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泛民绝迹区议会：问老中青三代，没议席怎么走？“又倾又砌”还可行？

香港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将于12月10日举行，这是区议会自1982年面世以来，泛民主派首次绝迹的选举。

民主党副主席、前区议员伍凯欣是无法入闸的一员。“讲个笑话你听，其实有些党友不知道我是副主席，哈哈！”总是笑脸迎人的她加入民主党17年，自言个性并不鲜明，身上不带半点政治明星魅力。若非香港翻篇，她以为一辈子能守在上环东华区，自由自在做自己的社区工作。如果有党友出选立法会，她便当个忠实的“地区桩脚”，保送党友入局，直至退休。

“地区桩脚”是香港政党政治的用语。自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只剩区议会和立法会两层议会选举架构，1990年代后，各政团开始派出全职的党干，有计划地抢夺地区阵地，政党的区议员成为更大规模选举，如立法局选举的“桩脚”。现在选举改制，泛民入闸无望，散落在地区的民主派“桩脚”也要暂时从区议会退场。

在泛民离场前，我们访问曾尝试入闸参选但被拒的泛民主派人士，包括见证38年区议会沿革的独立民主派陈琬琛，前年在宣誓风波中辞职、如今入闸被拒的民主党正副主席罗健熙与伍凯欣，以及走温和民主民生路线、民协元老谭国侨和新生代郭伟诚。随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大洗牌，他们挟各自的理由尝试向新选制敲门，但遭遇挫败后，未来区议会还有进场的意义吗？

“自取其辱”VS“亲试制度不公平”

伍凯欣今年40岁，刚好生于区议会面世后的一年。大学选课时，她曾想过当社工，但又想赚钱养家，最后折衷方案是选择较快毕业、同由“社会”开头的“社会政策”学系。2006年大学毕业后，她传了许多求职信，最后只获民主党中西区区议员郑丽琼办事处回复，自小在中西区长大的她，由此成为民主党议员助理。她输过两趟选举，做了11年地区工作，在2017年终于当选区议员。

花11年换来一个区议员议席，时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曾受访谈起伍的经验难以复制，“如果你让每个年轻人都像Bonnie（伍凯欣），要等11年，可能很多人就会有问号了。”但伍凯欣不介意，她说她的政治抱负就是“做区（做地区工作）”。

伍凯欣第一天上班，随前辈去开法团会，“当时法例也不知道，第一天开会就打交，好像拍戏。”中上环有不少单幢唐楼，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协助法团开会，写会议记录，解答法例疑难。一次，法团开会后有疑似黑社会人士殴打屋苑经理，“是不是有那这么大的利益呢？然后我开始多看了法例，知道多一点”。

法团涉及钱，是教懂她人性利害与社区工作的课室。面对年纪较大的业主，她又学会把整章《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印刷成书，每次细读法例、指出问题。

17年来，她开过逾一万个法团和居民会议。纵然会议大同小异，但她在重复的日常中看到意义，“开个会好像立刻看到成果，不如争取巴士线那么漫长，这个也是最切身的需要”。她认为那是她最实在、最快看见成效的地区工作，逐渐，街坊视她为家人，开会也会煲汤给她。

一些人会视区议会为进入立法会的跳板，但她清楚自己不适合立法会。“排队尾没有所谓，我又不一定要做，但如果放我在名单上有帮助，我会去做。”只想继续做区的她，去年底接过民主党副主席一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什么人。”伍凯欣尝试用笑声掩过这个政治现实。

而政治现实也是，在乱局中继续做区的抱负很快被中断。

上届区议会选举正值2019年反修例运动白热化之时，泛民主派“民意海啸”历史性攻占区议会选举86%议席。国安法后，港府于2021年修改法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同时指拟订“负面清单”，若议员宣誓被判无效，或被追讨全数薪水，触及2021年泛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

继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立法会选举，港府今年再公布修改区议会选举制度，重新整合现有选区，直选议席锐减至不足100席，其余355个议席均为地区间选及委任，直选议席比例相较1982年首届区议会成立时更低。今后参选人需获“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每会各三名委员提名，及获得选区不少于50名选民提名才可入闸，而“三会”成员全由政府委任。

特首李家超指，要将区议会聚焦民生议题、去政治化，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爱国者治港。

