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仰光到战地：“我要回到冲突现场去”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

这次这篇手记，来自纪录了四位缅甸女性的战区生活的记者 Esther J。2021年的政变改变了她的记者生涯。她开始纪录抗议、杀戮、暴力、革命和战争。而她的足迹，也从仰光到泰缅边境，再到山中的克伦尼邦。

2021年2月，敏昂莱和军人发动政变。那之后，为了不被军队追踪，我不得不离开在仰光的公寓，开始在城里不同地方搬来搬去。那时我们每天都在跟进采访仰光的抗议活动。

那年的2月28日，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这一天是“奶茶联盟日”，亚洲各地的“奶茶联盟”抗议者们发起反缅甸政变的集会。同一天，我来到仰光的赫勒丹（Hledan）采访抗议活动。

赫勒丹是仰光最繁华的区域之一。那天的抗议现场，来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带着做好的标语牌。有些人还拿着“奶茶联盟”的牌子。然而抗议还没开始，催泪弹就飞入了人群。人们开始散开，几分钟之后又聚拢起来。接着又飞来催泪弹，军警推进，敲打他们的金属盾牌发出声音威慑人群。

军警一上前，示威者就四散跑进附近的建筑；军警一走开，示威者们就又跑出来聚集。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大概两三次。军警最终对着人群开火了。我亲眼看到一个躲在学校栅栏后面的年轻男生被子弹击中腹部丧生。他的名字叫做 Nyi Nyi Aung Htet Naing，时年20岁。那天在赫勒丹，还有另一名示威者被打死。这是政变后军方首次在仰光枪杀和平示威者。

亲眼看到这一幕，彻底冲击了我。之前一天，2月27日，我的一位记者同事被捕了。她当时在报导示威抗议。到了3月，军政府撤销了5家本地媒体的许可证，我当时工作的媒体位列其中。

仰光不再安全了。我搬去了泰缅边境。在那里，我以一种流亡式的状态工作了一年半。中间我试过用联合国的紧急签证去澳大利亚，但我没有选择留下。签证如今过了期。然后我决定：我要回到冲突现场去。2023年，我搬到了克伦尼邦。

接到端传媒的约稿后，我立刻想起了两位女性的故事——一位是素季（Su Kyi）。她是克伦尼民族防卫军的一位年轻战士。另一位是南素妙凯（Nan Su Myat Khine），她在“威萨医疗队”做一名护士。

素季所在的克伦尼民族防卫军，是缅甸政变后克伦尼邦（也称克耶邦）规模最大的反抗团体。我起先并不认识她。但和她同属一支部队的另一名反抗战士和我提起过她，那之后我就想着我要了解她的故事。南素妙凯和我更熟一些，我们常常一起去前线。她们的营地在我们隔壁的村里，我很了解她们现实中的情况和困难。

至于另外的两个故事，有关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一位女性，和一位加入公民抵抗运动（CDM）反对军人政变的前公立学校教师。我先前就知道一些抵抗运动的教师的故事。他们在政变后做起了蓝领阶级的工作，同时义务为（反抗军的）社区学校授课。

我手头想写的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女性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多罗希（Dorathy）的故事。她是一位战争难民。去年我参加了她的儿子的葬礼，因而我知道她们一家的情况。

另一位女士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住在掸邦南部靠近克伦尼邦的地方。她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抵抗军，并且都战死了。第二个儿子战死后七个月，人们把他的遗骸带了回来。我觉得她的故事更有书写意义。但我不认识她。我试图通过她儿子先前所在的部队联系她。但她没有回复我。等待两周后，我没有继续联系，而是回头写了多罗希的故事。

最后一个故事，也就是德德凯教授（Thet Thet Khine）的故事，源于一次偶遇。一次在德莫索西边的一间街边小餐馆，我在吃鱼汤米线（Mohinga）和一些缅甸小吃的时候，遇到了德德凯老师。她和她的女儿开了一家小店。那之后，我和她聊了两三次，了解到了她的经历和困难，于是我决定把她的故事写出来。

这些故事的主角中，我和每一位都做了面对面的访谈。因为军政府关闭了克伦尼邦的网络通讯，要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联系上她们并不容易。每次找她们的时候，最快的办法反而是通过熟人去问。而且一旦错过了信息，就要再联系好几次才能联系上。

这其中，每次访谈我们都聊了一小时以上。有几次回头整理，我发现有些信息存疑，于是我就再约补充采访。之后我再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档，然后翻译成英文。我尽力选择了比较合适的词汇，让英文翻译的部分贴合原文的意思。

对我来说，因为在一线、在战区做采访，要找到这些有冲击力的女性故事并不困难。在这些日子里，无论去哪里，我只需要步出房门，去做采访，去街边吃东西，去村子里走走，就能从草根的群众那里听到许多这样的故事。

