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大陸 文革五十週年

李振盛:48年前,他在地板裏藏下兩萬張文革底片

文革中,黨報記者鋸開斗室地板藏下可致命的秘密,生死受託的同事守口37年,顛覆的年代,倖存一點真實。


 李振盛在其紐約皇后區寓所前的花園裏。
李振盛在其紐約皇后區寓所前的花園裏。攝:Hai Zhang/端傳媒

攝影師李振盛如今早已蜚聲國際,獲頒多個攝影大獎,但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是《黑龍江日報》五人攝影組裏最年輕的記者,剛從長春電影學院畢業不久,才二十六歲。

城市,農村,機關,學校,廣場,街道,寺廟,刑場……在沒有iPhone「Panorama」全景攝影的時代,李振盛把在電影學院學到的攝影技術,運用在靜態照片拍攝中。他不靠三腳架,全靠穩定的手和精準的眼光,連拍幾張照片,洗出來拼接在一起,變成一張270度甚至更廣角的照片,完美地捕捉下文革時的瘋狂人海。

李振盛拍攝的對象,下至五歲孩童和小紅衞兵,上至時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黑龍江省長李範五。不過,李振盛拍下的文革百態,按報社規定,只能留下積極向上、光明美好的「正面」照,「負面」照片——那些關於批鬥、遊街、打架、戴高帽的——因被認為有「抹黑」文革之嫌,必須全部銷毀。私藏「醜化」文革的攝影作品,很可能會惹來殺身之禍。

革命熱情高漲的李振盛,甚至自發成立了造反派「紅色青年戰鬥隊」。但在目睹了文革的瘋狂之後,他卻突然感到了一點隱隱約約的動搖、一絲難以名狀的責任:他覺得,自己的照片,不論負面正面,都應該被保留下來。也因為這一點朦朧的責任感,他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

他決定,留下自己拍攝的「負面」底片,並把它們藏在了家中的地板下面。

他問,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幹嘛?我說,留着有用。他問,有什麼用?我說,有什麼用我說不明白。反正肯定會有用的。

兩個月後,李振盛即遭批鬥,熱愛集郵、對西方藝術造詣頗深的他獲得的標籤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隨後被送去幹校勞動改造。那一大批「醜化」文革的攝影作品,底片仍藏在地板下,像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

所幸底片並未被人發現,並在種種歷史動盪後,最終得以重見天日。加上未被銷毀的底片,李振盛為文革留下了近十萬張珍貴的影像資料。迄今為止,中國大陸沒有其他人,對文革的歷史面貌,有李振盛這般全面、系統的影像記錄。

李振盛在2003年出版作品集《紅色新聞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成為為數不多關於文革的攝影畫冊。2006年,日本NHK電視台與李振盛合作,在紀錄片《四十年後的證言》中,詳細記錄了他回訪當年照片中的主人公的經歷。2013年,李振盛更獲得了美國攝影界最高獎之一露西獎(The Lucie Awards)的年度攝影記者獎。

《紅色新聞兵》 Red-Color News Soldier

發行時間:2003
類型:攝影、中國歷史
出品:PHAIDON

在文化大革命發生五十週年之際,76歲的李振盛在紐約的家中,接受了端傳媒的專訪。

本週日(5月15日),端將推出李振盛攝影集精選,敬請留意!

藏在地板下的底片,大約兩萬張

端傳媒:有報道說,您藏了十萬張文革照片的底片,那得有多少啊?

