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之医》导演专访：看待台湾外劳移工，可以不要自觉高人一等吗？

根据台湾劳动部2025年1月数据，引进移工在台人数有818,467人，这意味著，在台移工占台湾总人口数1/30之多。家住西门町的新生代导演詹淳皓对此很有感，他说自己走在路上，时常听到印尼话、越南话，但这些乡音母语在台湾街头，就像环境音一样划过，和这些族群本身在台湾人群中彷若分处的平行线一样，非常陌生。

詹淳皓是台湾公共电视于今年3月推出的电视影集《化外之医》导演之一。这部具有悬疑、犯罪元素的医疗台剧，集结台星张钧宁、越南影帝连炳发（Liên Bỉnh Phát）与杨一展，讲述台湾外籍移工及医疗体系困境的故事。然而虽以移工为主题，导演中却不只詹淳皓一人如此；另一导演廖文涵，也因为既没有亲身雇用过外籍看护，家里也没有开过工厂需要移工，故接下导演筒前跟大部分台湾人一样，对身边随处可见的东南亚移工并无太多关心，各种所知仅仅皮毛，甚至还有点成见。

尽管台湾移工数量不可小觑，甚至日渐成为这个社会无法忽视的文化风景。但关于这个族群的影视创作仍是稀缺，《化外之医》虽非台湾第一部以移工为主角的戏剧，却是首度以东南亚白领阶级为主要视角，探讨移工问题的作品。

台湾真实角落

“看到一群移工聚在一起，我会离远一点。”廖士涵坦言，如果家里没有雇用移工，也没有接触的机会，对这个族群的认识也就仅限于媒体报导给予的浅薄资讯。

2022年初，他们接到《化外之医》制作人、瀚草文创董事长之邀，加入这部电视电影的制作行列，为了让剧本更影像化，大量阅读并投入田野调查工作，才真正看见那个曾经平行的世界。这些田调经验，令他们受到冲击，惊觉问题之大。

例如黑户宝宝。导演和剧组人员们曾经到访一个收留非法移工的机构，看到乘载各种故事的移工，有人少了胳膊，有人心受了伤。但让他们印象深刻并不时拿出来分享的，却是妇女和婴孩。

“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抱著孩子，孩子的父母是失联移工，都跑了。妇人是孩子的阿嬷，隔天（第二天）就要被遣返了，不知道应该拿这孩子怎么办。”廖士涵解释，这个孩子没有出生证明，等于在台湾没有身分，“我看阿嬷抱著孩子，孩子被养得头好壮壮的，在那边天真笑著，笑得很开心，但我们心很酸。因为这个小朋友连打预防针这种基本医疗都得不到，长大也没有办法接受教育，开车考驾照也不行，什么权利都没有。”

在台湾，非法移工占了移工总数的1/10，越是做田野，剧组人员越是发现，由此衍伸出来的问题，超乎大家想像。尽管这些问题，大多以戏剧性的方式揉进《化外之医》里，但“黑户宝宝”则是在导演们的加入后，才写进了已经历过七次修订的剧本里。

当然不只黑户宝宝，剧本中还包含人口贩卖、毒品使用、治安和医疗困境，这些本是藏在台湾的真实世界角落，但透过此剧一一揭露。

只想做观众觉得好看的剧

像范文宁这样在台行医的外籍医生，看似是编导为了戏剧性而创作的角色，却真实存在过。导演詹淳皓解释，台湾在二三十年前会请“飞刀手”来协助开刀，编剧张世娴就用这个角色来切入以移工为命题的故事。

随著剧中人物经历，“法外”物事一一揭开，《化外之医》被处理得节奏飞快，又让人提心吊胆。“我们的设定就是走犯罪刑侦的类型。”廖士涵表示，他们并不希望因为作品带著议题，就得要“说道理”，作为影剧工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观众先走进故事，慢慢产生好奇，并且理解，“我们只想做观众觉得好看的剧。”

尽管台湾移工数量不可小觑，甚至日渐成为这个社会无法忽视的文化风景。但关于这个族群的影视创作仍是稀缺，《化外之医》虽非台湾第一部以移工为主角的戏剧，却是首度以东南亚白领阶级为主要视角，探讨移工问题的作品――越南影帝连炳发饰演的主角范文宁，是靠母亲来台工作十余年，才得以长大并成为一名杰出的整形外科医师，一听到母亲在台湾遭到严重烧烫伤住进加护病房，不得不丢下医生工作，来台赚取医药费。这个越南菁英在台湾成为底层他者后，不仅看见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也卷入医疗纠纷之中。

“我妈妈来这里赚钱，但她现在躺在医院里，我的同胞⋯⋯我很难过看到他们待在又脏又小的地方。但他们对我露出笑容，给我食物和水，就好像他们很快乐富足一样。我们相信在这里会开始崭新的人生。但看看这一切真是讽刺，真是他妈的糟透了。”范文宁对著同为医生的女主角角郑琬平（张钧宁饰）如此宣泄心情。故事刚开展时，他总感受到这个台湾女医师对他和家里外籍看户高高在上的姿态，屡屡直言：“歧视”。

