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寇延丁:128天的地獄,100公里的救贖

去年10月,她被關押在秘密地點夜以繼日地審訊,度過了128天的地獄;今年,她決定在泰山以行走救贖自由,1個人,100公里。


11月20日凌晨5點多,天還沒亮,作家寇延丁就出門了,深秋的山東泰山不到10攝氏度,濃霧中能見度不過幾米,但天氣並沒有減損她的興奮,即使後來下起冷颼颼的小雨來也沒有,她在山間公路一路小跑,這是她期待已久的日子。

這一天,50歲的寇延丁用14小時跑了72公里,89641步。

同一個時間,在香港麥理浩徑,她久違的隊友們正在參加一年一度的樂施會毅行。這條風景壯闊、支援系統成熟的毅行線路上,有她熟悉的山海之間的熱鬧。因為「政治原因」兩度缺席香港毅行的遺憾——去年11月毅行時,她正被關押在秘密地點夜以繼日地審訊,今年她仍被定義為「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寇延丁今年決定在千里之外的泰山「同步毅行」,1個人,100公里。

本文發稿時,寇延丁正在進行最後的28公里。「還是有點累,腳丫子都變形了。」她對在不同路段為她鼓勁的朋友説。

香港「樂施毅行者2015」約5200位參加者參與,他們將於48小時內橫越100公里麥理浩徑及其他接續路段。樂施會網頁圖片
香港「樂施毅行者2015」約5200位參加者參與,他們將於48小時內橫越100公里麥理浩徑及其他接續路段。樂施會網頁圖片

公益作家的地獄之旅

在中國的公益NGO界,很多人叫寇延丁「釦子姐姐」。她説話不多,做事不少,常年關注殘障人士的救助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2008年四川地震後,她在青川設立的關注因地震致殘人士的NGO,是7年來極少數持續堅持下來的民間公益組織。她同時也以研究和記錄公民社會為主題寫作,她寫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和《可操作的民主》被視為了解大陸公益生態的入門書。

從2012年開始,寇延丁將目光從大陸轉向香港與台灣,希望通過寫作梳理台港公民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並促進中港台公民社會建設者的交流。她對「中國往何處去」這類命題不感興趣,但執着於培育中國的「公民社會精神」。

轉向台港經驗,原本是問題意識的自然發展,卻沒想到撞上了突變的政治時局。

2014年9月下旬,台灣「太陽花學運」餘波方定、香港「佔領中環」蓄勢待發,寇延丁恰巧在這時在台灣協助組織了一次兩岸三地行動者的培訓。培訓以「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為核心,寇延丁則將之理解為「尋求共識的技術」。

這在台港早已是街知巷聞的理念,甚至常被更激進的行動者認為太過温和,但對北京當局來説,敏感的時間、敏感的內容,共同觸發了空前敏感的神經。

2014年10月10日中午,和往常一樣,寇延丁從台灣途經香港回到北京,當晚10點半,她搭上K617次火車前往山西省五台山,準備拉練,備戰將要開始的香港毅行。11點多,火車即將駛出北京,卧鋪上的寇延丁被火車乘警推醒,刺眼的手電筒光打在臉上。

來人問她:「寇延丁是你嗎?」她答是。來人説:「別睡了,穿上衣服起來,跟我們走。」

「就這麼簡單,承認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寇延丁回憶道。她被兩個高壯乘警一前一後夾在中間,在窄窄的卧鋪車廂裏走得跌跌撞撞。

火車臨時停靠在一個叫「白澗」的小站。北方初秋的深夜,寒意已重,月台上,寇延丁站在兩個警察中間被拍照,她被命令抬起頭、睜開眼睛、頭向左偏、頭向右偏……她記得單反相機的閃光燈一張又一張,有領導模樣的人指示多拍幾張「確保發出的照片清晰」。

K617次在「白澗」停了很久。安靜的月台上沒有「臨時停車」的廣播,車廂裏是黑的,站台也沒有燈火通明。被警察擁進車站派出所時,寇延丁回頭看一眼月台上的列車,「這趟車通向天堂,而我,去往地獄。」她回憶時説。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萬倍」

與她同往五台山的朋友也被帶下車押回北京,外界因此得知寇延丁被抓,但這之後她就消失了。整整128天,這位交遊廣闊的公益人杳無音信,家人朋友無一收到警方的通知。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萬倍」,寇延丁説。

她至今無法向任何人完整述説那段經歷,「我不知道一旦開始(述説),自己會變成怎樣。」

寇延丁清楚記得那個她至今不知道在哪裏的囚室的樣子:賓館標間式的房間經過全面改造,房間裏到處是攝像頭,內牆從地板起高至兩米左右全部裹着厚約寸許的發泡膠板(寶麗龍泡沫板)。床頭、床體、椅子、審訊專用的寫字枱也被嚴密包上,顯然是為了防止囚徒撞牆自殺,但也不可能有機會撞上去,她身體一米之內永遠都兩個年輕的守衞,每兩小時輪班一次,24小時無休。

