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摇篮的晶片岛：从海军工厂到科学园区，台湾半导体业前世今生

2021 年 4 月 12 日，美国总统拜登坐在白宫的罗斯福厅（Roosevelt Room）里，对着摄像头举起了一面亮晃晃的晶圆。

“晶片呢，就像我手里的这个一样，这些晶片、这些晶圆呢，就是电池，就是宽频网路，那都是基础设施。晶片，就是基础设施。”拜登有声有色地说着，而全球几个重要半导体企业的高管和执行长，则在他身后电视墙上的一个个格子里正襟危坐。

其中一个方格里，有个亚洲面孔特别显眼——这场主题为“半导体和供应链韧性”的虚拟高峰会，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也出席了。

拜登的比喻并不为过。晶片这种经常藏在手机、电脑机壳下的东西，确实带有“基础设施”的特性：它们就像道路和水电供应系统，虽然是维持生活运作的基础物件，却经常藏在表象之下难以察觉，又或是因为太过日常，而被我们视而不见。

不过拜登之所以会这么说，还得放在更宽的脉络中看待：今年四月初，他刚提出了总值 2 兆美元的基础设施兴建计划；将晶圆纳入“基础设施”的概念之中，无疑是顺水推舟。

然而晶片终究还是和道路、电网很不一样。一起出席这场视讯会议的官员，除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狄斯（Brian Deese）之外，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很显然，晶片产能不只是一个攸关“基础设施”的经济议题，它同时还是个国安问题：从洲际导弹到无人机，晶片都是先进军备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是美国能不能继续领导世界的关键之一。

事实上，半导体技术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加速发展，就是美国因为军事需求，而在二战前后推就的结果；当时半导体技术最主要的投资者和采购者，其实就是美国政府。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大胆的投资，才能赢过世界上其他的竞争者，但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大型投资了。我们在研发、制造上，都已经落后于人。说白了就是，我们必须加把劲了。”

拜登的这席话，并不令人意外。

不到一个月之前，英特尔（Intel）的执行长格尔辛格（Pat Gelsinger）也才郑重宣布，英特尔将会在亚利桑那州耗资两百亿美元，新建两座晶圆厂。这个动作，当时跌破了不少业内人士的眼镜。

外界近年有不少预测指出，由于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上，已经逐渐落后于台积电与三星，因此迟早会放弃生产部门，转型成为“无晶圆厂的半导体公司”（fabless）模式，将制造流程全数外包给代工厂，只留下晶片设计、后端销售的业务。

然而格尔辛格释放的消息，却意味一件事：英特尔将会维持原有的“垂直整合制造模式”（IDM），继续维持产能、追赶先进制程，甚至还要另外成立晶圆代工部门，被外界解读为“要和台积电竞争”。

从格尔辛格的措辞来看，英特尔的这个商业决定，考量的显然也不只是毛利和税后纯益而已：“（半导体）作为最关键的科技产品，有 80% 的供应来自亚洲这件事，并不怎么让人乐见。这个世界需要更平衡的供应链⋯⋯我们要重新回来了。”

而他提到的“亚洲”，指的其实就是今日掌控全球半导体制造产能的台湾与南韩，以及正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大陆。

台湾半导体产业，加速奔驰

台积电的价值和地位，一直都是被低估的，现在股价涨到 600 多块，是“迟来的正义”。

如果不是因为新闻沸沸扬扬、台积电股价飙升，大部分人或许都不会意识到，位于台湾台南善化、新市、安定交界处的“南部科学园区”（以下称南科），竟然掌握着接下来数年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就某个意义而言，这里就是当今世上，最能牵动政经脉搏的其中一个“世界中心”。

如果你循着 Google 地图前往南科，大概也会在台积电的十八厂前迷路：虽然地图上还有道路，但实际到现场一看，却已经成了围篱里的工地。根据地方人士观察，台积电的十八厂新建案，进度快得令人咋舌，工地外观几乎每天都有变化。

半导体业疾驶而上的这条快车道，短期内还看不到尽头，而这种速度说到底，还是国际市场对晶片的需求所推就出来的。

2020 年疫情刚开始肆虐之际，忧心需求放缓的台积电，原本还传出要暂缓在南科新建厂房的计划。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后来疫情反而让“远距办公”、“在家办公”的工作模式兴起，连带推升了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

此外，大众运输在疫情时代中的风险，也让通勤者买车的意愿大增，进一步推升了车厂对车用晶片的需求。2021 年初，包含德国、美国、日本等汽车制造大国的政府，便曾相继请求台湾政府，敦促晶片厂商增产车用晶片。

