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当我拿着“这个中国”的护照去西非海上采访

2017年2月，我得到了一张去西非的船票。

故事仍要从去年的《我们会吃光海洋吗？从太平洋到西非，两岸渔业全景调查》说起。专题报导出刊后，我们便一直希望下次的报导镜头能从“全景”拉得更近，无论是台湾仍有鲔鱼霸业的太平洋、印度洋上的渔业转运站，乃至中国渔船竞相前往捕捞的西非海岸，都是我们锁定的目标。

远洋渔船的甲板，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抵达的彼岸之一。它行踪无定、不易登船，一登船又不易靠岸，对我来说，最麻烦的是，我所认识的船长多半不愿意让女性长期在船上生活，“没有给你们用的厕所跟浴室呀！”是一个最常被用来拒绝、却也千真万确的理由。

这一次，机会意外地来了。绿色和平的“希望号”要再次前往西非巡航，寻求随船采访记者，“不过时间有点赶，半个月内就要准备好去茅利塔尼亚（港译：毛里塔尼亚）与几内亚比索（港译：几内亚比绍）的签证、文件，不知道你时间上来得及吗？”

没问题。

我几乎是想也不想就答应下来。一方面是机会难得，再困难也要抓住。能够登上远洋渔船、又能在女性友善的船舰上过夜，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采访机会呢？二方面是对台湾护照坚定不移的自信，不过办个签证，按照过往经验，参考一下背包客栈、寂寞星球或者找个靠谱的代办便搞定了吧！虽然在此行前从未听过茅利塔尼亚、对几内亚比索也印象模糊（踢进世界杯八强的塞内加尔倒是听过的）。但，世界上哪里有台湾旅客两周内办不下的签证呢？我是这样相信的。

这种天真的自信，成了我连番折腾的开始。

但，世界上哪里有台湾旅客两周内办不下的签证呢？我是这样相信的。

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西非还能去多远？

首先，本次航程必须在茅利塔尼亚落地、途经塞内加尔，最后在几内亚比索上岸。在外交部网站上，台湾对茅利塔尼亚是落地签，但网络上却未见台湾旅客成功以落地签通关的案例。塞内加尔在网上的资料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台塞仍有邦交时、两国免签，旅客悠哉来去自如，对今日的我毫无参考价值；另一类是两国断交后，台湾护照处处受刁难、甚至被拒绝入境的血泪经验史。

台湾护照入境几内亚比索的记录更是付之阙如，这个早与我们恩义断绝二十年的国家，不给台湾任何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必须申请正式签证，但正式的几内亚比索签证又该去何处申请？

首先，我打去外交部查询。外交部给了我一个制式的答案：

“请看我们网站怎么写。”
“是的，网站说要另外申请正式签证。我只想知道，台湾哪里可以有正式管道申请签证？”
“那你就去申请正式签证。”
“我是说……哪里？”
“我不知道啊，你去找旅行社吧。”
“有官方认定的合法旅行社吗？我在网络上找不到任何一间。”
“我也不知道耶。你还是去找旅行社吧。”
“……”

来回跳针数次，亟欲摆脱这通电话承办人员终于想起一个方案，“不然，你去问问我们葡萄牙的办事处好不好？他们离得比较近啊，说不定知道耶！”

“……好的，谢谢。那请问茅利塔尼亚真的会给我们落地签吗？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请看我们网站怎么写。”
“网站写……落地签。”
“那就是落地签。”

好的。

在出发的前十日，我深刻体认到，世界上原来也有许多拿着台湾护照到不了的地方。

几内亚比索是葡萄牙前殖民地，前称葡属几内亚，独立于1973年。外交部请我去找台湾驻葡办事处，是个很有逻辑的建议，虽然两者距离4500公里，一点也不近。我算好时差，拨通了葡萄牙的长途电话。

“您好，我拿台湾护照，想申请几内亚比索签证，外交部说你们可能知道是吗？”
“你说哪里？几内亚比索？新几内亚？”
“不，几内亚比索。不是新几内亚、不是几内亚、不是赤道几内亚，是塞内加尔下面那个小小的，几内亚比索，Guinea Bissau。”
“哇！你去那边要干嘛呀？我从来没听说台湾人要去耶！不然，你写一个email过来我们官方信箱，我帮你问问看怎样申请，好吗？”

办事处的人亲切有礼，但直到我出发、抵达又返国半年后，仍未收到传说中的回覆信件。或许是她忘了、或许是中华民国护照要抵达几内亚比索真的太困难。在出发的前十日，我深刻体认到，世界上原来也有许多拿着台湾护照到不了的地方。

