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媒体与金融化社会的共谋──会投资，才是模范市民？

几个月前，香港有一个名为“海之恋”的新楼盘开售，价钱昂贵，但据媒体报导无阻销情热烈。新闻引发了一些热议，自然跟拾级而上的楼价有关。其中，发展商与地产代理联合推出按揭方案，首期只需两成，但利息较高。据媒体计算，若参与发展商的按揭计划，买家最后要付出的总金额，是一般银行按揭计划的1.4倍。吊诡的是，参与发展商按揭计划的市民，应该包括经济能力较低、付不起昂贵首期的市民，但他们一旦参与楼市游戏，却要承担更大的债务。

当然，从发展商的角度看，降低首期要求，又不做压力测试，按揭的附带风险较高，所以需要收取更多利息才合乎效益计算。但这种按揭计划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把更多经济能力相对不高的人吸纳到金融和债务系统之中。

过去十几年，不少西方社会学者和政治经济学者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简单来说，金融化是指金融在经济以至社会活动中越来越重要，金融业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对个别市民而言，金融市场的运作和债务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生活，例如大部人的退休金，都通过各种基金在金融市场里滚动。银行和信贷机构不停鼓励人们借钱，信用卡和分期付款盛行，再加上楼宇按揭，在很多国家，拥有债务的市民比例越来越高，个人债务占收入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同时，无论人们自己有没有直接在金融市场投资，都越来越受其影响。

金融化的社会鼓励人成为投资者，强调个人要为自己的财政状况负责、承担风险。现实中，虽然2008年的金融海啸揭示过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但在过去多年，银行持续低息，有剩余财富的人，不想自己的财产“蚀给通胀”，也变得有需要学习投资。

“很难不投资而只靠工作改善生活”

笔者跟两位朋友在今年3月进行了一个与“金融化”这主题相关的调查研究（注一），其中一组问题，询问香港市民会否同意一些跟投资的重要性相关的说法。如下图所示，不少市民──尤其是年轻被访者──均认同“很难不投资而只靠工作改善生活”，以及“懂得投资更容易向上流动”。不过，这不代表年轻人投机心态很重。年轻被访者很少同意“投资跟赌博没有分别”。对年轻一代而言，投资不是赌博，而是要讲究知识和技巧的。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最年长的被访者中，越重视投资的人，越倾向消费物质主义，亦即是说，年长市民对投资的重视，连结着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但在年轻被访者之中，重视投资和消费物质主义没有关系。重视投资的年轻人，特点是较不同意社会上存在着平等机会。如下图所示，除了最年长的一群外，不认同社会公平和有平等机会的人，比认同社会公平和有平等机会的人，更认为投资重要。相比之下，最有可能认为投资重要的，是相对年轻而又同时不认同社会公平及有平等机会的市民。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年轻人不是纯粹因为想赚更多钱而看重投资。他们对投资的重视，在于他们对社会的金融化以及金融化下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有一定的体会。这也指向金融化社会的一个特征：金融化既是各种问题的来源，但只要社会制度没有大变化，在个人层次上，参与金融市场，又似乎是解决个人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当然，这现象的整体结果，是令制度更加难以改变。

广告、剧集中，金融化社会的理想人物

话说回来，笔者对金融化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和课题的兴趣，部分是因为它对传播学和媒体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启示，因为金融化的社会需要大众成为投资者，所以它需要通过各种论述和文化实践来建构一个“模范市民”的主体。这个模范市民，是一个懂得理财、愿意面对风险，从而对自己及家人承担责任的人。而要建构这个论述和形象，媒体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视。

笔者小时候对一个汇丰银行的广告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个广告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不同年龄、性别，和职业的人打开他们的存折，存折射出金光，映照在人的脸上，人们同时露出满足的笑容。那是一个强调储蓄的年代，而且世界非常简单，一个人的财富就记录在一本“薄仔”上面。

到了1990年代，“理财”开始取代“储蓄”成为银行广告中的关键词。1997至1998年间，汇丰银行又出了一系列令笔者印象深刻的广告。例如在那系列的“的士篇”中，第一对男女乘客在的士上讨论要借20万港元来结婚摆酒，第二对男女乘客谈买楼，第三组全女班乘客讲开储蓄、定期，和外币户口。三组角色，两组涉及借钱，形象上属“最传统”的第三组，户口中也有三类东西。三组角色身处的状况都跟结婚有关，广告聚焦在人生大事中的财务安排和需要，背后的信息，是懂得理财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同一系列中的其他广告，也有同样的潜台词。