在这个脉络之中，台湾突然成了地缘政治、世界政经的中心，而且是双重意义下的“热点”：它不但是中美交锋最可能擦枪走火的其中一个位置，也掌握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生产技术和产能。

虽然今日许多人回看，会觉得张忠谋“只做代工、不与客户竞争”的商业模式足具远见，甚至将台积电封为“护国神山”，但其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积电在不少台湾人的眼里，终究“只是个代工厂罢了”——就连台积电的前发言人孙又文，也都曾经提及，“台积电的价值和地位，一直都是被低估的，现在股价涨到 600 多块，是『迟来的正义』。”

2021 年 1 月，台积电召开法人说明会公布经营状况，不仅营收、获利数字皆创下新高，同时也宣布 2021 年的资本支出（CapEx）将比 2020 年高出三成，预估高达 250 至 280 亿美元；到了 4 月份，台积电再次召开法人说明会，进一步将资本支出上调至 300 亿美元，其中有 80% 会使用在先进制程上，而南科正在加紧赶工的台积电十八厂四～六期工程，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五奈米晶圆生产基地。

对于台积电而言，“赶工”也意味着“抢地”：为了快速取得用地、容纳新建工程，台积电直接填平了十八厂南侧的蓄水池，甚至拆除原本被视为“南科地标”的造型水塔。

而对于此刻的台湾营造业而言，“赶工”则意味着“抢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台湾营建业便开始出现缺工情形，模板工人的日薪从 2,500 涨到了 4,000 台币，而领有特殊执照的焊工，日薪更在过年期间涨到 10,000 台币左右；由于疫情导致外籍劳工入境困难，台湾的缺工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台湾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在 2021 年 3 月来到了 7.07%，是 2008 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晶圆厂工程不可或缺的钢筋工、模板工、钢构工，于 2021 年 3 月的“工价指数”（亦即劳工薪资）年增率，则分别为 7.28%、5.97 以及 12.45%，都是自 1999 年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也是台湾自脱离高速经济成长期、实质所得陷入停滞之后，便前所未见的现象。

然而主计总处的工价统计，似乎仍然未能完全反映热络的市场行情。一位在台南市政府工作的承办人员便向端传媒记者透露，“许多承包政府工程的厂商，从过年前，就在哀嚎找不到工人、需要追加工程款了。”

效应所及，当前的台湾，举凡停车场、社会住宅（类似于香港公屋）工程，都因为工价上涨而导致厂商投标意愿低落。甚至台北捷运环状线的后续工程，也都首次出现流标状况。

在疫情中逆势成长的，不只是工程物价和工资而已。2020 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达 3.11%，不只在全球的一片红字中成了异数，更是 30 年来首次超越中国大陆。

由于国际市场对晶片的需求依然畅旺，台湾主计总处甚至乐观地将 2021 年的经济成长率，一举上调至 4.64%，而国际货币基金（IMF）于今年四月公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更将台湾 2021 年的经济成长率上调至 4.75%，人均生产毛额也首次超越三万美元。

几乎所有人都在问，半导体产业是否要带领台湾再次起飞了？

南科荣景：农业县里的新世界中心

和台湾其他直辖市相比，台南的通勤方向有些与众不同：大多数台湾城市的早尖峰时间，壅塞的一般是郊区往市区的方向，而台南却颠倒了过来。数万工程师、作业员与相关从业人员，通常是住在生活机能方便的旧市区，上班目的地是位于台南郊外的南科。

根据台湾科技部的统计，2020 年南科的总就业人口已达 8 万人；每到上下班时间，短短十几公里，有时要开上一个钟头。沿着“南科新贵”们通勤的路线走一遭，南科这种隐藏在厂房里的荣景，似乎也能从另一个更直观的角度获得印证。

从市区前往科学园区的一路上，几乎每个路口都能看见房地产广告：“到南科近一些，陪家人多一些”、“真的！比较便宜”，和台北浮夸的豪宅广告相比，南科的广告词多了点温馨的人味，目标受众也是真正需要居所的小家庭，而不是投资客。

跟着晶圆厂、电梯公寓一起在农地上生长出来的，还有一间间房屋仲介门市——比如林振儒去年才跳槽加入的东森房屋，就是去年才在台南新市区开了新门市。

“南科附近的房价，大概是从去年六月开始，跟着台积电的股价一起飙升的。”林振儒如此说道。“不过其实大概两年前，中北部的建设公司就已经开始来这边插旗、猎地，因为现在中北部买不到土地、市场也饱和了，加上新闻又一直炒作台积电，这边就业人口变多，房屋需求本来就会增加。”

