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妈妈的女性政党，台湾欧巴桑们组建了一个怎样的“生活政党”？

一颗蓝色底、橘色斑块的恐龙蛋卧在沙池中，2岁3个月大的小苹果在妈妈陪伴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这天不时飘著细毛雨，约十位妈妈还是从桃园各区带著不足5岁的孩子们，来到改造成恐龙主题的中坜新富公园玩耍。

沈佩玲坐在不远处的石条凳上，看著这群大人小孩，谈吐果断：“既然教育都可以自己来，政治也可以自己来。”

佩玲是两个十多岁孩子的母亲，也是台湾新兴小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简称小欧盟）”的桃园区召集人、立委选战总筹。小欧盟在2019年申请成为政党，9成党员是女性，政见主张著力在儿童人权、亲子友善、性别平权、劳工与环境等，提倡“生活政治”。

2024年台湾大选，除了蓝绿白三党外，这支主要由地方妈妈组成的女性政党，政党票得票竟然排在第五位（5/16）。排在她们之前的“时代力量”是小党中的“大党”，而历史比她们更久远的还有绿党、社民党、基进党等。尽管国会最终的蓝绿席位相当，关键少数由白色的民众党承担，诸小党在国会中不得一席，但得票靠前，依然是连小欧盟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结果。

“创造奇迹”，有媒体用这样的字眼形容。

女性政党、地方妈妈，这些标签让岛内外眼前一亮。参政不易吧？“我们都是家庭革命的胜利者”，佩玲笑笑。这不是全部。她送我到车站，途中讲起有的党员出来参选遇到的经典困境，“有位妈妈的先生曾很不屑地跟她说：参选？为什么是你，不是我？”

见证小欧盟出现和发展、桃园“亲子共学”领队之一韵颖，用四个“很笨”来形容地方妈妈自立政党这件事：“我们在做很笨很笨很笨很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公园里孩子们一直在跑、叫，摔倒，妈妈在一边关照，也放手让孩子自己感受和体会。“我们就是一边滚动一边学习，有想法就研究⋯⋯”如果社会主流是想要一个“漂漂亮亮美美好好厉害”的政党，韵颖觉得，这不是小欧盟。

“我们没有很厉害、很菁英，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韵颖十多年前怀著老二、带著快到幼儿园年龄的老大参加亲子共学，坚决不想让孩子进入师生比超额、老师心有余力不足的体制教育。虽然没有在小欧盟里担任管理角色，但她对小欧盟的历史信手拈来。“我们不是传统政党，会遭遇很多批评，而且硬伤是要花很多时间，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我们是欧巴桑精神，欧巴桑精神就是那种，眼泪擦一擦！”韵颖转成台语，“好（hó）了。再来！”

从溜滑梯开始的小民参政

组织小、资金有限，小欧盟至今没有任何办公室。

这个政党源于“亲子共学团”，小欧盟的党员，也几乎是“亲子共学”的素人妈妈们转型而来。台湾社会趋向少子化，坊间笑言，她们是全台最高生育率，成员间亲切互称单宝妈、双宝妈、三宝妈。出门在外抱一抱二，孩子的笑闹声永不落空。

“亲子共学团”是“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的简称，由“社团法人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推动。这个 NGO 成立于2010年，主要提供0-5岁的亲子教育，在全台多地都有开团，提倡“不打、不骂、不威胁、不恐吓、不利诱”的教养方式。参加的父母很多没有让孩子接受体制的学前教育，由亲子教育取而代之。

从这个NGO孕育出的小欧盟，起点在共学团常流连的公园与游乐场。

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佩玲。

佩玲2013年加入亲子共学团。2014年，台湾太阳花运动爆发，亲子共学团有家长带孩子在立法院外搭帐篷进驻，这时起，佩玲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政治。她从台湾大学电子工程所毕业，做了六、七年法律助理，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全职投入家庭：“之前会觉得我过得好就好了，但学运让我觉得好像不能独善其身。为下一代应该要做点什么。”

正逢“亲子共学”协助团员增强公共视野，开设了“公民记者课”，佩玲报读，2015年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公民报导，讲拥有最受附近儿童欢迎的溜滑梯的桃园中正公园，将被无预警拆掉。没想到，这篇文章在网站上得到很高浏览量，不少人来询问有没有好的结果，“我才意识到原来小小的行动、甚至是从妈妈视角看出去的行动，也可以带来很多卷动跟改变。”

