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泛民絕跡區議會：問老中青三代，沒議席怎麼走？「又傾又砌」還可行？

香港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將於12月10日舉行，這是區議會自1982年面世以來，泛民主派首次絕跡的選舉。

民主黨副主席、前區議員伍凱欣是無法入閘的一員。「講個笑話你聽，其實有些黨友不知道我是副主席，哈哈！」總是笑臉迎人的她加入民主黨17年，自言個性並不鮮明，身上不帶半點政治明星魅力。若非香港翻篇，她以為一輩子能守在上環東華區，自由自在做自己的社區工作。如果有黨友出選立法會，她便當個忠實的「地區樁腳」，保送黨友入局，直至退休。

「地區樁腳」是香港政黨政治的用語。自九七主權移交後，香港只剩區議會和立法會兩層議會選舉架構，1990年代後，各政團開始派出全職的黨幹，有計劃地搶奪地區陣地，政黨的區議員成為更大規模選舉，如立法局選舉的「樁腳」。現在選舉改制，泛民入閘無望，散落在地區的民主派「樁腳」也要暫時從區議會退場。

在泛民離場前，我們訪問曾嘗試入閘參選但被拒的泛民主派人士，包括見證38年區議會沿革的獨立民主派陳琬琛，前年在宣誓風波中辭職、如今入閘被拒的民主黨正副主席羅健熙與伍凱欣，以及走溫和民主民生路線、民協元老譚國僑和新生代郭偉誠。隨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大洗牌，他們挾各自的理由嘗試向新選制敲門，但遭遇挫敗後，未來區議會還有進場的意義嗎？

「自取其辱」VS「親試制度不公平」

伍凱欣今年40歲，剛好生於區議會面世後的一年。大學選課時，她曾想過當社工，但又想賺錢養家，最後折衷方案是選擇較快畢業、同由「社會」開頭的「社會政策」學系。2006年大學畢業後，她傳了許多求職信，最後只獲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鄭麗琼辦事處回覆，自小在中西區長大的她，由此成為民主黨議員助理。她輸過兩趟選舉，做了11年地區工作，在2017年終於當選區議員。

花11年換來一個區議員議席，時任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曾受訪談起伍的經驗難以複製，「如果你讓每個年輕人都像Bonnie（伍凱欣），要等11年，可能很多人就會有問號了。」但伍凱欣不介意，她說她的政治抱負就是「做區（做地區工作）」。

伍凱欣第一天上班，隨前輩去開法團會，「當時法例也不知道，第一天開會就打交，好像拍戲。」中上環有不少單幢唐樓，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協助法團開會，寫會議記錄，解答法例疑難。一次，法團開會後有疑似黑社會人士毆打屋苑經理，「是不是有那這麼大的利益呢？然後我開始多看了法例，知道多一點」。

法團涉及錢，是教懂她人性利害與社區工作的課室。面對年紀較大的業主，她又學會把整章《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印刷成書，每次細讀法例、指出問題。

17年來，她開過逾一萬個法團和居民會議。縱然會議大同小異，但她在重複的日常中看到意義，「開個會好像立刻看到成果，不如爭取巴士線那麼漫長，這個也是最切身的需要」。她認為那是她最實在、最快看見成效的地區工作，逐漸，街坊視她為家人，開會也會煲湯給她。

一些人會視區議會為進入立法會的跳板，但她清楚自己不適合立法會。「排隊尾沒有所謂，我又不一定要做，但如果放我在名單上有幫助，我會去做。」只想繼續做區的她，去年底接過民主黨副主席一職，「其實是因為我們沒什麼人。」伍凱欣嘗試用笑聲掩過這個政治現實。

而政治現實也是，在亂局中繼續做區的抱負很快被中斷。

上屆區議會選舉正值2019年反修例運動白熱化之時，泛民主派「民意海嘯」歷史性攻佔區議會選舉86%議席。國安法後，港府於2021年修改法例，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同時指擬訂「負面清單」，若議員宣誓被判無效，或被追討全數薪水，觸及2021年泛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

繼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立法會選舉，港府今年再公布修改區議會選舉制度，重新整合現有選區，直選議席銳減至不足100席，其餘355個議席均為地區間選及委任，直選議席比例相較1982年首屆區議會成立時更低。今後參選人需獲「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每會各三名委員提名，及獲得選區不少於50名選民提名才可入閘，而「三會」成員全由政府委任。

