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八问（下）：谁更暴力，谁的文革，谁要沉默

回顾前文》文革八问（上）：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

右键开启》端传媒重磅专题：文化大革命 五十年后的记忆战场

【五】被忽视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远远大于民间暴力

追溯这场以失败终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它至少显露出三张面孔。

造反：最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不同种类的红卫兵造反派，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员、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知识分子、学校领导、反动家庭及个人，进行大规模批斗侮辱。

文革的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为众多，也默许民间谈论，并在党的决议框架之下，允许出版。

然而事实上，这一阶段的实际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主张以“宜粗不宜细”来“全面否定文革”的邓小平，他作为党内最大“走资派”之一，就在这一时期被打倒，成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领导人──因此邓小平对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无好感。这一点上，他与同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中共领导人陈云不同，陈云仍然看重红二代子女，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体制内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简单直接，亦即“造反派”打击“当权派”。于是对于重夺权力者来说，自然必须彻底否定。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从未经历，也能通过官方结论加以想象。然而事实上，这一阶段的实际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斗：群众斗群众的暴力

此后，文革开始显露它最张狂暴戾的第二张面孔。大规模派系武斗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间持续发生。这一面孔下，“群众斗群众”成为基本特征。

参与武斗的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正统，在“保卫红太阳”。这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内战，它们成为了骇人听闻、血腥残忍的传说往事──“红八月”、大兴县屠杀、重庆大武斗、武汉720事件、清华百日大武斗……种种事件，无不成为后人闻之色变的全面混乱，彻底失序。

混乱与暴力是这张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当成民主化对中国有害的直接证据，也被视为文革暴力最为严重的时期。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恢复秩序”的过程中，文革的第三张面孔狰狞毕现。

“恢复秩序”的革委会：由上而下的超大规模暴力

官方对恢复秩序从未提及细节，也从来正面叙述。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来的全新体制，其暴力程度与暴力规模，远远高于看上去“天下大乱”的派性武斗阶段。

这一阶段始于1968年5月。毛泽东在当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从现在开始，要“清理阶级队伍”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矛头，并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这一次，毛泽东将利刃对准一切人。

毛泽东拾回了官僚极权体制这把利刃。当共产党的高度组织动员能力运用在重建秩序上，便会对一切人使用无差别暴力。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类’（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人群是确定的。主要清的是历史问题，清叛徒、特务，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些是不确定的。开始范围很大，然后再慢慢甄别、慢慢平反”，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告诉端传媒。

正是这一过程中，冤假频仍，错案纷至，打死、杀害、自杀事件不绝如缕。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难者，都是在武斗以后。‘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后续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伟华分析。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5月开始）、“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1970年1月31日全国清查）等大规模官方组织的运动，也因此构成了文革的第三张面孔──这张面孔阴沉有序，铁腕无情，势若覆巢，无人幸免。

正是这张面孔，帮助毛泽东恢复并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实上，它并不新鲜，就是毛泽东所要超越的官僚极权体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泽东拾回了这把利刃。

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共产党重新控制全局。当它的高度组织动员能力运用在重建秩序上，便会对一切人使用无差别暴力。

“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前面非常乱，非常轰轰烈烈。文革中的‘红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个人。远远不如后头，搞‘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运动厉害”，卜伟华告诉端传媒。

“而后面，虽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无声息，但只是一个单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务，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一个小单位就能整死好几十个人。有的一个地方，云南一个滇挺案（注：抓‘滇西挺进纵队’）整反革命集团，一下子就整死好几千人。内蒙古‘内人党’案，镇压死好几万人”，卜伟华对端传媒举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新体制建立，维稳成为首要目标，军队、公检法等部门开始进行更加严厉的专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时，全国各地悬挂着林彪的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镇压需要指标，也需要足够的威慑──所以短期内杀人必须足够多。于是中央政府将原本属于最高法院的死刑审核权下放至省级，省级只需把杀人人数在中央备案即可。有些省份将权力再度下放，导致最后，县级都有权宣布对镇压对象执行死刑，并且被判处者一律立即执行。

