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论：“红色药丸”

【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Gloria，回应《那个声称采访到朱军的记者，和他的“猎杀受害者”同盟》

真正有“理想”的记者要么身陷囹圄，要么穷困潦倒，根本不会去谈那分文不值的“理想”；没有脸皮的怪物却套上“理想”的面具，来收割关注、金钱和声望。“新闻理想”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2. 光点，回应《萧育和：把“北一女”圣女化，到底还是父权的意淫》

“女性主义的关怀，终究应该要是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提出质疑，进而想像一个更没有压迫的世界，而不是在于又赚得了多少钱或者更美妙的高潮体验。”就这段而言，乃至于整篇论点，可以直接看出作者并非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

以我个人较偏向社会女性主义或基进女性主义立场而言，本篇读来算是畅快，但若作者以评论者立场谈“女性主义终极关怀”，却并未把自己女性主义立场明叙，会使得评论不够精准。女性主义流派很多，共通点唯有“实践”而已。弄清楚不同流派的核心价值与关怀是什么，或许就能了解在“北一女聊聊”议题，乃至于堕胎、性解放等诸多争议议题上，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为何有时看起来站在不同边上。

推荐今年甫出版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一书。

3. rhrm，回应《女性抗争者李翘楚： “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

这样的报导就是红色药丸，让你明白在繁荣昌盛的表面之下，你依然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和法制的社会里。阅读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是轻松愉快的，它会让人痛苦愤怒，或者让人悲观无力，但这就是真相，无可逃避。

4. marycattle1223，回应《康巴男孩丁真的“颜值扶贫”，与他身处的非对称中国》

和现在的中国爱国年轻人根本就没法聊“康区”是什么地方？

康区是藏区里第一批反对中共土改的地方。康巴汉子是赛马高手，拿起枪来就组成了“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是先有四水六岗，再有美国 CIA 训练，也是他们大批从故乡逃到拉萨以后，影响了首府的藏人，让他们明白了中共做了些什么，于是才有“达赖喇嘛‘要求’去军区看戏，信众围住罗布林卡不让他去”。最后局势恶化，请乃穷神谕达赖喇嘛出奔印度。

丁真所在的理塘县有理塘寺。据李江林《当铁鸟在空中飞翔》中共当时刚引进的图4轰炸机，第一次实战就把理塘寺炸了个片瓦不存，这是远的。近的08年开始的藏人自焚，四川康区一直是重要参与者，这也能大概想到当局的思路了——半个多世纪前理塘寺的悲剧根本没多少人晓得了。就是08年自焚的事情现在的小年轻更是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会站在政府一边，同时这也是外宣的重点——看啊，淳朴的民众、美丽的风光、仙境桃源⋯⋯是谁让他们有美好的今天？

对内对外，通过一个丁真，热捧了自己，同时也足以证明他们对藏文化的“保护”是什么————赛马、赛马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对对，信仰共产主义更好。

5. LZDCS，回应《康巴男孩丁真的“颜值扶贫”，与他身处的非对称中国》

达赖喇嘛尊者有很多本传记，也有好几本自传，在这些书中我个人最喜欢那本《我的土地 我的人民》。

摘抄一段有关康巴人的段落——

“在边界地区的旅程，沿路都感受到沈重不祥的气氛。在藏人身上，我看到愈来愈强烈的痛苦和对中国人的仇恨；在中国人那方，我看到因恐惧和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无情与专断正在日益增长。对中国人，我尽最大努力劝说他们温和克制；对西藏人，我时常在接见时告诉他们应当团结，试著用各种和平的手段来改善处境，中国人好的政策要尽量接受。我认为这些建议是要避免暴力冲突的唯一希望。然而，我所看到的和一年前途经此地相较，却是彼此的敌意炽烈滋长，我不得不承认，希望很渺茫。

最后我越过划出藏中边界的迪曲江（鬼河），进入中国最早入侵的昌都。我在昌都城里的中国指挥部住了几天，在寺庙里住了几天。在此中国人设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是我未来必须合作的机构，委员会有一些西藏人，可是我很快就看出，中国官员掌握全权，这地区事实上是驻军将军在统治。这里同样是民怨沸腾。人们告诉我许多压迫和不公的事，农民土地被强行征收，还有许多中国人总是自己先违背承诺。这里还多一层暴力冲突的危险：这里是康巴人居住的区域，康巴人最宝贵的财产是步枪。现在他们听说中国人将要求他们交出全部武器，不用说也知道，康巴人绝不会交出自己的枪——他会先用它。”

这本自传达赖喇嘛尊者写于1962年，他离开拉萨抵达印度不久之后。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之后，这位二十多岁的宗教领袖用冷静理智，写下自己所有的遭遇，向世界诉说。