這個搞錯了。我埋藏底片的時候,是1968年的10月,我12月被批鬥了——毛澤東生日那天,12月26號。在那之前,我預感到我要被打倒了。但十萬張底片,並不都是負面底片。歌頌的、歡呼的、遊行的、擁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這些都是正面見報紙的,那不用藏。藏的是報紙不發表的照片:批鬥的、抄家的、戴高帽的、刑場處決的⋯⋯這些一律不準見報。1968年藏在地板底下的底片,大約兩萬來張。

端傳媒:當時去拍攝這些照片時,有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那時群眾也有很清晰的政治觀念:黨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秋後算賬——讓你鳴放,引蛇出洞,然後再打擊。所以文革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一照相,群眾發現自己的臉被照下來,就問你是哪裏來的。你說你是省報的,掏出記者證,那就糟糕了。群眾說你是黑省委派來的探子,拍下群眾的正臉來秋後算賬。其實還真沒有這樣的任務。

我們攝影組出去採訪還被集體抓住一次,在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們把組長拉到台上,把我們拉到台前站着,說這是省報的記者,來拍照片想秋後算賬。台下群眾也不知道啊,就把我們狠批狠鬥。後來我們趁亂拔腿跑了。

當時報紙也不署名,都是「本報記者攝」。不署名,攝影記者就沒有動力。這次被抓住以後,老記者誰都不願意出去了。那時候亂糟糟的,一會兒樓下的遊行隊伍就過一撥兒,但他們連上街和集會拍照都不願意去了。一有事兒就說,「小李,去吧。」「你是科班出身,年富力強。」在這樣情況下,我就每天都有采訪。所以你看,我畫冊上的日期都是連貫的,他們四個人都不願意幹了,任務就都落在我頭上了。為什麼我當時能積累到十萬張呢?主要就和這個有關。

別人問我,是不是有一種明確的歷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個詞「朦朧的歷史使命感」。

萬一我有生命危險,得有人把這些底片拿走保存

李振盛。
李振盛夫婦。攝:Hai Zhang/端傳媒

端傳媒:您藏底片的時候,您妻子知道嗎?

知道啊。當時我們有個房子,那是個蘇聯人——當地話叫「老毛子」——蓋的房子,地板蓋得很高。為了藏這些底片,真的很費事。現在,你要在房子地板上鋸一個洞,肯定是拿電鑽,「咵——」地鑽個眼兒,然後再鋸。那時沒有那些工具。就在一個平地上,你就這麼鋸。蘇聯人搭的房子地板,上面是一層對花的硬木地板,下面是十幾公分厚的松木。你要鋸透了,才能把一塊板拉走。那個小空隙,鋸了一個禮拜。

當時就選在房子的最角落,放桌子的地方。我一面鋸,我太太就在旁邊的窗子那裏站着,從窗簾縫裏往外看着——因為廁所是室外公用的,鄰居上廁所都要經過我家窗下。一有人經過,我太太就提醒我,我馬上停止。那時階級鬥爭,老百姓也都被動員起來,像現在「朝陽群眾」一樣,有很高的「覺悟」。他們聽到聲音的話,恐怕就會舉報。那時我還要上班,每天下班回來接着搬開桌子鋸。

端傳媒:您的妻子有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和擔心?

她是支持我的。我不是共產黨員,她還是共產黨員呢。她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知道這些照片的歷史價值,從文化上能理解這是在記錄歷史。不支持的話,她也就偷偷燒掉好了。當時她也燒掉了一點我的東西——我集郵很多年,她把我收集的有蔣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頭像的郵票都給燒了。

端傳媒:後來您被批鬥抄家,是否擔心這些東西被翻出來?

我當時的罪名是「新生資產階級分子」。我們要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時,最大的擔心就是這些照片被翻出來。很多人到了五七幹校都發生意外,有人傷殘了,有人失去生命。我知道,傷殘了沒關係,可我萬一(有)失去生命(的)危險了呢?我們想把照片託付給一個人,報社的同事,叫李明達。我們認為他為人很可靠,就把他請到家裏來。我們把桌子搬開,把木板挪開,把東西拿出來給他看。他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這些都是負面底片,如果我們去五七幹校發生了意外,那你把這些東西拿走,保存起來。

我覺得,搞攝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斷「拍攝這個有意義嗎?有用嗎?」從我個人來講,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

他問,這些東西是什麼?