大规模残忍清洗与镇压，主要发生在林彪如日中天，军队控制全国革委会之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台之后，军队代表逐渐被清理，当政旧官僚重新回归主导地位，体制暴力程度才开始稍微减弱。

在此以后，虽然运动仍然连绵不绝，但“批林批孔”运动、“反回潮”、“反复旧”运动则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肉体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数据：政府制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记录

对于文革第三张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数据库支持。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于2015年秋季在权威学术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发表论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团队用近二十年时间，搜集了中国2213个市县的年鉴，并且将这类原始出版物信息编入计算机数据库，记录了中国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关数据，其中包括这一时期因为政治运动而导致的“伤亡”数据，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监禁、公共殴打、抄家、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等）。

魏昂德通过数据库分析，认为“政府行为的破坏性，远远高于叛乱分子的破坏性”，“政府镇压导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难者。”而数据库的挖掘结果显示，在176226人死亡记录中，联系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于当局行动。而在超过1000万记录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当局镇压者，则超过90%。

文革第三阶段的面孔，本身已经构成一场“全新运动”──然而，这一真实面孔长期被文革的前两张面孔隐蔽，反而成为官方正面讲述的“成果”。

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除制造了至少三倍于派系武斗的死亡人数，也同时制造了大多数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这些官方运动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还被进行针对性的长期调查，遭遇监禁、逼问、抄家、失业，与亲人长期失去联系等灾难。

这些官方行动主要由革命委员会执行──而此时的革命委员会，主要有军队负责人掌控。

魏昂德在论文里得出结论，“简而言之，叛乱分子确实应该为大量死亡负责，但他们基本上只是杀死了其他叛乱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为是更加残忍和有效的破坏，他们制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记录，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来，文革第三阶段的面孔，决不能仅仅概括为一个“恢复秩序”的过程，它本身已经构成一场“全新运动”──然而，这一真实面孔长期被文革的前两张面孔隐蔽，反而成为官方正面讲述的“成果”。

魏昂德认为，这一场“全新运动”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所引发的“大恐怖”一样，并且还刺激了“红色高棉”几年之后在柬埔寨的极端行动──在访谈中，文革研究专家丁东对端传媒得出了同样结论。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远远大于民间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张面孔，这张面孔被长期涂抹，冷静有序，却鲜血淋漓──而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图景。

（注：“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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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人说，文革有两个版本：毛泽东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吗？

在所有关于文革的讨论中，“人民文革说”另类突兀，又引人注目。

这套主张反对毛泽东的文革，反对斯大林极权体制，他们也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毛派”。但同时，他们认为毛的文革，在民间客观地制造了一个与“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乱”导致的“自由空间”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拥有言论、结社、办报等自由，并且人民通过文革，既能够冲击官僚体系，又在主动自发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一片“大鸣大放”中，现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长。

“人民文革说”在文革刚结束时，在观点市场里无人问津。它更像是一次时隔多年的后来想象和创造回忆，在“改革开放”遭遇严重分歧的年代里，从小范围开始流传，却逐渐难以被人忽视。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始终坚持“人民文革说”。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录》刚刚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其中记录了许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讲述被批评者认为，“处处为造反派张目”。

“所谓‘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文革所造成的体制崩坏，和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反官僚，为自己争取切身利益。比如个人待遇等。”

他的故事里，有许多在文革中另类思考与行动的政治犯。即便抛开那些无姓之人的虚实经历，至少杨小凯本人，无愧于是文革中的另类──他确实独立于毛泽东的命令，而主动去农村调研。在调研中，他认识到农民普遍对共产党政策的不满，并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为毛泽东权威所限，并真的得出了与官方截然相反的结论，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大革命的主张。

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对端传媒解释，“毛泽东很可能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敌，建立一个自己的理想国。但所谓‘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泽东的文革所造成的体制崩坏，和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来反官僚，为自己争取切身利益。比如个人待遇等。”

因为那篇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入狱十年，并在牢狱中，接触到他后来书写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刘国凯，他曾在文革中受杨小凯文章启发，写下了《文化大革命简析》，也持类似观点。