審訊的內容從她的家庭和童年開始,一直問到公益行動、機構工作、寫作出版,以及寇延丁所有的交往合作關係,反反覆覆、事無鉅細。

「原來我遇過的難、遇過的很多東西,和那個絕頂的大恐懼一比全不是事兒。」寇延丁説,「現在想想我都挺佩服自己沒瘋,在那個極端恐懼到臨界點上,你就知道瘋與不瘋是可以選擇的,在面對和不面對之間,你本可以選擇更容易的那一個。」

在寇延丁前後被抓的與那次台灣之行相關的人接近10位,其中不乏大陸公益、文化領域的知名人士。一直到佔領運動在香港落幕,被牽連的人才陸陸續續回家。

2014年12月24日,寇延丁被調換了監房,審訊關押的嚴酷程度稍減。直到2015年春節前夕的2月14日,寇延丁才突然被送回老家泰安「取保候審」。

又一個128天,以行走救贖自由

然而獲釋並不意味着自由。寇延丁與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抓了又放的人一樣, 「取保候審」的她仍是一名「犯罪嫌疑人」,需要「隨傳隨到」。

一個被發泡膠包裹的小牢籠,換成一個更大的、邊界模糊的牢籠。如果有朋友來訪,寇延丁當天就會接到國保(注:負責保衞國內安全的警察)的電話,要找她「聊聊」;如果她和家人在房間裏談了什麼話題,過幾天國保就會來找她就同一個話題「談心」;她想要去其他城市,國保要求她提交申請,列明什麼原因、要去哪裏、要見誰,結果卻是不予批准。

剛開始時,寇延丁以對外宣稱「閉關」的方式表現對警方的配合姿態,但在警方正式拒絕她去五台山拉練以及到香港毅行的要求後,寇延丁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封鎖——行走。

2015年10月10日,在K617次火車被帶走的一年之後,寇延丁宣布開始一場「128天耐力行走」:每天或走或跑或輪滑,走進她居住地旁邊的泰山,做不低於10公里的山地運動,持續128天——從「被抓紀念日」走到取保候審期滿的2月14日「獲釋紀念日」,並且每天在朋友圈裏做圖文直播。

寇延丁對這個行動的定位十分明確:「我就是要爭取自由,用我一如既往的温和建設者的方式。」這在她自己看來再巧妙不過,既滿足她此刻對安全對需求、符合她對警方呈現的姿態,又與她一向的自我認同相一致。

與「温和」的定位相適應,寇延丁不直接違反警察的禁令,不對外控訴警方的種種威脅和控制,不直接表達對自由的訴求,甚至不會正面闡釋她的獨走與爭取自由之間的聯繫——她絕不想給警察一點點把柄。

她埋下與「自由」相關的暗語,比如第一天她走了50公里,她説最後25公里是為去年幾乎同時被捕的郭玉閃走的,她説在朋友們被抓和被釋放的日子,都將走更遠的路程;她穿上去年香港「毅行者」的隊服,提醒人們,自己是「因故缺席」毅行者行走活動……但暗語太隱晦,除了寇延丁自己,注意到的人寥寥。

這場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對她個人而言,還在於拯救自己。

這場堂吉訶德式的行動,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即使在公益組織的小圈子,除了私下表達的感動和支持之外,也很難收穫關注。近幾年公益機構被普遍打壓帶來的寒蟬效應,一點沒有要被打破的跡象。

但這並不影響寇延丁的情緒,這場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對她個人而言,還在於拯救自己。

在去年的長時間單獨關押和高壓審訊中,寇延丁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崩潰。「就好像拿針把一個氣球戳破了一樣。」寇延丁説,她連日卧床不起,走路是飄的,要用勁才能把自己穩住,一個感冒要四五十天才能好。

「咳嗽的時候,兩肋刺痛,痛到什麼程度呢,每當要咳嗽的時候,我就這樣:」寇延丁示範着,她走向一面牆,雙手撐着牆,弓起腰,低下頭,「把人完全放鬆下來,然後開始咳。」她説,「我從來沒有碎得那麼徹底,發現自己是垮了的時候,我的焦慮是向內的。」寇延丁坦言,那段時間,她在修整自家院落時,曾有過強烈的用電鋸揮向自己手臂的衝動。

寇延丁強撐着接待過一兩撥來看她的朋友,但當知道自己視作閨蜜的好友高天來訪的消息,她一遍遍地對自己説:無論他跟誰一起來,我一定要告訴他,我很糟糕。

高天聽到了寇延丁的傾訴,但同樣無力,「她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我只能儘量地聽她説,但她能説出來的還是很有限,她自己還是積壓着很多。」