我說,這些底片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問,抹黑的底片你留着幹嘛?

我說,留着有用。

他問,有什麼用?

我說,有什麼用我說不明白。反正肯定會有用的。

那時真是,有用和沒用是一種懵懂的觀點。也想不到會出版畫冊,國內外獲大獎,那時想都不會想。李明達看我當時神態很凝重,好像劉備託孤一樣,也就接受了。他後來守口如瓶,三十七年,一直到2006年NHK到黑龍江回訪的時候,他才面對鏡頭說出了這個秘密。

那個年代,誰能探聽到一點向領導報信、自己能獲得表揚的消息,那人們趨之若鶩。但他即便成為《黑龍江日報》的機關黨委書記,他也沒說。鳳凰衞視做我的節目時,說他是「好人李明達,保持了高貴的沉默」。

攝影記者以圖記史,靠口述回憶洗白洗紅是不對的

文革時期,李振盛在工作當中。
文革時期,李振盛在工作當中。李振盛提供

端傳媒:拍照是您工作的一部分,從什麼時刻開始,您突然覺得自己的照片有記錄歷史的功用?

我的照片在1987年獲獎,參加了一個叫做「艱巨歷程」攝影公開賽,我獲得了最高獎。當時有人跟我開玩笑說,你現在啊,記錄了文革,獲得了全國最高獎,怎麼說,怎麼都有理了。就好像勝利者寫歷史一樣。可當時別人問我,是不是有一種明確的歷史使命感,我自撰了一個詞「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既清晰,又不清晰。

你要說沒有使命感的話,我不會專門去記錄,還把底片埋在地板底下。但你說我是不是挺着胸膛,懷抱着強烈的歷史使命感?那也太過了。我記錄的使命感,來自於大學的一位攝影大師,吳印咸。他在延安時,毛澤東照片都是他拍的。他後來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系主任。他當時講的一句話,指導了我的一生。

他說,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

歷史的見證人,人人都可以做。只要經歷過這段歷史,都算見證人。但你是不是歷史的記錄者,那就另當別論了。現在人們都在做口述歷史,這也算記錄,但記憶是不可靠的。有些人靠口述歷史來洗白、洗紅、拔高自己,那是不對的。

我說的這些,全部都有圖為證。記錄歷史有多種方式,有的人用錄音,用繪畫,寫日記,還有影像。其實這裏面最有力量的是影像,包括活動影像和靜態照片——所以你看現在人們也說,「有圖有真相」。

當然也有「假」的,我也做過照片的「換頭術」…這不也是一種真實嗎?那個時代的真實。多麼荒唐的時代。

端傳媒:您覺得,新一代的觀眾,應該抱着什麼樣的心態來欣賞您的作品?

從我個人來講,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我覺得,搞攝影的人,不能整天判斷「拍攝這個有意義嗎?有用嗎?」不要去想這個。因為靠你個人的智慧、個人的閲歷,判斷一個事物將來會不會有意義,都很難正確,只能記錄下來讓別人去評說。

現在的作品,不同的人看上去會有不同的感覺。個人閲歷不同,生活狀態不同,家裏蒙受文革的苦難不同,但是大家恐怕都會得到一個結論:荒唐。「怎麼會這樣呢?」有的人問,「這是真的嗎?」我說,照片擺在這裏,還能有假嗎。

當然也有「假」的,我也做過照片的「換頭術」。省委主要領導人和一個老貧農談話,現在看來這多「接地氣」啊,但當時覺得,必須出現一個縣裏的領導,就把(照片裏)那個老貧農給「滅」了。可那也是「真」的——你這樣做了就能見報,不這樣做就不能見報。這不也是一種真實嗎?那個時代的真實。多麼荒唐的時代。

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嗎?他們和你我一樣

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裏收錄了大量文革期間官方不認可,但卻是文革最真實記錄的照片。這些關於批鬥,甚至處決的照片成為了解和還原文革真實歷史面貌的重要資料。
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裏收錄了大量文革期間官方不認可,但卻是文革最真實記錄的照片。這些關於批鬥,甚至處決的照片成為了解和還原文革真實歷史面貌的重要資料。攝:Hai Zhang/端傳媒

端傳媒:有沒有什麼樣的情境,令你自己不忍拍照呢?

