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之醫》導演專訪：看待台灣外勞移工，可以不要自覺高人一等嗎？

根據台灣勞動部2025年1月數據，引進移工在台人數有818,467人，這意味著，在台移工佔台灣總人口數1/30之多。家住西門町的新生代導演詹淳皓對此很有感，他說自己走在路上，時常聽到印尼話、越南話，但這些鄉音母語在台灣街頭，就像環境音一樣劃過，和這些族群本身在台灣人群中彷若分處的平行線一樣，非常陌生。

詹淳皓是台灣公共電視於今年3月推出的電視影集《化外之醫》導演之一。這部具有懸疑、犯罪元素的醫療台劇，集結台星張鈞甯、越南影帝連炳發（Liên Bỉnh Phát）與楊一展，講述台灣外籍移工及醫療體系困境的故事。然而雖以移工為主題，導演中卻不只詹淳皓一人如此；另一導演廖文涵，也因為既沒有親身雇用過外籍看護，家裡也沒有開過工廠需要移工，故接下導演筒前跟大部分台灣人一樣，對身邊隨處可見的東南亞移工並無太多關心，各種所知僅僅皮毛，甚至還有點成見。

儘管台灣移工數量不可小覷，甚至日漸成為這個社會無法忽視的文化風景。但關於這個族群的影視創作仍是稀缺，《化外之醫》雖非台灣第一部以移工為主角的戲劇，卻是首度以東南亞白領階級為主要視角，探討移工問題的作品。

台灣真實角落

「看到一群移工聚在一起，我會離遠一點。」廖士涵坦言，如果家裡沒有雇用移工，也沒有接觸的機會，對這個族群的認識也就僅限於媒體報導給予的淺薄資訊。

2022年初，他們接到《化外之醫》製作人、瀚草文創董事長之邀，加入這部電視電影的製作行列，為了讓劇本更影像化，大量閱讀並投入田野調查工作，才真正看見那個曾經平行的世界。這些田調經驗，令他們受到衝擊，驚覺問題之大。

例如黑戶寶寶。導演和劇組人員們曾經到訪一個收留非法移工的機構，看到乘載各種故事的移工，有人少了胳膊，有人心受了傷。但讓他們印象深刻並不時拿出來分享的，卻是婦女和嬰孩。

「一個五十幾歲的婦人抱著孩子，孩子的父母是失聯移工，都跑了。婦人是孩子的阿嬤，隔天（第二天）就要被遣返了，不知道應該拿這孩子怎麼辦。」廖士涵解釋，這個孩子沒有出生證明，等於在台灣沒有身分，「我看阿嬤抱著孩子，孩子被養得頭好壯壯的，在那邊天真笑著，笑得很開心，但我們心很酸。因為這個小朋友連打預防針這種基本醫療都得不到，長大也沒有辦法接受教育，開車考駕照也不行，什麼權利都沒有。」

在台灣，非法移工佔了移工總數的1/10，越是做田野，劇組人員越是發現，由此衍伸出來的問題，超乎大家想像。儘管這些問題，大多以戲劇性的方式揉進《化外之醫》裡，但「黑戶寶寶」則是在導演們的加入後，才寫進了已經歷過七次修訂的劇本裡。

當然不只黑戶寶寶，劇本中還包含人口販賣、毒品使用、治安和醫療困境，這些本是藏在台灣的真實世界角落，但透過此劇一一揭露。

只想做觀眾覺得好看的劇

像范文寧這樣在台行醫的外籍醫生，看似是編導為了戲劇性而創作的角色，卻真實存在過。導演詹淳皓解釋，台灣在二三十年前會請「飛刀手」來協助開刀，編劇張世嫻就用這個角色來切入以移工為命題的故事。

隨著劇中人物經歷，「法外」物事一一揭開，《化外之醫》被處理得節奏飛快，又讓人提心吊膽。「我們的設定就是走犯罪刑偵的類型。」廖士涵表示，他們並不希望因為作品帶著議題，就得要「說道理」，作為影劇工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觀眾先走進故事，慢慢產生好奇，並且理解，「我們只想做觀眾覺得好看的劇。」