至于今天，通过理财掌握人生，应该仍然是不少银行广告的主调。同时，电视上多见的可能已经不只是银行广告，还有各财务公司的广告，连已经很少看电视的笔者，都经常听到“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借钱当然要还，别付钱给中介）这个政府要求的风险提示字句。

广告以外，少不得普及文化文本。像两年多前重播时大热的电视剧《大时代》，内里的股票市场充满阴暗一面，刘青云饰演的方展博投身股票市场，动机是个人喜欢金钱和有天分而已。最后，方展博不是靠技术，而是要跟对手比运气，结局中，方展博的师父也在临终前劝人“及早离场”。在《大时代》中，投资市场归根究柢仍然是一个赌场。

《大时代》是1992年的电视剧，大概反映了一种80年代至90年代初对投资市场的社会想像。到了2011年的香港电影《窃听风云2》，股票市场也有幕后黑手、非法行为、价格操控，但吴彦祖演的司马念祖，是通过操控市场来向“地主会”报仇的，他并从中获取足够金钱让母亲安享晚年。刘青云饰演的股票经纪，在过程的最后阶段倒向正义的一方，虽然要犯法坐监，但摆脱了大老板们对他的控制，坐监后重新从事跟投资相关的工作。比起方展博，吴彦祖和刘青云在《窃听风云2》里的角色更能代表金融化社会中的理想人物，即是一个有勇有谋、有道德责任感地参与市场的人。从批判角度看，这些媒体论述和描写，是意识形态产物。

财经新闻的去社会化和去政治化

当然，跟金融最直接相关的媒体内容，还有财经新闻。有外国学者为财经新闻进行过论述分析，指财经新闻包含四套话语，分别强调股票市场的机械性、群众心理与市场现象的关系、参与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以及财经知识和投资技巧的重要性。结合起来，财经新闻把投资市场去社会化和去政治化，把它视为纯技术性的东西，“精明的投资者”可以赚取回报，立心不良的“庄家”们，也会通过“财技”来获利。

香港本地的财经新闻研究不多。一般人较有印象的，可能是香港的新闻信息媒体充斥着各种向受众提供投资建议和“股票贴士”的专栏和节目，以致出现了“财经演员”这个名词。“财经演员”为人诟病，在于有部分所谓投资专家可能根本胡说八道，有部分甚至可能为特定商业机构的利益而说某些话。但放到金融化的分析中，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投资建议和贴士式的媒体产物，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投资者形象，而这是需要较系统分析才能回答的。

同时，财经新闻的“去公共性”，应该也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重点。笔者最近跟一位当过财经记者，现于大专院校教书，同时在修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讨论，说很多上市公司的行径其实涉及重大公众利益，但公众利益却往往跟股东利益相反。在香港，“领展”可能是一个较明显的例子，一方面，社会上对屋邨商场加租、连锁霸权、小店绝迹等有很强烈的批判，但在财经世界，领展其实是一只表现很好的股票。而且，它那些为人诟病的做法，很可能正是它能赚钱、股价持续上升的原因。问题是，财经新闻，会将领展当成一间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机构看待吗？

前财经记者说，就个人经验和观察而言，新闻机构有内部分工，社会影响不是财经记者需要问的问题，那是“港闻”的范畴，所以，有时一些传媒机构也真的会派两位记者去重要上市公司的业绩发布会，各自问自己需要问的东西。财经新闻有时也会有其监督功能。不过，那更可能是站在小股东的立场监督大股东和机构本身，虽然这种监督也有其重要性，但始终仍然是站在股东而不是消费者、劳工，以至公众的立场看问题。

结果，媒体对某些公司的报导的确可以是颇为分裂的，一些公司可以在港闻版面上声名狼藉，却同时在财经版面上被评为“买得过”。他也补充，港闻记者的批判性报导，有时也可能受限于一般港闻记者不一定很懂得看财务报告，所以，若报导遇上财经世界中的技术问题，不一定会做得好。

诚然，以上只是一位前财经记者的初步观察，可以当成笼统意义上的“研究假设”。笔者也期待他未来的研究成果。无论如何，在个人层次上，参与投资无可厚非。如文章之前提到，不少年轻一代正是看到社会中的不平等，才感到个人投资行为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大家是“被迫”参与金融市场的。如果一个人投资得宜，他可以获得物质上更安稳和充裕的生活，也是现实上存在的情况。只不过，对社会整体而言，金融化加重财富的不平等，它让部分人享受利润，同时让很多人要承受其实承受不来的风险。面对着金融化，我们需要更多有力的批判，包括对媒体里相关现象和论述的批判。

（李立峰，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一：调查由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进行，以电话随机抽样，共访问1020名18岁或以上香港市民。数据在分析时经加权处理，使样本和香港人口在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分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