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律師被抓了。 7.09家屬起來了，父母妻子律師都被邊控了， 公檢法司大團結，掀起了破壞法治新高潮，新高潮！ 」
6歲的女孩李佳美和3歲的男孩王廣微一路都在高唱這首歌。
這是6月1日兒童節的上午，兩個孩子的媽媽王峭嶺和李文足，正帶著他們驅車前往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去詢問自己丈夫、孩子父親的下落：被捕超過一年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和王全璋，是否已經被公安機關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一年以來，或去看守所尋人，或到檢察院追問進展，她們已經跑過這條路數十次。兩個孩子年齡太小，只得一直帶在身邊。奔波途中，她們把這首歌唱社會主義的經典紅歌改編成「7.09律師版」，沒想到孩子們很快學會了，稍不留神就會單曲循環。
「媽媽！」正唱得不亦樂乎，王廣微突然對李文足喊：「爸爸去打怪獸怎麼這麼久還沒回來呀？是不是怪獸太多了呀？」
李文足回答說：「是呀，所以我們要去救爸爸，幫爸爸打怪獸。」
王廣微的爸爸王全璋「去了打怪獸」是在2015年7月10日，那天開始，以前也總出差、但一有空就會跟他視頻通話的爸爸，再沒有在視頻裏出現過。同一天，李佳美親眼看著爸爸李和平被一群突然闖進家門的警察帶走。
「7.09風暴」
2015年7月10日前後數天，中國各地被警察帶走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多達300多人，不少人在數小時的「約談」後獲釋，但從此失聯的人數也不斷增加。
直到7月12日和19日，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網發出長篇報導《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和《北京鋒鋭律所案追蹤》，這一場抓捕的背景才漸漸浮現。
新華網在報導中稱：「公安部指揮多地公安機關摧毀一個以北京市鋒鋭律師事務所為平台，少數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夥，周世鋒、王宇、李和平、謝燕益、隋牧青、黃力群、謝遠東、謝陽、劉建軍9名律師和劉四新、吳淦、翟巖民等人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新華網文章寫道，「其以『維權』『正義』『公益』為名、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之實、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種種黑幕也隨之揭開。」
新華網發文後，各大門戶網站紛紛轉載，中央電視台各個頻道也滾動播出相應新聞影片，一時間，「維權黑幕」鋪天蓋地。
王峭嶺看到報導十分錯愕：一方面，她的丈夫李和平並不是鋒鋭所的律師，與該所也沒有日常合作；另一方面，自從李和平7月10日被帶走，她沒有收到任何手續文書，她去各個可能有關的警察部門和看守所查問，卻只得閉門羹。
王峭嶺憤而狀告新華網。在起訴狀中，她這樣寫道：「作為李和平的配偶，原告主動向多地公安機關要求獲取李和平被羈押信息都不得而知，媒體記者在公安機關從未召開過新聞發布會的情況下，獲取了李和平『滋事擾序』和『被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的具體信息，指名道姓的進行報導，此舉置《刑事訴訟法》於何處？置新聞來源的合法性於何處？ 」
