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搖籃的晶片島：從海軍工廠到科學園區，台灣半導體業前世今生

2021 年 4 月 12 日，美國總統拜登坐在白宮的羅斯福廳（Roosevelt Room）裡，對著攝像頭舉起了一面亮晃晃的晶圓。

「晶片呢，就像我手裡的這個一樣，這些晶片、這些晶圓呢，就是電池，就是寬頻網路，那都是基礎設施。晶片，就是基礎設施。」拜登有聲有色地說著，而全球幾個重要半導體企業的高管和執行長，則在他身後電視牆上的一個個格子裡正襟危坐。

其中一個方格裡，有個亞洲面孔特別顯眼——這場主題為「半導體和供應鏈韌性」的虛擬高峰會，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音也出席了。

拜登的比喻並不為過。晶片這種經常藏在手機、電腦機殼下的東西，確實帶有「基礎設施」的特性：它們就像道路和水電供應系統，雖然是維持生活運作的基礎物件，卻經常藏在表象之下難以察覺，又或是因為太過日常，而被我們視而不見。

不過拜登之所以會這麼說，還得放在更寬的脈絡中看待：今年四月初，他剛提出了總值 2 兆美元的基礎設施興建計畫；將晶圓納入「基礎設施」的概念之中，無疑是順水推舟。

然而晶片終究還是和道路、電網很不一樣。一起出席這場視訊會議的官員，除了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狄斯（Brian Deese）之外，還包括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很顯然，晶片產能不只是一個攸關「基礎設施」的經濟議題，它同時還是個國安問題：從洲際導彈到無人機，晶片都是先進軍備不可或缺的要件，也是美國能不能繼續領導世界的關鍵之一。

事實上，半導體技術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加速發展，就是美國因為軍事需求，而在二戰前後推就的結果；當時半導體技術最主要的投資者和採購者，其實就是美國政府。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大膽的投資，才能贏過世界上其他的競爭者，但我們已經太久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大型投資了。我們在研發、製造上，都已經落後於人。說白了就是，我們必須加把勁了。」

拜登的這席話，並不令人意外。

不到一個月之前，英特爾（Intel）的執行長格爾辛格（Pat Gelsinger）也才鄭重宣布，英特爾將會在亞利桑那州耗資兩百億美元，新建兩座晶圓廠。這個動作，當時跌破了不少業內人士的眼鏡。

外界近年有不少預測指出，由於英特爾在先進製程上，已經逐漸落後於台積電與三星，因此遲早會放棄生產部門，轉型成為「無晶圓廠的半導體公司」（fabless）模式，將製造流程全數外包給代工廠，只留下晶片設計、後端銷售的業務。

然而格爾辛格釋放的消息，卻意味一件事：英特爾將會維持原有的「垂直整合製造模式」（IDM），繼續維持產能、追趕先進製程，甚至還要另外成立晶圓代工部門，被外界解讀為「要和台積電競爭」。

從格爾辛格的措辭來看，英特爾的這個商業決定，考量的顯然也不只是毛利和稅後純益而已：「（半導體）作為最關鍵的科技產品，有 80% 的供應來自亞洲這件事，並不怎麼讓人樂見。這個世界需要更平衡的供應鏈⋯⋯我們要重新回來了。」

而他提到的「亞洲」，指的其實就是今日掌控全球半導體製造產能的台灣與南韓，以及正在急起直追的中國大陸。

台灣半導體產業，加速奔馳

台積電的價值和地位，一直都是被低估的，現在股價漲到 600 多塊，是「遲來的正義」。

如果不是因為新聞沸沸揚揚、台積電股價飆升，大部分人或許都不會意識到，位於台灣台南善化、新市、安定交界處的「南部科學園區」（以下稱南科），竟然掌握著接下來數年全球電子產品的核心元件。就某個意義而言，這裡就是當今世上，最能牽動政經脈搏的其中一個「世界中心」。

