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仍然是危險話題，官方盡力淡化迴避，民間爭議則撕扯着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之於中國，一如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
直到法國大革命結束160年後，法國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是大革命。直到二戰結束後，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無論左右，終於有了共同底線，在自由與平等、歷史與現實間不再有根本分歧。終於，圍繞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展開的任何辯論，都不再包含政治利害關係，也不再包含巨大的心理投資。
這是法國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後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之後，它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中去。」
歷史學家雷頤將這段話反向論述，「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註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已經過去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仍然處在「社會論戰領域」的公共話題，雖然官方對其「早有定論」，並且不斷迴避──但五十年之際的種種古怪現狀，從任志強遭遇的「十日文革」官媒大批判，到「五二紅歌會」在人民大會堂高調演出引發的巨大社會憂慮，都讓「文化大革命」的幽靈，閃爍浮現。
而在社會領域，文化大革命一邊被徹底批判，一邊又被不斷追憶，由於歷史研究在國內長期遭到限制，出版、教育、報道等各個可能導致真相與共識的領域都被堵死，所以立場已是一切，事實從來欠奉，共同底線的可能則蕩然無存。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從何而來？文革造成了什麼？應該如何反思文革？文革還有可能發生嗎？……
在漫長歷史與不同回憶中，端傳媒試圖提煉那些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這注定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旅程，而嚴肅的追問，只能不斷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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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深處》文革八問（下）：誰更暴力，誰的文革，誰要沉默
【一】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這位魅力型領袖，會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發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五十年後，巨大疑問仍懸而未決，而答案可能永遠成謎。
諸多長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傳媒時也通常以「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論」開端。而有的學者則更加乾脆，直言「我不會去回答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意義」。
中央黨校教授、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所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認可的專業文革史。面對這個問題，他對端傳媒說，「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現象推論。」
民間和學界關於文革動因的推論，一直圍繞在「烏托邦社會理想說」和「權力鬥爭說」之間。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以「超極權」超越斯大林體制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
這源於他深深不滿於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
「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斯大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歷史學家吳思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吳思眼裏，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緊張微妙。而毛澤東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蘇聯，有中共革命傳統的底氣支撐──
歷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圖進行的革命，屢次失敗，並因此犧牲巨大。直到國共內戰快要結束之際，斯大林仍然建議國共劃江而治──但在毛澤東意志領導下的革命，卻最終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斯大林，改變斯大林路線──在毛眼中，蘇聯變色了。
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
「變色」後的蘇聯，不再是標準的官僚極權主義體制。魅力型領袖消失；嚴峻現實澆滅了意識形態理想，社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民眾以冷漠取代熱情，因此蘇聯進入「后極權」時代。
在「後極權」局面中，「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赫魯曉夫則更是形象比喻道，蘇聯要帶領人民追求「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同時驚訝發現，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穩定性極差，接班人問題更是這一體制的「癌症」。
此時在中國，毛本人正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少2000萬中國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官僚集團全面抵制，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被開成了官僚集團的「出氣會」，至此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
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此後，第一線中央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世界革命」。
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南轅北轍。「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掃清原有的權勢庭院，權力調整也註定要伴隨整個過程。
在與端傳媒的訪談中，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權力鬥爭說：重奪權力才是真相
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在黨內大權旁落，居於少數。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曉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着，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高調走上政治舞台。
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形態鬥爭、批判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1965年時，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澤東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
持權力鬥爭說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凌空蹈虛」，而權力鬥爭則「腳踏實地」。
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
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曉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反駁道，「所謂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子』很荒唐。」