同樣就報導起訴新華網的還有原珊珊，她的丈夫謝燕益也不是鋒鋭律所成員，她要求新華社為「毀壞名譽」賠償13億人民幣──「就是中國13億人民一人一塊錢，要將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意思，」原珊珊說。
法院對王峭嶺和原珊珊的起訴都未予立案。
根據新華網和央視的報導，這一輪拘捕約從2015年5月底維權人士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被拘留就正式開始，之後是6月拘捕參與「慶安事件」抗議的維權人士翟巖民及其訪民團體，到7月9日及其後數天，拘捕十多名律師，並對維權律師群體大規模傳喚。
不少國際人權機構關注事件，稱之為「7.09大抓捕」或「7.09案」。
一年以來，陸續有人以「取保候審」獲釋，但截至發稿時，此案仍有23人因「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警方關押。他們的逮捕通知書號碼都連在一起。若「顛覆」罪名成立，刑期最高可至無期徒刑。
一夜之間，她們成了「7.09家屬」
「以前全璋問我，如果他被抓了我怎麼辦，我說那我就天天哭，」今年剛30出頭的李文足回想「7.09」發生後的那段日子說：「後來我果然就天天哭，哭了6個月。」
以淚洗面，是抓捕發生後，每一個被捕者的家人都經歷過的階段。一夜之間，她們成了「7.09家屬」，獨自面對著突然降臨的黑暗。
原珊珊清楚地記得7月12日的各種細節。謝燕益一大早就被「國保」（國家安全保衞警察）叫去居委會談話，憂心忡忡的她久久站在家中窗前張望，想起前一天晚上謝燕益被約談回來問她：「如果你是譚嗣同的妻子，你怎麼辦？」
當看到二十多個人大步朝她家的方向走來，一邊走一邊紛紛拿出白手套戴上，原珊珊知道這次謝燕益真的出事了。她來到孩子們的房間，告訴11歲和8歲的兩個男孩：「無論外面發生什麼事都不要出來。」
果然，門鈴響了，穿著便衣的陌生男人們一擁而入，其中一人亮出了天津市公安局的警官證。然後是地毯式的搜查，各種書、案捲和電子器材足足拉走了三車。
當數小時的搜查結束，原珊珊打開孩子們的房門，看到兩個孩子蜷縮在床上，房間裏充滿難聞的氣味，孩子們因為不敢出去上廁所，只好尿在了地上。
一年之後，她想起那個場景，仍止不住流淚。但這遠不是噩夢的最低點。
謝燕益被帶走一個多月後，原珊珊的月事一直沒有來，她猜測自己懷孕了，但根本無心查驗。也在此時，原珊珊接到謝燕益大哥的電話，得知謝燕益的媽媽突然去世，「我聽到這個一下子就虛脱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怎麼什麼事都趕到一起啊？」原珊珊說，謝燕益的媽媽一向健康，得知兒子被抓後，還跟她一起去過天津尋找。
原珊珊一邊趕往謝燕益老家，一邊聯繫天津警方要求讓丈夫回家奔喪，警方回應會「聯繫匯報」，這給了她一點希望，覺得或許能讓他回來。
直到追悼會開完，「聯繫匯報」也沒有下文。
喪禮期間，原珊珊為免衝撞風俗，告知謝燕益的家人自己可能懷孕了，但每一個聽聞的人都勸她打掉胎兒，也隱約透露出對她這個「犯夫之婦」的側目而視。趁婆婆的遺體尚未火化，她決定趕到天津，爭取「接謝燕益回來見媽最後一面」。
原珊珊當時對達成此事抱有很大期望，因此，當天津河西分局預審大隊警察當面告訴她，警方的決定是「不可以」的時候，原珊珊崩潰了。她感覺到自己「從頭到腳地涼下來」。回到酒店，一夜未眠。
第二天，原珊珊早早地穿上孝服，孝服上寫著「謝燕益不孝罪死罪 回家見母最後一面」，步行至天津市公安局，在門口坐下。她期待能有「領導」路過看到，過問此事。
