧成这样。”
随著一年年的流逝，林祺育渐渐不再在意；但让他不再排斥与“八仙”标签并行的原因，则在于社会的淡忘。十年一瞬，如今当他去到校园进行生命教育讲座时，许多学生已经不知道台湾曾经发生过这场惨痛公安事件。
他说有时也会忘记自己曾发生过这些事。“这也是一个过程，虽然不喜欢，但也是这样挺过来，慢慢学著、练习接受自己是八仙伤者。”
他接受了自己是八仙伤者，但也习惯性伪装自己。做为保险业务员，时常需要登门拜访客户的他，从受伤那年开始，凡是外出，无不穿上可以遮蔽四肢的长袖衣裤，虽然心理上感觉自己不再排斥“八仙”两字，但他依旧不想再去回应那些漫无止境的提问，“还是会觉得反感。”
现在，他只有在打篮球时会换穿短袖，他说球友专注在球场上不会过问。其他时候，虽然偶尔会穿短袖在家附近走走，虽然想做回自己，但心里仍有关卡过不去。包括最后换穿白上短袖上衣现身，他在心中挣扎了好几回。
十年前更棘手的是，他在烧伤外还并发“腔室症候群”，导致肠坏死，在紧急切除后仅剩下一、两百公分的肠子（编按：一般成人小肠长度约为300至800公分）。手术后，他一度肠胃停摆，需靠鼻胃管维持营养，身上插满十多条管线，伴随大面积的烧伤与多重器官衰竭。依据公式计算，他的死亡率超过百分之百，他也是八仙事件中被誉为“奇迹”的生还案例。
当年的“奇迹男孩”在病榻上苏醒后，意识不清地不确定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全身缠绕著绷带，他想看看自己的脸是否伤到，母亲挨不住他的要求，只得将手机递给他。打开相机镜头，林祺育看见自己的脸——语塞，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镜头中的那个人，黑黑干干的，他直觉那不是自己。
但真正令他崩溃的，是他首次拆掉绷带后为自己洗澡，火吻过后的身躯一条条起伏叠嶂的疤痕，还有坑坑疤疤大小不一的网状凹陷，“好好的皮肤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彻底崩溃了。
相较只剩一两百公分的肠子，烧损的外貌更令他焦虑。“我还是很在意外表，很多人问我还有在健身吗？我都跟他们说：不想了，就算练出来，疤痕也不会是我喜欢的样子。”
被烧灼过的身躯，也瓦解了他的信心。“出去认识女性，我的外观就是比不上别人，”他甚至想到一旦双方论及婚嫁，对方家长是否也会担心这样的自己，真的能够照顾好他们的女儿吗？
这样的假想实际未曾发生，但这套剧本已在他脑海中上演百回，“现在是女生在挑你，不是你在挑人家；都已经（烧成）这样了，你还想挑什么？”
这十年，他谈过一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两人外出，林祺育一样把自己包紧紧，但前女友跟他说“没关系啊，你自然就好，”说他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但伪装成了习惯，而习惯又让他感到安心，在长袖衣裤的遮蔽下，至少他可以隐身在人群之中。
就像蛹，他躲藏起来，也等待蜕变。躲藏让他感到心安，但他仍期待那个可以脱下长袖衣裤的自己。在蜕变来临前，他像蛹一样，持续承受著眼光、继续经历无声的挣扎，并持续成长。
他不想从人群中被辨识出来，他遮掩自己，让八仙这张标签，只有自己知道。
“生命斗士”
林祺育还可以伪装，黄博炜不行。“我穿了长袖也没法伪装，我的外观就是一个没有手脚的身障者。”他说。
原先，在6月27日那晚，22岁的黄博炜有多次机会提前离开起火地点的，但他一次次的错过与留下，没能在厄运降临前走出水池。
大火来临，黄博炜跟著一起逃窜，踩在厚厚的粉尘上，就如走在火上一般。他被人撞倒在地，整个人沉入满是火焰的地板，他直觉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在这里了。但在瞬间，一幅幅的画面在脑海浮现，他不想死在这，撑起身子，继续奔逃。