那一年，台湾各地公园的儿童游具（儿童游玩设施）进行更新，传统磨石子的大象溜滑梯、火箭溜滑梯、大而长的滑梯坡道⋯⋯都快“绝种”，被更换成一模一样的塑胶罐头游具。包括佩玲在内的NGO倡议者带动一批妈妈向当地政府抗议，“后来全台很多妈妈都有做这件事，这是做公民报导时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公园抗争之初，妈妈们找来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民代）陈情，“可是他在质询的时候，还会加入自己的意见，或者有他的选票考量。他无法完全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觉得左牺牲一点右牺牲一点，慢慢进步，不要一次要求这么多。”佩玲对民代感到失望。

2017年，她们开始拜访社民党的苗博雅、时代力量的黄国昌（后转民众党）、绿党的周江杰等政治人物，了解如何从公民走向政治。“每个人都给我们一些触动，比如民意代表或地方议员跟做公民报导是非常类似，只是他们更有结构地去看预算、然后可以质询地方官员”，佩玲语调活泼，“我们就是有一种自信觉得，再烂的民意代表都有人头，那妈妈民意代表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就有这个自信，就很开心地报名参选。”

小欧盟政党召集人张淑惠在一个访问中解释小欧盟出现的契机，指通过民代约政府约专家约NGO，过程周折、政策也打折：“既然最清楚孩子需求的是我们，不如我们就来做⋯⋯生活上的事要改变，都是要从政治著手。”

NGO一般有锁定议题，儿童的处境却要方方面面去照顾，“对儿童好的环境，会是一个正常工时的环境，爸爸妈妈都能够去上班，我们也能够信任现在的教育制度。那么，就要跟教育部、劳动部、内政部、交通部做抗争。” 身为妈妈，佩玲深感社会矛盾常要个人来负责，她举例，带孩子坐公车，“大家期待小孩不要哭不要打扰其他乘客，也不要摸窗户又吃手手，”可公车空间不够儿童友善，“增加了妈妈们的压力，不想出门，或者倾向自己有车。”

“全部的环境都让人觉得，我要想办法照顾好自己，不要对公共服务有任何奢求，我也不要去监督民意代表、指望政府把事情做对。”

在妈妈的角色上，从养育上，她看见了公共政策的缺失，产生了“与政府谈”的决心。

2017年“欧巴桑联盟”以政团方式成立，2019年成为政党，加上了“小民参政”四个字。2018和2022年，小欧盟都投入地方市议员选举，2024年首次参选国会。

她们认为，“小民”不一定是意见领袖或拥有经济能力，但政治应该各阶层都能参与。

芝麻饮和棒棒糖背后的“社会关系博奕”

台北华山公园游乐场，大象溜滑梯特别的大。曾参选2022年三重芦洲市议员的陈宛毓告诉我，她来自劳工家庭，大学时就成为了全职妈妈，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原本是比较严格控制的人，孩子不能对她安排的衣食住行说不。有一次，她坚持要儿子喝掉一包芝麻饮，儿子跟她对抗，她把人关到了房间里。

“我现在都觉得好可怕，我只是为了要他喝掉我认为健康的食物⋯⋯我怎么了，好像只是想要去控制孩子而已。”

孩子不过三岁，她觉得已经陷入缺乏理解的育儿困境。因此加入 “亲子共学”，了解教养、儿权、家庭合作的观念。数年来，她渐渐从控制变为放手。大儿子现在已经十三岁，正带著另一个弟弟及其他几个十岁出头的伙伴们，从南投出发徒步环岛，路上没有大人跟著。

“他们一出门我就胆战心惊”，宛毓还是紧张的，但前期所有的东西她都没有过问，“包括钱、行程、他要住哪里，我都不知道。”她不时在手机上跟十三岁的老大交换讯息，了解行程，“我只要当一个避风港。”

目前担任小欧盟双北（台北、新北）党部主任的赖宣任，在2019年加入亲子共学团，她是有过职场经历的母亲，和先生双薪，因此自称“三明治世代劳工家庭”。台北大学通讯所毕业后就进了科技公司，“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就像老师讲什么就跟著一样。”加入亲子共学几天，喜欢叨念的她不会说话了， “我的言语充满了危险，‘你再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然我给你这个利诱，你赶快’。”和一两岁的孩子“讨论”？她没有经验。