虽然讲话已经带点台南口音，但林振儒其实是台北人，十三年前因为交了台南的女友，才跟着南下定居，在新市地区当起了房仲。

“我刚来台南的时候，刚好遇到金融海啸，这里的房价都在低点，公寓一坪只要八万元（台币；一坪相当于 3.3 平方米、35.6 平方英呎），但现在至少涨了两、三倍，普通的两房公寓，都要五、六百万才买得到。”

林振儒所属的门市外头，除了“南科市中心三房＋车位”、“花园温馨美墅”这些瞄准南科就业人口的房产之外，也看得见“将军渔港鱼塭”、“都计内增值可期农地”这类非典型物件，既反映了台南既有的农渔产业体质，也嗅得到投资客前来圈地套利、期待土地使用变更的投机气味。

“现在南科附近最热门的『Ｌ、Ｍ重划区』，以前就是农地。土地被纳入都市计划区、进行『区段征收』之后，如果原地主的持份够大，政府就会把开发后的一部分建地还给地主、作为补偿，等于是以农地换建地，利益很可观。”

林振儒透露，和去年相比，今年来找房、问地的人明显变多，打电话来询问的人也有所增长。更重要的是，“以前打电话来是卖的人多，现在是买的人多。有时候我谈好一个买方，打电话给屋主时，才知道房子已经卖掉了。”

对于从小在善化长大的郭庭玮而言，南科为生活带来的变化，可不只是房价而已。

郭庭玮的爸爸，是台积电的设备工程师；2000 年台积电在南科的晶圆六厂落成之后，她的爸爸便从台南北端的新营搬来善化。这 21 年来，尽管南科不断有新的厂房落成，但周遭旧有的几个乡镇聚落，基本上仍是典型的台湾乡村地景。

然而这种状况，却在大约一、两年前开始有了变化。

“以前善化没有星巴克、路易莎（台湾本地的连锁咖啡品牌），我最近回家才发现，它们居然都到善化设点了。”

类似的变化，同样位在南科周边的新市也能感受到：2020 年星巴克新市店开幕时，便曾直白指出星巴克瞄准的是“南科兴起的商机”，门市建筑设计还费了不少巧思；每逢假日，顾客人数甚至不逊于台北闹区的门市。

台湾科学园区的前世今生：半导体之岛的滥觞

竹科俨然就是个大型的拼装体，由美国的硅谷概念、外国的技术人才，以及“加工出口区”的制度所拼装而成。

南科这种点石成金、地景因为晶圆厂而快速变迁的乡村故事，在台湾并非特例；向北走两百公里，作为台湾科技业摇篮、台积电发迹“起家厝”的新竹科学园区（竹科），就是这种模式的滥觞。

然而竹科并不是凭空而生——它的诞生，终究是台湾产业发展史的其中一页；而要讨论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我们必须从台湾曾经困顿的年代开始讲起。

1966 年，台湾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高雄港边创立，吸引外国人和“华侨归国”投资，鼓励厂商进口原料、零组件，在区内加工组装之后再行出口，并给予免关税优惠。这个创举，不只揭开了台湾经济高速成长的序幕，也开启了以外销为导向的“东亚发展模式”，让台湾逐渐脱离赤贫；中国大陆后来于 1990 年代之后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有部分就是参考台湾“加工出口区”的先例。

然而 19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却让台湾既有的“来料加工出口”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也迫使政府寻找替代方案、加速调整经济结构，于是在 1976 年决定设置“科学工业园区”，并由行政院成立“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而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则指派李国鼎担任小组召集人。

与此同时，台湾于 1960 年代以“来料加工”模式发展起来的电子组装业，也不再只能从事低阶的组装工作：为了节省将零组件从国外运来台湾的运输成本，厂商也开始在台湾生产零组件，已经发展出了更完整的产业炼，为后来的高科技产业奠定了基础。

到了 1977 年，李国鼎奉命前往美国硅谷和史丹佛大学考察；他认为新竹地区拥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就是台湾发展高科技工业的最佳腹地，因而在返台后加速推动竹科。

于是“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最后便在 1980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揭幕；当时在镜头前欢喜庆祝的官员，内心怎么样都没想到，这片由丘陵、茶园铲平而成的红土地，有天竟然真会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科技产业基地。

