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春，我搬来北京工作。彼时每隔几天就有一场肆虐的沙尘天，我每天早晨呼唤 Siri 的第一句话，从“今天天气怎么样”变成了“今天空气质量怎么样”。
不过，有时即便 Siri 说空气质量为“良”，我隔窗看见的北京城仍被一层灰雾笼罩，需要非常仔细远眺，才能分辨出 15 公里外的城市最高地标——中国尊。后来，我干脆用中国尊的清晰程度来决定，出门是否戴口罩、戴普通还是 N95 口罩。
事实上，iPhone 自带的天气 App 采用中国空气质量标准，而这套标准下的“良”——如果换成美国标准——很可能已经是“中度污染”。
我意识到，我们能否看到“好天气”，或许取决于我们选择哪个标准。
中国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自 2012 年发布、2016 年全面实施，已沿用十余年。其间，全国多数城市的空气“优良天数”逐年提升，成为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治理成果的象征。
但自 2021 年起，这一改善趋势明显减缓。端传媒整理中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发现 2016 年至 2020 年间，空气质量为优和良的天数比例由 78.9% 上升至 87%，此后这一指标在 87%上下浮动，未有显著进步。
优良率的停滞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十年来，中国用一套标准讲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故事，这套标准如今已显得过于宽松、与国际脱轨。比如，在治理上“成效显著”的 PM2.5 浓度，以 2024 年中国城市均值来看——依然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六倍。宽松的标准不但拖慢了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也遮蔽了很多新旧问题。
相较而言，发达国家更新空气质量标准的频率一般不超过八年，而距离中国上一次修订标准已过去十多年。
2025 年 2 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宣布，中国已于 2022 年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工作，他没有透露更多详细进展。
但标准的修订已迫在眉睫。
宽松标准下的改善，是否“被高估”？
和全球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都更为宽松。
现行标准规定了六个主要污染物的限值，包括可吸入颗粒物（PM10）、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臭氧。
其中，PM2.5 作为过去十年中国大气污染物治理的“首要目标”，成为公众认知度最高的污染物之一，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治理标准依然非常宽松。
中国标准中 PM2.5 的年均浓度限值为 35 微克/立方米，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5 微克/立方米，也高于美国（9 微克/立方米）、欧盟（10 微克/立方米）及日本（15 微克/立方米）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国际上仅优于印度和埃及。
污染物（如PM2.5）限值直接影响空气质量等级的划分，进而影响优良天数的统计：限值越宽松，优良率越高。
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指数（AQI）在发布时曾借鉴美国的计算方法，不仅观测的污染物种类相同，也同样采用“单一污染物中最大值”作为 AQI 值。但由于中国在污染物限值上较美国宽松许多，因此获得了较高的优良率。
端传媒整理了 2015年 至 2024 年、中国 31 个城市（注：包括22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下同）的每日空气监测数据，并分别套用中美两套 AQI 等级划分标准，来计算优良率。
结果发现，中国标准下，这些城市十年间的整体优良天数占比接近或超过八成，轻度污染的占比逐年下降，中度、重度及严重污染则从近一成占比降至不足 5%。
但在更严格的美国标准下，优良天数的占比被极大压缩，轻度污染在多数年份占比超过三成，重度污染与严重污染也不再只是极少数。
而标准的划分，直接决定了政府治理指标的完成难度。据中国政府在 2021 年提出的“十四五”规划，到 2025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需达到 87.5%。
在中国现行标准下，2023 年 31个 城市中有九个城市达标，全年优良天数超过一半；而在美国标准下，仅有拉萨和海口两个城市达标，有八个城市的优良率不到50%。
现行的宽松标准不单塑造了公众“优良天越来越多”的感知，令人疏于防护，也令地方政府失去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动力。
要改变这一现状，让优良天“货真价实”，应如何修订空气质量标准？专家们建议，可以从收紧 PM2.5 的限值开始。
PM2.5 浓度下降后又反弹，收紧限值是关键
郑星居住在河南一个城市，过去十年始终关心空气质量，因为这关系到女儿的健康。
2016 年女儿刚上小学，户外体育课没上几节，就因肺炎反复住院。打开空气质量 App，郑星看到家乡的 AQI 经常飙升至四五百，地图色块呈黑红色。按照中国空气质量标准，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会分别显示为红色、紫色、褐红色。