我向同行的中国朋友求助，她亦同感苦恼：“好的，我帮你问问看喔，因为我们护照都是免签呀，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我又透过另一个北京朋友私下询问，她告诉我：“好像有人拿台胞证来北京申请，就台胞也是中国公民呀。你要不要试试看？”

“太好了。如果他们拒绝替我申请，就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将我视为外国人，这是一种分裂国土的行为。”我开玩笑地说道。

最终，竟是PTT（台湾大型网路论坛）签证版的网友救了我。走投无路的我上版发文，有一位时常在西非自助旅行的达人好心回覆：茅利塔尼亚对台湾护照确实免签，不必担心在海关被无情遣返；从今年开始，几内亚比索的签证可以在网路上（！）申请，线上刷卡、线上领签证。

至于塞内加尔的签证，我已在听闻“要一个月前提出申请、不然下不来”的消息后，几近放弃。看着那些在两国仍有邦谊期间自由出入该地的台湾人游记，近年来逐渐被“中国旅客勇闯西非”的部落格取代，尚未出发，就已模糊感受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势力在此的微妙消长。

“台湾，也是半个中国人，对吗？”

没事，都是中国人。在海外互相帮助，应该的。

经过各种有惊无险的折腾，车行过黄沙滚滚的城市，历经无数次疑似想伸手索贿、最终却在我一脸狼狈、装傻憨笑下最终挥手让我离去的场景，我终于在茅利塔尼亚港边成功登上“希望号”，并成功与船员一同申请上岸签证、入境塞内加尔，完成了“东京酒家”的采访。

出航的第四天，海上阵风稍强，我强忍反胃、故作坚强的努力便宣告破功，开始严重晕吐。

24小时不间断的摇晃，我感觉自己像被装进了盒子的货品，被上下抛摔，一天之内便吐了七次。吃什么吐什么，最后无物可吐，开始呕水，只好无助地向船医求助，吞下晕船药。最绝望时，只能坐在船舱厕所地板上，在心里说些“万一明天在中国渔船上吐了，受访者会因为可怜我而多说一些吗？”的垃圾话给自己听。

说也奇怪，隔日得到机会前往中国渔船时，原本仍在严重晕吐当中，眼看“吐在受访者船上”的悲惨预言就要成真。但在登上绿色和平的接驳小艇、身体在最贴近海浪的尺度上随波摇摆后，我突然感觉晕吐好了大半。及至踏上第一艘小型中国渔船，船身摇晃得比“希望号”更剧烈、鱼腥味扑鼻，我却突然感觉，一切都好了。原本剧烈翻搅碰撞的五脏六腑，如包上一层温暖的薄膜，肉体飘然，精神抖擞，在中国渔船的甲板上如履平地。

“你的脑子跟平衡系统终于接受你在海上了。它之前一直在抵抗，告诉你这一切不对劲，快回到陆地上吧！现在它整组坏光光，放弃人生，觉得你想在海上就在海上好了，随便你吧！”事后，来自台湾的“希望号”三副笑着告诉我，这是每个远洋船员必经的旅程。

我问中国渔船上的船员，是否都经过这样的过程？是否曾在船离了中国、穿越麻六甲海峡时吐到想家、不顾一切地想下船却无法回头？有人承认，有人却说自己从不晕。但无论晕不晕，在海上看到能说中文的朋友，他们都非常高兴。

“你中国人吗？哪里人的？”船长满脸笑容、欣喜地问我。

“噢，我是台湾人。”我友善回他。

“噢噢台湾，也是……也是半个中国人，对吗？”

看着他老实无害的笑脸，我忍不住笑着回答：“也可以这么说！”他便欢喜地笑了。

这不是旅途中第一次遇上“都是中国人”的邀约，在摇晃起伏的海上、炎热的非洲红土大地上，这句话听来仍与直觉相左，滋味却略有不同。最让人难忘的，要属几内亚比索的陈总。

陈总，是我在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绍辗转约来的受访者。我在出发之前，没能取得任何一个几内亚比索当地的水产业者联系方式，到了当地，格外心急，先到当地最好的露天咖啡厅去碰碰运气。

“等下遇到落单的中国人，就要去搭讪他！问他认不认识任何一个做水产、捕鱼的人！”我如此发誓。

喝了一小时左右，贵人果然降临。一位中国人走进咖啡厅，被我急急拦下，“请问！你是来做水产或远洋渔业的吗？”他倒也和气：“我本身没有在做，但我认识几个。”他打开了手机通讯录，拉出几个名字，让我循线联络，我再辗转联系、多拿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便是在西非渔业系列报导中反覆出现的“陈总”。