他知道自己逃出来了，起先忍不住地笑了笑，随后巨大的痛楚痛击身躯，有人拿了瓶水给他，他才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握住，眼前那原先是双手的东西，如今已是血肉模糊。
最后，黄博炜全身烧伤面积达90%，医疗团队一度评估存活率仅有5%，甚至几乎为0%。住院期间，黄博炜历经多次植皮手术，更有同一部分的皮肤反复取用后，导致全身几无皮肤可取的困境。
极重度烧伤、组织坏死，医疗团队为降低感染与败血症风险，最后在黄博炜仍想拚的决定下，截去了双腿膝盖以下与右下臂，仅剩左上臂。他活下来了。在住院七个月后，他要用全新的身体活下去。
但一切都不是那么顺利。没了手脚的黄博炜，曾在街上遭人恶言相骂，要他“不要出门吓人”。也有人留言给他，“放弃吧，活过来却残废，不如重新投胎”，也有人打赌，他开始复健后就会去自杀。嘲笑、讽刺、批评的舆论他一一看过，但“要为自己负责”、“不要拖累家人”的言论，亦是他决定截肢后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黄博伟坐在电动轮椅上，自在地打理屋内，招待我们喝著手摇杯。在他截肢后，外观极具冲击的画面与他坚持求生的态度，让他成了媒体上的“生命斗士”。他一开始对此称谓说不上喜欢。
他不是自愿成为生命斗士的。在病危时，为了力拚那5％的生存机率，他选择截肢，他拚到了，“不是我真的有多勇敢，是我真的还想活下去。”在出院后，黄博炜开始收到校园与机构的演讲邀请；第一场演讲，甚至让他觉得“那有什么好讲的”。
“你们鼓励我，说我很棒，但我是棒在哪？”一个从“正常人”变成没有手脚的身障者，他不觉得有什么值得被鼓励的，在刚开始可以使用手机滑讯息的当下，他没办法感觉到自己“厉害”在哪，也不知道自己哪里“辛苦”——他就只是躺在病床上，此外，就是听天由命。
但他决定去了，那是一所台北市的中学，在演讲结束后，有个中学女生跟他说，她本来想放弃数学了，“但听完你的故事，我想要再努力看看。”一个平凡日常的心得回馈，让黄博炜当下感受到，自己的故事对别人是有影响力的。
“你看到非常多来自社会的善意后，便会学著怎么样接受别人的好意。”他开始试著接纳“生命斗士”的标签，也渐渐理解到，从没有手脚到可以独立生活，那些付出跟努力是值得被肯定的。他愿意被肯定。而在开始独立生活后，人们对他的赞许，也让他愈感觉到自己被认同，也才能够同意，他的经历值得被赞许。
黄博炜更了解自己的“竞争力”在哪。他讲起地狱哏，说自己从外观的震撼度来看，若跟一群身障的街卖者一字排开，“我是不是生意会最好？”他说自己必须认清自己就是跟一般人不同，“我遇上了这场意外，但它不是一个羞愧的事情；我认同的是，我受伤了，但我很努力站起来。”
面对地狱哏，我还在选择适当的词汇，黄博炜接著说，“何况，我不是跟一般人不同而已，我还跟其他八仙的伤者也不同。”
“他们穿长袖遮得起来，我穿什么都遮不住，我不会因为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或是透过什么样的伪装，别人就不知道我坐轮椅。”在八仙这张标签前，他首先是个“截肢”的轮椅身障者。身障者才是人们第一眼见到他的印象。
他继续说著他的“优势”，也知道自己可以透过这样的“优势”做些什么。他分享，在一次的演讲行程结束后，他收到一封讯息，对方告诉他，自己在听过演讲后彻底对八仙伤者改观，因著此前八仙的负面舆论，让他对伤者观感不佳。对方承诺他，未来自己不会轻易对他人下定论，“这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他人的想法。”扭转那些对八仙集体的污名标签，是他可以借由自身“优势”达成的。
不过，黄博炜说自己最近有点偷懒，他也不是因为个性特别才做到这些，就跟一般人一样，会想耍废，“今天这样的历程换成另个人他也做得到，我不是天才，也没有什么天份，我只是持续在做一件事情而已。”
