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都夜雨寂寞暝：一群渴望改变的选民，两年内第三张市长选票

8 月 15 日，毫无悬念地，民进党籍候选人陈其迈以 67 万赢得高雄市长补选，与他竞选的是国民党籍候选人李眉蓁、由柯文哲推荐的台湾民众党籍候选人吴益政。这一次的补选，乃是为了补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遭到罢免之后的职位悬缺，而陈其迈当年正是韩国瑜的手下败将。

外界替这场选战下了个有趣的注解：“王子复仇记”。一名被视为延续高雄长达二十年绿色执政（注：1998年至2018年皆为民进党执政）的“王子”，夺回两年前被韩国瑜赢走的政权。自从两年前，陈其迈在市长选举中输给韩国瑜之后，这种心情普遍存在支持者心中。今年 1 月 10 日，总统大选前一天，蔡英文在高雄凤山区举办“光复高雄”选前之夜，这里也是当年韩国瑜“三山造势”的发迹地。台下的支持者一见到陈其迈出现造势，不禁落泪高喊著：“高雄人欠迈迈（支持者对他的暱称）一个公道。”

这一次的补选，是陈其迈与支持者心目中的“王子复仇记”，但在某一层面而言，却是高雄作为上个世纪的“光荣港都”一次复仇实验。自从 2008 年后，中国沿海的新兴城市港口崛起，货柜吞吐量以倍数高速提升，全球前十大港口不再出现高雄港的名字，反倒是上海港连续蝉联第一名，其他大陆港口如广州港、天津港、青岛港也纷纷攻上排行榜，挤下欧洲的港口如汉堡港、鹿特丹港。

这样的转变意味著亚洲地区的海运重心，开始从高雄转向中国沿海，与此同时， 中国也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台湾经济起飞期，作为世界海运重要枢纽“高雄港”，开始遭到一波波产业外移冲击，港口发展趋缓，进入经济停滞期。眼见周边新兴城市快速崛起，高雄焦虑地寻找新的城市定位。而这一段时期，恰与民进党“二十年绿色执政”时期重叠，间接促成了2018年的“韩国瑜旋风”，差一点就改写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局、甚至改写台湾命运。

短短两年之内，韩国瑜旋风暴起暴落，不但未能直攻总统大位，甚至连在“起家”的阵地高雄都遭到高票罢免。很少有候选人像陈其迈如此幸运，能在落败两年内，因对手选输总统大选，声势一落千丈，接著遭到市民罢免，再有一次机会赢回政权。早在选前，因吴益政的声势低迷、李眉蓁失误连连，人们早已预料到陈其迈可以顺利当选。但“是否超越韩国瑜给高雄带来的炫风”，成了观战指标、也成为民进党誓言超越的魔咒。

一般来说，补选的投票率很大概率会少于常规选举，以县市合并后的高雄市长选举来说，2010 年投票率为 71.25%、2014年投票率为 66.4%、2018年投票率为 72.63%。至于这次高雄补选投票率是 41.83 %，与六月份时罢免韩国瑜时的投票率 42.1% 不相上下。最终，陈其迈拿下 67 万票，不如选前所期望的超过 93 万票，也未及两年前高雄市长选举时所拿下的 74 万票。

选前三天，陈其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在这次选举中“超越罢韩的同意票数”，选前之夜，民进党高层蔡英文、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都到高雄替陈其迈造势，也请求民众“回家投票”、“光荣投三次”，意图复制总统大选、罢韩时的成功经验，催高投票率。

一名不愿具名的地方人士说，“大家都觉得陈其迈稳赢的，所以就等著看票数，开出来票数比韩国瑜低，那就难看了。”

两年前，高雄市长选举，韩国瑜大赢陈其迈 15 万票，关键大票仓分别是高雄凤山区与左营区，这两区的人口总数皆为高雄前三大区域，前者为人口最多的区，后者则有许多眷村与国营事业，长期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两年后，陈其迈赢下最多票数的区域同样有凤山区，以及三民区、前镇区。此外，若参考民进党在不同区的绝对得票率（注：得票数 / （应投票数-无效票数）），则会发现民进党得票率最高的区域落在桥头区、梓官区、盐埕区、大社区、大树区，这几个区恰好就是罢韩同意率最高的几个区域，由此可见，陈其迈的补选气势，还是深深受到罢韩效应影响。

此前，在罢韩通过时，端传媒曾以数据分析这两年内，为何高雄市会出现“民意翻转”的现象，而凤山区正是其中关键。

位于高雄市西南方的凤山，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更具备新兴都市的难以预测性格，比如说在罢韩连署期间，凤山区仅有 20.99%的连署率，最终却开出 40.06% 的同意率。此外，陈其迈此次赢国民党最多票的三民区，先前也因为罢韩团体 Wecare 光复高雄，以及主张台湾独立的基进党总部位于此，最终的罢免票数开出 44 % 投票率 、42.77%的同意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次选举仅有三个区域为国民党票数高于民进党，分别是：茂林区、桃源区、那玛夏区。这几个区域皆是原住民区，在复杂的本地脉络下，原住民区域长年皆为国民党票仓，同时在罢韩期间也是同意率最低的几个区域。