以上一段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尊者对西藏的感情，对族人的认同和理解。

从历史说回现实，好几回去北京看朋友的时候，都会去北京的西藏餐厅玩儿，那里有很棒的藏人歌舞队，最让人著迷的是他们在周末晚间会有大型的歌舞秀，在歌手放声高歌后，所有的演员会统统出现，邀请客人一起，拉著手围绕著大厅跳藏舞，弦子，锅庄，踢踏，音乐更替舞姿也更替。有一夜在这个藏族餐厅里，我把自己学过的民族舞的所有招式都使出来了，赶巧拉著我的手的是一位高大的康巴大哥，乐呵呵的配合著带著我尽情发挥。开心透了。

对，康巴汉子真好看，高，帅，沉默。

这一回看到丁真的新闻的时候，我特地找北京大姐聊天，问她当年藏人歌舞队的女生们还在北京吗？

大姐说，“她们都不在了，北京的藏族餐厅没能挨过疫情的打击，闭店了。最好看的菇凉去成都的分店了。还记得跟你跳了一夜舞的康巴大哥吗？那个康巴大哥，像雕塑一样的人，是我的好朋友，他去世了⋯⋯在北京没有正式身分，他们的医疗保障太差了⋯⋯所以不体检，不舒服也不看病，就拖著，从肠炎拖到肠癌⋯⋯很年轻⋯⋯”

6. tomhelpegg，回应《内卷中国：习近平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其实用杜赞奇的对于内卷化的定义就足够了，核心就是有增长无发展。满清清末新政已降，中央处于赔款和新政建设而增加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增强了对地方的汲取需求，从保护性经济向营利性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汲取能力的确提升，但是模式-代理人范式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即国家对于地方的管理能力有增长，无发展。

而在新时代之中，本质仍然是有增长无发展。从反腐到扫黑，运动式治理的模式没有变，只是增加了相较于前一个时代的强度，这种强度也体现在形式主义这一层面，中央向各个层级通过学习，会议与文牒来要求效忠，得到的只有对于痕迹的不断追求。而这一体制也在内部坍塌，重要的只有痕迹而没有真实。越来越多的忠诚的痕迹，只有越来越多工作仅仅是制造痕迹的人。

7. jackhui、雨月，回应《内卷中国：习近平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jackhui：高效和低效是比较用词，看似矛盾但却是可以共存的。就如同文中所列中国政府搜集疫情数据的方案，电话、上门登记信息固然相当低效，但是相对于一些至今无法搜集足够抗疫数据的地区而言，就显得高效了。数据搜集本来就是大数据治理的难题之一，有的时候数据搜集方法的突破，比起数据收集效率而言是更重要的。

另从大数据角度看一下内卷问题。在不少领域中，数据量和数据模型效果是呈指数关系的。就是10个数据到100个数据对于效益的提升，和1000到10000个数据的提升是一样的。这使得数据搜集，在数据量变大的情况下会逐渐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单单提升数据量对效果而言已经无用。

内卷正是这种关系在政治中的体现，一些方法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但这种提升，在更大规模应用中效益注定逐渐降低。更多的人只看见这些方法在自己管辖的小领域中的局部效益提升，而忽略了全局的低效，甚至是负效益。这种内卷并不来源于权力是否集中，甚至是需要通过集中权力方能解决。

多元能不能有所帮助？肯定是可以的，当你找到另一个提升的方法，在新方法起步期（1到10，10到100）的时候，效果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多元能不能解决问题？很可惜并不能，多元只是帮助找到另一个提升路径，并不解决该方法的“内卷”。而且“通过更多元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在一定规模下也是会陷入内卷的。

举个也是数据相关的例子，AlphaGo 出现之前，围棋 AI 软件也是陷入了“再增加数据量计算量也无法提升”的内卷。是因为权力集中吗？并不是。是因为人失职吗？似乎也不能把做不出 AlphaGo 视为失职。但 AlphaGo 以多元方法的组合一举突破，再到现在 AlphaZero 出现后，再堆数据堆计算还能有所提升吗？可以，但越来越少了。这就是又陷入了内卷。

单单从制度角度，去评价一些领域的“内卷化”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很多时候换个制度，只是重新从1到10，10到100开始，似乎短时间内高效了，但是方法没有突破的话，到一定规模后同样会陷入内卷。而且不断的换，也许就失去单一问题上突破研究突破的机会了。

雨月：@jackhui：说的挺有道理的。集中和多元都有可能带来低效，但是表现形式不同。集中的低效文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多元则可能带来权责不清、互相推诿乃至掣肘，无法对突发情况进行及时回应等。两者在效率上的对比很难用理论上的推断来得出结论，而需要用一些同一衡量标准下的绩效指标。而且这个绩效的衡量需要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也就是说应对疫情的短期成效也不能决定哪一种方式更优。

8. EricChan，回应《阿拉伯之春十年：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失败，而中国模式成功了？》

我反而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模式与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模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与台湾能顺利过渡至民主制度，然而新加坡与相关不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就是亚洲四小龙的模式。学到了新加坡的产业发展模式，香港的土地地方经济财政，台湾的党国合一体制。当中国经济发展日渐强盛时，中国未来走的方向是什么呢？中共显然希望像新加坡靠拢，然而事情会不会如她所愿呢。