然而，她等來的是這樣的遭遇：3個警察把她拖進警車，帶到派出所，做了筆錄，然後將她帶進一個沒有監控的小房間，裏面有30多個警察和輔警，他們把她團團圍住，罵她：「你這個不道德的女人」、「你這個不要臉的」、「你折騰什麼呀？我告訴你，這是現在，要是文革你這樣就直接拉出去槍斃了」……持續了將近一小時。
原珊珊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雖然很害怕，但竟然反而感到一種放鬆：「不管怎樣，有人知道了我的要求，這事會傳達給上一級領導，我也覺得挺值的。」
沒有領導出現。警察找來謝燕益的朋友勸她離開。但原珊珊不走，謝燕益的朋友告知了派出所她懷著孕。原珊珊在派出所的排椅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派出所開始不給她提供飲食，不讓她上廁所，原珊珊又在排椅上睡了一夜。第三天，「國保」告訴原珊珊，她婆婆的遺體已經火化，她沒必要再在這堅持，原珊珊從謝燕益大哥處核實了這個消息。第四天凌晨，原珊珊心灰意冷，自行離開了派出所。
此事之後很長時間，原珊珊處於嚴重的抑鬱狀態。 「那個時候真是……不想吃飯，也起不了床，」她說，那次經歷讓她變得難以相信人，「之前想著警察還是人，也有人性，但在過程中我發現他們就是一群機器人，裝了程序以後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我第一次見到沒有良知的人。」
類似原珊珊這樣的傷痛故事，每一個「7.09」家屬都經歷過。
王峭嶺因起訴新華網，被警方撬開家門「刑事傳喚」，他們告訴她，如果她不合作就隨時會再被帶走；由於入學所需文件的辦理被阻撓，李和平、王峭嶺的6歲女兒李佳美無法升讀小學；樊麗麗到天津尋找丈夫戈平下落，警方稱這是「上面命令」的案件而拒不負責，還在哺乳期的她在驚恐中乳腺突然堵塞，年幼的孩子被迫斷奶；樊麗麗因家中財物全數被收走，曾嘗試開網店為生，卻在自家樓下突遭警察帶走數小時，之後又被限3天內搬走；由於房東屢遭警方壓力，翟巖民妻子劉二敏不得不帶著失去自理能力的翟父，在偌大的京城裏反覆搬家；王廣微一次在天津跟著媽媽奔波的途中撞傷，縫了七針，媽媽李文足縮在醫院角落裏痛哭不止；謝陽的妻子陳桂秋說，讀初中的女兒在爸爸出事後幾乎再沒有笑過……
「以前是他承受了，我不知道」
在「7.09」家屬的6位家庭主婦中，44歲的王峭嶺常被認為是最「勇猛」的一個。她起訴新華網、書寫關於李和平的文章、不斷到相關部門尋人控訴，並持續曝光「7.09」抗爭中遭遇的種種不合理對待。王峭嶺說，自己可以這樣，源於許多因素的眷顧。
王峭嶺與李和平是大學同學，法律專業出身的她說，自己雖然法律學得不好，「但有一點我是記住了，就是你要按程序辦事。」
李和平是中國最早一批維權律師之一，王峭嶺從十多年前就與他一同經歷著警方的監控。近年來，李和平已經不直接代理敏感案件，因此當大批警察來抄家，王峭嶺沒有感到非常驚慌，她認為自己48小時內肯定會收到文書，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然而48小時過去，什麼都沒有。按照來查抄警察的證件信息，她與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律師一同赴天津查找，仍一無所獲。幾天之後，李春富也被抓了。
「如果官方把和平帶走，48小時內給我一個通知書，然後允許律師正常會見，哪怕說他是顛覆國家政權，我今天都不會這樣，」王峭嶺說：「因為程序，是普通人面對強大權力時的基本保障。」在「7.09」發生後的這一年中，最讓王峭嶺感到難以承受的，甚至不是丈夫被抓，而是自己40多年來對這個政府和國家的信任的整體崩潰。