不会说话的直接后果，就是孩子想吃充满色素的棒棒糖，她阻止不了。

于是她让两岁半的孩子棒棒糖大解放，所有糖果都吃，别人不吃的也吃；她也一边跟孩子分享共学团妈妈做的糖渍水果，一边带孩子到便利店尝试解释成分表。不过她也学到，孩子之间会交换糖果，是一种社交需求。好几年过去了，现在七岁的女儿在尝试了众多糖果之后，感受到天然跟不天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原来其实不太喜欢甜的东西”。棒棒糖一役，宣任体会到不用禁止的方式也可以教育。

通过亲子共学改善和亲子关系的体验，令宛毓有信心去跟这个组织做更多的事情。如此她接触到小欧盟，先是帮党友辅选，后来自己也跑到一线参选。

这成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怎么形容呢？“看似有工作又没工作、很忙又不忙、有薪水又没薪水，先生支持又不支持”，宛毓呵呵笑答。

她也曾经政治冷感，民主参与只剩下投票，但投给谁也不知道。2018年，台湾公投捆绑地方选举，三项反同法案获公投通过，宛毓备受打击：“如果我的孩子是大家眼中的异类，我会竭尽所能保护他/她。”可是，“很多台面上的政客只在想这到底有不有利于选票。”

宣任小时候被阿公阿嬷带去听陈水扁激昂演讲，原本对政治的理解还有对抗、蓝绿，出社会后，慢慢觉得谁当总统都跟自己无关。加入亲子共学后，她被带著讨论“废死”，“欸为什么进来就说我们要管政治，我们不就是一个教育团体吗？！”再后来，亲子共学一位身障父亲在随团旅行时遇到种种不方便，促使她从交通、住宿等方面理解身障者的处境；一次关于特殊学生（SEN）的讨论，又令她想起国中一个偷钱的“低智商”同学。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薄弱，做政策应该要帮助弱势，“政治不应该是把人排出去，而是把人加进来。”

到了宛毓出来参选的时候，宣任已经想要为伙伴当后勤。党部主任像是协助角色，统整意见、资源分配，北区党部主任从缺，她刚好来做这件事。

2018年小欧盟参选，宛毓觉得起初大家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做倡议，后来摸索到，“就算没有选上，你的政见和票数，会影响政客决定要不要做事情。”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之后，民代才来咨询意见，“那么为什么不在决定政策的那一步就加进去？”

她永远引以为鉴的，是被关在房里的儿子闭眼睡觉拒绝跟她沟通的场景。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人和人的“讨论”这件事，“不是只有你的观点、想法和决定。”

欧巴桑的选举

帮宛毓辅选的两年后，宣任也“出圈”了。2024年包括她在内的13位伙伴一起参选立法院委员（立委）。就是这13人的名单，带小欧盟进入“第五大党”的序列。

她们的选举经费让人大跌眼镜，花掉每人20万共260万台币的选举保证金后，她们只剩下201万台币，来跑这场全台卯足力的大选，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是15.4万台币，约4.1万港币。

选战开始后，从2023年3月底起，各党就可以收取政治献金。据《报导者》估算，截至2023年11月、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月时，仅仅是在官方粉丝专页投放的竞选广告，侯友宜阵营已花费344万台币，赖清德186万、柯文哲104万、郭台铭96万。这些是冰山一角，往年的选后盘点所知，各阵营连同总统和立委选举的总支出，一般是过亿。

得票超过3%以上的政党，选后会获得每年每票50元台币的政党补助金，根据今年的选情，蓝绿补助金将年逾2.3亿（约5750万港币）、民众党也有1.5亿（约3750万港币）。其余小党无人超过这个门槛（小欧盟是0.93%），全部为零。

这意味著，榨汁机般用肉身和选举机器拼搏过一番之后，尽管成绩优秀，小欧盟还要继续用肉身维持党的运转，并计划2026年的地方市议员选举。

越选越穷？“小党门槛下修！”小欧盟一直呼吁修法。

佩玲是2024年选举的总筹，她回忆极致省钱绝招：候选人穿的竞选背心拿2022年的旧衣改造；歌手以“捐歌”的方式写了竞选歌曲，由共学妈妈们献唱；“剩下的就是印文宣⋯⋯还干嘛了？”她停了下来想。电视广告、平面广告、竞选文宣、实体看板、车体广告、其他网路广告，大党海陆空万箭齐发；小欧盟虽也有自己的脸书专页，也会贴实体的公部门广告栏，却会在要将公告修改成符合张贴标准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中，进退两难。