如果你循著 Google 地圖前往南科，大概也會在台積電的十八廠前迷路：雖然地圖上還有道路，但實際到現場一看，卻已經成了圍籬裡的工地。根據地方人士觀察，台積電的十八廠新建案，進度快得令人咋舌，工地外觀幾乎每天都有變化。

半導體業疾駛而上的這條快車道，短期內還看不到盡頭，而這種速度說到底，還是國際市場對晶片的需求所推就出來的。

2020 年疫情剛開始肆虐之際，憂心需求放緩的台積電，原本還傳出要暫緩在南科新建廠房的計畫。令很多人沒想到的是，後來疫情反而讓「遠距辦公」、「在家辦公」的工作模式興起，連帶推升了市場對電子產品的需求。

此外，大眾運輸在疫情時代中的風險，也讓通勤者買車的意願大增，進一步推升了車廠對車用晶片的需求。2021 年初，包含德國、美國、日本等汽車製造大國的政府，便曾相繼請求台灣政府，敦促晶片廠商增產車用晶片。

在這個脈絡之中，台灣突然成了地緣政治、世界政經的中心，而且是雙重意義下的「熱點」：它不但是中美交鋒最可能擦槍走火的其中一個位置，也掌握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半導體生產技術和產能。

雖然今日許多人回看，會覺得張忠謀「只做代工、不與客戶競爭」的商業模式足具遠見，甚至將台積電封為「護國神山」，但其實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台積電在不少台灣人的眼裡，終究「只是個代工廠罷了」——就連台積電的前發言人孫又文，也都曾經提及，「台積電的價值和地位，一直都是被低估的，現在股價漲到 600 多塊，是『遲來的正義』。」

2021 年 1 月，台積電召開法人說明會公布經營狀況，不僅營收、獲利數字皆創下新高，同時也宣布 2021 年的資本支出（CapEx）將比 2020 年高出三成，預估高達 250 至 280 億美元；到了 4 月份，台積電再次召開法人說明會，進一步將資本支出上調至 300 億美元，其中有 80% 會使用在先進製程上，而南科正在加緊趕工的台積電十八廠四～六期工程，就是全世界最先進的五奈米晶圓生產基地。

對於台積電而言，「趕工」也意味著「搶地」：為了快速取得用地、容納新建工程，台積電直接填平了十八廠南側的蓄水池，甚至拆除原本被視為「南科地標」的造型水塔。

而對於此刻的台灣營造業而言，「趕工」則意味著「搶工」。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台灣營建業便開始出現缺工情形，模板工人的日薪從 2,500 漲到了 4,000 台幣，而領有特殊執照的焊工，日薪更在過年期間漲到 10,000 台幣左右；由於疫情導致外籍勞工入境困難，台灣的缺工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台灣的「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年增率」已經在 2021 年 3 月來到了 7.07%，是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紀錄；而晶圓廠工程不可或缺的鋼筋工、模板工、鋼構工，於 2021 年 3 月的「工價指數」（亦即勞工薪資）年增率，則分別為 7.28%、5.97 以及 12.45%，都是自 1999 年有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也是台灣自脫離高速經濟成長期、實質所得陷入停滯之後，便前所未見的現象。

然而主計總處的工價統計，似乎仍然未能完全反映熱絡的市場行情。一位在台南市政府工作的承辦人員便向端傳媒記者透露，「許多承包政府工程的廠商，從過年前，就在哀嚎找不到工人、需要追加工程款了。」

效應所及，當前的台灣，舉凡停車場、社會住宅（類似於香港公屋）工程，都因為工價上漲而導致廠商投標意願低落。甚至台北捷運環狀線的後續工程，也都首次出現流標狀況。

在疫情中逆勢成長的，不只是工程物價和工資而已。2020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達 3.11%，不只在全球的一片紅字中成了異數，更是 30 年來首次超越中國大陸。

由於國際市場對晶片的需求依然暢旺，台灣主計總處甚至樂觀地將 2021 年的經濟成長率，一舉上調至 4.64%，而國際貨幣基金（IMF）於今年四月公布的經濟展望報告，更將台灣 2021 年的經濟成長率上調至 4.75%，人均生產毛額也首次超越三萬美元。