而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從未解決過的制度難題。
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為這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應該由中央委員選舉產生，否則中央委員會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進行制度化改革，這一體制仍然潛伏着深刻危機。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機造成的。這一難題在共產主義體制下，沒辦法取得程序性的解決方法。」在受到相關部門警告後，他要求匿名。
綜合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理想社會說，文革研究專家、《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丁東認為，權力鬥爭與實驗理想社會，事實上對毛澤東是同一件事。
「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換接班人；他對林彪的『五七指示』，則是他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既要解決換接班人問題，拿下劉少奇，同時也要進行烏托邦實驗，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丁東告訴端傳媒。
文革到底是權力鬥爭還是烏托邦追求？或許真正答案，只有毛澤東的孤獨幽靈知曉。
「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在訪談中，卜偉華甚至認真講述了另一種可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很有可能是因為「有病」。
「晚年毛澤東的腦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間歇性發作。但是我們沒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證明他到底病到什麼程度，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一判斷看上去荒謬，卻合乎邏輯。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的獨裁者，必然恣意妄為。「病夫治國」，恰恰是獨裁體制常態。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告訴端傳媒，「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也因此，或許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是，毛澤東何以成功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右鍵開啟》專訪馬若德：文革是毛對自己和中共體制的顛覆嗎？
【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文革能被成功發動？
（本節由郭子健與鄒思聰合寫）
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形態，但是文革的成功發動，卻有着普遍的邏輯：歷史的傳統與時局的累積。
中國是否已經走出帝制？這個問題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爆發，卻是帝制中國無法企及的目標──它需要一個遠勝於皇帝的「超凡領袖」。
在帝制時代，皇帝足夠專斷，可以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但皇帝專斷並不上通下達，足令眾生畏懼。皇帝與民眾相距遙遠，對皇帝的正負評價，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史書中。
民眾生活從不與皇帝緊密聯繫，對皇帝缺乏感情，很難狂熱。並且，傳統中國有成熟的道德體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為皇帝本身無法發明道德，只能繼承道德，無法跳出儒家的話語結構和倫理規範，這成為皇權的界限。
毛澤東卻完全不同。
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
他發明新道德，對中國傳統不屑一顧，藉助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反傳統的思潮，變叛逆為正統。同時，他借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真共產主義者（留蘇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條主義標籤，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過民族主義，以及蘇聯共同帶來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大破大立，成為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凡領袖」。
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崇拜」，領袖變得可視可感，他與人民直接對話。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這是東亞激進「西方化」所帶來的附屬品，並被打上深深的皇權烙印。
然而，領袖何時變得「超凡」？
延安時期，紅太陽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陸常用音譯麥克法夸爾）將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蘇共二十大。
馬若德認為，1956年之後，毛澤東走上激進路線，而後遭遇挫敗；同時在蘇聯，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機。此後，尤其是1957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使中共黨內民主不再，毛澤東從此成為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左」傾錯誤至此暢通無阻。
馬若德盛讚中共延安時代，他認為中共在延安開創了集體領導的「延安圓桌」制度，毛與其他中共領袖在圓桌上關係平等。中國大陸官方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同樣認為1957年之後的左傾，才是毛時代錯誤的發端。
歷史學家高華並不讚同馬若德，他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根源恰恰始於1940年代中共延安時期。正是此時，毛澤東作為「紅太陽」迅速崛起。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後，歷史學家高華認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在延安整風之後，與其他政治局成員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澤東有了新的稱號：「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後，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毛澤東本人親自批准，方能傳達下發。上至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都擁有不可駁回的最終決策權。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從此對毛澤東也再沒有過「對抗」，他們完全成為毛澤東陣營中人，並服從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都沒有與毛產生過路線鬥爭，抑或平等談判。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皆因毛澤東的神聖權力，早已超越正常決策體制。
有了古老傳統和穩固「制度」，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經歷了「大躍進」後深感挫敗的毛澤東，在1960年代全面開始自我神化：
廬山會議之後，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負領袖期待，率先在軍隊裏發起「學毛著」運動，迅速推出兩個「英雄模範」雷鋒和歐陽海，在無私奉獻的動人故事中加入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頭戲；縣委書記焦裕祿則被冠以「毛澤東的好學生」光榮稱號……
此時，「朱毛紅軍」早被拋之腦後，「毛主席、劉主席」銷聲匿跡，「超凡領袖」只待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官僚極權體制的超級動員能力
在毛澤東獲得空前聲望的背後，是一整套國家機器的支撐運轉。文化大革命雖然形態特殊，其發動方式卻毫不獨特，仍然仰賴於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極權主義制度──在這套體制下，人人都要參與政治運動，無法逃脫。儘管對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一種解讀恰恰是，毛不滿這種官僚極權主義制度。