特首李家超指，要將區議會聚焦民生議題、去政治化，維護國家安全，確保愛國者治港。

兩個月前，民主黨召開記者會，黨主席羅健熙宣布派六人參選改制後的區議會選舉，爭取三會提名入閘。名單包括羅健熙在內的五名辭職前區選員伍凱欣、葉梓傑、潘秉康和黎熙琳，以及現任區議員朱子洛。當天，只有伍凱欣伴主席羅健熙走到台前。後來，《明報》政情專欄「聞風筆動」文章指記者會安排「零落」，反映民主黨自知無法入閘。

有黨友質疑，為何要參與一場失去公民提名的選舉，亦有網民事後到社交媒體專頁斥責伍凱欣。「自取其辱」這四個字，是部分民主派支持者對泛民參與2023年區議會的評語。

伍凱欣不解為何大眾不談有人被剝奪選舉權，只談參選者自取其辱。「其實我知道參選是沒有機會，但是我去試就是想告訴人們，這個制度有多麼的不公平。一些有做過議員的人，一些受到市民認同的人，都因為這個制度拿不到入場券，參加不了——這個是需要告訴大家的。」

她說，「我知道有很多種面對這個制度的方法，可以冷處理，我躺平吧，我什麼都不做了。但是這樣做對社會是不是好？」

對於有人批評民主派應杯葛選舉，羅健熙直到今天也認為民主黨是否留在制度裏，是需要實證而尚未有辦法實證的事。「我覺得如果市民最後選擇，我們不需要在這個制度裡面，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問題是現在我們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市民的想法 。」網上意見與他實際面對街坊的意見南轅北轍，他當時希望通過選舉實證市民的看法。

他說，「我們這麼多年就是服膺於民意，市民認為我們需要存在，我們才可以存在多年。所以今天我們明知道有一個機會，市民可能不會同意你或者贊成你，但是都要去。我覺得這個選擇是一個服膺於市民的選擇。」

最終，伍凱欣把參選願景寄給127位區內「三會」成員，爭取提名，惟零回覆、零提名。有人說得非常坦白，「今次民主黨冇得參選㗎喇，你唔好參加啦（這次民主黨沒法參選的，你不要參加吧）。」

被中斷的新生代接棒計劃

10月30日，一切塵埃落定，有意參選的傳統泛民主派全數未能入閘。民主黨六人名單均得不到足夠三會成員提名，另一傳統政黨民協派出郭偉誠與周啟廉參選，同樣未能取得提名。

老牌泛民政黨民協主打溫和民主民生路線，地區樁腳和社區工作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優勢。民協總幹事郭偉誠指，他們除透過三會秘書處發了117封邀請信予三會委員外，亦透過民協元老譚國僑等向相熟的三會委員索取提名。

郭偉誠歸納出對方的三種回覆：不方便、不在香港、提名已經給別人。「直接白字黑字回覆我是零，透過前輩有零星回覆。」他曾在網上找三會成員的聯絡，若對方是小學校長，他便直接致電學校，最後同樣不獲任何回覆。

現年29歲的郭偉誠是民協最年輕的一批成員，他曾在民協元老、前深水埗區議員譚國僑的大坑東辦事處任議員助理，被視為譚的接班人。

社工畢業的郭偉誠出身自基層單親家庭，媽媽當侍應養大他和弟弟。2014年他升讀明愛社工課程，甫開學便遇上佔領運動。那個年代，各種政治抗爭路線百花齊放，他來到深水埗實習後，決定投向民協。他表示，因為民協政治光譜偏左，是偏向基層、貼地的政黨，「我從小住公屋，會覺得選一個和我的身份貼近、氣場貼近的政黨組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歷年來，政黨視區議會為培養政治人才之地。民協曾嘗試過培育過無數人，有人等不及接棒離席；原黨領導層前主席施德來、前副主席何啟明因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他們獲保釋後辭退黨職。譚國僑原計劃2024年退休，把選區「交給」郭偉誠，但社會現狀一再打斷交棒的如意算盤。

郭偉誠由2018年起幫譚國僑助選第六屆區議會，當時正值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大批政治素人贏得區議會議席。那一年，做地區工作的資歷與勝算無必然關係，郭落區一年，「我不是見到有機會才去的那種人，我的目標方向是看著第六屆區議會，即使它的遊戲制度轉了，我的目標都沒有變，我就照去了。」他仍決定繼續助選，想著可以用四年完成接棒工作。