儘管台灣移工數量不可小覷，甚至日漸成為這個社會無法忽視的文化風景。但關於這個族群的影視創作仍是稀缺，《化外之醫》雖非台灣第一部以移工為主角的戲劇，卻是首度以東南亞白領階級為主要視角，探討移工問題的作品――越南影帝連炳發飾演的主角范文寧，是靠母親來台工作十餘年，才得以長大並成為一名傑出的整形外科醫師，一聽到母親在台灣遭到嚴重燒燙傷住進加護病房，不得不丟下醫生工作，來台賺取醫藥費。這個越南菁英在台灣成為底層他者後，不僅看見各種不平等的現象，也捲入醫療糾紛之中。

「我媽媽來這裡賺錢，但她現在躺在醫院裡，我的同胞⋯⋯我很難過看到他們待在又髒又小的地方。但他們對我露出笑容，給我食物和水，就好像他們很快樂富足一樣。我們相信在這裡會開始嶄新的人生。但看看這一切真是諷刺，真是他媽的糟透了。」范文寧對著同為醫生的女主角角鄭琬平（張鈞甯飾）如此宣洩心情。故事剛開展時，他總感受到這個台灣女醫師對他和家裡外籍看戶高高在上的姿態，屢屢直言：「歧視」。

而一出場就被喚作「外勞仔」（帶有貶抑意味的台語詞）的范文寧，在醫院擔任清潔工，偶爾從垃圾桶撿取廢棄的醫療物資，用以醫治救助逃跑移工，並向雇用這些非法移工的老闆收錢――但會因為同情受傷移工，私下將部分收入轉交給他們。在一個偶然之下，他跟著鄭琬平參與醫院急救工作，意外衍生糾紛，又因為「非法醫治非法」的地下醫療，乃至范文寧介入在台移工生活的行動，一一掀開包圍著移工、醫療、人權與社會治安的漏洞，而這些人只在媒體一角瞄到的現實，就是《化外之醫》作為犯罪醫療劇的基底。

像范文寧這樣在台行醫的外籍醫生，看似是編導為了戲劇性而創作的角色，但卻是真實存在過。「最初的編劇張世嫻是一個護理師，二十多年前在三軍總醫院的開刀房工作的時候，發現醫生怎麼說話有口音？而且這個醫生也不是表定的醫生。」導演詹淳皓解釋，台灣在二、三十年前會請「飛刀手」來協助開刀，因此，張世嫻就用這樣的角色來切入這個以移工為命題的故事。

角色和故事先於議題

美劇《絕命毒師》是做劇人的聖經，片名「Breaking Bad」就已揭示人物角色不一定有絕對的善惡，而是反映人在每個做選擇的當下會產生的改變。《化外之醫》中的角色，也會有自己的變化曲線。

而這個最初由張世嫻編劇、瀚草出品的劇本，入選了2018年公共電視首次的劇本孵育計劃，得到奧援後，又不斷經過田野調查和修改，已經多達七個版本。但受邀接下導演筒的詹淳皓和廖士涵的第一個任務，卻是「重新改寫劇本」。

「要讓故事影像化，就要對劇本刪刪減減，再加上製作人湯哥（湯昇榮）很關注移工議題，希望在現有劇本裡加入更多他想要帶入的東西。等於是打掉重練。」廖士涵表示，他們每天都和編劇一起花上五、六個小時開會討論劇本，光是劇本重修，就又花了一年，甚至還在大年初一一起讀劇本，過程相當辛苦。

政大廣電系畢業的廖士涵，初出社會先是跟著鍾孟宏等導演拍攝音樂錄影帶，再來進了王小棣的工作室，參與了幾部電視劇拍攝，對於田野調查與社會寫實劇的製作很有經驗。因此，在他看來，《化外之醫》原本的劇本結構已經非常完整，他們僅是在最後幾集做些改動，改動幅度也沒有太大，主故事線仍是外籍醫生陷入醫療糾紛後逃亡，並在過程中帶出許多移工問題和現況，並且設法讓劇中人物更有深度。

