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媽媽的女性政黨，台灣歐巴桑們組建了一個怎樣的「生活政黨」？

一顆藍色底、橘色斑塊的恐龍蛋臥在沙池中，2歲3個月大的小蘋果在媽媽陪伴下搖搖晃晃地走過去。這天不時飄著細毛雨，約十位媽媽還是從桃園各區帶著不足5歲的孩子們，來到改造成恐龍主題的中壢新富公園玩耍。

沈佩玲坐在不遠處的石條凳上，看著這群大人小孩，談吐果斷：「既然教育都可以自己來，政治也可以自己來。」

佩玲是兩個十多歲孩子的母親，也是台灣新興小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簡稱小歐盟）」的桃園區召集人、立委選戰總籌。小歐盟在2019年申請成為政黨，9成黨員是女性，政見主張著力在兒童人權、親子友善、性別平權、勞工與環境等，提倡「生活政治」。

2024年台灣大選，除了藍綠白三黨外，這支主要由地方媽媽組成的女性政黨，政黨票得票竟然排在第五位（5/16）。排在她們之前的「時代力量」是小黨中的「大黨」，而歷史比她們更久遠的還有綠黨、社民黨、基進黨等。儘管國會最終的藍綠席位相當，關鍵少數由白色的民眾黨承擔，諸小黨在國會中不得一席，但得票靠前，依然是連小歐盟自己也沒有想到的結果。

「創造奇跡」，有媒體用這樣的字眼形容。

女性政黨、地方媽媽，這些標籤讓島內外眼前一亮。參政不易吧？「我們都是家庭革命的勝利者」，佩玲笑笑。這不是全部。她送我到車站，途中講起有的黨員出來參選遇到的經典困境，「有位媽媽的先生曾很不屑地跟她說：參選？為什麼是你，不是我？」

見證小歐盟出現和發展、桃園「親子共學」領隊之一韻穎，用四個「很笨」來形容地方媽媽自立政黨這件事：「我們在做很笨很笨很笨很笨、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公園裏孩子們一直在跑、叫，摔倒，媽媽在一邊關照，也放手讓孩子自己感受和體會。「我們就是一邊滾動一邊學習，有想法就研究⋯⋯」如果社會主流是想要一個「漂漂亮亮美美好好厲害」的政黨，韻穎覺得，這不是小歐盟。

「我們沒有很厲害、很菁英，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一點」。」韻穎十多年前懷著老二、帶著快到幼兒園年齡的老大參加親子共學，堅決不想讓孩子進入師生比超額、老師心有餘力不足的體制教育。雖然沒有在小歐盟裏擔任管理角色，但她對小歐盟的歷史信手拈來。「我們不是傳統政黨，會遭遇很多批評，而且硬傷是要花很多時間，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一樣」，「但我們是歐巴桑精神，歐巴桑精神就是那種，眼淚擦一擦！」韻穎轉成台語，「好（hó）了。再來！」

從溜滑梯開始的小民參政

組織小、資金有限，小歐盟至今沒有任何辦公室。

這個政黨源於「親子共學團」，小歐盟的黨員，也幾乎是「親子共學」的素人媽媽們轉型而來。台灣社會趨向少子化，坊間笑言，她們是全台最高生育率，成員間親切互稱單寶媽、雙寶媽、三寶媽。出門在外抱一抱二，孩子的笑鬧聲永不落空。

「親子共學團」是「大腳小腳親子共學團」的簡稱，由「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推動。這個 NGO 成立於2010年，主要提供0-5歲的親子教育，在全台多地都有開團，提倡「不打、不罵、不威脅、不恐嚇、不利誘」的教養方式。參加的父母很多沒有讓孩子接受體制的學前教育，由親子教育取而代之。