有兩次。刑場處決的時候。還有批鬥的時候,歐陽湘(前黑龍江省長歐陽欽之子)被迫害。

當時都沒法取景。場面非常混亂,我只能舉着相機拍。你看這張照片,要仔細看。一個大黑手,黑手套,從上面捏着鼻子頭,不讓他喘氣。下邊是一隻手,往他嘴裏塞東西。事後一開始我想,他媽的這手真討厭。後來又覺得,這也很有意義,能看到殘酷到這種程度。

歐陽湘被打倒之後,人人都上前踹。踹不着上身的踹下身。你說這些人都是狼子毒心嗎?不是,他們都是和你我一樣的正常百姓。但在這種所謂的革命高潮過來後,都要表達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激情。

他最後是迫害死的,從樓上推下來,摔死了。製造了自殺的假象。後來胡耀邦憑着我這組照片,給他平反了。

端傳媒:你認為,文革時候,是什麼令人和人之間變得這麼殘忍、猙獰?

學生打老師,孩子打父母,妻子揭發丈夫,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比如我在報社革命委員會掌權的時候,我是常委兼辦公室主任。我們報社有一個老編輯,有一天他的妻子跑到我辦公室,揭發他的丈夫。揭發什麼呢?每家每戶都有報社發的舊報紙,丈夫用舊報紙給小孩兒接大便。她把報紙打開給我看,大便就在毛主席像上。她說她揭發丈夫。

聽着這個事,我說,好像家家戶戶都有這個情況。用報紙接糞便,用報紙擦地,這事我知道就行了。她看我不重視這事,拿着報紙就去解放軍宣傳隊的軍代表去了。軍代表一看,這個事情嚴重啊,這是反革命!立即報告公安,就把他抓起來了。批鬥。批鬥完了以後,判刑十八年。

告丈夫,她有什麼好處呢?大義滅親,人家就能表揚你啊。就是因為她自己本身出身不好,自卑,她想表現得革命。

現在人人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如果按照他們說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揮手把胳膊揮斷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端傳媒:您這些年來,有沒有見到什麼東西,覺得可惜沒有拍下來?

有。文革時,我拍普通百姓的生活,拍得太少,拍的好像都是帶標籤和符號的,文革、文革、文革。後來我拍攝香港回歸的照片,就把文革當中的遺憾給彌補了。我就拍了很多七月一號這天,從早到晚看似不是回歸,和回歸無關的,卻又是回歸的場景。彌補了我文革時期的遺憾。

端傳媒:文革中生活上這些細節,您沒拍下來的,有什麼例子嗎?

比方說,大家在文革期間的游泳啊、野餐啊,家裏平平淡淡的生活,雖然也拍了一些,但我拍得太少。當時我不夠看重,沒把它當成像採訪任務一樣拍攝。香港回歸時,我就着力地去拍攝一些普通的東西:老人遛鳥,路人在維多利亞公園看報、睡覺,都是七月一號那天的場景。我想,文革當中要是有這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家裏喝酒、朋友聊天……靠服裝、周邊的裝飾,(讓)人們能感覺到這是文革,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別強調文革符號。

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現在人人喊反腐一樣

文革期間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術完美和真實的記錄了大量浩大的場面。這張4張120照片的接片是1964年8月10日在哈爾濱文化廣場舉行的抗美援越集會場面。
文革期間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術完美和真實的記錄了大量浩大的場面。這張4張120照片的接片是1964年8月10日在哈爾濱文化廣場舉行的抗美援越集會場面。攝:Hai Zhang/端傳媒

端傳媒:你覺得,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個人有獨善其身的可能性嗎?