“陆战组织肯定是拼不过两党啦，时代力量都可以到高中或大学接触学生，这部分我们还在追。”结合儿童特色，她们做线下的快闪游戏场，“算是一种很特殊的造势活动，找到人潮聚集的游戏场，在旁边搭橡皮筋或者是绳踢的摊位，孩子也不一定是亲子共学，就是公园的自然人流。”被吸引的儿童带著大人过来，小欧盟就散发文宣、做短演讲，“每个人都有认真听讲，后来开票所的数据，办过游戏场的票率有比较高一点。”

宣任说，一定要把政见说得入口好懂，“要连儿童都听得懂”。对资金不足，她也有另一番见解：“如果我们握了资助的手的话，想讲的话还讲得出来吗？台湾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也是没人看的，我们用很多创意方式，反而也是突破。”

跑过地方选举的宛毓贡献所见所闻：候选人在路口挥手，“有人找了个体型像他的人挥，而且不止一个、好多个！下雨天穿雨衣，那时疫情反正也戴口罩⋯⋯可是真的有长得很不像的也有人信⋯⋯”她去抽号码牌，候选人本人来到，照片差很多，她以为是助理，“还有上新闻把自己拍到18岁，本人站海报旁边，会吓到。”地方竞争激烈，有人不过陪跑，蓝绿基层互相抱怨自己的党，她也见过了。

“大家觉得政治很黑很脏不要碰，都跟这些选举文化有关。”宛毓觉得小欧盟有提供另一种选举样貌，“不只是一个挥手拜托。我的文化创造，就在行动里展现。”

不过，资金不足、人力损耗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佩玲竞选过两次地方后就感到“选举是一件很折磨人性的事情，每天要做很多快速深层的抉择，跟团队做非常高张力的沟通。”小欧盟不过百余人，精力有限，加上区域立委是单一票席，完全不可能选上，选举就变得具有策略性：选地方和选全国兵分二路，而且不断推出新人——但频频换人又无法累积政治名望和信用。小党数量众多，厮杀热烈，选民基于策略考虑，也倾向把政党票投给最有希望的小党。这意味著如果没有做到第一名，就会一直面临不确定的游离状态，不过就算做到了第一名，在政党碎片化、大党吸纳或边缘化小党的政治现实中，一切也不是定数。

2018年，小欧盟共推出21位候选人，虽然无人当选，却有7成候选人的得票数达到退回保证金的门槛；但到2022年，她们推出15人参选，仅2人达到退回保证金门槛。

“2026可能不会再派这么多人了，也会想把能量投注在某几个候选人身上⋯⋯对台湾的投票行为来说确实是比较不利的策略。”都会区是她们有优势且要继续稳固的基本盘，地方上也想要慢慢成长：选后台东成立了新党部，伙伴就文青市集铁花村熄灯事件切入，有蛮好的论述，她们也就放人去经营。

不过，佩玲不担心没有妈妈想出来选，“以后孩子大了，妈妈的时间可能更灵活。”选后退党是台湾选举的一个常见现象，她自豪地指出，“我们的退党数量真的蛮低的，架都在选战期间吵过了，而且都是核心价值的沟通，团队不是暂时的利益交换，而是有共同理念。”

选后，小欧盟在各地组织和民众的“见面会”，扩大能见度，招募党员，从“选举才能被看到”的处境里一点一点地往外延。来见面会的人就算没有入党，也有许多想和小欧盟商量合作帮忙，“背心不要用到2026年喇！”她们订下寻求一万个选民每月200台币定额募捐、争取月捐20万的目标，采访时大概募到了9万。

离目标还有些距离，妈妈们另辟蹊径自立，于是有一个“欧巴桑鸡蛋糕”计划，“早上还在打浆，之后大家会去市集摆摊”。如果销量好，可以稍微补助小孩的教育跟妈妈的生活。“欧巴桑鸡蛋糕”就像做鸡蛋仔或章鱼小丸子，米浆挤到机器里，一次可以烙8个；泡面头，咪咪眼，金黄色，每一个都是欧巴桑头的形状。