從這個NGO孕育出的小歐盟，起點在共學團常流連的公園與遊樂場。

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是佩玲。

佩玲2013年加入親子共學團。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爆發，親子共學團有家長帶孩子在立法院外搭帳篷進駐，這時起，佩玲才開始有意識地關注政治。她從台灣大學電子工程所畢業，做了六、七年法律助理，生下第一個孩子後全職投入家庭：「之前會覺得我過得好就好了，但學運讓我覺得好像不能獨善其身。為下一代應該要做點什麼。」

正逢「親子共學」協助團員增強公共視野，開設了「公民記者課」，佩玲報讀，2015年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公民報導，講擁有最受附近兒童歡迎的溜滑梯的桃園中正公園，將被無預警拆掉。沒想到，這篇文章在網站上得到很高瀏覽量，不少人來詢問有沒有好的結果，「我才意識到原來小小的行動、甚至是從媽媽視角看出去的行動，也可以帶來很多捲動跟改變。」

那一年，台灣各地公園的兒童遊具（兒童遊玩設施）進行更新，傳統磨石子的大象溜滑梯、火箭溜滑梯、大而長的滑梯坡道⋯⋯都快「絕種」，被更換成一模一樣的塑膠罐頭遊具。包括佩玲在內的NGO倡議者帶動一批媽媽向當地政府抗議，「後來全台很多媽媽都有做這件事，這是做公民報導時完全沒有辦法想象的。」

公園抗爭之初，媽媽們找來民進黨的民意代表（民代）陳情，「可是他在質詢的時候，還會加入自己的意見，或者有他的選票考量。他無法完全從兒童的視角出發，覺得左犧牲一點右犧牲一點，慢慢進步，不要一次要求這麼多。」佩玲對民代感到失望。

2017年，她們開始拜訪社民黨的苗博雅、時代力量的黃國昌（後轉民眾黨）、綠黨的周江杰等政治人物，了解如何從公民走向政治。「每個人都給我們一些觸動，比如民意代表或地方議員跟做公民報導是非常類似，只是他們更有結構地去看預算、然後可以質詢地方官員」，佩玲語調活潑，「我們就是有一種自信覺得，再爛的民意代表都有人頭，那媽媽民意代表是不是也可以？我們就有這個自信，就很開心地報名參選。」

小歐盟政黨召集人張淑惠在一個訪問中解釋小歐盟出現的契機，指通過民代約政府約專家約NGO，過程周折、政策也打折：「既然最清楚孩子需求的是我們，不如我們就來做⋯⋯生活上的事要改變，都是要從政治著手。」

NGO一般有鎖定議題，兒童的處境卻要方方面面去照顧，「對兒童好的環境，會是一個正常工時的環境，爸爸媽媽都能夠去上班，我們也能夠信任現在的教育制度。那麼，就要跟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交通部做抗爭。」 身為媽媽，佩玲深感社會矛盾常要個人來負責，她舉例，帶孩子坐公車，「大家期待小孩不要哭不要打擾其他乘客，也不要摸窗戶又吃手手，」可公車空間不夠兒童友善，「增加了媽媽們的壓力，不想出門，或者傾向自己有車。」

「全部的環境都讓人覺得，我要想辦法照顧好自己，不要對公共服務有任何奢求，我也不要去監督民意代表、指望政府把事情做對。」

在媽媽的角色上，從養育上，她看見了公共政策的缺失，產生了「與政府談」的決心。

2017年「歐巴桑聯盟」以政團方式成立，2019年成為政黨，加上了「小民參政」四個字。2018和2022年，小歐盟都投入地方市議員選舉，2024年首次參選國會。

她們認為，「小民」不一定是意見領袖或擁有經濟能力，但政治應該各階層都能參與。

芝麻飲和棒棒糖背後的「社會關係博奕」

台北華山公園遊樂場，大象溜滑梯特別的大。曾參選2022年三重蘆洲市議員的陳宛毓告訴我，她來自勞工家庭，大學時就成為了全職媽媽，現在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原本是比較嚴格控制的人，孩子不能對她安排的衣食住行說不。有一次，她堅持要兒子喝掉一包芝麻飲，兒子跟她對抗，她把人關到了房間裏。

