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巨：在绝望充斥的香港，尼采思想有什么启示？
所谓“绝望政治”，就是在绝望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怎样作政治实践。因为希望本身和政治行动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我们去参与政治、投票、参选，总是希望行动会带来改变，但如果我们明知没有希望，甚至绝望，又有什么可以驱使我们去行动呢？
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如果当前的政治极化难以缓和甚至不断恶化，有可能突破现存政体能够吸收和容纳的有效范围，那么“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修辞。就此而言，政治极化是西方政治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陈纯：四个视角，看中国施派的误读与反西方现代性使命
我对从学术上指出中国施派的各种误读和滥用已经不抱任何激情，因为正如我在《施派的危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限度》一文中说到，中国施派是一群不惜扭曲一切学术理论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纵横家”。
傅景华：AI淘汰人类？末日论以外的另类思考
很多人谈到大数据，只是强调它的“大”，好像只要数据量能足够地大，透过机器就能跑出有意义的东西，甚至根本不需要问“为什么”……
换头像、加Hashtag……社交媒体宣传行动只是懒人行动主义？
因为社交媒体宣传行动的成本很低，一些论者批评这种行动为懒人行动主义。批评者担心人们会以这种足不出户就能做到的行动取代更具体的行动。
专访吴国光：权力剧场中，威权是如何被“加冕”的？
既不是1930年代的德国，也不是1980年代的苏联，中国给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国家带来了新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不同于民主制度、也不同于一般威权制度的独特统治术：创立正式制度，然后操控它，透过改变游戏规则，来改变游戏结果。
AI崛起工作变少、贫富差距扩大，“全民基本收入”是人类存续关键？
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来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么？如果说，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创造就业”，那么面对21世纪的未来，尤其在先进国家，主要任务可能变成“维持低就业”。
项飙：正规化了的北京“浙江村”，社会关系和自保能力也瓦解了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
专访社会学家潘毅：离不开苹果的我们，可以为富士康工人做什么？
潘毅：“齐泽克批评消费者运动，如果我不落地，肯定会接近齐泽克的批评，可是我是落地的那个。”
专访王柯：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定是与世界为敌
是苏俄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还是日本对近代中国影响深？王柯先生并未直接回答，“你们觉得孙中山的‘中山’两个字，来源为何？”
项飙：在驱逐之外，北京“浙江村”正规化的纠结和代价
北京不可能真正“切除” 边缘人群。但是切除的运动，强化了边缘人群的“可切除性”，即他们生活在一种时刻要想着被切除的可能、彻底放弃平等融入机会的状态中。
香港政商系谱的嬗变──从寻租和利益最大化，到政治“义务”的展现
和殖民地时代不同，商业精英们现在面对多重政治博弈。过去，商业的目的相对直白，即追求利益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而现在，商业精英在做投资决策和选择政治立场时，有如走钢索。
专访海外香港研究推动者陈明𨱇：香港是中国最好的孔子学院
“2007年是这样一个节点，好像中央是个sugar daddy，新长官又有办法，股市回升，失业率下降，大家有饭吃了。香港还怕什么？这样的乐观，这次会议没有再看到。”
曾钰成、李柱铭、戴耀廷一起去美国开学术会，他们说了什么？
曾钰成：香港的谈判筹码只来自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支持。如果他们不再拥护一国两制，那香港就不再有任何谈判筹码了。
专访《红色工程师》作者安舟：了解今天中国，不可能避开毛时代
这本书“辩护”式的文革书写曾引发过学者们的争议，安舟的立论是：文革是中共革命路线中要求抹平阶级差异的结果，在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试图将新政权打造成一个消除不平等的理想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