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周记：台湾可以，也应该为“赵思乐们”做得更多！

脸书同温层里，数不清有多少朋友分享著赵思乐的“写给台湾的感谢信”。虽然知道他们分享的都是同一篇，但却忍不住一次一次点开来读，几重感概交叠。

端传媒的读者想必对赵思乐并不陌生，从浙江强拆十字架到中国维权NGO遭迫害的一页历史，早在端传媒成立之初，赵思乐就在中国人权及公民运动领域发表了一系列的重磅报导。

一段时间后，笔下愈发成熟的赵思乐开始聚焦在女性抗争运动者，从叶海燕、寇延丁，到艾晓明、王荔蕻。接著在2015年，北京当局针对全国上百位维权律师发动“7.09大抓捕”。通过对多位“7.09家属”的密集采访，赵思乐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不只完成了一个系列的报导，更替未来撰写中国当代史留下了一份扎实的材料。

赵思乐给出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台湾”。在她笔下，这是在她遭逢危难时，提供庇护的一方仗义、温暖的土地。但仔细看她的故事，却发现在关键时候帮了她大忙的，更多出于热心的台湾人，而不太是台湾的制度。

或许有人要反驳：让赵思乐得以留在台湾的“长期交流”签证，难道不是台湾政府的制度吗？当然是。但台湾政府需要做的，是更加针对中国大陆、香港未来可预见的发展形势，设计一套能有效对应，既实践普世价值，又累积自身软实力的政策。

陈义过高吗？如果对照港英政府1960年代开设香港中文大学的政策思维，就可以看出一点也不 。当时正是共产中国建立初期，以廉价甚至免费的政策吸引香港青年“回归祖国” 。另一方面，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同样以“侨生政策”吸引港澳青年就学。遭到“左右夹攻”的港英政府，决定自己创办“中文的大学”(这里的“中文”指以中文授课)，增加香港青年在本地的就学机会。

事实证明，中文大学培育的人才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菁英主力，它维系了香港人对本土的认同，不至于因文化认同而转向共产中国或者台湾。在东西对抗冷战的局势里，港英政府成功建构了一块“中间地带”。

站在文化、学术的角度，中文大学的设立，更是庇护了整整一代不愿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南下学者。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宾四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另外还有徐复观、牟宗三、董作宾......等等大师级学人，这纸名单可以列到很长很长，而它有多长，就意味著它对后世的影响有多大。

台湾政府应该从赵思乐的故事和中文大学的历史里受到启发，形成一套整体政策。首先是目前躺在立法院的难民法应该加速通过。订定难民法，同时将难民处理机制加入两岸关系条例中，能够确保已经或可能受到北京政府迫害的学者和异议人士，能够有或长或短停留在台湾的法源依据。

台湾政府有些顾虑，外界是明白的。例如担心“假维权人士”大量进入台湾，大开变相移民之门。但这可以藉著设立专家审查机制解决；但对于有些似乎隐而不显的顾虑，例如担心通过难民法可能激怒北京政府，外界也只能一声叹息，“期待”蔡英文政府愿意思考、推动更进步的两岸政策。

再者，赵思乐用“自由的纸”形容了台湾目前还拥有的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只是整体传播政策的一个环节。台湾政府在国际新闻信息 —— 特别是中国大陆新闻报导的投资少得可怜，也见不到主其事者更多样、先进的思维。2018年，北京政府合并诸多官媒创立“中国之声”，尽管对设立的成效有诸多不同见解，但北京政府的企图心之强大无庸置疑。况且，就算北京不设立“中国之声”，台湾公共媒体这两、三年在国际上的快速退缩，也已早将华文媒体在世界上的发声权拱手让人。

这十多年来在台湾，大多数主流媒体和政治评论但凡谈中国大陆，必定不离“经济发展”、“一带一路”；相对的台湾民主发展，总是因“民主乱象”而生出各种自惭。

然而在香港、大陆同事同业交流新闻内容和看法时，却经常发现，民主化为台湾带来的改变，经常在细微之处体现。举近来最热的话题“中国#metoo”为例，台湾的大学(高校)也曾经爆发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但开放的社会和民主机制能让将性骚扰事件爆发的能量转向建立制度，性骚扰不可能不发生，但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有没有面对、处理的机制。这是两岸制度的极大差异，但如果不是中国性骚扰事件近一个月接连爆发，其实不容易觉察台湾民主化在性别平权这个领域上已经走了这么远。

不管移民法、谈言论出版自由、女权甚或同性婚姻，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单独的政策，但最终的指向都是台湾政府应该建构一整套立基于华文文化圈里的普世价值体系。台湾目前临的危机，是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可能被以统一之名消灭的危机，让自己在普世价值上走得愈远，就愈能突出台湾“不该遭毁弃”的珍贵和独特。这既是台湾于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作为，也是华文知识份子心灵故乡的建构。

台湾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多！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正是为了台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