短短八个月，高雄就举行三次选举：总统大选、罢免市长案，以及高雄市长补选，堪称全台湾选举最频繁的县市。综观几次的选举结果，除了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支持度节节败退之外，还符合一个趋势：越往山区（原高雄县），对韩国瑜（国民党阵营）的支持度越高，显示出高雄城乡差距。

陈其迈的选前之夜，总统蔡英文向选民道歉，表示两年前没能选好，才让高雄市民一年投三次票，她说，“这一票我们投给桥头科学园区，投给亚洲新湾区，投给市政重开机。两年拚四年，找回高雄的光荣感。”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在李眉蓁的选前之夜上说，“只有反贪腐，才能让高雄重回光荣”，李眉蓁则在媒体前表示，要让高雄重新成为“第二大都”。

若撇除选举造势语言，两党在催票时，反复提及的“光荣感”到底意味著什么？为何会成为每次选举中的政治号召？

“光荣港都”如何重新找回准星？

2008 年，中国花费 420 亿美元举办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宣示大国崛起。同一年，全球各地受到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面临一波洗牌。1990 年代，高雄港曾经高居世界排名第三的货柜港口多年，但在这一年，高雄港正式跌出全球十大货运港口的排行榜之列。

2009 年，台湾迎来两个大型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事，一个是七月在高雄举办的“世界运动会”，另一个则是九月在台北举办的“听障奥运”。时任高雄市长陈菊在世运落幕后说，举办世运使得高雄市更具有国际知名度，得以摆脱过去的刻板印象——“台湾的第二大城”、“高雄港货柜吞吐量居世界前茅”。

直到今日，人们能从一些高雄“北漂青年”口中，听到当年举办世运是如何带给他们身为高雄人的光荣感——一个欣欣向荣、体面的国际都市样貌——只是，这份光荣却无法成为高雄产业转型的解药。

同一年，高雄市内部面临巨大的转变，8 月 27 日台湾内政部决议台中县市、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合并改制的计划。在都市发展策略当中，县市合并时常被视为整合区域发展、提升行政效率、解决政府财政惡化等问题的主要途径。

2010 年 12 月 25 日，高雄县正式并入高雄市，成为“新高雄市”，两者在合并之后土地面积扩大了 19.3 倍、人口总数增加了 126 万人、行政区从 11 个扩大到 38 个区。当时，不少支持整并的人期盼著合并之后，因资源增加，可以为产业发展带来更大的利多。

不过，原高雄县与高雄市的产业结构差异甚大，位于高雄市西南方的原高雄市受到都市化与工业化的影响，产业集中在石化、重工业、加工出口轻工业、仓储物流等产业，而越往东北方位的原高雄县，更多是以农业或传统工业为主。两者所面临的产业压力并不相同，使得高雄市在制定城市策略时，容易造成城乡之间的落差。

2013 年，陈菊担任市长时，曾接受《天下杂志》专访表示，自己时常奔走县、市之间，不禁感叹，“哎，高雄县市，两个世界，不知何时能说完？”一方面原高雄县必须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已经是现代工业都市的原高雄市，却又需要升级转型。就如同陈菊自己所言，这是一条困难且漫长的路，即便她卸任市长一职，陈其迈出来竞选期间，嘴上也依然挂著陈菊多年前即提出的转型计划，但依然没有出现显著的成效。

平均分配资源以及减少城乡差距，确实是县市合并所希望达到的成效之一，但许多研究也指出，如果整并后未能有效解决区域差异，反而会让城乡差距更为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韩国瑜可以紧抓住社会矛盾，以黑马之姿喊出“人进来、货出去，高雄发大财”获得不少选民支持的原因，因为在以农业或加工出口为主的区域，这样的需求是真切存在的。

即便韩国瑜在高雄市的暴起、暴落有如昙花一现，却也直接揭开高雄市长年的矛盾，这需求未来每一届高雄市长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因为放任矛盾的情况，很可能会在下一次的选举逆袭。另一方面，对于不少迫切寻求改变、翻转的选民来说，不管是产业转型的过渡期，或是城乡差距的加剧，都是形成选民焦虑的远因。

去年底，端传媒刊出一篇以数据解读韩国瑜支持者的分析，当中发现年轻人口多的村里投票结果变动大，年轻选民的政治立场较浮动。今年六月，罢韩通过之后，端传媒采访几名从“挺韩”转成“罢韩”的青年，他们平均年龄三十岁，是解严后出生的一代，家人大多在高雄从事工业或传统产业，他们有的是北漂青年，有的不是，而他们对于选票中，充满著对高雄这座城市的期待与失落。

四个从挺韩到罢韩的“转向青年”：他们的高雄梦是什么？

2018 年，对王珊珊、张家健、江子铃、叶予昕来说，可说是“政治启蒙”的一年。在此之前，他们都称自己“政治冷漠”，不特别关注政治，更少参与投票，尤其民进党长期在高雄执政的情况之下，心中也多半抱著“投谁都差不多”的心态。