過去在家裏，當李和平指責現實中種種不公時，她常覺得他太「偏激」。她說自己過去算是官方教育製造的「標準件」，從未真正懷疑過政府。以前李和平因代理案件受到警察貼身監控時，她都認為是官方對政治敏感案件的正常管控；甚至李和平曾被帶走、遭受莫名毆打，她還理解為是丈夫惹到了具體警察導致的個案。
但這一次經歷了丈夫人間蒸發、自己被撬門傳喚，王峭嶺突然發現，一切不是自己過去理解的樣子。
李和平被帶走後，他的辦公室被警方擅自換鎖，王峭嶺趕往交涉無果，回家路上她終於忍不住淚如雨下，她說：「以前所有這些艱難，都是他承受了，我不知道。」
被抓前，李和平在跟歐盟背景的人權機構合作反酷刑項目，王峭嶺有時想起他帶回家的小冊子裏講到的那些酷刑，她會擔心再也見不到李和平，「那他就沒辦法知道我對他認識的改變，沒辦法知道我現在對他的理解和認可了。」
給律師辯護的律師團
王峭嶺以前不樂意交往的，李和平身邊那些「敏感危險」的朋友，在關鍵時刻走到她身邊。
草根維權出身的野靖環，用自身的經驗向王峭嶺詳細地講解，她必須就警方查抄和傳喚中的各種不合理行為申請信息公開和提起行政訴訟，並公開發聲傳播，雖然這些並不一定帶來實際結果，但這會讓警方明白，她不是隨便能欺負的人，從而保護王峭嶺自己和孩子免受進一步的騷擾。
王峭嶺隨即提起了5項行政訴訟，雖然法院均以這是警方偵查行為為由不予立案，但警方再也沒有傳喚過她。王峭嶺此後一直感慨，雖然考過司法考試，但在用法律維權方面，自己的知識和能力遠不及有實際抗爭經驗的草根公民。
李和平的老朋友、同為維權律師的仇志才（化名）則盡力組織了律師對律師的辯護援助。在他的協調介紹下，「7.09」恐懼尚未散去，蔡瑛和馬連順兩位律師成為最早到達天津，公開要求為被捕律師辯護的律師。 「當時給社會一種感覺：『哎呀，抓了這麼多律師還有人敢去啊？』」蔡瑛說起當時頗為自豪，「別的律師都說『老蔡，你這時候去是打破了冷漠啊！』說不恐懼是假的，但是那以後就越來越多律師願意去了。」
兩位律師只是第一步，若要真的組建「7.09案」辯護律師團，難度非常大。仇志才對王峭嶺明這樣形容「7.09案」對辯護律師的要求：「第一是能堅持，不會被威脅退；第二是能寫，能敞開接受採訪，我們現在就需要吆喝；第三，能商量事兒，合作性好。」
他與王峭嶺商定李和平的代理律師人選之後，叮囑她一定要通過安全的方式與律師溝通。但王峭嶺仍給律師打了電話，被監控的信息導致兩名律師在準備前往北京時就遇上了阻攔，其中一名放棄代理，蔡瑛律師則最終輾轉到達。
王宇的辯護律師文東海也記得，仇志才找到他時，至少已有兩名律師由於壓力放棄代理王宇的案子。他自己一開始也因種種顧慮沒有答應，猶豫了一週多，直到仇志才第三次追問，他才鬆口說「我試試吧」。 「在2014年開始關注和參與人權律師的工作時，看到他們在衝鋒陷陣，我就想到這些人有一天會進去，那時候我就暗暗下定決心，等到他們都進去了，我就一定要站出來，」文東海解釋自己最終願意「試試」的原因。
仇志才多年來曾與許多位維權律師交好，但最終願意在此事挺身出手的律師並不多。仇志才說，幾個原先一直熱絡討論維權事務的群組，在709之後，都自動轉換頻道談論起風月和生活了，「有人說律師要『保留力量』，還有人說周世鋒就是太高調惹禍」。他只好想辦法凝聚起更小規模的關注，他說，阻擊恐懼才是人權律師存在的意義。
雖然艱難組建，但「7.09」家屬提到辯護律師團都是滿滿的感激，樊麗麗說：「家屬是沒有辦法，自己的家人被抓，理所當然要站出來，但律師們是很難得的，當時全國一片恐懼，他們本來可以明哲保身。」
「離開梳粧打流氓」的家屬團
2016年6月6日，「7.09案」警方第二次偵查延長期屆滿前兩天，王峭嶺和李文足、翟巖民妻子劉二敏一同，在管轄「7.09案」的天津市檢察院二分院的舉報中心門前，舉起寫有「和平支持你」、「全璋相信你」、「老翟等你」的紅色水桶拍照，被天津掛甲寺派出所帶走。