1949年以來，除了著名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外，實際上，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一共發動過五十五次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頻率達到一年兩次。每次運動，都是舉國動員，全民參加，社會驟然緊繃。
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沿襲斯大林極權體制，製造了一個政經高度重合、國家社會高度一元的體制。國人被編入「單位」，鎖定戶籍、確立崗位、建立人事檔案，人人難逃政治運動中的審查與批鬥，成為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社會。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黨國體制用計劃經濟等方式，將每個人都納入黨領導的機構與單位裏，在此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的鬥爭，必然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運動。」
而這一體制，在發生在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毫無及時糾錯的能力。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文革前，很多黨員和高級幹部已經看到問題，但沒有辦法具體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途徑和制度去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氣，導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發動，民間憤怒綿延不絕，也離不開斯大林極權體制導致的巨大基層怨氣與仇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層幹部和民眾遭受數次政治輪替，在整人與被整中不斷轉換。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很有可能成為四清運動的審查對象。因此，新老幹部之間的仇恨、基層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仇恨，醞釀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前積累到了頂點。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政治批判運動，都讓整個民間思想高度一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給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積累了亟待燃燒的薪柴。
「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1966年，處於黨國體制頂端、備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領袖」毛澤東，看起來要一手毀掉斯大林極權體制，給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一呼百應，文革成功發動。
此後，毛澤東批判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更是讓「造反」變得不設上限，文革於是迅速演變為難以控制的群眾運動。藉助「天下大亂」把昔日鬥過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但毛澤東從沒想過要給中國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國人民，他覺得放開群眾，就會產生修正主義、經濟主義。他不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吉拉斯，發現自己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敢於面對自己。毛澤東一直不能真正面對馬列主義的真正問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
看起來，毛澤東既不滿於高度不穩定的斯大林極權體制，又懼怕中共走向赫魯曉夫時代的「後極權」社會，但同時，他也從來不打算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麼，他理想中的社會到底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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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當文革正式開始，毛澤東發佈「五一六」通知時，他已表達了心中理想。
在毛澤東眼裏，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階級分明，與「舊時代」相差無幾。他於是動員怨氣十足的群眾，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去衝擊其中的「走資派」。而他試圖建立的政權形式，是某種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現：在經典的巴黎公社試驗中，民眾選拔官員，官員工資與地位與技術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隨時撤換。
一個在毛澤東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試圖建立的理想體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質差別。巴黎公社中，從來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與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確的意義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員反而隨時調整。
「但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原則條件而存在，這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毛沒有包括自己」，吳思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解釋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他不斷把民眾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壓，想要在自己之下，複製一個巴黎公社原則。」
作為足以發動文革的超凡領袖，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於民主制度之中。成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如果說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打破舊官僚極權制度，從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麼在這一原則之下，他將如何塑造整個社會？
東漢與日本經驗啟發的小農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繪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這封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提到鮮為人知的東漢五斗米教，這一理想國顯然與現代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工人種地，軍人做工，農民學軍。這一理想社會同樣沒有貨幣與市場──毛澤東一直認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體制「與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樣的理想則正中下懷。
「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之際，「毛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認為八級工人有八級工資制，按照技術的好壞、工齡長短，工資有高有低，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於是，毛澤東異想天開地試圖通過不要分工、不要市場、不要交換的方式，來消滅社會差別、官民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差別，讓每個人都成為「全能」而自足的人。
東漢五斗米教的具體做法，幾乎不為人知。而毛澤東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專家丁東眼中，則是一種地道的「小農社會主義」。
「他無非就是讓大家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換」，丁東告訴端傳媒，「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毛澤東在此前「大躍進」運動中，已經部分試驗了他的理想，結果以慘敗告終。丁東提到，毛澤東在其年輕之時，曾受日本「新村主義」影響，因而對農業社會主義充滿興趣，這也構成了毛澤東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嚮往革命，卻不懂治國？