「我現在都覺得好可怕，我只是為了要他喝掉我認為健康的食物⋯⋯我怎麼了，好像只是想要去控制孩子而已。」

孩子不過三歲，她覺得已經陷入缺乏理解的育兒困境。因此加入 「親子共學」，了解教養、兒權、家庭合作的觀念。數年來，她漸漸從控制變為放手。大兒子現在已經十三歲，正帶著另一個弟弟及其他幾個十歲出頭的夥伴們，從南投出發徒步環島，路上沒有大人跟著。

「他們一出門我就膽戰心驚」，宛毓還是緊張的，但前期所有的東西她都沒有過問，「包括錢、行程、他要住哪裏，我都不知道。」她不時在手機上跟十三歲的老大交換訊息，了解行程，「我只要當一個避風港。」

目前擔任小歐盟雙北（台北、新北）黨部主任的賴宣任，在2019年加入親子共學團，她是有過職場經歷的母親，和先生雙薪，因此自稱「三明治世代勞工家庭」。台北大學通訊所畢業後就進了科技公司，「公司說什麼就是什麼，就像老師講什麼就跟著一樣。」加入親子共學幾天，喜歡叨念的她不會說話了， 「我的言語充滿了危險，『你再不怎麼樣，我就怎麼樣；不然我給你這個利誘，你趕快』。」和一兩歲的孩子「討論」？她沒有經驗。

不會說話的直接後果，就是孩子想吃充滿色素的棒棒糖，她阻止不了。

於是她讓兩歲半的孩子棒棒糖大解放，所有糖果都吃，別人不吃的也吃；她一邊跟孩子分享共學團媽媽做的糖漬水果，一邊帶孩子到便利店嘗試解釋成分表。不過她也學到，孩子之間會交換糖果，是一種社交需求。好幾年過去了，現在七歲的女兒在嘗試了眾多糖果之後，感受到天然跟不天然，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了，「原來其實不太喜歡甜的東西」。棒棒糖一役，宣任體會到不用禁止的方式也可以教育。

通過親子共學改善和親子關係的體驗，令宛毓有信心去跟這個組織做更多的事情。如此她接觸到小歐盟，先是幫黨友輔選，後來自己也跑到一線參選。

這成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怎麼形容呢？「看似有工作又沒工作、很忙又不忙、有薪水又沒薪水，先生支持又不支持」，宛毓呵呵笑答。

她也曾經政治冷感，民主參與只剩下投票，但投給誰也不知道。2018年，台灣公投綑綁地方選舉，三項反同法案獲公投通過，宛毓備受打擊：「如果我的孩子是大家眼中的異類，我會竭盡所能保護他/她。」可是，「很多台面上的政客只在想這到底有不有利於選票。」

宣任小時候被阿公阿嬤帶去聽陳水扁激昂演講，原本對政治的理解還有對抗、藍綠，出社會後，慢慢覺得誰當總統都跟自己無關。加入親子共學後，她被帶著討論「廢死」，「欸為什麼進來就說我們要管政治，我們不就是一個教育團體嗎？！」再後來，親子共學一位身障父親在隨團旅行時遇到種種不方便，促使她從交通、住宿等方面理解身障者的處境；一次關於特殊學生（SEN）的討論，又令她想起國中一個偷錢的「低智商」同學。人跟人之間的理解薄弱，做政策應該要幫助弱勢，「政治不應該是把人排出去，而是把人加進來。」

到了宛毓出來參選的時候，宣任已經想要為夥伴當後勤。黨部主任像是協助角色，統整意見、資源分配，北區黨部主任從缺，她剛好來做這件事。

2018年小歐盟參選，宛毓覺得起初大家只是想用另一種方式做倡議，後來摸索到，「就算沒有選上，你的政見和票數，會影響政客決定要不要做事情。」很多時候，事情發生之後，民代才來諮詢意見，「那麼為什麼不在決定政策的那一步就加進去？」