今日回看，竹科早期的组织架构和法规，处处都看得见“加工出口区”的影子。

比如竹科和“加工出口区”一样，土地所有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租不卖，目的便是为了避免厂商变卖、炒作土地。再比如，竹科也以出口为导向、同样都是“保税特区”，因此早期和“加工出口区”一样，也有严密的围篱和岗哨，管制人员和货物进出，因而被不少人讥为“租界区”。

这种从“加工出口区”到“科学园区”的延续性，或许也不令人意外，因为 1960 年代催生“加工出口区”的推手，其实就是李国鼎本人。

然而在很多面向上，竹科依然和“加工出口区”存在不小差异。比方说，竹科的主管机关为国科会（后改为科技部），不像“加工出口区”由经济部主管，而科学园区的管理条例也规定，厂商必须从营业额提拨一定比例作为“研发经费”，在在都反映了竹科承载的使命：科技导向，产业升级。

此外，为了吸引在美国的台裔科技人才回台创业，竹科创立初期便成立了以双语教学的“实验学校”，并在园区内规划美式住宅区、兴建加州风格的别墅住宅和公寓宿舍，园区内整齐洋气的街景和气氛，和周遭依然带有农村气质的乡镇截然不同，也和以往只有工厂设施、没有生活设施的“加工出口区”非常不同。

换句话说，竹科俨然就是个大型的拼装体，由美国的硅谷概念、外国的技术人才，以及“加工出口区”的制度所拼装而成。

张忠谋：三大科学园区近，台积电“常有成千工程师不必搬家的调动”

竹科逐渐步上轨道之后，中央政府后来又于 1980 年代末，进一步提出在台湾南部设立科学园区的构想，一方面解决竹科发展饱和的问题，一方面也希望发展长期因为“重北轻南”而发展迟缓的南部地区，反映了 1990 年代台湾正在经历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浪潮，以及被提上政策台面的“平衡南北差异”议程。

台湾地理学者周素卿则认为，南科的出现，也是台湾科学园区迈入下一个阶段的标志：

根据周素卿的分析，于 1980 年成立的竹科，初期基本上仍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动力、由政府带头拉动的“产学园区”；然而到了南科研议成立的 1990 年代，台湾的科技产业已经渐趋成熟，并且发展出了更多元的“合资”、“策略联盟”模式，而不再仰赖国家扶持，也不再只是单纯的“代工厂”。

竹科管理局的第三任局长薛香川，亦曾在竹科四十周年的纪念书刊中指出，管理局当年为南科进行选址之前，其实就预先联络了台积电、联电等需要大量水电、土地的厂商，先确认他们愿意南下扩厂，才开始为南科选址动工。

此外，由于都市计划、土地使用变更、建照发放、水权分配等工作，在台湾都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而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房屋税也都属于“地方税”，因此科学园区衍生的房地产利益，也能直接为地方政府带来财政上的挹注，让地方政府更有诱因争取科学园区落户——于是相较于中央政府主导成立的竹科，南科在选址、设置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明显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甚至会精心设计参访行程，希望取得选址审议委员的青睐。

很有意思的是，南科原本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而选址的思维，居然在若干年之后和半导体厂的需求不谋而合。

台积电的前发言人孙又文曾经提到，台积电之所以会选在新竹、台中、台南分别设置三个生产聚落，关键就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这三个基地彼此之间，大约都相距一百公里——够远、也够近。

由于台湾位在地震带上，因此这一百公里的距离，可以确保不论地震震央在哪里，都能不让所有厂房受到影响、分散风险；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在日前的公开演讲中，亲口说明，纵贯台湾西部的高铁通车之后，三大科学园区所在地新竹、台中、台南之间的距离，很适合工程师进行“一日通勤”、跨厂支援，又不需要举家迁移，台积电“常有成千工程师不必搬家的调动”。

除了选址本身之外，台湾当年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直到今日也都依然幽微地铭刻在南科的地景之中。

比方说，如果细看地图，南科主要联外道路的命名，引用的都是台湾原住民“平埔族”的典故——比如西拉雅大道，纪念的是台南地区的平埔族“西拉雅族”；新港社大道、目加溜湾大道、直加弄大道，引用的则是南科所在地过去的三个“社”名（清代台湾称汉人聚落为“庄”，原住民聚落则为“社”），而道路所在位置，也和名称所指的部落位置基本相符。