我是在2023年4月来到克伦尼邦西部的德莫索的。那时候我已经做了5年记者。但这是我第一次做战地报导。我和男友找到了一个被岩石小山和小块森林环抱的村子，在那里，我们从一户村民手上租了一块地，搭了一间竹子作墙的小屋住了下来。我们还在屋外挖了一个掩体，用来躲避军政府的迫击炮炮击和战机轰炸。住进战区两个月后，我和男友结了婚。

德莫索的地貌和气温都和下缅甸的平原不同。春天时，这里会刮起大风，卷得尘土飞扬。雨季时，黑云带来暴雨，街道变成一片泽国。冬季天气凉爽，白昼时间也相应变短。

2023年5月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区域遭遇了严重的炮击和空袭。一开始，我们全部都躲进了旁边的森林里，夜里就睡在森林的地上。但在户外过夜太可怕了——不仅是蚊虫叮咬折磨着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并不觉得进了森林就一定能躲过空袭。于是我们很快搬回了村子。北边山里的三个记者这时候也搬来和我们住——他们的房子被炮击摧毁了。

供电是我们这些记者的命脉——我们要给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相机充电。但战区的电力供应一早就中断了。我们自己搭设了太阳能电板供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雨季的时候连续几个月都乌云密布，这时候我们就要启动发电机来供电。

这期间我们的手机还有网络——直到2023年11月，我们都能接入邻近的克伦尼邦首府垒固的手机网络。当然，网络质量很差，有时候是3G，有时候只有2G，我们还要用上信号增强器来放大这一点点可怜的网络通讯。就算这样，要上传大概20到50mb的文件，也需要搞几个钟头。到了11月，所有的网络都被切断了。那时开始我们就只能用星链（Starlink）通讯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它——用星链的价格，是每个月200美元。

在战区，危险无处不在。就算不上前线做报导，待在家里，我们也要面临空袭和炮击的危险。我们相信我们挖的掩体能为我们提供安全保护——那是地上挖出的一个坑洞，上面舖了些树干。而在前线，每次采访前我们都要先确定可以寻找隐蔽的掩体，一听到战机轰鸣或者炮击的声音响起，我们就躲到那里，脸朝下趴在地上。

在空袭和炮击之外，我最怕的是被军政府抓住、折磨或者杀死。去年6月，我们去掸邦南部的莫比耶（Mobye）采访。当时军政府占领了城镇的大部分区域，很多平民在炮击和枪击中丧生。那天我们收到信息，说一支本地救援队会把被军政府枪杀的平民遗体带出来。于是我们便和一群抵抗军士兵一起骑车进城去纪录这个场景。在一处路口，一名抵抗军士兵发现旁边的一座建筑里有军政府的士兵，距离我们很近，我们赶紧躲到了树丛里。这一幕是我至今为止最恐怖的体验。万一当时被抓了或者被杀了会是怎样？我不敢再想。

8月21日一大早，军政府连续轰炸了我们居住的村子三次。那是早上4点钟，我们在巨大的飞机轰鸣声中惊醒。不到几秒钟功夫——我们甚至都来不及躲进掩体——炸弹就落下了——虽然开始时距离我们屋子比较远，但第三次轰炸时，500磅的航空炸弹直接落在了不到我们100米的地方。还好那时候我们已经躲进了掩体。太阳升起后，我们在屋子附近捡到了一些弹片。幸运的是在这次轰炸中，村里无人伤亡。我们长舒一口气。

这次轰炸后，我们用水泥加固了我们的掩体，这样我们可以在掩体里过夜，也就更安心一些了。

困难总是很多，但我很满意于自己能在战区报导，而不是隔着很远写新闻。作为一名记者，能够了解和纪录人民群众的这场抗争的每个细节，了解和纪录这场革命的历史，是无比宝贵的经验。

这场缅甸人民的革命，在社交媒体上的样子，和实际在地发生的样子相当不同。采访中我能触及到抗争者的对话、情绪和行动，从中看到他们的失败和成功。我可以融入本地人，从而理解他们的斗争——他们为什么流泪，他们遇到什么难处，他们在残酷的世界中如何为自己营造开心的时刻。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克伦尼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增长了很多理解。

我总会忍不住想：如果我死了，那些没做完的采访该怎么办？我积累的文件和录音又该怎么处理？或者万一我的电脑、手机和文件数据在袭击中损毁了，该怎么办？为此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长期放在掩体里，以保护它们的安全。我也告诉在海外的朋友我的所有密码，万一我死了，他们可以接手处理这些档案。

我也向自己保证说，无论日子多艰难，我也要保持每天记日记，把经历详细记录下来。但愿一小块一小块的事实，能够一点点地将历史记录下来。

（翻译：端传媒国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