也因此，他们肯定“文革”与否定毛泽东是一体两面，并不矛盾。至少在杨小凯等人真实经历的文革中，他们确实思考并行动，与主流意见对文革的单向认识并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历史学家朱学勤也曾深情描绘过思想者村落，文革史专家印红标则在《失踪者的足迹》中，记录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启蒙与读书过程。

在文革中，与杨小凯有类似行动的有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他们都有不同于关于官方结论的见解与主张。

当原来党委部门与管理系统彻底崩坏后，社会终于出现久违的真空。“文革前，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马上就把你灭了。”

遇罗克在文革早期写下《血统论》，但其中并没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张志新则是对当局打倒刘少奇感到不满──在文革期间，像张志新这般为刘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数，而因此受到司法处理的人，多达数万人。

在端传媒的采访过程中，众研究者对“人民文革说”仍然争议颇大。

文革专家丁东少年时代亲身经历文革，他当时怀抱理想主义，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并且参与民间组织，学习《法兰西内战》，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理想。“但从上头来讲，毛泽东并没有这个意思”，五十年后，丁东对端传媒说。

丁东也承认，遇罗克等人的行为，在文革前17年的极权体制下，绝不可能出现。而当原来党委部门与管理系统彻底崩坏后，社会终于出现久违的真空。

“遇罗克和几个中学生一块，办了一张小报，而且还存在了好几个月。他这张报纸在经济上盈利，挺受欢迎，发行量大，还刊登了像《出身论》这样的文章，是明显的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诉求，明确表达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马上就把你灭了。虽然说遇罗克最后也很惨，被枪毙，但是他活动了好几个月时间”，丁东说。

很大程度上，遇罗克的文章是为了受到不公对待的整个阶层，甚至是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现。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乱中，也有“为自己代言”的群体出现。许多临时合同工建立组织，公开要求与体制内工人待遇平等，并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这类底层自发的群众组织，很多遵循着“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领袖，民主实践真实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导致民主的实践中，毛泽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悬挂当头，这让可能的民主变得虚无缥缈。事实上，在整个文革造反运动中，除了极少数人在“独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对“超凡领袖”毛泽东极度崇拜，没有任何怀疑。

卜伟华对端传媒举例，“目前大量‘造反派’头头的回忆录，讲述自己造反经历时，可以看到绝大多数造反派都完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搞‘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与“结社自由”不堪一击。

“现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说八道，比如郑毅，他是我们一个中学的。他说我们当时就想反共产党，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他的事谁不知道，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在胸前留个大疤。你都这样表白了，当时是什么样？你现在说我就是反对共产党的，你说谁相信你的话？”，卜伟华说。

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与“结社自由”不堪一击。曾向往巴黎公社的丁东也承认，“哪怕这个组织内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组一句话，说大方向错了，那这个组织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触碰的底线

除对毛泽东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暂一年多的有限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中，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也规定了许多不能触碰的底线。

文革一开始时，由于禁止“成立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许多全国组织被全部取缔，并且受到“反革命组织”对待，遭遇镇压。

另一方面，毛泽东始终要保证军队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复强调，“不许反军乱军”。

而对于公安、司法等部门，虽然毛一度号召“砸烂公检法”，“但仍然不是谁都能去砸烂的，许多人在这上面吃了苦头”。

损坏一张领袖画像，弄坏一枚像章，说一句牢骚话，喊错一句口号，标语写错一个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公安六条”，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条就是人们熟知的“恶毒攻击罪”。

这一条款明确规定，反对毛主席与林彪者都是现行反革命，而在具体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被划入“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点反对。

而在这一臭名昭著的条款下，许多人损坏一张领袖画像，弄坏一枚像章，说一句牢骚话，喊错一句口号，标语写错一个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杨小凯、张志新、遇罗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处以极刑。

对于这些人的遭遇，卜伟华质问，“他们没有去反毛泽东吧？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小报上。张志新是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才说了些攻击毛的话……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个耻辱，很多事情达到了一个非常疯狂，没有理智的地步。”

“毛泽东的文革，大家都经历过，看得到，实实在在。而所谓人民的文革，是很虚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争取个人利益，这些人肯定有。但这些人的行为，很难形成与毛泽东的文革并行的另一个文革”，卜伟华说。