两个月前，民主党召开记者会，党主席罗健熙宣布派六人参选改制后的区议会选举，争取三会提名入闸。名单包括罗健熙在内的五名辞职前区选员伍凯欣、叶梓杰、潘秉康和黎熙琳，以及现任区议员朱子洛。当天，只有伍凯欣伴主席罗健熙走到台前。后来，《明报》政情专栏“闻风笔动”文章指记者会安排“零落”，反映民主党自知无法入闸。

有党友质疑，为何要参与一场失去公民提名的选举，亦有网民事后到社交媒体专页斥责伍凯欣。“自取其辱”这四个字，是部分民主派支持者对泛民参与2023年区议会的评语。

伍凯欣不解为何大众不谈有人被剥夺选举权，只谈参选者自取其辱。“其实我知道参选是没有机会，但是我去试就是想告诉人们，这个制度有多么的不公平。一些有做过议员的人，一些受到市民认同的人，都因为这个制度拿不到入场券，参加不了——这个是需要告诉大家的。”

她说，“我知道有很多种面对这个制度的方法，可以冷处理，我躺平吧，我什么都不做了。但是这样做对社会是不是好？”

对于有人批评民主派应杯葛选举，罗健熙直到今天也认为民主党是否留在制度里，是需要实证而尚未有办法实证的事。“我觉得如果市民最后选择，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制度里面，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市民的想法 。”网上意见与他实际面对街坊的意见南辕北辙，他当时希望通过选举实证市民的看法。

他说，“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服膺于民意，市民认为我们需要存在，我们才可以存在多年。所以今天我们明知道有一个机会，市民可能不会同意你或者赞成你，但是都要去。我觉得这个选择是一个服膺于市民的选择。”

最终，伍凯欣把参选愿景寄给127位区内“三会”成员，争取提名，惟零回复、零提名。有人说得非常坦白，“今次民主党冇得参选㗎喇，你唔好参加啦（这次民主党没法参选的，你不要参加吧）。”

被中断的新生代接棒计划

10月30日，一切尘埃落定，有意参选的传统泛民主派全数未能入闸。民主党六人名单均得不到足够三会成员提名，另一传统政党民协派出郭伟诚与周启廉参选，同样未能取得提名。

老牌泛民政党民协主打温和民主民生路线，地区桩脚和社区工作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优势。民协总干事郭伟诚指，他们除透过三会秘书处发了117封邀请信予三会委员外，亦透过民协元老谭国侨等向相熟的三会委员索取提名。

郭伟诚归纳出对方的三种回复：不方便、不在香港、提名已经给别人。“直接白字黑字回复我是零，透过前辈有零星回复。”他曾在网上找三会成员的联络，若对方是小学校长，他便直接致电学校，最后同样不获任何回复。

现年29岁的郭伟诚是民协最年轻的一批成员，他曾在民协元老、前深水埗区议员谭国侨的大坑东办事处任议员助理，被视为谭的接班人。

社工毕业的郭伟诚出身自基层单亲家庭，妈妈当侍应养大他和弟弟。2014年他升读明爱社工课程，甫开学便遇上占领运动。那个年代，各种政治抗争路线百花齐放，他来到深水埗实习后，决定投向民协。他表示，因为民协政治光谱偏左，是偏向基层、贴地的政党，“我从小住公屋，会觉得选一个和我的身份贴近、气场贴近的政党组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历年来，政党视区议会为培养政治人才之地。民协曾尝试过培育过无数人，有人等不及接棒离席；原党领导层前主席施德来、前副主席何启明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他们获保释后辞退党职。谭国侨原计划2024年退休，把选区“交给”郭伟诚，但社会现状一再打断交棒的如意算盘。

郭伟诚由2018年起帮谭国侨助选第六届区议会，当时正值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大批政治素人赢得区议会议席。那一年，做地区工作的资历与胜算无必然关系，郭落区一年，“我不是见到有机会才去的那种人，我的目标方向是看著第六届区议会，即使它的游戏制度转了，我的目标都没有变，我就照去了。”他仍决定继续助选，想著可以用四年完成接棒工作。

