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凌晨5點多，天還沒亮，作家寇延丁就出門了，深秋的山東泰山不到10攝氏度，濃霧中能見度不過幾米，但天氣並沒有減損她的興奮，即使後來下起冷颼颼的小雨來也沒有，她在山間公路一路小跑，這是她期待已久的日子。
這一天，50歲的寇延丁用14小時跑了72公里，89641步。
同一個時間，在香港麥理浩徑，她久違的隊友們正在參加一年一度的樂施會毅行。這條風景壯闊、支援系統成熟的毅行線路上，有她熟悉的山海之間的熱鬧。因為「政治原因」兩度缺席香港毅行的遺憾——去年11月毅行時，她正被關押在秘密地點夜以繼日地審訊，今年她仍被定義為「犯罪嫌疑人」不得出境；寇延丁今年決定在千里之外的泰山「同步毅行」，1個人，100公里。
本文發稿時，寇延丁正在進行最後的28公里。「還是有點累，腳丫子都變形了。」她對在不同路段為她鼓勁的朋友説。
公益作家的地獄之旅
在中國的公益NGO界，很多人叫寇延丁「釦子姐姐」。她説話不多，做事不少，常年關注殘障人士的救助和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2008年四川地震後，她在青川設立的關注因地震致殘人士的NGO，是7年來極少數持續堅持下來的民間公益組織。她同時也以研究和記錄公民社會為主題寫作，她寫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和《可操作的民主》被視為了解大陸公益生態的入門書。
從2012年開始，寇延丁將目光從大陸轉向香港與台灣，希望通過寫作梳理台港公民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並促進中港台公民社會建設者的交流。她對「中國往何處去」這類命題不感興趣，但執着於培育中國的「公民社會精神」。
轉向台港經驗，原本是問題意識的自然發展，卻沒想到撞上了突變的政治時局。
2014年9月下旬，台灣「太陽花學運」餘波方定、香港「佔領中環」蓄勢待發，寇延丁恰巧在這時在台灣協助組織了一次兩岸三地行動者的培訓。培訓以「非暴力不合作」理念為核心，寇延丁則將之理解為「尋求共識的技術」。
這在台港早已是街知巷聞的理念，甚至常被更激進的行動者認為太過温和，但對北京當局來説，敏感的時間、敏感的內容，共同觸發了空前敏感的神經。
2014年10月10日中午，和往常一樣，寇延丁從台灣途經香港回到北京，當晚10點半，她搭上K617次火車前往山西省五台山，準備拉練，備戰將要開始的香港毅行。11點多，火車即將駛出北京，卧鋪上的寇延丁被火車乘警推醒，刺眼的手電筒光打在臉上。
來人問她：「寇延丁是你嗎？」她答是。來人説：「別睡了，穿上衣服起來，跟我們走。」
「就這麼簡單，承認寇延丁是我，就被抓了。」寇延丁回憶道。她被兩個高壯乘警一前一後夾在中間，在窄窄的卧鋪車廂裏走得跌跌撞撞。
火車臨時停靠在一個叫「白澗」的小站。北方初秋的深夜，寒意已重，月台上，寇延丁站在兩個警察中間被拍照，她被命令抬起頭、睜開眼睛、頭向左偏、頭向右偏……她記得單反相機的閃光燈一張又一張，有領導模樣的人指示多拍幾張「確保發出的照片清晰」。
K617次在「白澗」停了很久。安靜的月台上沒有「臨時停車」的廣播，車廂裏是黑的，站台也沒有燈火通明。被警察擁進車站派出所時，寇延丁回頭看一眼月台上的列車，「這趟車通向天堂，而我，去往地獄。」她回憶時説。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萬倍」
與她同往五台山的朋友也被帶下車押回北京，外界因此得知寇延丁被抓，但這之後她就消失了。整整128天，這位交遊廣闊的公益人杳無音信，家人朋友無一收到警方的通知。
那128天，「比死恐怖一萬倍」，寇延丁説。
她至今無法向任何人完整述説那段經歷，「我不知道一旦開始（述説），自己會變成怎樣。」
寇延丁清楚記得那個她至今不知道在哪裏的囚室的樣子：賓館標間式的房間經過全面改造，房間裏到處是攝像頭，內牆從地板起高至兩米左右全部裹着厚約寸許的發泡膠板（寶麗龍泡沫板）。床頭、床體、椅子、審訊專用的寫字枱也被嚴密包上，顯然是為了防止囚徒撞牆自殺，但也不可能有機會撞上去，她身體一米之內永遠都兩個年輕的守衞，每兩小時輪班一次，24小時無休。
審訊的內容從她的家庭和童年開始，一直問到公益行動、機構工作、寫作出版，以及寇延丁所有的交往合作關係，反反覆覆、事無鉅細。
「原來我遇過的難、遇過的很多東西，和那個絕頂的大恐懼一比全不是事兒。」寇延丁説，「現在想想我都挺佩服自己沒瘋，在那個極端恐懼到臨界點上，你就知道瘋與不瘋是可以選擇的，在面對和不面對之間，你本可以選擇更容易的那一個。」