幾乎所有人都在問，半導體產業是否要帶領台灣再次起飛了？

南科榮景：農業縣裡的新世界中心

和台灣其他直轄市相比，台南的通勤方向有些與眾不同：大多數台灣城市的早尖峰時間，壅塞的一般是郊區往市區的方向，而台南卻顛倒了過來。數萬工程師、作業員與相關從業人員，通常是住在生活機能方便的舊市區，上班目的地是位於台南郊外的南科。

根據台灣科技部的統計，2020 年南科的總就業人口已達 8 萬人；每到上下班時間，短短十幾公里，有時要開上一個鐘頭。沿著「南科新貴」們通勤的路線走一遭，南科這種隱藏在廠房裡的榮景，似乎也能從另一個更直觀的角度獲得印證。

從市區前往科學園區的一路上，幾乎每個路口都能看見房地產廣告：「到南科近一些，陪家人多一些」、「真的！比較便宜」，和台北浮誇的豪宅廣告相比，南科的廣告詞多了點溫馨的人味，目標受眾也是真正需要居所的小家庭，而不是投資客。

跟著晶圓廠、電梯公寓一起在農地上生長出來的，還有一間間房屋仲介門市——比如林振儒去年才跳槽加入的東森房屋，就是去年才在台南新市區開了新門市。

「南科附近的房價，大概是從去年六月開始，跟著台積電的股價一起飆升的。」林振儒如此說道。「不過其實大概兩年前，中北部的建設公司就已經開始來這邊插旗、獵地，因為現在中北部買不到土地、市場也飽和了，加上新聞又一直炒作台積電，這邊就業人口變多，房屋需求本來就會增加。」

雖然講話已經帶點台南口音，但林振儒其實是台北人，十三年前因為交了台南的女友，才跟著南下定居，在新市地區當起了房仲。

「我剛來台南的時候，剛好遇到金融海嘯，這裡的房價都在低點，公寓一坪只要八萬元（台幣；一坪相當於 3.3 平方米、35.6 平方英呎），但現在至少漲了兩、三倍，普通的兩房公寓，都要五、六百萬才買得到。」

林振儒所屬的門市外頭，除了「南科市中心三房＋車位」、「花園溫馨美墅」這些瞄準南科就業人口的房產之外，也看得見「將軍漁港魚塭」、「都計內增值可期農地」這類非典型物件，既反映了台南既有的農漁產業體質，也嗅得到投資客前來圈地套利、期待土地使用變更的投機氣味。

「現在南科附近最熱門的『Ｌ、Ｍ重劃區』，以前就是農地。土地被納入都市計畫區、進行『區段徵收』之後，如果原地主的持份夠大，政府就會把開發後的一部分建地還給地主、作為補償，等於是以農地換建地，利益很可觀。」

林振儒透露，和去年相比，今年來找房、問地的人明顯變多，打電話來詢問的人也有所增長。更重要的是，「以前打電話來是賣的人多，現在是買的人多。有時候我談好一個買方，打電話給屋主時，才知道房子已經賣掉了。」

對於從小在善化長大的郭庭瑋而言，南科為生活帶來的變化，可不只是房價而已。

郭庭瑋的爸爸，是台積電的設備工程師；2000 年台積電在南科的晶圓六廠落成之後，她的爸爸便從台南北端的新營搬來善化。這 21 年來，儘管南科不斷有新的廠房落成，但周遭舊有的幾個鄉鎮聚落，基本上仍是典型的台灣鄉村地景。

然而這種狀況，卻在大約一、兩年前開始有了變化。

「以前善化沒有星巴克、路易莎（台灣本地的連鎖咖啡品牌），我最近回家才發現，它們居然都到善化設點了。」

類似的變化，同樣位在南科周邊的新市也能感受到：2020 年星巴克新市店開幕時，便曾直白指出星巴克瞄準的是「南科興起的商機」，門市建築設計還費了不少巧思；每逢假日，顧客人數甚至不遜於台北鬧區的門市。

