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评论｜傅景华：我们都被老大哥把玩着──从Facebook到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计划在2020年全面实施名为社会信用体系的系统，每一个公民、企业甚至政府机关须获得社会信用评分，用以评定各类型有关信任和忠实程度，评分可用来决定接受某些服务和享有权力的机会。
评论｜江歌被杀案中的媒体表现：“促进沟通，彰显理性”的初衷为何失落？ 我的看法是，江歌案中的汹涌民意没有必要去批判，那是人们朴素感情的表达；真正让人感觉不适的是，这些感情被一些精明人转化成了注意力经济中的一环。
评论｜媒体与金融化社会的共谋──会投资，才是模范市民？ 金融化的社会需要大众成为投资者，所以它需要通过各种论述和文化实践来建构一个懂得投资的“模范市民”主体。而要建构这个论述和形象，媒体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