平均三十岁的他们，尽管成长于高雄不同区，但大多在 2012 至 2015 年期间进入社会。这段时间，正好是高雄市准备摆脱重化工业城市形象，打算以知识、文创产业发展为主的城市。高雄世贸会展中心、国际旅运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市立图书馆总馆陆续完工。

不过这些大建设，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反而是一些贴近日常，简单且直接的感受：高雄市容变美、爱河变干净，假日能去玩的地方比小时候多了不少。他们大多把这些改变归功于陈菊市府的功劳。

不过尽管如此，身为高雄人，他们还是常常觉得自己的故乡差人一截，“一直以来，高雄给我的感觉就是，没特别好但也没特别不好。一直到 2014 年我开始出社会工作后，开始觉得高雄市的发展与其他（五都）城市相比是有落差的，你会觉得每一个城市有自己的定位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但高雄似乎停在原地。”今年 30 岁的王珊珊说。

这种“感受”也体现在求职上。今年 27 岁的张家健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开始在高雄找工作，学习文创的他，希望能找到艺文、行销相关的工作，但在高雄，这种工作机会相对来说，并不如台北的多，因此他辗转换了几份工作之后，目前在中医诊所里担任行销。

“以文创产业来说，高雄是有变得比以前好没错，但如果高雄要转型的话，我希望能再多做一些艺文产业。大家只要讲到高雄都会提到工业，但整体而言，我会觉得一个城市如果要让人印象深刻，可能还是得跟文化有很大关系。”

王珊珊、张家健、江子铃、叶予昕对于高雄的想像，整体是与工业都市没有太大关联的方向。然而，他们的家人，却大多从事与“工业都市”相关的周边产业，像是海运、钢铁业、橡胶厂、加工出口区等。当中，32 岁的叶予昕曾经试图回去当“传产二代”，帮忙接手父亲的橡胶工厂。

在协助经营橡胶工厂的过程，叶予昕也不免发现传统工业也同样面临了不少困境，除了早期很大一部分外移到大陆，现在则搬到东南亚，但由于技术含量较低，容易被其他劳力密集的市场复制，使得他们必须面临创新与转型的压力。另一方面，对于从事工业没太大兴趣的她，最终还是选择另外自己创业，经营网拍。但在创业过程中，也还是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活力似乎正逐渐下行，还未能看得到谷底。

“我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觉得高雄景气不太好，比如说，你会看到很多店面经营不下去。另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毕业之后，很多朋友直接到北部工作，没有要留在高雄，当然可能有些人是出于个人理由，但很多就是因为想做的工作，在高雄找不到。”叶予昕说。

根据官方统计，2018 年高雄市公司和商业登记资本额成长率，相较于六都（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来说排在最后一名。高雄市商业登记家数成长率则在六都当中排名第四，在成长率上没有显著突破。至于 2019年，因为公司法修法，使高雄市公司登记登记家数和资本增资明显下滑，但如果扣除公司法影响，高雄市公司登记增加 1195 家，成长率 0.013，在六都当中还是排名第五。

至于 31 岁的江子铃，毕业于设计研究所之后，持续在高雄做特约或接案的工作，在这段过程中，她最明显的感受反而是“高雄的薪资上进入比较僵化的状态，”几年累积下来，她对于高雄真的有种“必须要有新气象”、否则就会持续停滞不前的焦虑感受。

2018 年，当韩国瑜出现，以高雄发大财为口号，突然间让这些“隐性的感受”找到了一个宣泄出口，“韩国瑜刚出来的时候，会觉得他有想大刀阔斧改变，我想给他一个机会。我确实会被‘改变’这个想法打中。虽然很多人会攻击韩国瑜，但我当初觉得这个人根本还没上任，很可能是一种选举策略。加上陈其迈就是给人一种没什么创新感，不管是执政或政策方向，应该会跟前几任差不多，没什么新意。”王珊珊说。

或许是期望太深，当韩国瑜上任之后，一连串荒腔走板的言行，以及对政见频频跳票的状态下，原本是因为想给高雄一个改变的他们，才惊觉“选错了”。

今年初，当罢韩连署启动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前往连署，并于六月投下同意罢免票，但如果问及对于新市长的期待，他们似乎又普遍陷入 2018 年前的政治冷感，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投谁都没差”的状态。而不过两年之前，他们仍为了韩国瑜的“北漂青年要回家”的口号所打动。

面对二十世纪工业港都的转型难题、城市与乡村居民如何共选一位市长，乃至于中国沿海大港兴起，高雄的迷茫，也恰似整个台湾的缩影，甚至比台湾其他城市更早感受到焦虑与失落。两年之内，选民经历三次转向后，这一切迄今仍然没有解答。成功“复仇”的“王子”陈其迈能否真正改变沈疴的现状？他们心中普遍未完全绝望，但已不敢有太多期待。

（应受访者要求，王珊珊、张家健、江子铃、叶予昕为化名）

备注：题出自《港都夜雨》歌词，是一首台湾经典老歌，歌词中“港都”本指1950年代的基隆而非高雄，但半世纪来常被挪用互文，抒发港都男女的飘泊离情，此处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