「紅桶」的創意來自李文足，她醖釀要在天津「舉牌」已經一段時間了，又考慮到風險想換個形式，加上覺得紅色是顯眼又像徵積極樂觀的顏色，李文足和王峭嶺開始留意各種紅色的物品，直到有一天她們在街市上看到了紅桶──便宜、面積大、方便寫字，於是家屬們津津樂道的「7.09家屬同款」、「今夏最潮水桶包」就這樣誕生了。
「在裏面的時候，有一個警察拿了物品扣押單過來讓我簽字，說因為這個桶是『作案工具』要扣留，我當時就笑噴了，笑了十多分鐘，」李文足想起此事仍禁不住大笑。
「我這次一進派出所，就希望能呆滿24小時，上次呆了5個多小時，他們說還不夠時間發新聞呢，所以這次的24小時是我祈禱出來的！」王峭嶺興奮地說。她口中的「上次」是5月20日，她驅車1000多公里到內蒙古烏蘭浩特看望王宇被軟禁的兒子包卓軒，被當地警方攔截並羈押。
王峭嶺坦言，現階段她就是希望家屬們的行動能不斷喚起人們對「7.09案」的關注。這次掛甲寺派出所的24小時，確實引發了「7.09案」的辯護律師紛紛馳援天津，在派出所守候並直播進展，讓此事在國內社交媒體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傳播。但平日由於官方的信息封鎖和旁觀者的自我審查，與「7.09案」有關的信息在中國的能見度非常低。
這次被警方帶走，是李文足的「派出所初體驗」，她和王峭嶺出來後將過程中的搞笑事總結成《本屆家屬「七個不行」》，還做成小視頻在社交媒體傳播。其中一個是「本屆家屬表情不行」，「在派出所裏有個警察說：『你這表情太高興了，你這哪像想念你老公？』我說：『那應該怎麼樣？是不是應該整天以淚洗面、愁眉苦臉的？這我不太會，要不你給我表演一下？』」李文足在視頻裏說得歡樂。
她沒有告訴警察的是，在王全璋被抓後的整整6個月，她確實是每天以淚洗面。
小城女孩李文足，24歲那年為了逃避逼婚，跟朋友跑到北京找工作，偶遇了33歲但不怎麼會談戀愛的王全璋。一年多後的2011年春天，李文足與出差頻繁的王全璋還沒足夠時間相處了解，就被他父母「趕鴨子上架」地結了婚。到這時她都不太了解他的工作，只是覺得「律師」是個受人尊敬的好職業，而他是個值得信賴的好人。
2013年4月，兒子王廣微出生不到半年，王全璋代理的法輪功案件在浙江省靖江市開庭，庭審結束後王全璋卻被法官下令帶走，以「違反法庭秩序」拘留10日。當時的李文足因丈夫突然失去音信心急如焚，用王全璋留下的手機登錄他的微博才發現出了這麼大的事，於是她開通自己的微博繼續關注此事。 3日後，王全璋在律師、公民的關注壓力下被提前釋放。
「我就是靖江的時候才註冊微博，加這些律師，加他的公民朋友，我才知道原來這個社會是這麼黑暗的。我之前的生活真的很簡單，根本想不明白為什麼做律師會被抓。」李文足說，她在靖江事件後通過微博短暫地關注過一些時政信息：「看了一段時間我就不看了，我受不了，太黑暗了，全璋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我無能為力，所以我就選擇逃避。」
後來王全璋因「7.09案」被抓，「我除了哭就沒有別的。」
2015年8月初，李文足帶著王廣微第一次到天津尋人，在預審大隊巧遇了王峭嶺。她走過去自我介紹，剛開口說了兩句話就哭了出來，「我見到她，我覺得我們的遭遇是一樣的，忍不住就哭了，」李文足說。
王峭嶺記得當時的李文足：「狀態很差，滿臉愁苦，眼神呆滯，連王廣微都是這樣。」於是王峭嶺伸出手要抱媽媽懷中的王廣微，讓李文足驚訝的是，一向怕生的王廣微張開手讓王峭嶺抱了過去，還親了親她。王廣微後來一直叫王峭嶺「王媽媽」。
這次見面之後，在野靖環和仇志才的鼓勵下，王峭嶺開始邀李文足一起發聲和行動。當時住在王全璋山東老家的李文足，在王峭嶺建議了三四次之後來到北京，倆人連續十多天前往全國律師協會要求關注和介入。