但2019年後，香港的政治形勢進入新紀元。國安法後的宣誓風波下，最終200多名區議員辭職，49人在宣誓後仍遭當局DQ（取消資格）。

民協譚國僑也在風波中辭職，30多年歷史的大坑東辦事處被連根拔起。郭偉誠說，自己當時第一個感受是迷茫，第二個感受也是迷茫。他進退維谷，「這對有志繼續在社區工作的年輕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和震撼。譚國僑辦事處在大坑東的位置30幾年，這裡是一個民協的老巢。當2021年7月失去了老巢，對整個民協，甚至我的打擊是十分之大。」

但一切變天之前，民主派在議會也非一帆風順。當新任區議員提出回應社會議題的議案，如反對《基本法》23條等動議，經常不獲官員理會。前公民黨、資深區議員陳琬琛雖因38年議會經驗被推舉成主席，他曾被質疑經常把敏感議題押至會議最後，遷就民政處，沒有風骨。

身為區議會主席，陳琬琛承認當時協調年輕議員與官員有困難。他認為，「要政府官員配合回應我們的問題，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有時專員都會覺得這些問題上會時，他們會離席。有些議題經我跟官員談過後，由原本不給上會的，都可上到會去談。」但面對官員離席，區議會主席亦無能為力。

同樣處於浪裏的伍凱欣，也感受過2019年後當區議員的制肘。「大部分時間都是疫情，所以其實跟以往的議會運作，已經很不同。原來會突然間不借場給我們開會的？原來我們想講的文件，會不讓我們談的？」過往社區有活動，民政專員會經 WhatsApp 告知，後來她向官員發短訊查詢疫情封區、檢疫安排，也不再獲回應。「 WhatsApp給他，他不回覆，或者是再問他一句，他只回覆沒有補充，變相做得很吃力。」

面對更激烈的政治環境變化，她從民主黨前輩甘乃威和鄭麗琼身上學習得來的應對官員技巧，亦不再奏效。宣誓風聲傳出前，伍凱欣就問過自己：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事情都談不成？這個是不是繼續為市民服務的唯一方法呢？

老將回顧，區議會興衰沿革

現任荃灣區議會主席陳琬琛是少數宣誓成功的泛民區議員，但他同樣無法入閘。

他盤踞梨木樹38年，是全港任期最長的泛民主派區議員之一，2007年組織小商舖擊退領匯（現領展）收購商場，是他最廣為人知的政績。另一方面，他手提電話24小時 on call。2000年代中港婚姻盛行，梨木樹時有虐妻個案。邨內基層新移民婦女遭家暴後致電求助，他與同事常常凌晨4時趕回辦公室，連夜找庇護之家收容街坊。

疫情期間，他不分地區替求助者購買飯菜和藥物，把物資掛在閘門，親睹街坊開門取物資後才會離開。「如果你要計較就做不到了，你一定要覺得人家最需要的是你幫忙，而你去幫。不要說因為選票，因為那時我幫的，大部分都不是我選區的人。」最嚴峻時，他媽媽確診被送進急症室，卻遇上街坊連續致電他兩次，稱家中缺糧，非常飢餓。最後太太鼓勵他，「媽媽都希望你幫人，不如你上去吧」，他才離開醫院去買菜。

陳琬琛先後加入過民主黨和公民黨，至2021年6月，他退出公民黨，以獨立民主派身份捱過區議會宣誓風波。當日選擇宣誓，他解釋第一自己要完成任期，第二是若留下可幫街坊，為何不留下來？因此，當被問及在部分反對聲音下，為何仍會積極爭取三會提名？他同樣指是因為街坊，而非為了個人獲得什麼，「完全是在幫街坊角度去想。」

然而，現無黨派、長年主打民生議題的他，最後只取得兩張三會提名。「我想大家都要面對的⋯⋯新的環境，新的制度，只不過是怎樣去盡自己的能力。直到今年年底，我們都會盡能力去服務到最後的一天。」

「新的制度」出自陳琬琛的口，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說服力，因他見證過區議會的興衰沿革。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在即，港英政府於1981年拋出《地方行政白皮書》，把選舉引進香港地區行政。18區區議會翌年正式成立，區議會雖然僅屬地區諮詢組織，但它比立法局更早出現直選議員。其時，二十出頭的陳琬琛在梨木樹當社工，輔導邨內的青少年。1985年第二屆區議會選舉，陳琬琛在街坊支持下首次出選，打開他往後從政30多年的政治生涯。

陳琬琛步入政壇時，「泛民主派」的概念還沒成型。1986年，逾千名香港市民在紅磡高山劇場聚首，爭取1988年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這場聚會被稱為「高山大會」，在這群人裏，有190人簽署了「一九零」方案，訂出爭取未來立法局要有一半直選議席的目標。司徒華認為，支持這方案的人就是日後被稱為「民主派」的始祖.