而一出场就被唤作“外劳仔”（带有贬抑意味的台语词）的范文宁，在医院担任清洁工，偶尔从垃圾桶捡取废弃的医疗物资，用以医治救助逃跑移工，并向雇用这些非法移工的老板收钱――但会因为同情受伤移工，私下将部分收入转交给他们。在一个偶然之下，他跟著郑琬平参与医院急救工作，意外衍生纠纷，又因为“非法医治非法”的地下医疗，乃至范文宁介入在台移工生活的行动，一一掀开包围著移工、医疗、人权与社会治安的漏洞，而这些人只在媒体一角瞄到的现实，就是《化外之医》作为犯罪医疗剧的基底。

像范文宁这样在台行医的外籍医生，看似是编导为了戏剧性而创作的角色，但却是真实存在过。“最初的编剧张世娴是一个护理师，二十多年前在三军总医院的开刀房工作的时候，发现医生怎么说话有口音？而且这个医生也不是表定的医生。”导演詹淳皓解释，台湾在二、三十年前会请“飞刀手”来协助开刀，因此，张世娴就用这样的角色来切入这个以移工为命题的故事。

角色和故事先于议题

美剧《绝命毒师》是做剧人的圣经，片名“Breaking Bad”就已揭示人物角色不一定有绝对的善恶，而是反映人在每个做选择的当下会产生的改变。《化外之医》中的角色，也会有自己的变化曲线。

而这个最初由张世娴编剧、瀚草出品的剧本，入选了2018年公共电视首次的剧本孵育计划，得到奥援后，又不断经过田野调查和修改，已经多达七个版本。但受邀接下导演筒的詹淳皓和廖士涵的第一个任务，却是“重新改写剧本”。

“要让故事影像化，就要对剧本删删减减，再加上制作人汤哥（汤升荣）很关注移工议题，希望在现有剧本里加入更多他想要带入的东西。等于是打掉重练。”廖士涵表示，他们每天都和编剧一起花上五、六个小时开会讨论剧本，光是剧本重修，就又花了一年，甚至还在大年初一一起读剧本，过程相当辛苦。

政大广电系毕业的廖士涵，初出社会先是跟著钟孟宏等导演拍摄音乐录影带，再来进了王小棣的工作室，参与了几部电视剧拍摄，对于田野调查与社会写实剧的制作很有经验。因此，在他看来，《化外之医》原本的剧本结构已经非常完整，他们仅是在最后几集做些改动，改动幅度也没有太大，主故事线仍是外籍医生陷入医疗纠纷后逃亡，并在过程中带出许多移工问题和现况，并且设法让剧中人物更有深度。

“电视电影跟电影的不同，在于它量体更大，有更大的空间去说故事以及形塑角色。”凭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硕士班的毕业制作《第一响枪》这部电视电影作品，就入围金钟奖多项重要奖项的詹淳皓，年少时因为住校，几乎没有看电视剧的经验，受电影吸引而入行的他，却是在电视电影这个类型赢得注意。他认为最好的影集是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2008），而这部美剧也是瀚草文创给予导演们的参考范本。

詹淳皓进一步解释，《绝命毒师》是做剧的人的圣经，它的片名“Breaking Bad”就已经揭示人物角色不一定有绝对的善恶，而是反映人在每个做选择的当下会产生的改变。《化外之医》中的角色，也会有自己的变化曲线。

《纽约医情》（The Knick，2014）则是另一个参考范本，这部描述1990年代纽约医疗与种族问题的美剧是双主角――一位白人和一位黑人如何从对立的关系，成为亦敌亦友的过程。“这部美剧中，故事是走在前面的，我们是先对角色和故事有兴趣，才会看到它后面的种族议题。”詹淳皓认为这给《化外之医》很好的示范，“戏剧必须先有好看的故事跟有魅力的角色，让观众被吸引，你才能跟观众说，后面还有你想说的东西。”

东南亚背景角色：也可以是白领

他们不希望戏剧中只要有东南亚背景的角色，就一定要次人一等，“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专业或魅力，我们不应该总是用那种高人一等的视角看这些东南亚的朋友。”

剧本最初设定，类似美剧《金装律师》（Suits，2011）：男性、双主角，最后改为一男一女，都是医生。“台湾过去对移工的角色描写，都是蓝领阶级，但我们将主角设定为白领阶级，用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移工的问题，会更有戏剧性。”詹皓淳解释，范文宁这个角色因为曾经困苦过，所以对在异乡遭遇苦难的同胞会更有共感，更替它们打抱不平。

对于范文宁这个角色，廖士涵也提出补充：他们不希望戏剧中只要有东南亚背景的角色，就一定要次人一等，“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专业或魅力，我们不应该总是用那种高人一等的视角看这些东南亚的朋友。”