儘管對律協的訴求石沉大海，但這成了「7.09」家屬聯合行動的開始。
李文足形容自己這下是「離開梳粧打流氓」：「一個人就孤孤單單的，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狀態、心裏想法都不一樣，鬥志就起來了。」王峭嶺也說，李文足對於她也一直是重要的安慰和支撐：「雖然文足總是說自己這個不行那個不行，但一開始就是我們兩個人，如果沒有她，我們『7.09』家屬根本就不成群。」
這一次律協行動之後，王峭嶺和李文足想到應該把更多的「7.09」家屬聚在一起，她們首先找到的是曾起訴新華網的原珊珊，和公開發表過文章的樊麗麗。
王峭嶺和李文足一起去參加了樊麗麗為關押中的戈平辦的生日會，李文足的印像中麗麗與她們一拍即合：「其實她也想去做，就是沒有一個方向，不知道怎麼去做，就跟我一開始一樣。」
相對而言，原珊珊一開始顯得疏遠冷淡。王峭嶺記得第一次敲開她家門的時刻：「我們問『這是原珊珊家嗎？』她說，不是。我們又問『是謝燕益家嗎？』她才說是，開了門，讓我們進去了。她開了門我們才發現她大著肚子。」她們幾次約她一起去天津，她都沒有答應。原珊珊後來說，當時謝燕益的家人覺得要對官方態度好、不要鬧，儘管有律師建議她抗爭，但她在情感上更依賴家人，也相信他們。
王峭嶺則很理解：「如果一開始就只是為了達成什麼目標，就一定會覺得挫敗，但如果就是想去關心她、跟她接觸，擔心她一個人孤單，被欺負，問一問要不要一起，出發點是把愛和信心傳出去，那我就可以放下那種挫敗的不滿。」
春節期間，王峭嶺自己駕車，從北到南又自南向北，跑了數千公里，將她能找到的「7.09」家屬都看望了一遍。身為基督徒的她說，宗教生活中的信念和經驗也在幫助她處理家屬工作中的挫折，「我在鍛煉凡事感恩，如果家屬折騰來折騰去就兩三個人，我就說『感謝主，有兩三個人就不錯了。』」
樊麗麗覺得，自己在這一年來最大的震撼就來自於王峭嶺。她說起這樣一個時刻：有一天她中午12點多看到王峭嶺兩個小時前發的信息，說在天津看守所送物品，問有沒有家屬想一起過來。樊麗麗回覆說自己現在過去，問王峭嶺是否等她，王峭嶺說等。近兩小時後，當樊麗麗趕到看守所，她看見王峭嶺獨自在車裏睡著了。 「我覺得她很累，孤孤單單的，」樊麗麗說，「我就想到我們有什麼難過可以跟她說，她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但是她難過的時候要去找誰呢？」
「如果只盯著自己的丈夫是不是能釋放，這是我們的失敗」
在家屬團和辯護律師團都初步成型的情況下，2015年12月上旬，他們發起了一系列聯合行動。
12月4日，中國憲法日，近40名家屬和律師在河南舉辦了「7.09大抓捕」研討會，會上決議要聯合控告公安部；12月9日，64名「7.09」家屬和辯護律師發佈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並聯署控告公安部並要求停止對民間的打壓；12月9日、10日，多名「7.09」家屬和辯護律師相約前往天津，集體要求保障會見權；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中國人權律師團發出聲明，針對「7.09案」呼籲有關部門履行監督職責，保障被羈押者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本是希望在1月8日的「指定地點監視居住」期滿之前，給官方製造壓力，希望能為「7.09案」帶來轉機。然而，1月8日之後幾天，各個被捕者的逮捕通知書還是如期而至。
