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研究結論和大眾印象有所差距？除了民調和選舉資料兩者性質的差異，另一個可能是：該研究分析的不是單純「投給韓國瑜的機率」，而是「從2014到2018，轉投給國民黨的機率」。應變數並不是單純的2018該黨得票率，而是從2014到2018，該黨得票率的消長。此外，所得往往與教育程度共變，許多人以為所得直接與投票傾向相關，其實那是沒有控制「教育程度」要素的結果。

村里有較多年輕人口、但大專人口比例低，選民投韓的機率比較高，也跟《端傳媒》在高雄的訪談結果相符合：從政治頭人里長、議員，到基層選民都指出，民進黨去年在高雄翻盤，其實是因為失去年輕選票。

對此，高雄鳳山鎮南里里長楊三吉深有所感。楊三吉認為，不是只有老人家被韓國瑜打動，許多年輕選民也是將韓國瑜送上高雄市長寶座的關鍵推手。楊三吉是民進黨籍的里長，同時身兼當地龍成宮副主委。2018年的地方選舉中，民進黨籍的他以高票當選里長，但該里在市長選舉時，國民黨的成長票數比率卻高達 30%，是經典的「韓流」席捲之地。

「（民進黨選）不好，就是年輕選票流失，去年選舉前我也會到里民家拜託（支持民進黨）但他們很多人會跟我說，家裡的年輕人要投給韓國瑜，說這樣才能讓高雄發大財。」楊三吉回憶，除了韓流正熱，當年「大選綁公投」的作法造成投票所大排長龍，也讓不少支持者投票意願下降，「當時有很多里民都有跟我說，回家才打電話跟我說『等太久了我不投了』」投票率下降後，並未影響願意投韓的年輕選民，反而讓「老一輩」支持陳其邁的得票大受打擊。

也就是說，從數據分析到調查採訪都呈現了一個現象，年輕人口多的村里投票結果反而變動大，年輕選民的政治立場較浮動；這可能是因為青年人口更加為生活奔忙、獲取資訊的機會成本較老年人高，所以更容易被的新訊息或簡單的選舉語言所打動。

在去年韓國瑜當選之日，《端傳媒》曾經以〈自邊陲出發的奇襲：韓國瑜如何從「林園」走上高雄市長大位〉為題，指出林園是韓國瑜選擇設籍的所在地，而該地具有「收入平均數低於全市平均、中位數高於全市平均」的現象，顯示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間落差大，恐將會使社會矛盾與張力增加，進而對執政黨產生不滿情緒，形成「外地人韓國瑜」自此崛起的社會條件。

若以教育方面看來，數據的分析結果，與以上的「林園故事」並不相違。如表一所示，從2014年到2016年，舊高雄市地區所得衰退，但林園24個里的平均所得反而有所成長。而民進黨的絕對得票率在林園衰退了16.45%，遠高於民進黨在舊高雄市的衰退幅度（-11.06%），相對應的，林園平均教育程度（大專生人口比例）較舊高雄市低。在此，我們看到的仍是教育程度與投票傾向的相關，而非所得與投票的相關。圖一即顯示「教育程度」（大專人口比例）與「民進黨得票率變動」兩者的簡單散佈圖。

「我在課輔班教書，看我們林園的孩子，弱勢家庭非常多。我們明明距離小港捷運站開車只要十五分鐘，但跟市區的環境是天差地別。很多父母本身早年沒有受到很多教育，也沒辦法給孩子好的教育。」一名曾在2018年堅定投韓的老師，在開票之夜告訴《端傳媒》記者，林園居民之所以選擇改變投票意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感受到林園「長期沒發展」而決定選擇「改變」，「大家可能也知道未必會改變，但他覺得試試看沒損失，對他們來說，韓國瑜講的話並沒有真的那麼不可信。他可能不一定有基準去判斷，又或者半信半疑，但就想賭看看：萬一真的可以改變、可以發財呢？誰知道呢？」

那麼，展望下一次選舉，這些曾在2018「轉向」的票，會在明年再度轉向嗎？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除了年輕，這群「轉向」的村里最顯著的共通性是：大專以上人口所佔比例較低。

台灣的教育體制在廣設大學前，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大學門檻就像一個分流閥，僅有少部分人進入大學窄門，而大批非大專教育的民眾，常被指為教育程度低或是「文化資本較低」。這批人有多大批？以1984年為例，國內僅有27所大學、77所專科學校，大學生總人數僅17.3萬餘人，約占當時總人口數的0.9%，可以擠入大學窄門的青年，在社會上屬於相對少數。

在當時，公私立大學的數量受到政府控管，1994年，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等人發起「四一○教改聯盟」，提出「廣設高中大學」等四大訴求，獲政府正面回應，台灣的大學數量自此開始逐漸增加。1984年，台灣大學生數量僅有17.3萬人，到了2007年，已來到112萬人，增加約6.5倍之多，大學數量來到148所、專科學校亦有15所，共計163所大專校院，大學窄門早已放寬。

生於此前的世代，早已進入社會工作，未能有機會進入大學就讀，但在「廣設大學」時代後出生的世代，確實可以相對輕易地「成為大學生」。這些在早年無法進入大學的群體，並非能力欠佳，而是社會結構使然，以台語來說，這就是一群早年「欠栽培」的民眾。時至今日，與其指責這些選民「沒水準」竟受韓國瑜發大財的話術影響，倒不如說：因為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他們有不同的就業、生活方式和社會歷練，因此習慣的政治語彙也不同。這樣的選民可能更傾向相信投給使用相同語言、淺白訊息的政治人物，縱使這些訊息未經查證。

從這角度推論，這群去年投韓的選民「轉向」並不難，因為他們支持的並不是特定的意識形態，而是看「誰提供的資訊容易瞭解」，正如不少韓國瑜支持者所說，「他講的話我們聽得懂」。與其說他們「最容易被假新聞所動員」，倒不如說，曾經流行過、適合大專教育選民、文謅謅的的「文青風」選舉語彙，與普羅大眾之間本來就有距離，韓國瑜只是適時補上缺口。

話說回來，這群選民是不理性的嗎？正好相反，他們符合公共經濟學描述的一種人類行為：他們理性，但「獲取資訊的成本」相對較高，因此缺少時間精力處理或驗證訊息，寧可選擇「理性放空」（rational ignorance）。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韓國瑜的支持者並不是沒水準、沒知識，更非老年人或低收入者，他們獲取資訊和消化資訊的成本都偏高，因此更加傾向於接受淺白且大眾化的選舉語言。

理性放空（rational ignorance）

在當代大型民主社會的普選制度中，個別選民投下一票的效益極低，在大潮之下，投給誰都「不差我一票」是情緒、也是事實。因此，對於投票和其他公共議題，基於自利原則，個人會下意識地「節省力氣」，選擇不去消化及辨別資訊，快速接受與自己日常生活及文化氛圍相似的訊息。與其責備選民，不如接納並理解這樣的「理性行為」。

或許，政治人物的專業之一，就是以淺白的語言，把選民獲取資訊的成本降到最低。韓國瑜和川普都有此種特性。打擊假新聞固然重要，但考量到社會上仍有大量的「理性」但「獲取資訊成本較高」、「易被被淺白大眾化資訊打動」的民眾，政治人物另一個努力的目標，應該就是「降低群眾吸收資訊的成本」。這無疑是正派勝選的必經路徑，也是政治人物的專業與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