但2019年后，香港的政治形势进入新纪元。国安法后的宣誓风波下，最终200多名区议员辞职，49人在宣誓后仍遭当局DQ（取消资格）。

民协谭国侨也在风波中辞职，30多年历史的大坑东办事处被连根拔起。郭伟诚说，自己当时第一个感受是迷茫，第二个感受也是迷茫。他进退维谷，“这对有志继续在社区工作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震撼。谭国侨办事处在大坑东的位置30几年，这里是一个民协的老巢。当2021年7月失去了老巢，对整个民协，甚至我的打击是十分之大。”

但一切变天之前，民主派在议会也非一帆风顺。当新任区议员提出回应社会议题的议案，如反对《基本法》23条等动议，经常不获官员理会。前公民党、资深区议员陈琬琛虽因38年议会经验被推举成主席，他曾被质疑经常把敏感议题押至会议最后，迁就民政处，没有风骨。

身为区议会主席，陈琬琛承认当时协调年轻议员与官员有困难。他认为，“要政府官员配合回应我们的问题，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有时专员都会觉得这些问题上会时，他们会离席。有些议题经我跟官员谈过后，由原本不给上会的，都可上到会去谈。”但面对官员离席，区议会主席亦无能为力。

同样处于浪里的伍凯欣，也感受过2019年后当区议员的制肘。“大部分时间都是疫情，所以其实跟以往的议会运作，已经很不同。原来会突然间不借场给我们开会的？原来我们想讲的文件，会不让我们谈的？”过往社区有活动，民政专员会经 WhatsApp 告知，后来她向官员发短讯查询疫情封区、检疫安排，也不再获回应。“ WhatsApp给他，他不回复，或者是再问他一句，他只回复没有补充，变相做得很吃力。”

面对更激烈的政治环境变化，她从民主党前辈甘乃威和郑丽琼身上学习得来的应对官员技巧，亦不再奏效。宣誓风声传出前，伍凯欣就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事情都谈不成？这个是不是继续为市民服务的唯一方法呢？

老将回顾，区议会兴衰沿革

现任荃湾区议会主席陈琬琛是少数宣誓成功的泛民区议员，但他同样无法入闸。

他盘踞梨木树38年，是全港任期最长的泛民主派区议员之一，2007年组织小商舖击退领汇（现领展）收购商场，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另一方面，他手提电话24小时 on call。2000年代中港婚姻盛行，梨木树时有虐妻个案。邨内基层新移民妇女遭家暴后致电求助，他与同事常常凌晨4时赶回办公室，连夜找庇护之家收容街坊。

疫情期间，他不分地区替求助者购买饭菜和药物，把物资挂在闸门，亲睹街坊开门取物资后才会离开。“如果你要计较就做不到了，你一定要觉得人家最需要的是你帮忙，而你去帮。不要说因为选票，因为那时我帮的，大部分都不是我选区的人。”最严峻时，他妈妈确诊被送进急症室，却遇上街坊连续致电他两次，称家中缺粮，非常饥饿。最后太太鼓励他，“妈妈都希望你帮人，不如你上去吧”，他才离开医院去买菜。

陈琬琛先后加入过民主党和公民党，至2021年6月，他退出公民党，以独立民主派身份挨过区议会宣誓风波。当日选择宣誓，他解释第一自己要完成任期，第二是若留下可帮街坊，为何不留下来？因此，当被问及在部分反对声音下，为何仍会积极争取三会提名？他同样指是因为街坊，而非为了个人获得什么，“完全是在帮街坊角度去想。”

然而，现无党派、长年主打民生议题的他，最后只取得两张三会提名。“我想大家都要面对的⋯⋯新的环境，新的制度，只不过是怎样去尽自己的能力。直到今年年底，我们都会尽能力去服务到最后的一天。”

“新的制度”出自陈琬琛的口，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因他见证过区议会的兴衰沿革。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在即，港英政府于1981年抛出《地方行政白皮书》，把选举引进香港地区行政。18区区议会翌年正式成立，区议会虽然仅属地区咨询组织，但它比立法局更早出现直选议员。其时，二十出头的陈琬琛在梨木树当社工，辅导邨内的青少年。1985年第二届区议会选举，陈琬琛在街坊支持下首次出选，打开他往后从政30多年的政治生涯。

陈琬琛步入政坛时，“泛民主派”的概念还没成型。1986年，逾千名香港市民在红磡高山剧场聚首，争取1988年立法局引入地区直选。这场聚会被称为“高山大会”，在这群人里，有190人签署了“一九零”方案，订出争取未来立法局要有一半直选议席的目标。司徒华认为，支持这方案的人就是日后被称为“民主派”的始祖.