她永遠引以為鑒的，是被關在房裏的兒子閉眼睡覺拒絕跟她溝通的場景。無論是親子關係還是社會關係，人和人的「討論」這件事，「不是只有你的觀點、想法和決定。」

歐巴桑的選舉

幫宛毓輔選的兩年後，宣任也「出圈」了。2024年包括她在內的13位夥伴一起參選立法院委員（立委）。就是這13人的名單，帶小歐盟進入「第五大黨」的序列。

她們的選舉經費讓人大跌眼鏡，花掉每人20萬共260萬台幣的選舉保證金後，她們只剩下201萬台幣，來跑這場全台卯足力的大選，分到每個人頭上的是15.4萬台幣，約4.1萬港幣。

選戰開始後，從2023年3月底起，各黨就可以收取政治獻金。據《報導者》估算，截至2023年11月、距離投票日還有兩個月時，僅僅是在官方粉絲專頁投放的競選廣告，侯友宜陣營已花費344萬台幣，賴清德186萬、柯文哲104萬、郭台銘96萬。這些是冰山一角，往年的選後盤點所知，各陣營連同總統和立委選舉的總支出，一般是過億。

得票超過3%以上的政黨，選後會獲得每年每票50元台幣的政黨補助金，根據今年的選情，藍綠補助金將年逾2.3億（約5750萬港幣）、民眾黨也有1.5億（約3750萬港幣）。其餘小黨無人超過這個門檻（小歐盟是0.93%），全部為零。

這意味著，榨汁機般用肉身和選舉機器拼搏過一番之後，儘管成績優秀，小歐盟還要繼續用肉身維持黨的運轉，並計劃2026年的地方市議員選舉。

越選越窮？「小黨門檻下修！」小歐盟一直呼籲修法。

佩玲是2024年選舉的總籌，她回憶極致省錢絕招：候選人穿的競選背心拿2022年的舊衣改造；歌手以「捐歌」的方式寫了競選歌曲，由共學媽媽們獻唱；「剩下的就是印文宣⋯⋯還幹嘛了？」她停了下來想。電視廣告、平面廣告、競選文宣、實體看板、車體廣告、其他網路廣告，大黨海陸空萬箭齊發；小歐盟雖也有自己的臉書專頁，也會貼實體的公部門廣告欄，卻會在要將公告修改成符合張貼標準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中，進退兩難。

「陸戰組織肯定是拼不過兩黨啦，時代力量都可以到高中或大學接觸學生，這部分我們還在追。」結合兒童特色，她們做線下的快閃遊戲場，「算是一種很特殊的造勢活動，找到人潮聚集的遊戲場，在旁邊搭橡皮筋或者是繩踢的攤位，孩子也不一定是親子共學，就是公園的自然人流。」被吸引的兒童帶著大人過來，小歐盟就散發文宣、做短演講，「每個人都有認真聽講，後來開票所的數據，辦過遊戲場的票率有比較高一點。」

宣任說，一定要把政見說得入口好懂，「要連兒童都聽得懂」。對資金不足，她也有另一番見解：「如果我們握了資助的手的話，想講的話還講得出來嗎？台灣的電視政見發表會也是沒人看的，我們用很多創意方式，反而也是突破。」

跑過地方選舉的宛毓貢獻所見所聞：候選人在路口揮手，「有人找了個體型像他的人揮，而且不止一個、好多個！下雨天穿雨衣，那時疫情反正也戴口罩⋯⋯可是真的有長得很不像的也有人信⋯⋯」她去抽號碼牌，候選人本人來到，照片差很多，她以為是助理，「還有上新聞把自己拍到18歲，本人站海報旁邊，會嚇到。」地方競爭激烈，有人不過陪跑，藍綠基層互相抱怨自己的黨，她也見過了。