之前「哭了6個月」的李文足在收到王全璋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逮捕通知書時，並沒有像自己過去想像的那樣傷心崩潰，「我心裏面反而有了一個轉變，我們可能沒辦法改變結果，但是只要是我現在能做的，我就一件不落地去做，堅持下去，」她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就想過最簡單的小日子，但這個環境，讓每個人都沒有選擇。」
謝燕益的逮捕通知書也送達了。在2016年的2月中旬，原珊珊還有兩週就到預產期，她獨自去天津要求取回被查抄的戶口本，遇到了組團前來的其他家屬和律師。接待的警察告訴原珊珊戶口本沒申請下來，家屬們就幫腔讓警察再打電話申請，警察讓原珊珊等著，家屬們就催警察去追問請示。
原珊珊回憶說：「當時覺得我們真的是感同身受的，起碼覺得不孤單。我有時候還要自己堅強，別哭別哭別哭，結果沒等我哭呢，文足就哭了，峭嶺也說『你們不給我任何東西都行，一定要給原珊珊』。」家屬們催著接待警察請示了三四次後，原珊珊終於拿到了她之前已經要求了許多次的戶口本。她從此也與其他家屬們，走得近了一些。
1月8日之後的幾個月，仇志才和王峭嶺開始認為，「7.09」的救援需要「戰略轉變」。 「逮捕通知書下來的時候，辯護律師們一片悲觀，老仇就說，如果這個時候國際社會的介入力度不夠大，那這個案子就是鐵案，」王峭嶺說，所謂「鐵案」就是被抓的大多數人都被判重刑。由此，他們的戰略重點從對國內有關部門施壓，轉向國際遊說。
「7.09」家屬隨即主動邀約聯合國、歐盟、美國及歐洲主要國家的人權和外交官員會面，介紹「7.09案」的情況和影響，也積極接受國外媒體採訪，希望國際社會動用外交和輿論壓力，讓中國官方有所忌憚。
在今年3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全體會議上，聯合國高級人權專員在年度講話中表達了對中國去年7月以來對律師大規模打壓的擔憂，並呼籲中國釋放所有律師及維權人士；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隨後在會議上代表英國、德國、日本、瑞典等12個國家宣讀聯合聲明，譴責中國逮捕律師和人權活動者的行為，並強調被捕人士遭受的待遇違背法律和國際準則；今年5月，美國國會舉行了關於中國的政治管控的聽證會，王峭嶺、李文足和原珊珊代表「7.09」家屬以視頻形式在聽證會上發言，指控當局對「7.09」家屬的管制和威脅。
連串罕有的國際關切之下，習近平4月赴美出席核安全會議的同期，鋒鋭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李姝雲，和李和平反酷刑項目的助理高月，在已被逮捕的情況下以「取保候審」獲釋。
多名辯護律師都認為，在「7.09」這樣的高級別政治案件中，家屬的積極發聲和行動，對維持案件的輿論壓力和國際關注至關重要。相較之下，作為辯護律師反而是舉步維艱：辦案單位以此案屬「危害國家安全」類案件為由，不準許律師會見，「7.09」至今，20多名被捕者無一人曾會見過家屬指定的辯護律師。而在逮捕通知書送達之後，警方稱被捕者在關押中自行聘請了其他辯護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們紛紛遭遇「解聘」，這意味著，即使該案進入起訴階段，檢察院也可以向拒絕「被解聘」律師介紹案情、出示案捲和其他證據；即使該案開庭，「被解聘」律師也不可能出庭辯護。甚至，此案開庭的消息外界都未必能夠知曉，法院可以聲稱已通知「當事人聘請」的律師，而不另行通知家屬。
儘管知道丈夫獲釋的希望渺茫，儘管有時面對不理解狀況的外國官員「天真」的提問，她也會感到無奈，但王峭嶺盡量積極地參與「7.09案」的國際遊說，在這個過程中她對現實有了新的看法，「如果我們家屬今天只盯著自己的丈夫是不是能釋放，一聽要被判刑就崩潰了，這是我們的失敗，」王峭嶺說，「7.09」家屬應該要認識到：「判不判刑很重要，但更嚴重的是中國正在全面走向專制。」