陈琬琛也曾出现在这个历史场合。他受访时答得谨慎，指年代久远，记忆已很模糊，“唔好讲住啦依家（现在不要谈了）。”

在陈琬琛的梨木树办公室墙上，一张区域市政局合照，背后藏著香港的政制变迁。1995年，正值盛年的他成为区域市政局与区议会双料议员，那是决策权在民选议员手上的年代。

在昔日的三级议会制中，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属中层议会。每年政府拨差饷收入予两局自行决定用途，两局各有过百亿独立财政储备。陈琬琛指，当年区域市政局有权决定在哪里兴建社区设施、街市租金等民生事务，而区议会则是地区咨询组织。

但至1999年，前特首董建华宣布“杀局”。陈琬琛至今仍认为杀局可惜，“因为看到区域市政局在议会的中层架构，实在是做到事、帮到市民的”。泛民主派亦一直认为杀局影响深远，断绝政治人才的晋升阶梯。

亲历政制改变，陈琬琛体会区议会只剩咨询功能的限制。“相对区域市政局当然有差别，刚才说有决策权的东西，都是透过区域市政局就能决定，让政府去执行。” 不过，他并不全盘否定区议会作为咨询架构的功能。“回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主要做民生工作，透过听居民的意见，去争取一些民生的改善。”像是梨木树邨内俯拾皆是的长椅子，就是他因应屋邨内逐渐老去的选民，逐寸逐寸争取回来的。

由下而上的居民运动，还可能吗？

在政治形势转变的当下，“做区”推动居民认识社区、关心政事，还有可能吗？

虽然区议会被定位作咨询架构，但其先于立法局有直选成分的特质，曾被视为“民主发展的实验室”。七、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环境恶劣，催生出强大的居民反抗运动。当时社署拨款予社福机构做邻舍组织工作，一批社会派大学生投身基层，组织街坊抗争，冯检基是其中之一。1983年，冯检基偕李植悦于深水埗参选市政局，透过选举动员街坊，揭露社会问题，并游说居民组织成员参选区议会。这是民协1986年的创党背景。

社工出身的谭国侨谈起民协创立时、为街坊赋权的社区模式说，“社工的角色应是组织居民去empower、充权，培养政治力量，让他们可以 speak for 他们的需要。我应在旁边 support 还是我应参政时站在前面代议，那是一个 debate。”

随八十年代居民运动的衰落，九十年代起区议会选举开始政党化，区议会选举变成政党抢夺资源的战场。2000年代，“社区福利主义”成为主流，政党和团体透过在地区上办大量活动和分发“蛇斋饼粽”，成功吸纳大批基层街坊。

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后，公民社会提出要打破局限，“深耕社区”。民间出现《社区公民约章》，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组织，突破被约化成“议会抗争”的社区政治，从而建立有意义的社区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

伍凯欣感受过民主派路线的分歧。2017年她身在的选区补选，有相对独立、素人出身的街坊组织曾提出推荐候选人参选。伍凯欣自嘲走“老土做区路线”，但她说，自己做区是应社区议题去组织居民共同关心社区，例如发放问卷收集意见，当中也有由下而上组织街坊的面向，她认为两者只是展示的方式不同。最终她代表泛民出选，以125票之差击败建制派候选人。

而民协成功透过社工赋权形式，培育街坊投身民主运动参政的路，近年亦愈见困难。民协深水埗支持者甚至不知道政制变了，不知道民协无法参选。最近两个月，每天仍有老街坊问郭伟诚，郭伟诚何时拉票？今年选举号码是多少？谭国侨则解释，这是年老街坊和民协互相信任的关系，当他们见到民协举旗，便会觉得要去投票了。他认为，当选民年老，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郭伟诚认为，即使民协模式在未来制度下会越来越式微，但他仍然相信透过充权，让街坊知道自己的权益，从而觉得自己有能力争取权益的路不会断。“困难，但不是没得做。”他以关注大坑西重建的居民组织为例，他们在李家超上任后亦到过礼宾府请愿。“去表达诉求、约官员，约立法会议员等，都是居民组织运动。只不过，有没有八十年代的人数那么多？那么激进或者浩荡？那就缩小规模，总有办法可以做到。”他说。

