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全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2月号，原标题为《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端传媒》获作者项飙教授与《二十一世纪》授权编修，分上篇下篇转载，此文为下篇。上下篇的“前言”是项飙教授此次新加的。
前言：为什么外来人口“不想”自己的安全？
为什么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会这么差？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把自己的住所变得更安全些吗？事实是，他们不但想过，而且动手做过。
在1990年代初期，浙江村内的卫生以及治安状况恶化，消防隐患突出，浙江村人非常需要有安全保障的居住方式。于是，在服装业里赚了钱的一些浙江村人投资盖建封闭式的小区，称为“大院”。大院是住宅区也是加工区，但是后期盖的大院内部有明确的区域分工，消防安全也是设计时的重要考虑，不是简单的“多（样功能）合一”。 大院对治安防卫、周边道路规划、水电设施配备，甚至专线巴士运营等都做了投入。大院老板这么做，是要提升自己的社会权威。大院建设不光是为挣钱，而且也是为了自我实现，为了有一个长久的奔头。它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
但是，在1995年的清理中，建设得最好、管理得最到位的大院成了首要打击对象。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自我组织性太强。“自己管”的能力，被视为是“管不了”的威胁。二十多年后，在同一地方出事的“聚福缘”等楼房在表面上比大院要“正规”，但是在其内部租客和房主的关系完全是商业化的，没有互助互利、自我提升、自发的公共管理可言。
今天，类似大院老板的外来精英靠着经济上的成功挤进主流社会，积极寻求体制给予的光环；普通的劳动者成了比以前更分散的一盘散沙。精英不再靠群众的认可而获得社会权威；相反，精英靠对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攫取和社会区隔来保证自己的优越身份。边缘人口的自我组织能力一再被打碎，是他们不断“被低端化”的重要机制。
大人物：从威望到光环
上文提到的“去社会性”的趋势，也同样体现在浙江村大人物的角色变化中。我在2015年6月30日去看JD市场董事长刘世明的时候，他正在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纠结。从2002年起，身为浙江乐清市驻外党委委员、城关党支部书记的他，每年“七一”（中共组建日）都要组织支部成员到全国各个革命圣地进行红色旅游。但是他同时是JD市场的董事长，当年和他一起盖市场的一个股东的母亲刚刚在温州去世，将在7月1日出殡。按照温州的风俗，朋友父母出殡是大事，例必出席。更重要的是，这位股东曾在关键时刻对JD市场有突出贡献。JD市场刚开张的时候，生意一度冷清，几户摊主想退出。管理层很着急，因为一旦有人退出，其他摊主的信心可能也会动摇。这位曾是拳师的股东出面做工作，他在浙江村有一帮学武的徒弟，有几位也买了摊位。他先稳住了自己的徒弟，同时和徒弟一起走访可能动摇的摊主，邀请他们做“结拜兄弟”，摊主不敢不买这个面子，市场由此稳住。6月29日刘世明一夜没有睡好觉，在红旅和白喜（出殡）之间摇摆，最后他请他爱人代表全家去送丧，毕竟党务要紧。
刘世明需要在拳师和党务间力求平衡，折射出浙江村大人物角色的微妙变化。如果拳师代表了获得权威的民间路线，党务则体现了从正式体制中汲取权威的方式。草根性是原来浙江村大人物的根本属性。首先，他们的权威是在没有明显经济分层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权威基础不是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而是靠群众威信、特别是靠通过对“系”的运作而形成的影响。“系”是一个人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叠加，是原来浙江村社区形成的核心单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同时每个人的系都和别人的重叠。如果一个人的系铺得广，系里的人的生意都做得好，同时系里的人和其他有影响的系交集，那么他就可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所以早期浙江村权威的形成也是平铺式的。
其次，原来大人物的草根性也体现在他们和普通浙江村人的关系上。在1995年前的浙江村，广大的小户面向全国做生意，而大人物则在社区内部提供公共资源，呈现“小主外、大主内”的格局，这和大多数移民社区是相反的。大多数移民社区是“小主内、大主外”：普通人的活动限于社区内部，社团领袖代表普通人和外界交涉。正因为这个格局，很多海外华人不会外国语言，却可以在唐人街过一辈子。浙江村里“主内”的大人物当然要和当地政府来往，但是他们和政府的交往是以他们在社区内部的权威为基础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才使得他们在社区里有权威。这样的格局使得浙江村在生产生活上自成一体又高度开放，形成所谓内部聚合性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1995年大清理前的浙江村，大人物提供的公共资源主要是封闭式的居住和生产空间，即有围墙的、对人员出入可以统一监控的大院。他们盖大院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满足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兴趣。大院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它和后来的房地产投资是两码事。大院兴起的原因之一是1990年代初严重恶化的卫生以及治安状况，当时流窜全国的浙江犯罪团伙和浙江村内的吸毒群体在村内抢劫，浙江村人强烈希望有统一规划的、有安全保障的居住方式。大院老板对治安防卫、院内及周边道路规划、水电设施配备、小型专线巴士运营等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刘世明牵头兴建的JO大院是一个典型例子，设计了一整套管理措施。JO大院也因此成为1995年大清理的重点对象。在清理中，刘世明等人除了到处找关系希望“保”住大院外，特别强调要加强治安、不能因为人心不定给抢劫团伙可乘之机。大院的股东轮流彻夜巡逻，我清晰记得自己当时住在院里参与夜巡的情景。