说“不”的那个1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欧盟都没有幕僚，过往党内讨论议题，好处是有充分自由、充分时间、充分讨论。但是复杂议题操作起来慢、费时费力，有的题目至少讨论一周才发出新闻稿。

佩玲记得，2021年全台吵架的藻礁议题，涉及自然科学、环境、工程等领域，光是数据就各家各言，议题门槛高，很多人跟著大风向走。小欧盟选民指望她们响应民进党变通规划，后期主导的成员却认为要跟国民党合作。最后小欧盟和主导小组分离，用大量时间自学，每天看气候变化的书，了解台湾的用电量趋势，经济模式⋯⋯再形成自己的主张。

而当下一起保母虐童致死案热烧全台，1岁大一点的孩子在数双眼睛下死亡，她们就此展开很多讨论：民法1085条的父母惩戒权应该移除吗？保母的待遇和处境是导致施虐的原因吗？社工访视为何难以进行？政府对高风险家庭有什么样的政策？看法条、看新闻、看记者会、看研究，白天带小朋友晚上在会议上讨论，“大家回复又回复，隔一天又觉得缺了什么，时间就比较长。”

从参选立委到选后，外界对小欧盟多了期待，回应议题需要更迅速和集中。她们多了一个小小的“政策组”。

经历过大选的小欧盟，慢慢更像一个党组织了，驶出小港的船，也将面临更多变数。

就在不久前，她们面临了一次掉粉风波。

选后的2月，台湾卫福部著手在两年内修订《人工生殖法》，有网友提问小欧盟对代孕的意见，恰好政策组成员认识一位想要孩子而不得的单亲妈妈，同时受苦于台湾复杂的领养政策，佩玲被这种个人经验打动：“领养到的时候孩子都要生出来了⋯⋯她第一次找人捐精，第二次考虑代孕。我接触到的女同志和单身女性，她们并不是出自传宗接代的念头想要有孩子，她们觉得婚嫁制度就是对女性的剥削，反而希望独立抚育自己的孩子。说真的，我会愿意支持她，我也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和制度可以照顾到这样的人。”

小欧盟很快在 Threads 上提出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主张。但代孕是不亚于藻礁的敏感题目，委托方不一定是女性，孕母的生育权又与资本主义弊端缠绕，不同国家对利他和商业立场的态度各异，因此主张一出就遭遇翻车，遭批评漠视孕母处境，掉了不少粉丝，“比如反对方认为，寻求代孕的人一定是有钱的混蛋，想要流传自己菁英的基因⋯⋯我也同意反对方提到的剥削样态，可能在利他的模式下还是让孕母权益和身体受损，我是愿意做这些讨论——如果有制度修补或明确的风险告知，是否也可以把伤害降低到最低呢？”

“但如果一下就说死，完全没有讨论空间，我们反而不是觉得好的氛围。如果完全只看民意，说真的也不需要政党了。”

“这次（出回应）确实有点太快了”，宛毓和宣任回应，支持的主张由政策组提出，未经全党讨论，成为检视讨论机制的教训；“同事小编的口气也让议论度升高”，佩玲也反省公开发言的方式。最终议题重回党内，“什么形式、如何中介、如何确保孕母的权益？”，她们也想再参考国外经验，先听自己还未充分了解的声音。“我们想讨论，可以接受这个形式到什么程度？如果现在利他，台湾社会是不是可以接受？是不是可以把剥削孕母的机率降到最小？”

如果经过研究发现，制度上根本无法根绝或避免潜在伤害的话，“我们也会放弃代孕合法化的主张。”

不过，就算经历了这场风波，宛毓和宣任还是很高兴现在党内讨论问题还是没有顾虑，有什么就提出，并未多了限制。回应有缺失的地方，她们也给予体谅。反而是如果成员意见都太过一致，宛毓会觉得“有点慌张，一致也很可怕欸，大家应该有不同的想法”，她信任多元多于同质。

佩玲听见，外界有批评小欧盟“妈妈很闲”、“小圈子议题”的声音，她也检讨“亲子共学”过往难受蓝领家庭青睐，除了观念差异，或许也有父母亲无暇照顾的问题。“我们也有在想如何转型，有考虑过非营利幼儿园的形式。”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游行的时候，她们会碰到立场相近的同温层，但也有选民因为A议题接触了小欧盟，又对她们在B议题上的主张困惑不解。与公众的接触面变大，如何面对选民的意见，也是日后挑战。