政治洗牌后，还可以“又倾又砌”？

与伍凯欣、郭伟诚两人不同，仍有议员身份的陈琬琛最近忙著向街坊说再见。每次陈琬琛走出办公室，总有街坊走近拉著他聊天。他说将来若有街坊求助，会尝试在没身位的情况下帮助。他在梨木树的人气不虚，屋邨经历重建，街坊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自1998年起，他每次区选得票按年上升。

这种扎实的社区关系与支持度，吸引过无数政党向他招手，把他放在立法会选举名单的第二名。陈2004年加入民主党，曾护送李永达重返立会。四年后，转投公民党的他成为党内少见的公屋桩脚，他排在张超雄名单第二位，但同样与立法会无缘。立法会四年一届，政治人物错过一届便要再等。陈琬琛前后足足等了12年，始换来一个获推荐参选立法会的机会。

2016年，陈琬琛获公民党推荐参选超级区议会，任职护士的太太拿出自己的200万港元公积金支持他参选。然而，当年多达九张名单争夺五个议席，泛民因为协调失败，总共多达六张名单出选。为顾全大局，支持度排名最后三位之一的陈琬琛宣布弃选。最后他得票不足三万，太太的公积金付诸流水。

他仍然记得当年致电太太，告知她弃选决定时，仍在深水埗为他拉票的太太一时难以接受，当场嚎哭。七年后，他也必须离开区议会，比原先计划提早退休。对于际遇，65岁的他说，自己看化了。

民协党主席廖成利曾预言，民协在无议席的情况下将进入“沙漠期”。郭伟诚认为谈资金问题前，不如先思考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有没有人？面对地区工作的老巢消失，他自己也曾很迷茫，“我曾经有想过要继不继续走这条路。”最后他在谭国侨与街坊开导下，决定继续走下去。

郭伟诚说，希望做一个在沙漠里坚持走的人，“我希望在没有议席的情况下，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仍然愿意和民协、和街坊一起走过这条路。我有一个 commitment 在这里，加上对街坊的 commitment、对民协的 commitment、对社区的 commitment。”

未来，民协仍会对进入区议会有希望吗？民协内部认为，今次选举红线是一视同仁不让泛民入闸，民协也不过是线内的一员。郭伟诚比较乐观，他不认为民协未来会持续地被拒诸门外，“另外一个因素是建制竞争太过激烈，我们都会判断他们自己也‘分赃唔匀’，民主派就一定没有机会入闸。这是一个选举的决定，大于政府甚至是中央需要赶尽杀绝民协，这个是我们的判断。”

自2021年辞任区议员后，人人负担不同，有民主党人转型，去找工作养家。罗健熙与伍凯欣各自留在原有选区，继续社区服务。罗健熙始终相信，最重要的是自己和街坊之间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底下可以做到的有限服务，有资源当然可以做多一点，没有资源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 efficient，或者没有那么 effective 都未定的，但是我觉得仍然都可以做到。”

温和泛民主派过往一直对中央政府“又倾又砌”的沟通态度，当民主派全面被拒入闸，是否宣告“又倾又砌”的路线告终？身为民主党主席，罗健熙表示，这两三年大家也疑惑，究竟有什么路行得通？以往看似可行的路，现在又好像不是很可行。“大家都要继续去再摸索，我又不会很快就断定，说有什么是一定能行。”他认为这一刻还没法说清楚，但唯一确定的是在国安法下，大家要很小心去做判断。

去年民主党选副主席，伍凯欣见没人举手，犹疑过自己有没有能力胜任，后来觉得一人计短二人计长，“算了，豁出去啦，不要紧啦，不懂就问人吧。”过去两年，伍凯欣靠著积蓄续租原有办事处经营杂货店，不时借场供区内法团开会。这决定对她不无影响，今年业主拒绝续租，“那我就不租了，我做网店……不可以你要我跪下，我就跪下，我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未来她仍要和街坊另觅场地开法团会。

这趟最短的选举工程里，她一直记得一件事。民主党元老刘慧卿与杨森曾到提名街站支持她，当时他们被自由党与民建联的街站夹著，有街坊突破重围跟她说：“我以为民主党解散了。”事后她一直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我做得够好的话，那个地方是我扎根的地方，市民没理由不觉得民主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受访，我希望说多一点。我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民主党还在，我们还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