台灣科學園區的前世今生：半導體之島的濫觴

竹科儼然就是個大型的拼裝體，由美國的矽谷概念、外國的技術人才，以及「加工出口區」的制度所拼裝而成。

南科這種點石成金、地景因為晶圓廠而快速變遷的鄉村故事，在台灣並非特例；向北走兩百公里，作為台灣科技業搖籃、台積電發跡「起家厝」的新竹科學園區（竹科），就是這種模式的濫觴。

然而竹科並不是憑空而生——它的誕生，終究是台灣產業發展史的其中一頁；而要討論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我們必須從台灣曾經困頓的年代開始講起。

1966 年，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在高雄港邊創立，吸引外國人和「華僑歸國」投資，鼓勵廠商進口原料、零組件，在區內加工組裝之後再行出口，並給予免關稅優惠。這個創舉，不只揭開了台灣經濟高速成長的序幕，也開啟了以外銷為導向的「東亞發展模式」，讓台灣逐漸脫離赤貧；中國大陸後來於 1990 年代之後設立的「保稅區」、「出口加工區」，有部分就是參考台灣「加工出口區」的先例。

然而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金融危機，卻讓台灣既有的「來料加工出口」模式受到很大衝擊，也迫使政府尋找替代方案、加速調整經濟結構，於是在 1976 年決定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並由行政院成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而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則指派李國鼎擔任小組召集人。

與此同時，台灣於 1960 年代以「來料加工」模式發展起來的電子組裝業，也不再只能從事低階的組裝工作：為了節省將零組件從國外運來台灣的運輸成本，廠商也開始在台灣生產零組件，已經發展出了更完整的產業鍊，為後來的高科技產業奠定了基礎。

到了 1977 年，李國鼎奉命前往美國矽谷和史丹佛大學考察；他認為新竹地區擁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等科學研究機構，就是台灣發展高科技工業的最佳腹地，因而在返台後加速推動竹科。

於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最後便在 1980 年 12 月 15 日正式揭幕；當時在鏡頭前歡喜慶祝的官員，內心怎麼樣都沒想到，這片由丘陵、茶園剷平而成的紅土地，有天竟然真會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科技產業基地。

今日回看，竹科早期的組織架構和法規，處處都看得見「加工出口區」的影子。

比如竹科和「加工出口區」一樣，土地所有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只租不賣，目的便是為了避免廠商變賣、炒作土地。再比如，竹科也以出口為導向、同樣都是「保稅特區」，因此早期和「加工出口區」一樣，也有嚴密的圍籬和崗哨，管制人員和貨物進出，因而被不少人譏為「租界區」。

這種從「加工出口區」到「科學園區」的延續性，或許也不令人意外，因為 1960 年代催生「加工出口區」的推手，其實就是李國鼎本人。

然而在很多面向上，竹科依然和「加工出口區」存在不小差異。比方說，竹科的主管機關為國科會（後改為科技部），不像「加工出口區」由經濟部主管，而科學園區的管理條例也規定，廠商必須從營業額提撥一定比例作為「研發經費」，在在都反映了竹科承載的使命：科技導向，產業升級。

此外，為了吸引在美國的台裔科技人才回台創業，竹科創立初期便成立了以雙語教學的「實驗學校」，並在園區內規劃美式住宅區、興建加州風格的別墅住宅和公寓宿舍，園區內整齊洋氣的街景和氣氛，和周遭依然帶有農村氣質的鄉鎮截然不同，也和以往只有工廠設施、沒有生活設施的「加工出口區」非常不同。