不论是官方学者以及内地小粉红都会以中国人民素质还不足以支持民主制度，一旦抛弃一党制政治政府将步入民粹以及混乱。又或是民主是建基于经济的发展之上。然而这个人民素质指的是什么素质？什么情况下才是人民素质才算是足够支持民主制度的良性发展？到达怎样的经济水平中国才有发展民主制度的基础，这点官方学者和小粉红们仍旧是闪烁其词。

中国模式，乃至是其脱胎自的东亚模式都非常强调政府的效能以及权力，除香港以外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中日两国在经济起飞的年代走的都是大政府的模式，不论是60年代日本大藏省对于国内产业的强势整合以及产业规划，韩国政府扶持财阀发展的模式，新加坡技术官僚直接下场创建领导企业（如新航），台湾经济起飞时期孙运璿李国华为台湾奠定的半导体产业基础。都是政府效能的体现。这种威权政府效能优越论是李世默等中国模式的支持者的其中一个核心论述。这次疫情更是大大地强化了这套论述（尽管武汉的疫情处理的混乱是彻底打脸这套论述）。

但是在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这套自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奠定的技术官僚组成的高效政府会不会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习近平对政治忠诚的强调所破坏，这一点倒是值得关注。不设接班人习近平会成为中国的勃列日涅夫？还是齐奥塞斯库？要知道这两位执政的初期也是有不错的政绩的哦。

自由民主制度与维权政府的制度放在中国民主化的讨论框架之下的核心在于：约束政府能力 v.s. 为政府赋权。自由派认为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只有将政府权力置于民意的约束才能保证政府管治效能。威权派（小粉红，工业党 etc）则认为需要为政府赋权才能维持政府的理性与效能。这两套论述都有其限制。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信息科技在这场角力中的角色。如果说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信息科技为自由派赋能的话，第二个十年就是威权政府利用信息科技巩固自己统治的10年。信息科技的普及以及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不会取代始终带有弱点的人性加入政府决策的过程实在是值得关注。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政府层面运用信息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加入政府管治过程。例如人脸识别系统，网络舆情监控系统，社交网络引导风向的技术。数字威权在未来会否取代政府官僚，以低成本，高渗透性的方式管治。自由派对于威权政府的权力集中导致腐败的批评会否因为人工智能的加入而被消解？又或是自由派能运用信息科技降低民主的成本（政令宣导，公共政策讨论乃至公共决策）。

这些我觉得比中国模式，阿拉伯之春执政由表象所归纳出的概念更引人深思。

9. lstsao，回应《冷战的航线：台湾与中国之间，被砲火反复折叠的群岛》

将金门放在“前线”和“桥梁”的框架中是相当准确的。然而，金门对于期望借由扮演两岸“桥梁”而促进地方“现代化”所带来经济利益的渴望，尚无法友善地包容历史的回忆与遗迹，有时甚至将其视为一种阻碍。

除了碉堡之外，在战地政务时期，金门为了军事防御需求，大量种植的木麻黄，曾经保护金门于砲火之中，对当时的金门人来说，应该充满地方记忆。然而，随著战地政务的解除，如今木麻黄却成为阻碍金门现代化(土地开发利用、道路拓宽)的绊脚石。

当世界正逐渐形成共产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新冷战氛围，或许金门人会想起，过去金门的现代性，是由旧冷战时期的军事化所驱动。当时岛上的三十万大军，食衣住行都成为金门人的经济来源，公共卫生、教育发展、造林植树也都是基于军事需求而推动。民众可能会开始思考，当新冷战的格局切断了金门人对于扮演“桥梁”的想像，要如何利用新的局势，找出未来金门发展的驱动力，借此谋求自身的福祉。

如果当金门与马祖再次成为冷战前线的焦点，到也不是最坏的情况。只要本岛的民众能理解，金马的民众在冷战时期对于国家安全所做出的牺牲，金马可以再次成为团结民众的具体化身。

10. 0forrest，回应《《一秒钟》撤档、删减与低调公映：专属于中国影迷的创伤式观影体验》

看到“创伤”一词，终于为内心对中国电影的复杂情感找到落脚点。2019 见证了很多“技术原因”的暴力实施，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电影制作者以及影迷，显得那么的无力和情绪波动，因为撤档而不解，因为删减而愤怒，因为等待而从期待转无望⋯⋯甚至达到一种“情绪驯服”：即电影不到最后一刻在影院上看到，都不敢作情绪落地 —— 但是前不久杭州的台湾影展在放映中途“送客”，似乎也在重新告诫我们：要在影院看到最后一刻，才算真的“完结”。

而由电影，不对，这把万恶的审查制度的利刃，不仅仅是造就了影迷的创伤式观影体验，也同样刺向了国内的电影创作者们，暴裂无声，却也构成了中国影迷和中国导演的无声联结。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见证这份体验的断裂，真正拥抱彼此 —— 我们作为影迷拥抱你们的自由创造，而你们作为电影工作者拥抱我们的完整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