如今，要成为小欧盟的党员，需要有党内两人推荐，对她们来说，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比凑人头更重要。参与选举的每个候选人都要签订“代理人合约”——参选不能超过三届（12年）——“12年能触及的议题比较深入，但这中间可能就会有利益关系产生。”

受访的所有人都觉得，选赢不是目的，那么目的是什么？

佩玲不急不缓：“权力上的斗争一直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不愿意在过程中犠牲了我们一开始的坚持。”

宛毓觉得自己有理念洁癖：“如果我的政党跟我说，做某个议题或有某种主张会被讨厌、不要碰，或必须要顾虑某些族群和选票，我就真的不会想要在这边。”她瞪大眼睛，语气认真。

“有一个老师让我蛮感动，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一定是投反对票，29比1，那个1的声音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坚决说不行⋯⋯世上真的有为儿童在想的人，也有在为女性思考的人，就算公园会变成停车场，那个1的声音都代表著这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一起生活的政党伙伴

坐在秋千轮胎里面的小姑娘向天上伸著脚、恣意地笑，“妈妈，推我的背！”她不断催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到这边⋯⋯”宣任示意我一起站到秋千背后，她用一只手推女儿的轮胎，喊声迫切的时候用两只手。

“我们这个政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我们是生活上产生的团体，就算我们政治上没有选上，我们还是一起生活的伙伴。”回到亲子共学团的原意，宣任重提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生了两胎的宣任已经成了全职妈妈，就养育问题，她和先生也吵过很多架，磨合至今，先生多了在家工作的时间，“他比以往享受陪伴小孩，也常一起去参加活动”。以往休假都是出国之类，现在的假日，这个家不是参加游行、走读社会议题，就是去参加各式各样工作坊。

总有两人无法单独托育的时候，宣任庆幸亲子共学团其实也是个互相托育团，妈妈之间照看一个两个都是提供多一双眼，孩子带在身边工作，有时也有寓教于乐的功能。

公共之外，这个团体还要不时要给党内成员的家庭问题灭火。“有成员还没到政策讨论这边，先生就已经把生活费移掉了。”家内性别不平权，母亲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被生生漠视，她们和其他团体一起协助这位成员，希望在生活费被扣掉之余还能有一点支持。好几位成员是离婚或单亲妈妈，“很多妈妈不知道小孩要不要判给她，所以不敢离婚”，小欧盟还会就这些问题为大家寻找一些法律意见、提出参考。

最年轻的团员谢海菁27岁，没到世俗认为的“欧巴桑”年纪，因此炎上。“但她都自称欧巴桑啊，因为‘爱管闲事’”，宣任笑言都市人情冷漠，爱管闲事其实就是多问问、多关心身边的人，“是生活上愿意做欧巴桑。”

我想起在中坜新富公园遇到一位亲子共学的妈妈，约三十岁的样子，带著第二个不会说话的小小儿子来参加共学。我和妈妈们聊天的时候，小小儿子就在公园地上爬来爬去，一回头嘴里叼了一根树枝，边爬边晃。再一回头，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小汽车模型，玩得正欢，被两个大孩子拿走了。

小小儿子哇哇大哭，引来妈妈们关心，她们询问两个大孩子，“一定要拿走的原因是什么？”小汽车是另一个男孩的，他睡著了，大孩子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自己的玩具被这样拿走。“原来是正义魔人啊！”妈妈们轻轻笑笑。

她们去找了找那个男孩，得到了同意，又把模型送回小小儿子手上，“他同意了喔”，她们向大孩子们喊话，大孩子点点头，所有人都恢复平常。

小小儿子的母亲跟我说：我不是一个典型“好妈妈”。世俗期待的母亲标准她自觉无法达到，“母爱伟大”之类，她感到跟这些期望有距离。那天她的脸略有一点苍白，在雨后的阳光下泛出浅浅的光泽，“但是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她们把眼光放长远，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永远是参与政治的起点。“我们不可能自己好嘛，这个团体有儿童人权的意思。小孩的社会，小孩生小孩的社会，希望可以是更好的社会。”接触牛鬼蛇神的议题，不断练习讲出自己的想法，跟过去反思、脱出原生的壳，宣任钦佩这样的大家，也钦佩这样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