換句話說，竹科儼然就是個大型的拼裝體，由美國的矽谷概念、外國的技術人才，以及「加工出口區」的制度所拼裝而成。

張忠謀：三大科學園區近，台積電「常有成千工程師不必搬家的調動」

竹科逐漸步上軌道之後，中央政府後來又於 1980 年代末，進一步提出在台灣南部設立科學園區的構想，一方面解決竹科發展飽和的問題，一方面也希望發展長期因為「重北輕南」而發展遲緩的南部地區，反映了 1990 年代台灣正在經歷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浪潮，以及被提上政策檯面的「平衡南北差異」議程。

台灣地理學者周素卿則認為，南科的出現，也是台灣科學園區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標誌：

根據周素卿的分析，於 1980 年成立的竹科，初期基本上仍是一個以學術研究為動力、由政府帶頭拉動的「產學園區」；然而到了南科研議成立的 1990 年代，台灣的科技產業已經漸趨成熟，並且發展出了更多元的「合資」、「策略聯盟」模式，而不再仰賴國家扶持，也不再只是單純的「代工廠」。

竹科管理局的第三任局長薛香川，亦曾在竹科四十週年的紀念書刊中指出，管理局當年為南科進行選址之前，其實就預先聯絡了台積電、聯電等需要大量水電、土地的廠商，先確認他們願意南下擴廠，才開始為南科選址動工。

此外，由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變更、建照發放、水權分配等工作，在台灣都是地方政府的職責範圍，而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也都屬於「地方稅」，因此科學園區衍生的房地產利益，也能直接為地方政府帶來財政上的挹注，讓地方政府更有誘因爭取科學園區落戶——於是相較於中央政府主導成立的竹科，南科在選址、設置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明顯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會精心設計參訪行程，希望取得選址審議委員的青睞。

很有意思的是，南科原本著眼於「區域均衡發展」而選址的思維，居然在若干年之後和半導體廠的需求不謀而合。

台積電的前發言人孫又文曾經提到，台積電之所以會選在新竹、台中、台南分別設置三個生產聚落，關鍵就在於它們之間的距離：這三個基地彼此之間，大約都相距一百公里——夠遠、也夠近。

由於台灣位在地震帶上，因此這一百公里的距離，可以確保不論地震震央在哪裡，都能不讓所有廠房受到影響、分散風險；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在日前的公開演講中，親口說明，縱貫台灣西部的高鐵通車之後，三大科學園區所在地新竹、台中、台南之間的距離，很適合工程師進行「一日通勤」、跨廠支援，又不需要舉家遷移，台積電「常有成千工程師不必搬家的調動」。

除了選址本身之外，台灣當年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直到今日也都依然幽微地銘刻在南科的地景之中。

比方說，如果細看地圖，南科主要聯外道路的命名，引用的都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的典故——比如西拉雅大道，紀念的是台南地區的平埔族「西拉雅族」；新港社大道、目加溜灣大道、直加弄大道，引用的則是南科所在地過去的三個「社」名（清代台灣稱漢人聚落為「庄」，原住民聚落則為「社」），而道路所在位置，也和名稱所指的部落位置基本相符。

此外，南科初期在整地、興建期間，也曾挖掘到不少史前遺跡，於是後來便在南科的核心位置興建了一座「史前文化博物館」，陳列從南科開挖出的考古文物。

然而民主化，也讓科學園區的擴張，不再像 80 年代那樣勢在必行、無可抵擋。

1995 年，竹科第三期開發計畫的竹東區段，便曾因為供水問題、地方農民抗議，最後放棄徵收。到了 2010 年，用地飽和的竹科，再次提出在竹南園區進行擴建，卻因為農地遭到強制徵收，而引起農民北上抗議；到了 2013 年，竹南園區為了進行聯外道路改善工程，必須拆除部分民宅，連鎖效應之下，最後引發「今日拆大埔，明日拆政府」的抗爭運動。

嚴格說來，大埔案絕非台積電之過，卻可說是科學園區與周邊聚落土地緊張關係的體現。為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蓄積了不少動能，也間接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與公民參政的氛圍。