「7.09」事件發生後，其突出特徵「大規模同時抓捕」、「官媒揭批報導」、「當事人電視認罪」、「解聘律師或聲明不聘請律師」幾乎成為政治案件標準配置，在温州教堂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等均有運用。資深政治分析者、維權律師滕彪認為，「7.09案」是政治打壓的「國安模式」正式形成的標誌：2015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通過並立即實施，8天后「 7.09」發生。
「這才是可怕的地方，這就意味著，即使我老公出來了，還有下一個口袋在等著他，因為整個中國淪陷了，」王峭嶺說，相比案中人的營救，更重要的，是讓國際社會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7.09』成就了我」
2016年5月中旬那兩週，李文足不時地傷心流淚，但這次不是因為王全璋，而是因為「7.09」家屬們組織了與毒疫苗受害媽媽們共度母親節的活動，活動之後，李文足難過得幾個晚上沒睡著覺。
「那天有兩個孩子剛好跟泉泉（王廣微小名）差不多大，而且有一個跟泉泉長得很像，很可愛和很聰明的兩個孩子，」她說，「你就這麼看，看不出來什麼，但他們就因為毒疫苗殘疾了，而泉泉在旁邊活蹦亂跳的。」她一直覺得後悔，是不是不應該帶著王廣微去，不知道疫苗媽媽們看著會不會難受。
這個母親節活動由樊麗麗負責訂場地買禮物，李文足負責包紮花束，王峭嶺負責聯絡張羅，為六對毒疫苗受害孩子和媽媽舉辦了聚餐活動。活動之後幾位「7.09」家屬都感慨，疫苗家長的處境比自己還要艱難許多。
這是「7.09」家屬團為其他公共事件的受害群體辦的第一個正式活動。在此之前，王峭嶺自發探訪過唐荆陵的太太汪艷芳，為被法院拘留的野靖環做過聲援，「7.09」家屬的「相互關愛群」也逐漸納入了其他政治案件受害者的家屬。
「可能對律師們來說，他們覺得你關心一個熱點，能把『7.09』帶上熱點，這是他們從營救的角度來講，」王峭嶺說到，一開始有律師問她想不想跟疫苗家長接觸，正是「毒疫苗」爭議最熱的時候：「但是對我來講，很本能的東西就是人不能只停留在自己裏面，如果一個人能在自己痛苦的時候看見別人，他就會發現自己的災難不算什麼。」
「如果人只考慮自己，那麼這個體制很輕鬆就讓你絕望了，」王峭嶺說，「現在它不就希望每一個人只顧自己嗎？」
「以前看到這些事情，很難受是很難受，但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後我恐怕很難這樣。」李文足如今有了切身的體會和抗爭的經歷，「我現在覺得我可以做一個有用的人了，我就開始想可以為她們做什麼。」她說起自己原來的生活，丈夫總是在外奔忙，一會兒失聯了一會兒被打了，而自己就在家帶孩子，擔驚受怕又無能為力，她本來覺得自己快要得抑鬱症了，「『7.09』改變了我。」李文足說。樊麗麗也說了類似的話：「感謝戈平，如果不是他我就不會遇到『7.09』，『7.09』成就了我。」
原珊珊在美國國會視頻作證之後，對公開發聲越來越認可，「我覺得起碼要不後悔。」她認為，這一段的經歷無論對於她、孩子還是謝燕益，都是寶貴的歷練。原珊珊說，如果謝燕益判刑，她打算成為一名遊說家：「要讓更多人知道現在的社會是怎樣的。」
「如果別人遇到這樣的事，我們這群家屬肯定第一時間就去了，」原珊珊說，「我會特別想去安撫她、幫助她，給她說說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