历史学家雷颐对端传媒分析，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党的官僚都明白──“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在雷颐看来，即便在最天下大乱的时期，文革仍然在统一部署下进行，而类似于杨小凯、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短暂脱离部署的极少数，并不能改变这一大背景。

“纳粹运动时期，也有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你能说有两个纳粹运动吗？”在访谈最后，雷颐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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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革对中国造成了怎样的破坏？

文革给中国造成了怎样的灾难？

它曾让中国全面贫穷，彻底迷失方向。

国际迅速富裕，国内一片赤贫

将中国置于战后国际中， 整个1960年代，二战后的世界经过1950年代的调整，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始了。“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调整之后，抓住全球化的机会，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转型。

美国在1975年的GDP总额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间，GDP增加5倍。日本则更是在1955到1970年间，GDP增长了7.2倍。

而中国则在“继续革命”，并因此永远失去不复到来的机遇。文革时期的中国，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综合国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间经济上的大失败，即便是官方数据也从不讳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里，国民收入损失超过5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共建国30年全部基础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结束时，我还是机关干部，有的时候都不能吃饱。更何况多少农民，都饿着肚子，没钱花，没衣服穿，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吃不饱肚子，好多妇女接受买卖婚姻。人权状况很恶劣。”

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纂的《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记载，文革中，中国经济增长率5年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负增长年份分别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仅1974-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损失1000亿人民币，钢产量损失2800万吨，财政收入损失400亿人民币，“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文革结束时，城市居民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20年时间内没有涨过工资。据曾培炎主编的《新中国经济50年》记载，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资反而从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国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当多农民辛苦一年，不仅分文没有，反倒欠生产队钱。

“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文革结束时，我还是机关干部，有的时候都不能吃饱。更何况多少农民，都饿着肚子，没钱花，没衣服穿，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吃不饱肚子，好多妇女接受买卖婚姻。人权状况很恶劣”，文革专家丁东对端传媒回忆，“本来这个国家不需要闹到这步田地，因为这么一场文革，毛泽东一个人搞了他的实验，弄得几亿人，温饱都得不到保证，就别说发展了。”

文革结束后，整个体制又把经济发展当成一切，由于长久贫穷，全社会都只认“钱”，财富取得过程充斥各类“原罪”，又迅速制造大量新的不公。

一位社科院历史学家对端传媒回顾──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国家。而到1970年代，毛泽东则划分了三个世界，把中国划为第三世界国家，“他也知道中国落后了”。

“1949年后，我们没有在大国崛起的基础上，继续崛起。中国从农业往工业文明转移过程中，确实充满了战争，有衰落过程。但1860年之后，中国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攀升到世界四强，成为联合国五常。中国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后我们把国门封闭自娱自乐，也就二十年的时间，就处于崩溃的边缘。”

而文革结束后，由于全面落后，中国人仿佛回到初开国门的1860年，邓小平面临和晚清恭亲王一样的“后发焦虑”。这样的焦虑迫使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后，整个体制又把经济发展当成一切，由于长久贫穷，全社会都只认“钱”。在并不拥有现代法治的国家背景下，整个体制过度释放贪欲，财富取得过程充斥各类“原罪”，又迅速制造大量新的不公。

国家治理彻底失败

除了经济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对中国的伤害同样巨大。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随意性，导致他任意改变国家，打乱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结果，则让整个社会毫无原则，稳定性与安全感极差。原有道德习俗，也因此败坏不堪。

文革时期，毛泽东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根本无法治理现代国家，实际上，它构成问题本身，其暴力程度远远高于红卫兵造反派运动和派性武斗。因此进入1980年代，这一体制被当局彻底废弃。

“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建立常态体制，一直处于战争体制的后遗症中。”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识分子、技术官僚遭到长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先后列为打倒与审查对象……凡此种种，不可胜数。知识青年没能获得应有的教育，现代教育制度彻底崩坏，而十年没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乡的结局则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与半文盲多达2亿3千万人。长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规模断层。

在这位社科院历史学家眼里，整个文革结束前，“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建立常态体制，一直处于战争体制的后遗症中。”