「電視電影跟電影的不同，在於它量體更大，有更大的空間去說故事以及形塑角色。」憑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碩士班的畢業製作《第一響槍》這部電視電影作品，就入圍金鐘獎多項重要獎項的詹淳皓，年少時因為住校，幾乎沒有看電視劇的經驗，受電影吸引而入行的他，卻是在電視電影這個類型贏得注意。他認為最好的影集是美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2008），而這部美劇也是瀚草文創給予導演們的參考範本。

詹淳皓進一步解釋，《絕命毒師》是做劇的人的聖經，它的片名「Breaking Bad」就已經揭示人物角色不一定有絕對的善惡，而是反映人在每個做選擇的當下會產生的改變。《化外之醫》中的角色，也會有自己的變化曲線。

《紐約醫情》（The Knick，2014）則是另一個參考範本，這部描述1990年代紐約醫療與種族問題的美劇是雙主角――一位白人和一位黑人如何從對立的關係，成為亦敵亦友的過程。「這部美劇中，故事是走在前面的，我們是先對角色和故事有興趣，才會看到它後面的種族議題。」詹淳皓認為這給《化外之醫》很好的示範，「戲劇必須先有好看的故事跟有魅力的角色，讓觀眾被吸引，你才能跟觀眾說，後面還有你想說的東西。」

東南亞背景角色：也可以是白領

他們不希望戲劇中只要有東南亞背景的角色，就一定要次人一等，「他們也是有自己的專業或魅力，我們不應該總是用那種高人一等的視角看這些東南亞的朋友。」

劇本最初設定，類似美劇《金裝律師》（Suits，2011）：男性、雙主角，最後改為一男一女，都是醫生。「台灣過去對移工的角色描寫，都是藍領階級，但我們將主角設定為白領階級，用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移工的問題，會更有戲劇性。」詹皓淳解釋，范文寧這個角色因為曾經困苦過，所以對在異鄉遭遇苦難的同胞會更有共感，更替它們打抱不平。

對於范文寧這個角色，廖士涵也提出補充：他們不希望戲劇中只要有東南亞背景的角色，就一定要次人一等，「他們也是有自己的專業或魅力，我們不應該總是用那種高人一等的視角看這些東南亞的朋友。」

即使劇組抱持如此共識，但在《化外之醫》的拍攝過程中，對東南亞事物很有熱情、對移工議題也很關注的製作人湯榮昇仍會不斷耳提面命：「胡志明是個很現代化的國家，范文寧是很個很帥、說話有條有理的菁英。」廖士涵笑說：他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此，與酷帥的范文寧相比，劇中台灣人的角色都有缺點，也不太討人喜歡，「我唯一擔心的是，觀眾會不會覺得自己在看越南的故事，而不是看一個台劇。」廖士涵表示，他們做了很多田調，也訪問了圍繞著移工議題的關係人，不論移工、雇主、仲介、外事警察、司法人員都覺得委屈，大家會覺得收取高額仲介金的仲介很壞，但仲介抱怨移工只要不開心就申訴，而移工覺得雇主不好，「跟我們分享很多事的越南籍大姊，很常幫助移工朋友打官司，她就覺得台灣司法人員跟警察，對他們有差別對待。」

「跟我們分享很多的越南籍大姊，常幫移工朋友打官司，她覺得台灣司法人員跟警察，對他們有差別對待。」「檢調人員跟警察，會說自己抓印尼、越南人，也是因為他們很愛搞事。」

「檢調人員跟警察，會說自己抓印尼、越南人，也是因為他們很愛搞事啊。」詹淳皓強調，如果每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這些問題很難被平衡，因此，廖士涵補充：如果可以用平等的角度對待故事中的人物，讓觀眾跟著角色們的歷程去理解，這些分歧一直存在於我們社會中，才能夠進一步去理解，更進一步去改善或解決的。

在《化外之醫》中，由夏騰宏飾演的外事警察吳振華，就具有平衡的作用，廖士涵解釋：「因為他的母親是印尼人，從小一路看著各種不平等的事長大，成長過程中會思考什麼是正義，再將他所理解的正義，投入到警察工作裡。」