第一次连络上陈总时，只拿到了他在当地的电话号码。台湾最大的“中华电信”门号在当地全无收讯，我必须向几内亚比索籍的翻译借电话，告诉陈总，我是跟着绿色和平的船来的台湾记者、希望能采访他。到了约定的上岸时间，“希望号”却因为比绍港泊位不足，无法上岸，只能停在海上锚地。我急着再找翻译借电话、希望向陈总改期，一时却无法马上取得电话。

心中正着急，“希望号”欧洲船员却困惑地进来叫我：“Hsin-J，外面有一位你的朋友，说要找你。”

船在大海中央，哪来的朋友找我？我直觉反应拒绝，“找错人了吧？我在这里没有朋友。”

“可是他是中国人，说找一位台湾来的记者……”此时，台湾借船员急匆匆地进来，用中文直接揭开谜底：“欣洁，你昨天跟我说约到的受访者是不是姓陈？他开着一艘小船来找你了！现在在我们船旁边！”

我冲到两层楼高的船舷边往下望，有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雇用当地小木舟，急切对我招手：“何记者吗？我姓陈。”惊讶之间，我赶忙跟他解释：“是你！抱歉，我们船没靠岸，我又没有电话，我正在借电话要告诉你……”

“知道，我跟人家打听了绿色和平的船，人家说停在外面，知道你没有电话，所以我要拿给你。”陈总拿着一张当地sim卡挥舞：“我帮你充值了，放在这儿，你拿去。”他将黄色sim卡夹在缆绳缝隙之间，让水手拉上来，“回头打电话再约！”

各种关于震惊、感动与不解的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我当下的感受。装上电话卡，我第一时间便是传讯息谢谢他：“谢谢你！陈总，我没想到你会特地到我们船边来。”

“没事，都是中国人。在海外互相帮助，应该的。”他如是回道。

不，我不是。怎么会是呢？最简单地说，在他国海关之前，你的护照免签，我的护照要申请正式签证；曾经让我畅行无阻的国家，与你建交后，便对“我们”的签证设下高门槛、百般刁难。

一时之间，五味杂陈。身为台湾80后，对于“大家都是中国人”，不至愤怒反感已算是温和派，我至多只能做到笑着婉拒。不，我不是。怎么会是呢？最简单地说，在他国海关之前，你的护照免签，我的护照要申请正式签证；曾经让我畅行无阻的国家，与你建交后，便对“我们”的签证设下高门槛、百般刁难。

但在希望号的船舱里，捏着这张电话卡，一句“都是中国人”却让我咀嚼许久。我开玩笑地对友人说，“如果做到这样，让我做一天中国人，我OK！”

“其实，中国大使馆早知道绿色和平要来，也知道你要来，说船上有个台湾来的记者对吧？他们都劝我们别跟你见面，说别惹麻烦。”见面后，陈总告诉我，“但我想，都是中国人，在海外一定要互相帮忙。而且，你肯定不是来做报导的吧？”

“啊？”

“怎么可能有人跑这样远来做报导呢？我们的故事没什么好写的，从来没人特别来访问我们什么。没什么意思呀！谁想看呢？”陈总一口咬定，“啊呀做人要老实点！你肯定不是来做报导的吧！你想做什么生意呢？要做要趁早呀！这里没几年好光景了，或许鱼也快没了。”

“那没了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就完蛋了，没有下一个地方可去了呗！”

农民工上船：我所看见的中国渔船

西非是地球上最后一块不受管制、物产丰饶的净土，一旦捞完，或许再也没有下一个更好的渔场可去，是许多中国渔民的共识。1980年后新兴的中国远洋渔企追逐鱼踪而来，渔民则为了生活上船。中国渔船如是在30年内暴增了35倍，大量来到欧洲的后花园、却还是维持亚洲的作业习惯，会被封为“西非海洋杀手”一点也不意外。

然而，我看到的是中国船长、渔民普遍未接收到当代公海作业的知识，既然未能理解规范边界，自然也无从完整理解“犯规”的意义。于是他们将责任外推，混合著对西方世界的敌意与抗拒，形成恶性循环，让他们以最没有建设性的方式理解自己所收到的罚单：

“非洲人来只是要钱，给钱没事，不给钱有事。”“他们只抓中国人、不抓欧洲人，他们被殖民过，怕死欧洲人了！”“海洋保育，那是欧洲用来刁难我们中国的玩意，我不相信。”