文革导致更加严重的权力腐败

文革同样让国家体制滋生了大量腐败，在这一点上，汉学家潘鸣啸与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访谈中，潘鸣啸直言中国人最大的幻觉，便是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但事实上，“最大的腐败是从70年代开始的”。潘鸣啸长期研究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他发现彼时的腐败无关金钱，而纯粹是权力的巨大腐败。

“史学界在80年代提出来的，我们要从革命叙事往现代化叙事转型…一定要建立一个常态国家…但后来再发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下乡的知青绝大多数想回到城市，他们用各种办法，讨好各种干部，所以腐败从这时候开始。比方一个农场干部，他们可以决定哪个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们对女知青甚至有各种性交易……所以那个时候钱不重要，而纯粹是权力的腐败。”

“把文革放到大的历史脉络去检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从来不是常态国家。史学界在80年代提出来的，我们要从革命叙事往现代化叙事转型，都在很温和地讲，一定要建立一个常态国家，所有东西都应该有规范有秩序。但后来再发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灭了”，这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告诉端传媒。

文革导致的人伦伤害，后共产主义时代才能修复

而文革中不可胜数的伦理悲剧、家庭悲剧，对中国人伦理价值的伤害，比经济政治伤害更加隐蔽，也更加难以恢复。

“它伤害了中国人的灵魂”，潘鸣啸说。

一位历史学家对端传媒分析，“从传统社会直到近代，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道尊严，都处于有秩序的状态。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一直处于很温馨、不焦虑的状态。”

而文革恰恰制造了最极端的伦理悲剧，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兽食人，人伦颠倒。更荒谬的是，这一切在文革期间，被作为正义歌颂。

在访谈中，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样的人伦伤害，或许只有等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才能彻底修复。只有那时候，人们才可能告别一切政治厉害的算计──因为文革远非文革本身，它由这一体制一手塑造。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阴魂不散。最近，官方给任志强乱扣反党的帽子，上纲上线，这都是文革思维和做法。”

在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看来，文革没有产生新制度，而只是将斯大林主义推向极端。虽然官方彻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识形态与宣传上尽可能回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严格控制文革题材，实际上对文革从未进行真正彻底的反思，因此，“文革当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论，现在仍然处处能够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阴魂不散。最近，官方给任志强乱扣反党的帽子，上纲上线，这都是文革思维和做法”，卜伟华说。

“文革思维”真的并未远去吗？卜伟华提出了一个关键疑问──

在五十年之后，文革还有可能在中国卷土重来吗？

右键开启》50年后的“红五月”，谁在此时歌唱“文革”？

【八】 50年过去了，文革还会重来吗？

2016年5月16日，距离那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

尽管它仍然有太多谜团悬而未决，杞人忧天者亦曾忧心文革再度到来，但没有太多人严肃对待。因为官方早就认定，文革是一场浩劫，应该彻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谲云诡的事情在这片大陆不断发生。

从2016年春晚的“回到过去”，到任志强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红歌会”直接在人民大会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处：

春晚在民间恶评如潮，央视却连续数天大肆赞扬，歌功颂德，这在此前从未有过；

微博大V、中共党员任志强不满“党媒姓党”，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斗倒批臭”之势时，中纪委官网突然发表文章，认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任志强随即被冷处理，数月之后，才被“留党察看”；

而“五二红歌会”更是以中宣部下属机构旗号，在人民大会堂里，堂而皇之地表演诸多文革歌曲。事后中宣部、主办方中国歌剧院纷纷撇清关系，红二代马晓力则写公开信，并接受凤凰网专访，认为这是违反党的历史决议，“给党中央挖坑”，要求彻查此事背后的势力……

诸多怪事扑朔迷离，变化多端。文革重来的论调，似乎突然成为公众关注热点。因此，一个巨大疑问是，“新文革”会发生吗？

文革不会再来，但会“借尸还魂”

“已经发生了，叫‘十日文革’”，当端传媒提出问题时，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迅速回答。

卜伟华意指官媒针对任志强的集中批判──这一批判持续十天之久，而其中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上纲上线，用语言辞与文革话语十分相似。”

“文革以各种变种出现，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讲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很难再出现了，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也可能会借尸还魂。”

然而，这样的官媒批判，很难让人认定，真正的文革复辟了。卜伟华对端传媒分析，如果是一场发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再发生了──