幾乎不可能。

如今,你遇到一些人,一說起文化大革命,他們就說,他們在文化大革命裏是保守的。我問,你真的是保守的?什麼時期開始的?他說,從一開始就是保守的。我認為,這就不是說實話了。

當時人人都喊造反,就像現在人人喊反腐一樣。當時人們想摧垮對立派的組織,想要摧毀對方,唯一的理由就是說對方是保守、不革命的。那時誰要是說誰家是保守的,那就等於掘人家祖墳一樣。可現在人人都說自己當時是保守的。

如果按照他們說的,人人都是保守的,那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揮手把胳膊揮斷了,也搞不起文化大革命啊。

時間能讓人們忘卻一切…如果當局號召人們都來反思文革,反思歷史面向未來,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樣的。

端傳媒:很多親歷者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個錯誤,但並不認為自己負有責任。

這個責任讓老百姓承擔,是不應該的。這是黨中央的錯,從頭上錯的。要說爛掉的話,是從毛澤東那裏開始爛,爛到我們這些根系的鬚子上,我們還有責任嗎?道理是這樣的。

但從人性的角度講,你傷害了別人,你做了道歉,這是一種心靈的慰藉,也是一種人性的昇華吧。

你現在在網上看,有人會罵我,「他就是一個造反派。還是造反派的頭頭!」那是我自己說的,我不說,誰知道啊?我這個人主張一生絕不說假話,違心的、政治所迫的情況下,另當別論。缺德的,喪盡天良的假話,我就沒有講過。

端傳媒:很多人,包括在文革受迫害的一些人,依然非常崇敬毛主席?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現在進步了一些,近幾年有公然反對和否定毛澤東的,但還有很多毛粉的,勢力很強大的。這種勢力要分開來看,比如烏有之鄉,那裏有一部分人對現實不滿——譬如下崗工人。毛澤東時代我賺的不多,但至少還有飯吃,可鄧小平時代,改革了之後,我下崗了沒飯吃。用個人自身的感受來對比,就覺得,還是毛澤東時代好,大家均窮。這是一種思維方式。也還有些年輕的毛粉,人云亦云,頭腦簡單。

文革會被遺忘,「二次文革」不可能發生

文革期間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術完美和真實的記錄了大量浩大的場面。這張5張120照片的接片是1965年5月12日四清運動中黑龍江省阿城縣萬人對敵鬥爭大會的場面。
文革期間李振盛利用接片的技術完美和真實的記錄了大量浩大的場面。這張5張120照片的接片是1965年5月12日四清運動中黑龍江省阿城縣萬人對敵鬥爭大會的場面。攝:Hai Zhang/端傳媒

端傳媒:您擔心文革會被下一代遺忘嗎?

會被遺忘。現在年輕人,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不要說文革了,二十年多前的事,現在有誰知道?有一句話叫做,時間能讓人們忘卻一切。所以對歷史的回顧反思,不能說毛澤東那樣的「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也得要經常講。

我的照片發在網上,有的人挺嚴肅的,說這記錄了歷史。但有的人就說,要再來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來(批鬥)。

端傳媒:像南京大屠殺,像二戰,大家年年拿出來談。為什麼大家沒有像這樣來反覆地講文革呢?

一個是執政當局的態度。鄧小平當年說,三七開,對待文革「宜粗不宜細」,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今天。如果當局號召人們都來反思文革,反思歷史面向未來,那情形肯定就是不一樣的。

再一個就是,有些受苦難的人認為,經歷了這樣的苦難是一種榮耀的經歷。也不能完全說是榮耀,但是老幹部坐在一起談起話來,常問,當年你戴高帽了沒有?那一個個說起來,都活靈活現的:「戴啦!我戴了這麼高。」「我戴了那麼高!」如果當年你不鬥別人,那你肯定是逍遙派,或者準是和造反派一塊兒的。被鬥是榮耀。就像共產黨蹲過國民黨監獄,那都是光榮史啊。