時至今日，科學園區擴張和周邊土地的張力，也仍在持續緊繃著。2020 年，台積電宣布將會重返竹科興建新廠、開啟「寶山二期計畫」，作為未來 2 奈米晶圓的生產基地。消息一出之後，位於丘陵溪谷的計畫預定地裡，某些房舍外也已經掛出寫有「台積搶地，斷我生計」的抗議布條，和房屋仲介門市外「增值可期」的樂觀，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意外的鏡像：日本帝國海軍台灣第六燃料廠

今日回看，竹科確實凝鑄了台灣經濟史的縮影，也側面反映了許多歷史的巧合、與台灣社會的變化——而位在竹科以西五公里外的海軍第六燃料廠（簡稱「六燃」），就是這種動態的其中一個巧妙化身。

從主要道路彎進來，大部分人都會對六燃留下深刻印象：和周遭的住宅大樓相比，六燃高聳的煙囪塔顯得格外突出，而它的身世，確實也並不平凡。

1942 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戰事愈演愈烈，於是在殖民地台灣各地興建了「海軍燃料廠」，而六燃當時就是軍用燃油的中繼與精煉基地，主要製作「異辛烷」這種抗爆震的燃油添加劑。

不過六燃之所以會設置在新竹，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日本殖民政府於 1935 年成立的「瓦斯研究所」其實就位在新竹，因此六燃周圍的地區，在日治時期本就是規模龐大的石油天然氣產業聚落。

1945 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收台灣之後，「瓦斯研究所」輾轉改組為工業研究機構，後來又在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的推動下，於 1973 年和其他機構合併為「工研院」。

與此同時，戰後跟著國民黨撤守台灣的外省眷民，有些則開始在廢棄的六燃廠內落腳、將廠房空間隔成一個個家屋，因而讓六燃這個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工業空間，轉變成一個「以廠為家」的眷村，在台灣戰後的眷村譜系裡相當罕見，最後在 2010 年被指定為歷史建築。

於是很有意思的是，竹科和六燃這兩個量體差距極大、看似毫無關聯的地方，如果一起放在台灣的近代史中看待，就仿若彼此的鏡像。怎麼說呢？

其實，今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最初有不少廠商都是工研院的「衍生公司」——比如台灣第一家生產積體電路的廠商聯華電子公司（聯電）、以及後來成為半導體龍頭的台積電，便都是由工研院技術移轉而成立的「衍生公司」；台積電的第一個半導體廠（亦即「一廠」），甚至還是和工研院租借的廠房。

換句話說，竹科其實和六燃廠一樣，都是在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工業基礎之上，輾轉發展出來的產物，並在「外來」族群加入之後，沉積出了更豐富的樣貌——六燃廠因為「外省眷民」而蛻變成眷村，竹科則因為成功招攬從美國回台的海歸菁英、發展「高科技聚落」模式，而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科學園區案例之一。

很有意思的是，主張保存六燃的文史工作者，當年在提出保存論述的時候，除了工業遺跡和眷村歷史這些特色之外，也會提及大煙囪多年下來，已經成為「霜毛蝙蝠」的棲息地，試圖從「生態保育」的角度，強化六燃廠的保存價值。

就此而言，竹科和南科，為我們展示的就不只是台灣產業地景的流變，它們同時也是台灣近代史的縮影：這座島嶼的層次何其豐富，有日本人留下的現代化基礎，有跟隨國民黨而來台的「外省族群」，有 1980 年代從美國留學歸國的菁英，並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變得更加包容而多元，除了開始珍視非人類的生物物種，也讓幾近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得以重新顯影。

然而六燃到竹科的命運，卻也正似是台灣歷史的一次輪迴：

上個世紀的六燃，承載著日本帝國對「大東亞共榮」的野望，而當時聯合起來對抗日本的，則是彼時依然友好的中國和美國；時至今日，中國卻成了美日攜手圍堵的對象，而另一場「太平洋戰爭」，則彷彿正在美國倡議的印太戰略框架中隱隱浮現。

至於佇在六燃邊上、夾在大國角力之間的晶圓廠和科學園區，會不會成為這場戰役的先期戰場呢？答案似乎愈來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