“以同一种形式，同一种内容，同一种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会。因为没有毛泽东了，这个情况非常不一样了。然后文革再来批判京剧的文章，发动几个大运动，这个也不可能了。具体的形式、具体的方法，完全跟过去文革一样，是不会的。”

而汉学家潘鸣啸告诉端传媒，所谓“十日文革”与真正文革并无关系，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泽东是公开的，找群众来打你，现在──特别是六四以后──没人敢这样做。”

“如果你让老百姓自己搞运动，他们很可能以后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这个说法。打击大V，上中央电视台，这很像斯大林的公开审判，都经过了全面控制。毛泽东敢让群众起来，可以让他们几个月不用听话，群众还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给做了。世界历史上，没有多少领袖可以这样做”，潘鸣啸很肯定，中国不会再发生文革。

如果将1966-1976年发生的文革成为“经典文革”，毫无疑问，这样的纯粹文革几乎不再可能重现。

然而，“十日文革，并非真是文革。但起码，你采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号，文革的思维方式，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啊。你搞大批判，不让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险吗？”卜伟华质问。

完全以经典方式再现，虽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种变种出现，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讲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很难再出现了，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也可能会借尸还魂。”

“彻底反思文革”，而非“彻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种方式“借尸还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际，我们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传媒前后与十几位文革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交谈，他们在历史问题上观点各异，但在这一问题上，观点惊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尸还魂”，只有“彻底反思文革”，而非简单化约的“彻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国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仍然是中国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

文革所有罪恶都来自于党内“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帮”，民间一切罪责则由“造反派”承担。为了保持最高领袖的神圣地位，毛泽东则是“被错误利用”才发动了文革。

这一切都始于1980年代初的“彻底否定文革”。当时它具有现实意义，既可以“团结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现实的政治因素──邓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取代华国锋，而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小平取代华国锋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邓小平做出决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细”──这同样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因为在整个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时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时是受害者。

邓小平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团结使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并非如此。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采用“剥笋政策”，他并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剥笋，一层一层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时，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参与。批判刘少奇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拥护毛主席，积极参与其中。

因此，这场浩劫中，几乎没人无辜──于是，“彻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细”。

在这一抽象政治决议下，邓小平要团结运用的对象，其支持参与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点强调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抵制文革的一面。

于是，文革所有罪恶都来自于党内“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帮”，民间一切罪责则由“造反派”承担。为了保持最高领袖的神圣地位，毛泽东则是“被错误利用”才发动了文革。其余“老一辈革命家”，要么被迫害冲击，要么坚决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则备受蒙蔽──

一个“彻底否定”的文革谱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写成。此后的文革历史作品、文学作品、艺术作品都在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们很难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为官方文革谱系的注脚。

从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后，文革话题更是从简化与否定，变成了虚化与回避。

在中国，从1980年代严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开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陆续有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文革整体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经典著作。

至此以后，国内再没有文革整体历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专题史则素来欠奉。

“要做到能够对文革的历史正确地了解，正确地分析评价，就必须改变现在对文革的政策，必须允许对文革进行研究，对文革题材的东西允许发表。”

必须承认，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论述中，认定文革中的诸多重要决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帮”单独做出，而纯粹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意志。因此，他们将文革的最大责任重新置位，还给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这些著作在体现文革的复杂性上，则付之阙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际，为防止文革幽灵的“借尸还魂”，“彻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约的彻底否定，端传媒所采访的十几位学者都认为，应该“开放文革的出版与研究，将文革真实历史说清楚。”

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动乱》一书，他详实记载了发生在文革前三年的历史事实，是目前最受认可的文革专门史著作。在访谈最后，他告诉端传媒，“很多人谈这谈那，却没建立在对文革历史真实了解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文革真实历史情况比较真实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评论，都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要做到能够对文革的历史正确地了解，正确地分析评价，就必须改变现在对文革的政策，必须允许对文革进行研究，对文革题材的东西允许发表。”

对于官方回避和禁止文革题材的出版发行，他反问道，“过去的东西，回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吗？历史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因为你的态度而改变。”

回顾前文》文革八问（上）：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