「大家覺得政治很黑很髒不要碰，都跟這些選舉文化有關。」宛毓覺得小歐盟有提供另一種選舉樣貌，「不只是一個揮手拜託。我的文化創造，就在行動裏展現。」

不過，資金不足、人力損耗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佩玲競選過兩次地方後就感到「選舉是一件很折磨人性的事情，每天要做很多快速深層的抉擇，跟團隊做非常高張力的溝通。」小歐盟不過百余人，精力有限，加上區域立委是單一票席，完全不可能選上，選舉就變得具有策略性：選地方和選全國兵分二路，而且不斷推出新人——但頻頻換人又無法累積政治名望和信用。小黨數量眾多，廝殺熱烈，選民基於策略考慮，也傾向把政黨票投給最有希望的小黨。這意味著如果沒有做到第一名，就會一直面臨不確定的游離狀態，不過就算做到了第一名，在政黨碎片化、大黨吸納或邊緣化小黨的政治現實中，一切也不是定數。

2018年，小歐盟共推出21位候選人，雖然無人當選，卻有7成候選人的得票數達到退回保證金的門檻；但到2022年，她們推出15人參選，僅2人達到退回保證金門檻。

「2026可能不會再派這麼多人了，也會想把能量投注在某幾個候選人身上⋯⋯對台灣的投票行為來說確實是比較不利的策略。」都會區是她們有優勢且要繼續穩固的基本盤，地方上也想要慢慢成長：選後台東成立了新黨部，夥伴就文青市集鐵花村熄燈事件切入，有蠻好的論述，她們也就放人去經營。

不過，佩玲不擔心沒有媽媽想出來選，「以後孩子大了，媽媽的時間可能更靈活。」選後退黨是台灣選舉的一個常見現象，她自豪地指出，「我們的退黨數量真的蠻低的，架都在選戰期間吵過了，而且都是核心價值的溝通，團隊不是暫時的利益交換，而是有共同理念。」

選後，小歐盟在各地組織和民眾的「見面會」，擴大能見度，招募黨員，從「選舉才能被看到」的處境裏一點一點地往外延。來見面會的人就算沒有入黨，也有許多想和小歐盟商量合作幫忙，「背心不要用到2026年喇！」她們訂下尋求一萬個選民每月200台幣定額募捐、爭取月捐20萬的目標，採訪時大概募到了9萬。

離目標還有些距離，媽媽們另闢蹊徑自立，於是有一個「歐巴桑雞蛋糕」計畫，「早上還在打漿，之後大家會去市集擺攤」。如果銷量好，可以稍微補助小孩的教育跟媽媽的生活。「歐巴桑雞蛋糕」就像做雞蛋仔或章魚小丸子，米漿擠到機器裡，一次可以烙8個；泡麵頭，咪咪眼，金黃色，每一個都是歐巴桑頭的形狀。

說「不」的那個1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小歐盟都沒有幕僚，過往黨內討論議題，好處是有充分自由、充分時間、充分討論。但是複雜議題操作起來慢、費時費力，有的題目至少討論一週才發出新聞稿。

佩玲記得，2021年全台吵架的藻礁議題，涉及自然科學、環境、工程等領域，光是數據就各家各言，議題門檻高，很多人跟著大風向走。小歐盟選民指望她們響應民進黨變通規劃，後期主導的成員卻認為要跟國民黨合作。最後小歐盟和主導小組分離，用大量時間自學，每天看氣候變化的書，了解台灣的用電量趨勢，經濟模式⋯⋯再形成自己的主張。

而當下一起保母虐童致死案熱燒全台，1歲大一點的孩子在數雙眼睛下死亡，她們就此展開很多討論：民法1085條的父母懲戒權應該移除嗎？保母的待遇和處境是導致施虐的原因嗎？社工訪視為何難以進行？政府對高風險家庭有什麼樣的政策？看法條、看新聞、看記者會、看研究，白天帶小朋友晚上在會議上討論，「大家回覆又回覆，隔一天又覺得缺了什麼，時間就比較長。」