陳琬琛也曾出現在這個歷史場合。他受訪時答得謹慎，指年代久遠，記憶已很模糊，「唔好講住啦依家（現在不要談了）。」

在陳琬琛的梨木樹辦公室牆上，一張區域市政局合照，背後藏著香港的政制變遷。1995年，正值盛年的他成為區域市政局與區議會雙料議員，那是決策權在民選議員手上的年代。

在昔日的三級議會制中，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屬中層議會。每年政府撥差餉收入予兩局自行決定用途，兩局各有過百億獨立財政儲備。陳琬琛指，當年區域市政局有權決定在哪裏興建社區設施、街市租金等民生事務，而區議會則是地區諮詢組織。

但至1999年，前特首董建華宣布「殺局」。陳琬琛至今仍認為殺局可惜，「因為看到區域市政局在議會的中層架構，實在是做到事、幫到市民的」。泛民主派亦一直認為殺局影響深遠，斷絕政治人才的晉升階梯。

親歷政制改變，陳琬琛體會區議會只剩諮詢功能的限制。「相對區域市政局當然有差別，剛才說有決策權的東西，都是透過區域市政局就能決定，讓政府去執行。」 不過，他並不全盤否定區議會作為諮詢架構的功能。「回顧這麼多年，其實我都是主要做民生工作，透過聽居民的意見，去爭取一些民生的改善。」像是梨木樹邨內俯拾皆是的長椅子，就是他因應屋邨內逐漸老去的選民，逐寸逐寸爭取回來的。

由下而上的居民運動，還可能嗎？

在政治形勢轉變的當下，「做區」推動居民認識社區、關心政事，還有可能嗎？

雖然區議會被定位作諮詢架構，但其先於立法局有直選成分的特質，曾被視為「民主發展的實驗室」。七、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環境惡劣，催生出強大的居民反抗運動。當時社署撥款予社福機構做鄰舍組織工作，一批社會派大學生投身基層，組織街坊抗爭，馮檢基是其中之一。1983年，馮檢基偕李植悅於深水埗參選市政局，透過選舉動員街坊，揭露社會問題，並遊說居民組織成員參選區議會。這是民協1986年的創黨背景。

社工出身的譚國僑談起民協創立時、為街坊賦權的社區模式說，「社工的角色應是組織居民去empower、充權，培養政治力量，讓他們可以 speak for 他們的需要。我應在旁邊 support 還是我應參政時站在前面代議，那是一個 debate。」

隨八十年代居民運動的衰落，九十年代起區議會選舉開始政黨化，區議會選舉變成政黨搶奪資源的戰場。2000年代，「社區福利主義」成為主流，政黨和團體透過在地區上辦大量活動和分發「蛇齋餅糉」，成功吸納大批基層街坊。

直至2014年雨傘運動後，公民社會提出要打破局限，「深耕社區」。民間出現《社區公民約章》，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組織，突破被約化成「議會抗爭」的社區政治，從而建立有意義的社區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

伍凱欣感受過民主派路線的分歧。2017年她身在的選區補選，有相對獨立、素人出身的街坊組織曾提出推薦候選人參選。伍凱欣自嘲走「老土做區路線」，但她說，自己做區是應社區議題去組織居民共同關心社區，例如發放問卷收集意見，當中也有由下而上組織街坊的面向，她認為兩者只是展示的方式不同。最終她代表泛民出選，以125票之差擊敗建制派候選人。

而民協成功透過社工賦權形式，培育街坊投身民主運動參政的路，近年亦愈見困難。民協深水埗支持者甚至不知道政制變了，不知道民協無法參選。最近兩個月，每天仍有老街坊問郭偉誠，郭偉誠何時拉票？今年選舉號碼是多少？譚國僑則解釋，這是年老街坊和民協互相信任的關係，當他們見到民協舉旗，便會覺得要去投票了。他認為，當選民年老，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郭偉誠認為，即使民協模式在未來制度下會越來越式微，但他仍然相信透過充權，讓街坊知道自己的權益，從而覺得自己有能力爭取權益的路不會斷。「困難，但不是沒得做。」他以關注大坑西重建的居民組織為例，他們在李家超上任後亦到過禮賓府請願。「去表達訴求、約官員，約立法會議員等，都是居民組織運動。只不過，有沒有八十年代的人數那麼多？那麼激進或者浩蕩？那就縮小規模，總有辦法可以做到。」他說。