作为一名科技教育工作者，郑星清楚颗粒物污染对呼吸道健康的危害。他只好带着女儿躲进距离家乡 100 多公里的山村生活。 “每次开车回家，就看着那天空从蓝色，逐渐变成一个灰色锅盖，体感非常直观。”
郑星的观察符合彼时的状况。在中国最初制定标准的 2012 年，颗粒物污染非常严重，如果 PM2.5 全年的平均浓度不超过 35 微克/立方米，就可算为单项污染物治理达标。当时在这一项上达标的城市仅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4%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城市，“35 微克/立方米”这条“及格线”在当时起到了阶段性的引导作用。
也因为中国大气污染的特征， PM2.5 会较其它污染物更大程度决定一座城市空气质量的优良率。端传媒分析数据发现，中国 31 个城市的 PM2.5 平均浓度，与空气优良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换句话说，一座城市的 PM2.5 浓度越低，空气质量优良率就会越高。年均浓度低于 3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如拉萨、海口，优良率普遍超过 90%；而年均浓度超过 70 微克/立方米的城市，如郑州、石家庄、济南，优良率普遍低于 70%。
近年，郑星和女儿回到城里居住。家乡的“优良”天变得多了起来，快要成年的女儿也不再频繁染上肺炎。生态环境部在 2025 年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达标城市数量已接近 3/4，达标比例在十年里增长 18 倍。
不过，郑星内心依然不愿在家乡久居。接受端传媒采访当天，他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为“良”，但他透过窗外、远眺天际线就能看到“有点灰”。
“（PM2.5 浓度）都 75（微克/立方米）了，还叫‘良’？这标准搁伦敦可能都要游行了。”郑星说。他还留意到家乡的空气监测站点多安排在绿树环绕的公园或者机关大院里，所测数据与普通人的体感有明显出入。
这种体感的落差，揭示了中国现有标准的停滞不前。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2 年将 PM2.5 浓度的指导值，从原来的 10 微克/立方米，收严至 5 微克/立方米。
而中国实行的“35 微克/立方米”——仅对应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过渡期第 1 级目标”。这指标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制定的一个最初级的建议值，后面还有第 2 至第 4 级目标，直至降至较有利健康的指导值。
中国政府发布的生态环境公报显示，2024 年中国城市 PM2.5 年均浓度的均值为 29.3 微克/立方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六倍。
中国标准不仅跟不上国际研究的变化，更掩盖了空气治理的停滞。连续多年“达标”后，上海、天津、长春等九座城市 PM2.5 污染出现反弹。
中国学术界频频呼吁收紧 PM2.5 浓度限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教授朱彤在研究报告中估算，当中国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10 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世卫过渡目标 4）时，因避免过早死亡获得的健康效益约为三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2020 年中国 GDP 的 3%，远高于减排措施实施的成本。如进一步考虑老龄化因素，实现 10 微克/立方米标准的健康效益，将是现行标准的四倍以上。
当然，降低 PM2.5 的浓度限值，只是标准修订中的重要一步，并非现行标准的唯一问题。随着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中国不少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不再是 PM2.5 ，而是臭氧。
现行标准无法有效反映臭氧污染情况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每年五月至九月是中国臭氧污染高发期。
在众多南方城市，臭氧已成为全年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2024 年上海 42 个污染日中，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为 22 天，占比已超过曾经的“老大”PM2.5。
即使是空气质量优良率名列前茅的海口，也不能完全摆脱臭氧污染。海口市 2024 年优良天数共计 353 天。其中，五项主要污染物的指标均为“优”，唯独臭氧一项为“良”。
我们根据不同的主导污染物，把中国31个城市的主要空气污染物分成三大类：在空气未达到“优”等的日子里，有 19 个城市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包括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
臭氧具有“在天为佛，入地成魔”的特性。在高空中，它能吸收紫外线，保护地球。然而，当它在贴近地面的对流层时，则是一种有害气体。