這個外事警察角色，也是揉和編導對台灣新住民二代與外事警察的田調而來，其中一個案例讓他們印象深刻：有個外籍配偶遭到家暴，時常打電話給外事警察，每當警察登門處理，夫婦又說沒這回事，請這個外配申請保護令，又常常不了了之，「這個外配既不報警，也沒有承認家暴，又一而再再而三打給他，外事警察覺得很煩，有一天漏接電話或有事沒辦法立刻前去處理，悲劇發生，這個外配被殺了。，這在這個外事警察心上留下很大的創傷。」詹淳皓說，儘管他們沒有直接將這個事件放在角色身上，但也會將其他田調所得揉進去，讓這個外事警察的角色層次可以更豐富一點。

同情心不可以是一次性的

「這些人在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最好的時間都在台灣，在這裡交朋友、談戀愛，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卻因為是失聯移工或是期限到了，就被逮捕、遣返。」

儘管角色眾多，《化外之醫》的主題仍然是移工。第一集第一個鏡頭，就是沙灘浮屍，而這為故事留下伏筆的強烈畫面，源於2023年初在台灣西海岸出現大量浮屍的新聞事件。

當時，還是劇本修改的階段，製作人接到與他們相熟的越南籍配偶的電話，說：死者家屬飛來台灣認屍，讓檢察官勘驗屍體，也請他們去拍告別式。詹淳皓負責前去拍攝，拍了五天的感受，是震撼和哀傷，「這些人在二十歲到三十歲這最好的時間都在台灣，在這裡交朋友、談戀愛，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卻因為是失聯移工或是期限到了，就被逮捕、遣返。」他進一步說明，依據規定，遣返後就不能再回來，在這邊建立自己生活的人，只能搭著中國那邊的快艇偷渡來台灣，然後發生船難。

「因為你不是請一個機器來工作，你是請一個人來工作，作為一個人，必然有他生活的需求，例如談戀愛、結婚、生小孩。」詹淳皓說，你不可能來這邊十幾年都不談戀愛，這很沒有人性，他進一步指出，包含這些在內，《化外之醫》裡還涉及諸多命題，每個命題都極其巨大，不是一部戲劇可以處理的。

廖士涵也透過協助他們田調的越南籍配偶的意見表示，會有這麼多社會問題，是因為這些移工的法律知識不夠，才不敢尋求正常的管道，轉而走地下途徑，例如移工若是懷孕，依據台灣的法律，是可以得到產假或幫助的，但可能因為不好的經驗或傳聞，就逃跑或是不去做產檢，這些問題也是需要面對。

《化外之醫》兩位導演都百般強調，在台灣那些繁重的、辛苦、骯髒、工時長的工作，台灣人自己不想做，就都是由外籍移工來填補勞動力，甚至是非法移工――因為他們可以立刻回應台灣人急需看護的需求。

詹淳皓還舉了一個田野調查的案例：有個屠宰場被警察查緝，發現裡面都是失聯移工，都抓起來後，那一兩個禮拜豬價就暴漲――因為再沒有願意處理這樣工作的勞力。

在台灣那些繁重的、辛苦、骯髒、工時長的工作，台灣人自己不想做，就都是由外籍移工來填補勞動力，甚至是非法移工――因為他們可以立刻回應台灣人急需看護的需求。「影視作品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打開觀眾的感知。」

「移工這個問題很大，放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樣，要怎麼解決問題，也不是我們能夠處理的，我們當導演的，看了很多書，看到這些故事，想著到底要怎麼樣把這些事件呈現給觀眾看？怎麼樣觀眾才不會覺得沉重，不會覺得我們在消費這些外籍移工？」詹淳皓在很多場合會反覆提起作家顧玉玲提過的一段話：如果我們對於任何的議題都只是同情心，比如說我們看這些人、這些事很可憐，好像我們要去幫助他們，那這個同情心可能就是一次性的，然後就過了。可是如果我們有機會對議題產生好奇心，進而去了解移工的生活、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可能會面對什麼問題，我們這個社會就可以有更多的共識。

回到《化外之醫》，導演們反覆提的就是：他們只能丟出線頭，無法給出答案，因為，「影視作品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打開觀眾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