政治洗牌後，還可以「又傾又砌」？

與伍凱欣、郭偉誠兩人不同，仍有議員身份的陳琬琛最近忙著向街坊說再見。每次陳琬琛走出辦公室，總有街坊走近拉著他聊天。他說將來若有街坊求助，會嘗試在沒身位的情況下幫助。他在梨木樹的人氣不虛，屋邨經歷重建，街坊換了一批又一批，然而自1998年起，他每次區選得票按年上升。

這種紮實的社區關係與支持度，吸引過無數政黨向他招手，把他放在立法會選舉名單的第二名。陳2004年加入民主黨，曾護送李永達重返立會。四年後，轉投公民黨的他成為黨內少見的公屋樁腳，他排在張超雄名單第二位，但同樣與立法會無緣。立法會四年一屆，政治人物錯過一屆便要再等。陳琬琛前後足足等了12年，始換來一個獲推薦參選立法會的機會。

2016年，陳琬琛獲公民黨推薦參選超級區議會，任職護士的太太拿出自己的200萬港元公積金支持他參選。然而，當年多達九張名單爭奪五個議席，泛民因為協調失敗，總共多達六張名單出選。為顧全大局，支持度排名最後三位之一的陳琬琛宣佈棄選。最後他得票不足三萬，太太的公積金付諸流水。

他仍然記得當年致電太太，告知她棄選決定時，仍在深水埗為他拉票的太太一時難以接受，當場嚎哭。七年後，他也必須離開區議會，比原先計劃提早退休。對於際遇，65歲的他說，自己看化了。

民協黨主席廖成利曾預言，民協在無議席的情況下將進入「沙漠期」。郭偉誠認為談資金問題前，不如先思考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有沒有人？面對地區工作的老巢消失，他自己也曾很迷茫，「我曾經有想過要繼不繼續走這條路。」最後他在譚國僑與街坊開導下，決定繼續走下去。

郭偉誠說，希望做一個在沙漠裡堅持走的人，「我希望在沒有議席的情況下，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我仍然願意和民協、和街坊一起走過這條路。我有一個 commitment 在這裏，加上對街坊的 commitment、對民協的 commitment、對社區的 commitment。」

未來，民協仍會對進入區議會有希望嗎？民協內部認為，今次選舉紅線是一視同仁不讓泛民入閘，民協也不過是線內的一員。郭偉誠比較樂觀，他不認為民協未來會持續地被拒諸門外，「另外一個因素是建制競爭太過激烈，我們都會判斷他們自己也『分贓唔勻』，民主派就一定沒有機會入閘。這是一個選舉的決定，大於政府甚至是中央需要趕盡殺絕民協，這個是我們的判斷。」

自2021年辭任區議員後，人人負擔不同，有民主黨人轉型，去找工作養家。羅健熙與伍凱欣各自留在原有選區，繼續社區服務。羅健熙始終相信，最重要的是自己和街坊之間的關係。「在現在的情況底下可以做到的有限服務，有資源當然可以做多一點，沒有資源的話就可能沒有那麼 efficient，或者沒有那麼 effective 都未定的，但是我覺得仍然都可以做到。」

溫和泛民主派過往一直對中央政府「又傾又砌」的溝通態度，當民主派全面被拒入閘，是否宣告「又傾又砌」的路線告終？身為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這兩三年大家也疑惑，究竟有什麼路行得通？以往看似可行的路，現在又好像不是很可行。「大家都要繼續去再摸索，我又不會很快就斷定，說有什麼是一定能行。」他認為這一刻還沒法說清楚，但唯一確定的是在國安法下，大家要很小心去做判斷。

去年民主黨選副主席，伍凱欣見沒人舉手，猶疑過自己有沒有能力勝任，後來覺得一人計短二人計長，「算了，豁出去啦，不要緊啦，不懂就問人吧。」過去兩年，伍凱欣靠著積蓄續租原有辦事處經營雜貨店，不時借場供區內法團開會。這決定對她不無影響，今年業主拒絕續租，「那我就不租了，我做網店……不可以你要我跪下，我就跪下，我不是這樣的人」。只是未來她仍要和街坊另覓場地開法團會。

這趟最短的選舉工程裡，她一直記得一件事。民主黨元老劉慧卿與楊森曾到提名街站支持她，當時他們被自由黨與民建聯的街站夾著，有街坊突破重圍跟她說：「我以為民主黨解散了。」事後她一直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如果我做得夠好的話，那個地方是我紮根的地方，市民沒理由不覺得民主黨在那裡。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機會受訪，我希望說多一點。我希望告訴大家，其實民主黨還在，我們還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