近地面臭氧主要由燃油车尾气、工业生产释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光化学反应生成。当光照充足、温度较高时，这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会快速发生，导致地面臭氧浓度升高。基于这反应机制，有研究认为全球暖化会加剧臭氧污染。
数据显示，在大多数污染物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的同期，多数城市的臭氧浓度不降反升。其中，太原、郑州、石家庄、武汉、天津等地的臭氧年均浓度，在过去十年中升幅超过一半。
但是，臭氧浓度的普遍上升对空气“优良率”的影响却极其有限。即使在臭氧浓度较高的城市，空气质量仍可维持在“优良”的档位。
因为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无法有效反映臭氧等其他污染物的数值。
早在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已在更新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中，进一步收紧对臭氧的评估框架，新增“臭氧高峰季节平均值”作为关键参考指标，并将其指导值定为 60 微克/立方米。
而中国现行标准主要参考 2005 年版世卫指南，仅设有“8 小时最大平均浓度”一项，指导值为 100 微克/立方米，并没有针对臭氧季节特点设置的限值。
这遮蔽了臭氧带来的健康危害。
臭氧污染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均构成危害。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估计， 2019 年全世界约有 36.5 万人死于大气臭氧暴露，其中中国死亡人数为 9.32 万人。
臭氧污染对儿童的健康影响比成人更大。北京大学朱彤和薛涛研究团队研究发现，臭氧长期暴露浓度每增加 10 微克每立方米，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风险增加 3.2%。
因此，中国学界建议加强对臭氧的单独监测和评价，并制定更严格的臭氧浓度限值。
学界进一步建议，由于不同城市的主要污染物不尽相同，标准的修订不仅要收紧污染物限值，还应兼顾地域差异。
最严的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标准可以有弹性
在空气质量改善这条路上，中国各地的进度条差距颇大。比如，京津冀地区由于工业占比高、地理气候特征等缘故， PM2.5 浓度依然偏高，而长三角地区借助产业升级和自然条件的优势，空气质量“达标”率明显提升。
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陈松蹊教授领导的团队，尝试把“良”的限值从现行标准的 75 微克/立方米收紧至 50 微克/立方米，以测算 2024 年中国省市空气质量优良率的变化。团队发现，假如提高标准，北上广这类重点区域城市的优良天数不会出现显著变化，但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优良天数会显著降低，形成一个污染核心区域。
也就是说，一旦收紧空气质量标准，污染核心区的地方政府将要分摊更大的治理成本和压力。
目前，空气质量达标情况与政府考核高度挂钩，不达标的地方官员将被中央环保督察部门问责。现行的城市空气质量考核周期以年为单位，包括考核各污染物的年均浓度、年度优良天数占比等。当采取长期整改措施难以实现年终考核时，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年底紧急限产、停产等突击管制措施，以实现污染物排放量的短期快速下降，拉低考核的年均值。
这些举措远不能实现空气质量的真正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在 2018 至 2025年 期间，多次发布文件严禁类似的“一刀切”粗暴治理模式，从侧面反映出这种情况屡禁难改。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建议，不应盲目跟从最严格的标准来修订。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各污染物指导值是基于大量、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综合分析，属于环境健康研究的基准值。他认为，将基准值转化为有法律效力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需要基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分析。
因此，有研究建议标准修订应探索设立差异化达标路径。对大气污染治理难度大的区域，可考虑设置分阶段治理目标，给予合理的缓冲区间。
而对空气质量全国领先的城市，可展开国际水平的达标分析。相关研究报告建议，以海南为突破口，分析其空气质量能否率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继而总结出达标路径方法以供其它地区参考。
截至发稿当天，中国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仍未出台。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子还得过下去。为了创造一个相对清新的呼吸环境，郑星指导女儿动手制作空气质量检测仪和新风系统，使卧室 PM2.5 的空气质量指数维持在 20 以下。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空气清新、环境宜居的地方。以前我们常说‘哪里自由，哪里就是故乡’。”郑星说，“对现代人来说，也许可以说‘哪里有一口好空气，哪里就是故乡’。”
（应受访者要求，“郑星”为化名。）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