從參選立委到選後，外界對小歐盟多了期待，回應議題需要更迅速和集中。她們多了一個小小的「政策組」。

經歷過大選的小歐盟，慢慢更像一個黨組織了，駛出小港的船，也將面臨更多變數。

就在不久前，她們面臨了一次掉粉風波。

選後的2月，台灣衛福部著手在兩年內修訂《人工生殖法》，有網友提問小歐盟對代孕的意見，恰好政策組成員認識一位想要孩子而不得的單親媽媽，同時受苦於台灣複雜的領養政策，佩玲被這種個人經驗打動：「領養到的時候孩子都要生出來了⋯⋯她第一次找人捐精，第二次考慮代孕。我接觸到的女同志和單身女性，她們並不是出自傳宗接代的念頭想要有孩子，她們覺得婚嫁制度就是對女性的剝削，反而希望獨立撫育自己的孩子。說真的，我會願意支持她，我也思考什麼樣的社會和制度可以照顧到這樣的人。」

小歐盟很快在 Threads 上提出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主張。但代孕是不亞於藻礁的敏感題目，委託方不一定是女性，孕母的生育權又與資本主義弊端纏繞，不同國家對利他和商業立場的態度各異，因此主張一出就遭遇翻車，遭批評漠視孕母處境，掉了不少粉絲，「比如反對方認為，尋求代孕的人一定是有錢的混蛋，想要流傳自己菁英的基因⋯⋯我也同意反對方提到的剝削樣態，可能在利他的模式下還是讓孕母權益和身體受損，我是願意做這些討論——如果有制度修補或明確的風險告知，是否也可以把傷害降低到最低呢？」

「但如果一下就說死，完全沒有討論空間，我們反而不是覺得好的氛圍。如果完全只看民意，說真的也不需要政黨了。」

「這次（出回應）確實有點太快了」，宛毓和宣任回應，支持的主張由政策組提出，未經全黨討論，成為檢視討論機制的教訓；「同事小編的口氣也讓議論度升高」，佩玲也反省公開發言的方式。最終議題重回黨內，「什麼形式、如何中介、如何確保孕母的權益？」，她們也想再參考國外經驗，先聽自己還未充分了解的聲音。「我們想討論，可以接受這個形式到什麼程度？如果現在利他，台灣社會是不是可以接受？是不是可以把剝削孕母的機率降到最小？」

如果經過研究發現，制度上根本無法根絕或避免潛在傷害的話，「我們也會放棄代孕合法化的主張。」

不過，就算經歷了這場風波，宛毓和宣任還是很高興現在黨內討論問題還是沒有顧慮，有什麼就提出，並未多了限制。回應有缺失的地方，她們也給予體諒。反而是如果成員意見都太過一致，宛毓會覺得「有點慌張，一致也很可怕欸，大家應該有不同的想法」，她信任多元多於同質。

佩玲聽見，外界有批評小歐盟「媽媽很閒」、「小圈子議題」的聲音，她也檢討「親子共學」過往難受藍領家庭青睞，除了觀念差異，或許也有父母親無暇照顧的問題。「我們也有在想如何轉型，有考慮過非營利幼兒園的形式。」去參加各式各樣的遊行的時候，她們會碰到立場相近的同溫層，但也有選民因為A議題接觸了小歐盟，又對她們在B議題上的主張困惑不解。與公眾的接觸面變大，如何面對選民的意見，也是日後挑戰。

如今，要成為小歐盟的黨員，需要有黨內兩人推薦，對她們來說，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比湊人頭更重要。參與選舉的每個候選人都要簽訂「代理人合約」——參選不能超過三屆（12年）——「12年能觸及的議題比較深入，但這中間可能就會有利益關係產生。」

受訪的所有人都覺得，選贏不是目的，那麼目的是什麼？

佩玲不急不緩：「權力上的鬥爭一直不是我們的初衷，我們不願意在過程中犠牲了我們一開始的堅持。」

宛毓覺得自己有理念潔癖：「如果我的政黨跟我說，做某個議題或有某種主張會被討厭、不要碰，或必須要顧慮某些族群和選票，我就真的不會想要在這邊。」她瞪大眼睛，語氣認真。