此外，南科初期在整地、兴建期间，也曾挖掘到不少史前遗迹，于是后来便在南科的核心位置兴建了一座“史前文化博物馆”，陈列从南科开挖出的考古文物。

然而民主化，也让科学园区的扩张，不再像 80 年代那样势在必行、无可抵挡。

1995 年，竹科第三期开发计划的竹东区段，便曾因为供水问题、地方农民抗议，最后放弃征收。到了 2010 年，用地饱和的竹科，再次提出在竹南园区进行扩建，却因为农地遭到强制征收，而引起农民北上抗议；到了 2013 年，竹南园区为了进行联外道路改善工程，必须拆除部分民宅，连锁效应之下，最后引发“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抗争运动。

严格说来，大埔案绝非台积电之过，却可说是科学园区与周边聚落土地紧张关系的体现。为 2014 年的太阳花学运蓄积了不少动能，也间接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公民参政的氛围。

时至今日，科学园区扩张和周边土地的张力，也仍在持续紧绷着。2020 年，台积电宣布将会重返竹科兴建新厂、开启“宝山二期计划”，作为未来 2 奈米晶圆的生产基地。消息一出之后，位于丘陵溪谷的计划预定地里，某些房舍外也已经挂出写有“台积抢地，断我生计”的抗议布条，和房屋仲介门市外“增值可期”的乐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意外的镜像：日本帝国海军台湾第六燃料厂

今日回看，竹科确实凝铸了台湾经济史的缩影，也侧面反映了许多历史的巧合、与台湾社会的变化——而位在竹科以西五公里外的海军第六燃料厂（简称“六燃”），就是这种动态的其中一个巧妙化身。

从主要道路弯进来，大部分人都会对六燃留下深刻印象：和周遭的住宅大楼相比，六燃高耸的烟囱塔显得格外突出，而它的身世，确实也并不平凡。

1942 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事愈演愈烈，于是在殖民地台湾各地兴建了“海军燃料厂”，而六燃当时就是军用燃油的中继与精炼基地，主要制作“异辛烷”这种抗爆震的燃油添加剂。

不过六燃之所以会设置在新竹，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日本殖民政府于 1935 年成立的“瓦斯研究所”其实就位在新竹，因此六燃周围的地区，在日治时期本就是规模庞大的石油天然气产业聚落。

1945 年日本战败、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之后，“瓦斯研究所”辗转改组为工业研究机构，后来又在时任经济部长孙运璿的推动下，于 1973 年和其他机构合并为“工研院”。

与此同时，战后跟着国民党撤守台湾的外省眷民，有些则开始在废弃的六燃厂内落脚、将厂房空间隔成一个个家屋，因而让六燃这个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工业空间，转变成一个“以厂为家”的眷村，在台湾战后的眷村谱系里相当罕见，最后在 2010 年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于是很有意思的是，竹科和六燃这两个量体差距极大、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如果一起放在台湾的近代史中看待，就仿若彼此的镜像。怎么说呢？

其实，今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最初有不少厂商都是工研院的“衍生公司”——比如台湾第一家生产积体电路的厂商联华电子公司（联电）、以及后来成为半导体龙头的台积电，便都是由工研院技术移转而成立的“衍生公司”；台积电的第一个半导体厂（亦即“一厂”），甚至还是和工研院租借的厂房。

换句话说，竹科其实和六燃厂一样，都是在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工业基础之上，辗转发展出来的产物，并在“外来”族群加入之后，沉积出了更丰富的样貌——六燃厂因为“外省眷民”而蜕变成眷村，竹科则因为成功招揽从美国回台的海归菁英、发展“高科技聚落”模式，而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科学园区案例之一。

很有意思的是，主张保存六燃的文史工作者，当年在提出保存论述的时候，除了工业遗迹和眷村历史这些特色之外，也会提及大烟囱多年下来，已经成为“霜毛蝙蝠”的栖息地，试图从“生态保育”的角度，强化六燃厂的保存价值。

就此而言，竹科和南科，为我们展示的就不只是台湾产业地景的流变，它们同时也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这座岛屿的层次何其丰富，有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化基础，有跟随国民党而来台的“外省族群”，有 1980 年代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菁英，并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变得更加包容而多元，除了开始珍视非人类的生物物种，也让几近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得以重新显影。

然而六燃到竹科的命运，却也正似是台湾历史的一次轮回：

上个世纪的六燃，承载着日本帝国对“大东亚共荣”的野望，而当时联合起来对抗日本的，则是彼时依然友好的中国和美国；时至今日，中国却成了美日携手围堵的对象，而另一场“太平洋战争”，则仿佛正在美国倡议的印太战略框架中隐隐浮现。

至于伫在六燃边上、夹在大国角力之间的晶圆厂和科学园区，会不会成为这场战役的先期战场呢？答案似乎愈来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