我们陪著他穿上义肢，坐上电动轮椅到户外拍摄，拍摄到一半，他突然回头对我笑笑说道：“今天的照片可以给我吗？毕竟我的手没办法（拿手机）自拍。”
地狱哏
爱玩、活该、死要钱、全民买单，这些年复一年的攻讦跟著走到了十年后。简苑玲努力过了，她努力想要让人们理解这是一场公安意外，它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一切令她感到徒劳。
“前面几年，我发现我的努力一点用也没有，到了第八年，哇，这些人还在攻击一样的事，讲著一样的话。一样，都一样。”她不是不想努力，她开始把重心放在咨商工作，与受过创伤的个案一起工作，“我越来越清晰，那个创伤之所以会这么伤，在于社会看待创伤有特定观点，我们好像只能活成那个样子。”
在她与督导工作时，她认识到，创伤会带来巨大的情绪，但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承受与消化那些情绪，因此会选择隔绝。隔绝了创伤，也断裂了自己，人与人之间也随之断裂，“因为你不理解我，我们之间就断裂了。”她说，创伤是一个机会，透过情绪了解自己；创伤也是个契机，让社会意识到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接住创伤，如果社会接住了创伤，彼此间是不是就不会断裂？
她一直在翻转创伤的定义与想像，她要拿回对创伤的诠释，透过重新诠释的过程重新找出力量，“我已经真心不在意那些言论怎么说我们了。”
但她在意社会怎么看待创伤。八仙十年过去了，不仅社会遗忘、即便受害家属也不解“还要提八仙做什么”?
“社会的善款是讨论创伤的开端，”她说，理解创伤必须去看见真相，“台湾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伤史，殖民、战争、二二八、白色恐怖，但真相是残忍的，看见真相又会带来大量的情绪。”人们说，事情都过了、该放下了，但事情就停留在十年前，关于这场巨大的创伤是怎么发生的，未来要如何预防。在修法、禁止彩色粉尘活动之外，她更想问：“台湾社会真的更重视公共安全了吗？”
在八仙十周年前一周，我去台北的喜剧俱乐部看简苑玲的首场open mic。现场来了她的咨商所的同事，许多亲友也从南部北上。主持人开场介绍，说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加油”，“因为没有人会在火上加油”，引爆现场一阵大笑。
简苑玲顶著眼前的强光走进舞台，高举双手与观众招呼，台下一片黑暗，她仿佛置身在一个黑盒子中，台下传来如雷的掌声。
她说著自己的创伤，笑说自己的年纪还算是“炙烧女孩”，不然就是“熟女”。在讲到地狱哏的段子时，全场哗然，随即爆出如雷爆笑。
她宛如老练的喜剧演员，八仙的创伤成了源源不绝的笑料，她严肃地说，受伤后走在路上许多人想装熟问她问题，“但熟的只有我而已。”她又说，有些人看到她的疤痕会说：“哎哟，烧成这样，好可怜啊！”她不改面色地回说：“这还好，我更怕别人说我烧成这样，好香喔！”
舞台上的简苑玲，屡屡突破禁忌地大开自己的玩笑，段子写的是自己烧伤急救的可怖经历，每一幕的惊心动魄与煎熬等待，在段子中，惨痛的悲剧都成了缤纷怪诞的喜剧。
在演出尾声，她引述了犹太心理学家法兰克（Viktor Frankl）的书说道：“环境不能限制，人都有终极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意义，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她停了一拍，看著台下的观众灿笑道：“而我，决定来讲地狱哏。”
十年前被火吞噬的她，十年后成了引火人，她知道胸中有把火在烧，这次她要自己决定火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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