在寇延丁前後被抓的與那次台灣之行相關的人接近10位，其中不乏大陸公益、文化領域的知名人士。一直到佔領運動在香港落幕，被牽連的人才陸陸續續回家。
2014年12月24日，寇延丁被調換了監房，審訊關押的嚴酷程度稍減。直到2015年春節前夕的2月14日，寇延丁才突然被送回老家泰安「取保候審」。
又一個128天，以行走救贖自由
然而獲釋並不意味着自由。寇延丁與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抓了又放的人一樣， 「取保候審」的她仍是一名「犯罪嫌疑人」，需要「隨傳隨到」。
一個被發泡膠包裹的小牢籠，換成一個更大的、邊界模糊的牢籠。如果有朋友來訪，寇延丁當天就會接到國保（注：負責保衞國內安全的警察）的電話，要找她「聊聊」；如果她和家人在房間裏談了什麼話題，過幾天國保就會來找她就同一個話題「談心」；她想要去其他城市，國保要求她提交申請，列明什麼原因、要去哪裏、要見誰，結果卻是不予批准。
剛開始時，寇延丁以對外宣稱「閉關」的方式表現對警方的配合姿態，但在警方正式拒絕她去五台山拉練以及到香港毅行的要求後，寇延丁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封鎖——行走。
2015年10月10日，在K617次火車被帶走的一年之後，寇延丁宣布開始一場「128天耐力行走」：每天或走或跑或輪滑，走進她居住地旁邊的泰山，做不低於10公里的山地運動，持續128天——從「被抓紀念日」走到取保候審期滿的2月14日「獲釋紀念日」，並且每天在朋友圈裏做圖文直播。
寇延丁對這個行動的定位十分明確：「我就是要爭取自由，用我一如既往的温和建設者的方式。」這在她自己看來再巧妙不過，既滿足她此刻對安全對需求、符合她對警方呈現的姿態，又與她一向的自我認同相一致。
與「温和」的定位相適應，寇延丁不直接違反警察的禁令，不對外控訴警方的種種威脅和控制，不直接表達對自由的訴求，甚至不會正面闡釋她的獨走與爭取自由之間的聯繫——她絕不想給警察一點點把柄。
她埋下與「自由」相關的暗語，比如第一天她走了50公里，她説最後25公里是為去年幾乎同時被捕的郭玉閃走的，她説在朋友們被抓和被釋放的日子，都將走更遠的路程；她穿上去年香港「毅行者」的隊服，提醒人們，自己是「因故缺席」毅行者行走活動……但暗語太隱晦，除了寇延丁自己，注意到的人寥寥。
這場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對她個人而言，還在於拯救自己。
這場堂吉訶德式的行動，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即使在公益組織的小圈子，除了私下表達的感動和支持之外，也很難收穫關注。近幾年公益機構被普遍打壓帶來的寒蟬效應，一點沒有要被打破的跡象。
但這並不影響寇延丁的情緒，這場行走，除了公共目的之外，對她個人而言，還在於拯救自己。
在去年的長時間單獨關押和高壓審訊中，寇延丁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崩潰。「就好像拿針把一個氣球戳破了一樣。」寇延丁説，她連日卧床不起，走路是飄的，要用勁才能把自己穩住，一個感冒要四五十天才能好。
「咳嗽的時候，兩肋刺痛，痛到什麼程度呢，每當要咳嗽的時候，我就這樣：」寇延丁示範着，她走向一面牆，雙手撐着牆，弓起腰，低下頭，「把人完全放鬆下來，然後開始咳。」她説，「我從來沒有碎得那麼徹底，發現自己是垮了的時候，我的焦慮是向內的。」寇延丁坦言，那段時間，她在修整自家院落時，曾有過強烈的用電鋸揮向自己手臂的衝動。
寇延丁強撐着接待過一兩撥來看她的朋友，但當知道自己視作閨蜜的好友高天來訪的消息，她一遍遍地對自己説：無論他跟誰一起來，我一定要告訴他，我很糟糕。
高天聽到了寇延丁的傾訴，但同樣無力，「她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我只能儘量地聽她説，但她能説出來的還是很有限，她自己還是積壓着很多。」
寇延丁的狀態真正好起來，是在下定決心要進行「耐力行走」之後。行動的計劃讓她的精神進入興奮狀態，她想要測試自己「還中不中用」。當成功走下第一天的50公里，一週後又跑下了人生中第一個半程馬拉松，寇延丁雀躍着對朋友説：「我現在高興得就像一個偷到瓜的孩子，然後看瓜的老頭還沒攆着我！」
「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
2014年11月初，寇延丁在秘密囚室裏簽下的「指定地點監視居住」通知書上，寫着「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她坦言從未想到過自己能配上這麼「高端大氣上檔次」的罪名。就連警察在審訊時都問她：「你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崗女工，是怎麼跟這些著名人物、跟這些大事件連在一起的？」