「有一個老師讓我蠻感動，他說，如果今天有一個人知道自己一定是投反對票，29比1，那個1的聲音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有一個人堅決說不行⋯⋯世上真的有為兒童在想的人，也有在為女性思考的人，就算公園會變成停車場，那個1的聲音都代表著這個社會裏面很重要的事情。」

一起生活的政黨夥伴

坐在鞦韆輪胎裏面的小姑娘向天上伸著腳、恣意地笑，「媽媽，推我的背！」她不斷催促。「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們到這邊⋯⋯」宣任示意我一起站到鞦韆背後，她用一隻手推女兒的輪胎，喊聲迫切的時候用兩隻手。

「我們這個政黨跟別人比較不一樣，我們是生活上產生的團體，就算我們政治上沒有選上，我們還是一起生活的夥伴。」回到親子共學團的原意，宣任重提生活與政治的關係。

生了兩胎的宣任已經成了全職媽媽，就養育問題，她和先生也吵過很多架，磨合至今，先生多了在家工作的時間，「他比以往享受陪伴小孩，也常一起去參加活動」。以往休假都是出國之類，現在的假日，這個家不是參加遊行、走讀社會議題，就是去參加各式各樣工作坊。

總有兩人無法單獨托育的時候，宣任慶幸親子共學團其實也是個互相托育團，媽媽之間照看一個兩個都是提供多一雙眼，孩子帶在身邊工作，有時也有寓教於樂的功能。

公共之外，這個團體還要不時要給黨內成員的家庭問題滅火。「有成員還沒到政策討論這邊，先生就已經把生活費移掉了。」家內性別不平權，母親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被生生漠視，她們和其他團體一起協助這位成員，希望在生活費被扣掉之餘還能有一點支持。好幾位成員是離婚或單親媽媽，「很多媽媽不知道小孩要不要判給她，所以不敢離婚」，小歐盟還會就這些問題為大家尋找一些法律意見、提出參考。

最年輕的團員謝海菁27歲，沒到世俗認為的「歐巴桑」年紀，因此炎上。「但她都自稱歐巴桑啊，因為『愛管閒事』」，宣任笑言都市人情冷漠，愛管閒事其實就是多問問、多關心身邊的人，「是生活上願意做歐巴桑。」

我想起在中壢新富公園遇到一位親子共學的媽媽，約三十歲的樣子，帶著第二個不會說話的小小兒子來參加共學。我和媽媽們聊天的時候，小小兒子就在公園地上爬來爬去，一回頭嘴裏叼了一根樹枝，邊爬邊晃。再一回頭，他不知從哪裏找來一輛小汽車模型，玩得正歡，被兩個大孩子拿走了。

小小兒子哇哇大哭，引來媽媽們關心，她們詢問兩個大孩子，「一定要拿走的原因是什麼？」小汽車是另一個男孩的，他睡著了，大孩子不知道他是否願意自己的玩具被這樣拿走。「原來是正義魔人啊！」媽媽們輕輕笑笑。

她們去找了找那個男孩，得到了同意，又把模型送回小小兒子手上，「他同意了喔」，她們向大孩子們喊話，大孩子點點頭，所有人都恢復平常。

小小兒子的母親跟我說：我不是一個典型「好媽媽」。世俗期待的母親標準她自覺無法達到，「母愛偉大」之類，她感到跟這些期望有距離。那天她的臉略有一點蒼白，在雨後的陽光下泛出淺淺的光澤，「但是來這裡跟大家一起，我覺得沒有那麼孤單。」

她們把眼光放長遠，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永遠是參與政治的起點。「我們不可能自己好嘛，這個團體有兒童人權的意思。小孩的社會，小孩生小孩的社會，希望可以是更好的社會。」接觸牛鬼蛇神的議題，不斷練習講出自己的想法，跟過去反思、脱出原生的殼，宣任欽佩這樣的大家，也欽佩這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