我們那個時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不管他揮手叫你幹什麼。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一揮手,人們就前進的。

我在各高校演講的時候,問學生們,你們聽說過文革嗎?他們說,知道一點。我問,中學時候講了多少啊?他們說,中學講一課。十年文革,用一課就給講過了。其中還得講偉大成就。偉大成就是氫彈試驗成功了。可其實,有文革,它爆炸,沒文革,它也爆炸啊。所以家裏爺爺奶奶或父母都不願意講文革,尤其不願跟孩子講。這個心態呢,也不是因為羞恥或什麼,受了苦難,為什麼不能講呢?

2003年Carma Hinton, Geremie Barme和Richard Gordon拍攝了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紀錄片完整的反應了文革的歷史。李振盛的文革照片和對歷史的記錄是此片的重要部分。
2003年Carma Hinton, Geremie Barme和Richard Gordon拍攝了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紀錄片完整的反應了文革的歷史。李振盛的文革照片和對歷史的記錄是此片的重要部分。攝:Hai Zhang/端傳媒

端傳媒:您覺得在中國,有發生二次文革的可能性嗎?

有這個苗頭,但像這樣同樣性質的,同樣形式的文革,不可能發生。畢竟很多人覺悟了,知道文革是怎麼回事了,包括毛粉也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一次接着一次,比如說反右。但那時受到影響的家庭,恐怕大不了也就是一二百萬——官方數字是五十五萬右派,每個乘以二,再擴展一下,也就一兩百萬。但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可是千家萬戶。沒有一家人可以說,文革絲毫沒有影響我的生活。那不可能。家家都有一本血淚的帳,沒有流血也有痛苦流淚。每人憑心想想,死人的、打殘的……我們那個時代,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不管他揮手叫你幹什麼。現在,沒有任何一個人一揮手,人們就前進的。

我的照片發在網上,有的人挺嚴肅的,說這記錄了歷史。但有的人就說,要再來一次文革,把所有的官都拉出來(批鬥)。

端傳媒:您在意網上這些的評論嗎?

我看了也就一笑唄。我從來不跟他們爭論。爭論起來就沒完沒了了。晚年時光更寶貴,沒必要浪費在這個上面。

微博上舉報的毫無道理,採信的是極左觀點

端傳媒:現在,您的新浪微博已經看不到了?

一年多以前,新浪微博沒有通知我,就把我的轉發鍵給取消了。本來我是新浪邀請我做自媒體的,六月份邀請,第一個月就拿了一千七百多塊。總閲讀量每個月都幾百萬呢。但後來越來越少,再後來就給我取消了,也沒通知我為什麼。

端傳媒:您覺得為什麼新浪限制了您?

圖片發得太多了,太真實了。官方不高興,不好說,不好強制把我關了。後來我轉發了一個關於朝鮮戰爭志願軍督戰隊老人的故事(筆者注:督戰隊,軍隊中通過射擊本方逃兵以督戰的編制)。這個事情就不夠主旋律了,有人就向新浪微博社區委員會舉報,認為李振盛這是污衊,認為我們的支援軍戰士明明是靠「政治思想工作」衝上戰場的,怎麼能說有督戰隊呢?

後來就有論戰。有人狀告我,有人替我申訴,兩派就開始論戰。新浪社區委員會讓大家投票。最後發現,志願軍裏雖然有督戰這個工作,但沒有督戰隊的這個名字。最後判了我輸,半個月不準發言。半個月之後,以為沒有事了,但很快又悄悄把我的轉發功能取消了。

端傳媒:其實這些舉報機制,從來都沒有遠離文革時的手段。

還真是這樣。舉報的毫無道理,而(被)採信的則是極左觀點。所以我現在就是這個狀態,粉絲量從十萬多,掉到了七萬多,每天都掉。而且要互粉之後才能看到微博,但我現在基本也不發了。畢竟,我發了以後,別人也轉發不了。我被半封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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