在訪談中，漢學家潘鳴嘯則回溯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詳細讀這篇文章，就了解毛澤東想要什麼」。
在潘鳴嘯眼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複了其年輕時代的革命經驗。
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他非常崇拜農民暴力革命，殺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殺，只是讓你丟臉、侮辱你，讓你不再威風。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風，他基本上一輩子都在這樣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歡在延安當一個革命軍隊的領袖。在軍隊裏面沒有人反對，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標，願意犧牲。毛一直都懷念這種氣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這個氣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我在一些全是歷史學家的微信群中說，毛澤東的治國才能很低。他們很驚訝，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我的意思是，他對於發展國家，對於經濟根本沒有理解，他完全反對現代化」，潘鳴嘯對端傳媒解釋。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潘鳴嘯承認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嚴重問題，但毛澤東窮其一生，也無法找到出路。
毛澤東對民主沒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讀過幾本來自蘇聯的著作，但僅此而已。他從未接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在年輕時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釗的影響──而李大釗則深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
「李大釗第一個提出，中國青年要學俄國青年。俄國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鄉去和農民結合，這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書裏也談到，俄國民粹主義，就是毛澤東搞上山下鄉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潘鳴嘯進而給出統計學證據──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那幾年，中國城市反而一直在向農村招工。這直接證明並非城市無法提供就業崗位，而純然源於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
訪談中，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形容毛澤東，「他講話特點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設想，是根據人民公社，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等很粗放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式理論，從來沒有系統、嚴格、規範的理想。」
「毛澤東不懂如何治國」，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也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只善於革命，卻對外部世界缺乏正確理解，與此同時，又極其傲慢。他從沒現代國家理念，又不願造訪外部世界，始終在一個封閉體制內接受頂禮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後，這一代領導人不懂如何治理現代國家，一系列錯誤導致對國家治理的問題愈發嚴重。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這位匿名的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在毫無現代治國能力的基礎上，卜偉華認為，正因為毛澤東大而化之的理想，導致文革中，中共體制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很多情況下，都是走着瞧的態度。對於文革進程來說，他也完全沒有把握。很多情況他沒有想到。所以文革原來是要搞一年半，後來是兩年、三年，最終老也結束不了。」
巴黎公社、東漢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義、湖南農民革命經驗、俄國民粹主義，這些零碎思潮構成了毛澤東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麼，「詩人治國」的結果，究竟如何？
文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個世界與文革之前的體制，有何不同？
右鍵開啟》新疆戈壁「大字報」 五十年後讓他們想起什麼？
【四】但實際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浪漫新世界，並用文革的方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創新」。
憑藉青年時代的知識積累，與革命年代的戰爭經驗，這位「超凡領袖」顛覆整個斯大林極權體制，期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以實現其最高理想──
實際上，經過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亂和「重建秩序」後，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嗎？文革有實現他的平等理想嗎？
「超極權」成為「大失敗」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歷史學家吳思將文革體制概括為「超極權」體制──一個為了超越極權而建立的體制。
吳思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試圖改變經典極權體制的上中下（領袖、官僚體系、群眾）的三層結構，而強行下壓官僚體系，抬升群眾地位，從而建立了一個近似於三角形的結構──毛高高在上，群眾與官僚分居其下。
毛澤東將官民都變作牽線木偶，或提民鬥官，或提官壓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鬥爭，「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而永遠純潔，永無止歇。
而新的三角結構，其具體制度設計，便是1968年全國奪權成功而設立的革命委員會。
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革命委員會由「三結合」組成：解放軍代表、「革命」的黨政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
這一結構中，在林彪大權在握之時，解放軍代表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先後成立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隊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要得到軍隊領導機關批准。正在籌備革委會的地區，都必須由軍隊審查批准。
而革命幹部的引入，則意味着毛澤東需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但在林彪時期，黨政幹部無法發揮真正治理作用。
群眾組織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選舉產生──而是在「廣大革命群眾行動」中產生。因此，沒有正常制度程序產生的「群眾代表」，並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澤東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個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結構──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而在此期間，新體制會保持穩定。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
「到穩定期差不多到頭，體制顯出越來越多問題，三角形的頂端──毛作為領袖就會調動官民邊長。邊長隔七八年變化，通過這種方式，保持制度活力，從而防止體制墮落，也讓群眾熟悉這套做法，漸漸適應，形成傳統。就好像五年一次選舉，中國七年來一場運動」，吳思如此闡釋毛所理想的「超極權」體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這一完美體制下，最高領袖穩如泰山，群眾不受「經濟主義」、「物質掛帥」誘惑──同時毛又能夠通過發動群眾，在必要時衝擊官僚體系，使得官僚難以走向修正主義，官民都在毛澤東牽線之下，永遠保持年輕的共產主義心靈。