即使剧组抱持如此共识，但在《化外之医》的拍摄过程中，对东南亚事物很有热情、对移工议题也很关注的制作人汤荣升仍会不断耳提面命：“胡志明是个很现代化的国家，范文宁是很个很帅、说话有条有理的菁英。”廖士涵笑说：他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与酷帅的范文宁相比，剧中台湾人的角色都有缺点，也不太讨人喜欢，“我唯一担心的是，观众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看越南的故事，而不是看一个台剧。”廖士涵表示，他们做了很多田调，也访问了围绕著移工议题的关系人，不论移工、雇主、仲介、外事警察、司法人员都觉得委屈，大家会觉得收取高额仲介金的仲介很坏，但仲介抱怨移工只要不开心就申诉，而移工觉得雇主不好，“跟我们分享很多事的越南籍大姊，很常帮助移工朋友打官司，她就觉得台湾司法人员跟警察，对他们有差别对待。”

“跟我们分享很多的越南籍大姊，常帮移工朋友打官司，她觉得台湾司法人员跟警察，对他们有差别对待。”“检调人员跟警察，会说自己抓印尼、越南人，也是因为他们很爱搞事。”

“检调人员跟警察，会说自己抓印尼、越南人，也是因为他们很爱搞事啊。”詹淳皓强调，如果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很难被平衡，因此，廖士涵补充：如果可以用平等的角度对待故事中的人物，让观众跟著角色们的历程去理解，这些分歧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才能够进一步去理解，更进一步去改善或解决的。

在《化外之医》中，由夏腾宏饰演的外事警察吴振华，就具有平衡的作用，廖士涵解释：“因为他的母亲是印尼人，从小一路看著各种不平等的事长大，成长过程中会思考什么是正义，再将他所理解的正义，投入到警察工作里。”

这个外事警察角色，也是揉和编导对台湾新住民二代与外事警察的田调而来，其中一个案例让他们印象深刻：有个外籍配偶遭到家暴，时常打电话给外事警察，每当警察登门处理，夫妇又说没这回事，请这个外配申请保护令，又常常不了了之，“这个外配既不报警，也没有承认家暴，又一而再再而三打给他，外事警察觉得很烦，有一天漏接电话或有事没办法立刻前去处理，悲剧发生，这个外配被杀了。，这在这个外事警察心上留下很大的创伤。”詹淳皓说，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将这个事件放在角色身上，但也会将其他田调所得揉进去，让这个外事警察的角色层次可以更丰富一点。

同情心不可以是一次性的

“这些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最好的时间都在台湾，在这里交朋友、谈恋爱，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却因为是失联移工或是期限到了，就被逮捕、遣返。”

尽管角色众多，《化外之医》的主题仍然是移工。第一集第一个镜头，就是沙滩浮尸，而这为故事留下伏笔的强烈画面，源于2023年初在台湾西海岸出现大量浮尸的新闻事件。

当时，还是剧本修改的阶段，制作人接到与他们相熟的越南籍配偶的电话，说：死者家属飞来台湾认尸，让检察官勘验尸体，也请他们去拍告别式。詹淳皓负责前去拍摄，拍了五天的感受，是震撼和哀伤，“这些人在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最好的时间都在台湾，在这里交朋友、谈恋爱，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却因为是失联移工或是期限到了，就被逮捕、遣返。”他进一步说明，依据规定，遣返后就不能再回来，在这边建立自己生活的人，只能搭著中国那边的快艇偷渡来台湾，然后发生船难。

“因为你不是请一个机器来工作，你是请一个人来工作，作为一个人，必然有他生活的需求，例如谈恋爱、结婚、生小孩。”詹淳皓说，你不可能来这边十几年都不谈恋爱，这很没有人性，他进一步指出，包含这些在内，《化外之医》里还涉及诸多命题，每个命题都极其巨大，不是一部戏剧可以处理的。

廖士涵也透过协助他们田调的越南籍配偶的意见表示，会有这么多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些移工的法律知识不够，才不敢寻求正常的管道，转而走地下途径，例如移工若是怀孕，依据台湾的法律，是可以得到产假或帮助的，但可能因为不好的经验或传闻，就逃跑或是不去做产检，这些问题也是需要面对。

《化外之医》两位导演都百般强调，在台湾那些繁重的、辛苦、肮脏、工时长的工作，台湾人自己不想做，就都是由外籍移工来填补劳动力，甚至是非法移工――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回应台湾人急需看护的需求。

詹淳皓还举了一个田野调查的案例：有个屠宰场被警察查缉，发现里面都是失联移工，都抓起来后，那一两个礼拜猪价就暴涨――因为再没有愿意处理这样工作的劳力。

在台湾那些繁重的、辛苦、肮脏、工时长的工作，台湾人自己不想做，就都是由外籍移工来填补劳动力，甚至是非法移工――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回应台湾人急需看护的需求。“影视作品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打开观众的感知。”

“移工这个问题很大，放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样，要怎么解决问题，也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我们当导演的，看了很多书，看到这些故事，想著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事件呈现给观众看？怎么样观众才不会觉得沉重，不会觉得我们在消费这些外籍移工？”詹淳皓在很多场合会反复提起作家顾玉玲提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对于任何的议题都只是同情心，比如说我们看这些人、这些事很可怜，好像我们要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同情心可能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就过了。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对议题产生好奇心，进而去了解移工的生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可能会面对什么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就可以有更多的共识。

回到《化外之医》，导演们反复提的就是：他们只能丢出线头，无法给出答案，因为，“影视作品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打开观众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