1965年出生的寇延丁高中畢業後曾在解放軍總參謀部服役，1985年退役後回到泰安，輾轉在多個體制內基層企事業單位工作過。當時的她，對體制的規訓照單全收：「我不僅僅是信那一套東西，我就是那一套東西。」
儘管已在單位裏見過不少國企改革中假公濟私的亂象，但寇延丁説自己反應遲鈍。那個她所相信的世界第一次給她真正的打擊是在1996年。她發現自己所在的紙箱廠的廠長偽造發票，她向上級單位舉報，不料廠長沒有告倒，自己反被下崗了。禍不單行，寇延丁苦心經營的婚姻也在這時破裂。
一個小城裏的下崗離婚女人，還帶着一個孩子，生活的艱難不足為外人道。寇延丁不否認自己經歷過許多創傷，「但很多東西都被我自己覆蓋掉了。」她説。
警察抓捕寇延丁後到她家裏搜查，抄走了兩百多本日記本，「我寫日記不是為了記住，恰恰是為了忘記。」記錄，然後忘記、覆蓋是她處理傷痛的方法，沿用至今。
幸運的，寇延丁心思活絡，學一樣成一樣，她做過時裝設計師、活動策劃、電視台編導，加上給各地的報刊雜誌投稿寫散文或紀實文章，竟能比往日的單位同事還掙多些。
與此同時，由於身邊有殘障的朋友和親人，寇延丁越來越多地關注殘障人群的保障和服務工作。2001年當她第一次了解到NGO的概念，她感到好奇而興奮，想弄明白NGO是怎麼回事、要怎麼做。寇延丁選擇用「寫一本關於NGO的書」的方式去了解NGO，這就是後來的《一切從改變自己開始》。2004年，寇延丁創立「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是大陸首個殘障美術家推廣機構，正式開始了她的「公益人」生涯。
從2004年到至今，寇延丁在她五花八門的公益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核心關注——公民自組織，即公民社群的自我民主治理。
以温和建設的姿態尋求與體制的良性互動，這條路徑在近年不斷碰壁。但寇延丁笑稱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相信在原子化的個體和權力打壓之間，總有社會的發育空間。
寇延丁曾在挫折中懷疑過，在中國，即使是進步人士是否真的會用民主的方式生活工作，也在度過困難後，相信「民主的問題都能用更多的民主解決」。她認識到，民主需要公民有意識地學習和練習，而這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她觀察、研究鄉村民主議事的方法，寫出《可操作的民主》，又在服務因地震受傷孩子的志願者組織中進行自治實驗，後來通過行走與毅行，希望帶動社群參與，抵制體制的陰影，「公民自治」的思路在寇延丁的事業裏一脈相承。
她定位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温和建設者」。NGO工作遇上警方的嚴重騷擾，她會主動前往溝通，軟硬兼施，一方面介紹自己的工作，表明沒有「危險」意圖，同時也會對警察撂狠話：「你只要讓我把這件事做得下去，我怎麼着都可以委屈求全，你要是讓我做不下去，非得讓我碎個瓶子踢個響的話，我讓它全世界都是玻璃碴子！」她叫警察作「警察叔叔」，承認自己會在「惡法亦法」的框架下行事，但堅持這依然是「不服從」的，她説：「我是根本地無視他們。」
以温和建設的姿態尋求與體制的良性互動，這條路徑在近年不斷碰壁。但寇延丁笑稱自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温和建設者」，相信在原子化的個體和權力打壓之間，總有社會的發育空間。「實在不行，我就關起門來朝天過。」寇延丁説，她已經開始實踐一種半自給自足的生活，自己打井、發電、種瓜果蔬菜、泡製酵素，她計劃明年實現基本的自給自足，並向其他人推廣這種生活樣態，她將之視為一種消解權力的方式。
「這是中國傳統文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路。」時政評論作家野渡這樣評價，「但個體的獨立姿態是無法對極權政體的社會控制造成打擊的。」
高天則用一個比喻，形容她認識的寇延丁：「想象一個鏡頭，釦子姐姐走過來説：『我們一起走吧』，有人會回答：『你自己玩去吧。』有人會説：『好啊。』你可以不理她，也可以試試跟她一起走一段，如果你可以跟得上的話，還可以跟她聊聊天，也有人會走到她前面去，無論是哪一種，釦子都會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