寇延丁的狀態真正好起來,是在下定決心要進行「耐力行走」之後。行動的計劃讓她的精神進入興奮狀態,她想要測試自己「還中不中用」。當成功走下第一天的50公里,一週後又跑下了人生中第一個半程馬拉松,寇延丁雀躍着對朋友説:「我現在高興得就像一個偷到瓜的孩子,然後看瓜的老頭還沒攆着我!」

寇延丁
寇延丁

「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

2014年11月初,寇延丁在秘密囚室裏簽下的「指定地點監視居住」通知書上,寫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她坦言從未想到過自己能配上這麼「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罪名。就連警察在審訊時都問她:「你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崗女工,是怎麼跟這些著名人物、跟這些大事件連在一起的?」

1965年出生的寇延丁高中畢業後曾在解放軍總參謀部服役,1985年退役後回到泰安,輾轉在多個體制內基層企事業單位工作過。當時的她,對體制的規訓照單全收:「我不僅僅是信那一套東西,我就是那一套東西。」

儘管已在單位裏見過不少國企改革中假公濟私的亂象,但寇延丁説自己反應遲鈍。那個她所相信的世界第一次給她真正的打擊是在1996年。她發現自己所在的紙箱廠的廠長偽造發票,她向上級單位舉報,不料廠長沒有告倒,自己反被下崗了。禍不單行,寇延丁苦心經營的婚姻也在這時破裂。

一個小城裏的下崗離婚女人,還帶着一個孩子,生活的艱難不足為外人道。寇延丁不否認自己經歷過許多創傷,「但很多東西都被我自己覆蓋掉了。」她説。

警察抓捕寇延丁後到她家裏搜查,抄走了兩百多本日記本,「我寫日記不是為了記住,恰恰是為了忘記。」記錄,然後忘記、覆蓋是她處理傷痛的方法,沿用至今。

幸運的,寇延丁心思活絡,學一樣成一樣,她做過時裝設計師、活動策劃、電視台編導,加上給各地的報刊雜誌投稿寫散文或紀實文章,竟能比往日的單位同事還掙多些。

與此同時,由於身邊有殘障的朋友和親人,寇延丁越來越多地關注殘障人群的保障和服務工作。2001年當她第一次了解到NGO的概念,她感到好奇而興奮,想弄明白NGO是怎麼回事、要怎麼做。寇延丁選擇用「寫一本關於NGO的書」的方式去了解NGO,這就是後來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2004年,寇延丁創立「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是大陸首個殘障美術家推廣機構,正式開始了她的「公益人」生涯。

從2004年到至今,寇延丁在她五花八門的公益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核心關注——公民自組織,即公民社群的自我民主治理。

以温和建設的姿態尋求與體制的良性互動,這條路徑在近年不斷碰壁。但寇延丁笑稱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相信在原子化的個體和權力打壓之間,總有社會的發育空間。

寇延丁曾在挫折中懷疑過,在中國,即使是進步人士是否真的會用民主的方式生活工作,也在度過困難後,相信「民主的問題都能用更多的民主解決」。她認識到,民主需要公民有意識地學習和練習,而這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她觀察、研究鄉村民主議事的方法,寫出《可操作的民主》,又在服務因地震受傷孩子的志願者組織中進行自治實驗,後來通過行走與毅行,希望帶動社群參與,抵制體制的陰影,「公民自治」的思路在寇延丁的事業裏一脈相承。

她定位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温和建設者」。NGO工作遇上警方的嚴重騷擾,她會主動前往溝通,軟硬兼施,一方面介紹自己的工作,表明沒有「危險」意圖,同時也會對警察撂狠話:「你只要讓我把這件事做得下去,我怎麼着都可以委屈求全,你要是讓我做不下去,非得讓我碎個瓶子踢個響的話,我讓它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她叫警察作「警察叔叔」,承認自己會在「惡法亦法」的框架下行事,但堅持這依然是「不服從」的,她説:「我是根本地無視他們。」

以温和建設的姿態尋求與體制的良性互動,這條路徑在近年不斷碰壁。但寇延丁笑稱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相信在原子化的個體和權力打壓之間,總有社會的發育空間。「實在不行,我就關起門來朝天過。」寇延丁説,她已經開始實踐一種半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己打井、發電、種瓜果蔬菜、泡製酵素,她計劃明年實現基本的自給自足,並向其他人推廣這種生活樣態,她將之視為一種消解權力的方式。

「這是中國傳統文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路。」時政評論作家野渡這樣評價,「但個體的獨立姿態是無法對極權政體的社會控制造成打擊的。」

高天則用一個比喻,形容她認識的寇延丁:「想象一個鏡頭,釦子姐姐走過來説:『我們一起走吧』,有人會回答:『你自己玩去吧。』有人會説:『好啊。』你可以不理她,也可以試試跟她一起走一段,如果你可以跟得上的話,還可以跟她聊聊天,也有人會走到她前面去,無論是哪一種,釦子都會坦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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