然而事實上，作為群眾代表的「造反派」對這一體制並不滿意，他們的「造反有理」並未徹底實現，而是在革委會裏，繼續感到來自軍隊與舊官僚的持續壓制──因此繼續造反，才是他們的訴求。
而軍隊與舊官僚同樣不滿，他們要求復辟經典斯大林官僚極權體制，以作為統治階層存在，而不用隨時警惕「革命左派」的衝擊。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這一極端體制。
「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
如此一來，毛澤東為了解決斯大林體制極不穩定劣勢、而創新的「超極權」制度，反而成為更加不堪一擊的極端體制。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位「超凡」領袖的神聖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實的失敗。
正因如此，整個中國在此十年間，積蓄了大量推翻「超極權」體制的能量。由於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於是他一死，變革便毫無阻力的到來。
吳思告訴端傳媒，「毛試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選擇的道路，實際結果和毛的構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在戰略選擇上，文革是一個大失敗。」
平等目標沒有實質改善
由於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中，群眾代表只是虛職，軍隊領導和革命幹部相繼掌握大局，這場以反官僚體制開始的群眾運動，最終也沒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於取消「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十年裏，工農不漲一分工資。民眾對於這一強調精神、而非物質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他們普遍怠工，因而獲得了普遍貧窮意義上的平等。
文革期間，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領導成為可能，被打壓風險略有下降。黨政幹部必須插隊勞動，並強制去五七幹校學習，整個官僚群體與群眾之間，在地位上逐漸趨近，但根本結構並未真正變化。
「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
歷史學者雷頤對端傳媒舉例，「當薄一波被打倒後，他在北京八中旁邊的胡同有88間房，因為在文革前，按級別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後，姚文元（注：『四人幫』之一）住了進去。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姚文元甚至更過分，因為他工作需要，又擴充幾間，把旁邊的居民住宅擴充了進來。」
而在文革後期，恢復大學招生過程中，「工農兵大學生」因為不再考試，而滋生了更多腐敗。這些入學資格通常被分配給「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子女。
除了官僚體制「新酒入舊瓶」以外，建立在整個體制之上的變化，則是毛從半人半神，徹底變成唯一之神。與之相應，林彪也一度變成半神，被寫入黨章，成為「紅太陽」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現行反革命」便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於是，在社會內部層級有所縮短時，毛與國人之間極大地拉開了絕對差別，變成人神之別──這一個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間，不可避免淪為空洞幻象。
極不穩定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最終仍沒有超越斯大林極權體制，也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平等理想──而更進一步，這一體制黨政軍高度合一，成立過程既無黨章依據，也無憲法依據，完全來自「超凡領袖」的任意決斷。
新體制極權程度更高
而更加嚴重的事實是，林彪大權在握之際，軍隊基本控制全國革委會，而軍隊政權的極權與暴力程度，更勝於官僚極權，「三支兩軍」──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變成了這一體制的「新常態」，毛澤東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壓迫感的極權制度。
「軍隊幹部掌權有很多弊病，比如軍隊不瞭解地方情況。軍隊只強調服從和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現象更嚴重，這一點比文革前還厲害」，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中共九大前後，毛澤東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軍隊，革委會也成為實際上的軍政府。軍隊控制大量地方政權，然而，潘鳴嘯對端傳媒分析，「共產黨國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就在這裏。林彪死後，毛澤東最終還是恢復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他沒有真正創造新的模式。」
「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全國上下，又馬不停蹄開始清理軍隊幹部。軍管狀態終於解除，而重獲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權，中國基本又恢復至文革前的官僚極權體制。
晚年毛澤東已倍感無奈。最終，毛澤東仍不得不依靠他試圖超越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來掌控全局。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人民懷念從前，他又再度發動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反回潮」、「反復舊」的口號，鋪天蓋地宣傳開來，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會思潮，保持體制的純潔如初──但實際上，官方的激烈舉動，更從反面印證了民間的不再跟隨。
「毛澤東重新建立的體制，從來沒有自己的規劃，他一直都是邊進行邊看。而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質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樣的」，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人並沒有完成他不受壓迫的，平等的理想。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種姓制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
臨死前，毛澤東評價文革「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顯然，他已無可奈何的發現，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體制能夠持續的任何辦法。
從1966年，他親手打倒劉少奇這位接班人開始，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他已經嘗試了太多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人要麼能力不濟，不能服眾，要麼反對文革，可能復辟──最終，山窮水盡的孤獨領袖看中了毫無權威的華國鋒，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選到華國鋒時，毛澤東已很難給他戴高帽子了。華國鋒說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說，『我就要自認為能力不行的人』」，丁東細數毛澤東的每一個接班人後，得出結論，「這個接班制度是一個怪胎」。
在生命最後十年，毛澤東試圖去建立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烏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但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鑠，遊過長江，萬眾擁戴。十年後，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後，毛澤東深感震驚。此時他已行將就木，也明白人們不是單純悼念死去的周恩來，還在反對他和四人幫。毛澤東不可避免意識到，他並未建立全新體制。
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毛澤東酷愛《枯樹賦》、《恨賦》、《別賦》等悲傷痛絕的詩賦，憂傷失意，無可奈何，成為徹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推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