对于规范认知不足，不仅仅会带来“只是被找麻烦”的负面感受，同时也让中国渔船相对无法保护自己。

我相信，中国渔船确实对西非海洋环境造成破坏。但在船上彻夜捕捞的渔民，并非贪得无厌的巨贾，而是一个个农民工。那一张张酷似王宝强、说着自己上一份工在深圳工厂、家里田地抛荒的渔民，多数人没有机会理解如何自己该做个世界海洋公民。

我们登上的第一艘中国渔船，因为未在船身漆上英文船名而受罚，必须立即被扣押回港、漆上英文船名才能出海作业。

“我有写名字的啊！写了好几个！到处都有！”船长看来紧张、慌乱而无法理解，与当地人也语言不通，“你替我翻译一下，我有写名字。”他拜托我。

“那是中文！要漆英文！必须要写英文！”我们与翻译七嘴八舌地对他解释，他才苦恼地接受事实，“好的，要有英文。我不知道。”转身交出所有船员护照，乖乖回港接受调查。

然而，同样的临检场景，发生在俄籍渔船、西班牙籍船长的身上，却是全然不同光景。因涉嫌“非法转运渔获”而同样被扣押护照、回港调查的船长，从容地在空白纸上手写了数行字，以法文向当地临检官员要求：“这里，请你签名，证明你真的是几内亚比索政府官员，合法扣押我的护照。”

几内亚比索的官员闻言，很不高兴，“是你要来签我的文件！不是我要签你的！你要跟我回去调查！”

“但你要拿走我船员的全部护照，我是船长，我必须保护他们，请你签名。”船长面不改色。争执数轮后，当地官员悻悻然地在那张临时的“文件”上签名，船长优雅地收起纸张，转头看到我，仍不改绅士风度，露出体面的笑容，要与我握手话别。

我相信，中国渔船确实对西非海洋环境造成破坏。但在船上彻夜捕捞的渔民，并非贪得无厌的巨贾，而是一个个农民工。那一张张酷似王宝强、说着自己上一份工在深圳工厂、家里田地抛荒的渔民，多数人没有机会理解如何自己该做个世界海洋公民。若不能找到一个方式，让这十万大军相信“海洋保育不只是欧洲人找中国人麻烦”、“非洲政府不会只欺负亚洲人、纵放欧洲人”，要在广阔的大海上执行保育政策，实难如登天。

而在《战狼2》热映潮方歇的此刻，我们刊出了这篇西非报导，果然不意外地出现了两种相反留言。一种认为我们帮着欧洲打击中国：

“这论调，符合一贯欧洲人在非洲宣传的“中国掠夺非洲”，“中国殖民非洲”的模板。商业竞争玩不过就开始诋毁对手。现代欧洲人把祖上当海盗时的强势败得一点都不剩了。”

同时，也有人认为我们将各国都打五十大板，替中国开脱责任：

“端传媒……中国人差，外国人也差呢……完全逃避问题，so Chinese.”

但若要说说西非航程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该将西非渔业问题还原为国际地缘政治下的复杂议题，将问题归咎于单一国家，既不属实，亦于解决问题无益。如果欧盟与中国都承认，按照现在趋势，西非渔业枯竭是迟早之事，那么，停止辩论“是谁了殖民非洲”，促进西非区域各国联合执法，或许才是听来天真、却不得不行的路径。

尾声：又做了一回“中国”人

离开非洲的前一刻，我抓紧护照，又做了一天“这个中国”人。

结束两周的采访，我与“希望号”告别，即将踏上归途。想从几内亚比索直接离开非洲、不再往衣索比亚或摩洛哥转机，买一张从首都比绍飞往前殖民母国葡萄牙的机票，是唯一选择。

在机场，当地海关人员盘问：“你要去葡萄牙？”

“是的。”

“你的葡萄牙签证呢？”

“我的护照到葡萄牙免签，而且我只是转机。”

“不，你们中国护照要签证。”年轻的海关人员指着我护照上的Republic of China，自信满满地说，“你没有签证，会被拒绝入境，有好几个乘客已经这样了，我们不能让你上飞机。”

“不！那是PRC护照才需要签证！我们ROC不用！不一样！这个China不是那个China！”听到他不让我上飞机，我气急败坏，“你给我一台电脑，我找给你看。”

他耸耸肩，领着我进办公室找另一个海关人员查询。

“是的，ROC护照可以进入葡萄牙，你可以登机了。”操作电脑的官员替我解除滞留机场的大危机，看来特别和蔼可亲，“我知道，你们这个中国护照去欧洲方便，他们（那个中国）护照来非洲方便。”

“谢谢。”无论如何，我感激涕零。

离开非洲的前一刻，我抓紧护照，又做了一天“这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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