1995年的大清理打破了浙江村“大主内”的格局。大型市场成了大人物唯一的经营项目。盖市场主要靠资金多、胆子大，一个关键的前提是和当地政府与国企有紧密关系，能够取得地皮，“手段”──比如资金拆借、向不同人施惠或者施压以摆平竞争对手等──变得很重要。大人物的权威基础从扎根于群众的声望变为更个人化、竞争性的“势力”。浙江村人对“势力”的定义是：
“如果你要盖一个市场，别人不敢和你竞争、挡你的路。”“势力”不完全是新概念。大人物间的势力之争在浙江村早期也存在，而且涉及当时的帮派，但是随着大院的兴建，威望最高的大人物逐渐成为遏制帮派的力量，出现“良绅化”的趋势。然而，大清理逆转了这一趋势。
当我和刘世明谈到未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未来就看下一代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他经营的市场改建成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高层建筑，这样，“我们的后代经过这个地方，都能看得见”。但是商厦真的是刘世明最想让后人记得的吗？他自己也说，盖大院那几年是他在北京“最有味道”的几年，因为那时候是“把心掏出来”干的，只不过他觉得那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再讲也没有意思。显然，如果没有当年的“把心掏出来”干，就不会有今天的大红门。但是当多年积累的价值被凝固到钢筋水泥里之后，垫底者的身影已无踪可寻。
最让人吃惊的变化是浙江村大人物的纷纷入党。2001年，中央要求县级以下政府一律取消驻京办事处，浙江乐清市（县级）撤销了其驻京办，驻京办的功能由原来驻京办的党委替代，党委由此走到前台。浙江村人的入党积极性出乎意料地高，到2015年底浙江村有1400名乐清籍党员、12个支部。曾任乐清市某镇镇委书记的林书记于2010年被派往北京任在外党委书记，当他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时，他估计到会的不会多于三分之一的党员，结果有70%以上，会场坐不下。2005年以后大人物邀请我出席的几次宴会基本上都是支部会议，围桌而坐的全是党员。我也第一次在这样的宴席上见到作为独立嘉宾（而不是助理或者家属）的女浙江村人，她们是经营成功的女党员。浙江村里经济上的女强人其实不少，但是她们还是要借着党员的身份才能在正式场合和男性平起平坐。
大人物之所以积极入党，首先是因为这在浙江村意味着成功和光彩。刘世明告诉我：“在我们支部里的，都是经济上干得好的，有威信的，有名气的。这样其他人也想加入。”个人经济实力是发展党员和选举支部书记的首要标准。因此正如党委林书记所言，支部书记是“民主自然产生”的，即最有经济实力的人当书记。作为对成功的认可，党员身份倒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归化作用。一位老浙江村人（非党员）认为党组织的发展是浙江村近年来最大的亮点，因为它让不少有势力的能人“走上了正道”。不少新生大人物原来与黑白两道都有联系，并靠此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党员的身份使他们变得更“正规”。
党支部成为现在浙江村里号召力最强的组织。一个被认为是当今浙江村最有势力的“70后”告诉我：“原来是亲戚间互相走动，现在年轻人不管这些了。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亲戚〕也讲不到一起。现在主要是支部〔成员〕坐在一起聊。交换一下有什么新的计划。”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圈子的重要性，通过朋友圈子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融资近千万，这样的融资能力在争取项目时“不给对手任何思考的余地”。但是党支部的号召力显然不在于它的群众性。党支部和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还要突出自己的非群众性。其主要活动都限于成员内部：除了“七一”的旅游，支部还组织政策学习（主要根据乐清党委发来的学习材料）、接待政府官员、捐款在全国各地建设希望小学、协助乐清政府截留来京上访人员。党支部是精英圈子形成的一个基础。以前大人物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其说是不同大人物个人之间的联合，不如说是不同大人物的各自的系的重叠”，现在的情况显然大不一样。
大人物入党，也是因为他们希望党员的身份能帮助他们获得高层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帮助他们和政治高层建立关系。一个新生大人物是浙江村内外多家公司的董事，但他认为党支部书记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作为支部书记，他成为温州市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并且通过关系两次随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新生大人物经常被说成是能“通天”的（即跟最高领导层说上话）。经常听到的传言包括，某政治局常委家里的家具是某某人帮助添置的，另一常委的小舅子家里的窗帘是某某人买的。一时间中共领导人的家庭装潢用品似乎都是浙江村人帮助添置的。真假当然难辨，但是这些传闻给大人物平添了势力，使有抱负的年轻人心向往之。党员身份也给人带来一种难以说清但是十分真切的“感觉”。林书记对我说，在老家过年的时候“别人说‘项总’、‘项董事长’、或者‘项会长’我敬你一杯，和说‘项书记’我敬你一杯，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少大人物来说，这样的感觉很重要。
我们或者可以称这样的党员身份为“光环”，即由正式权力授予的、高度可见的荣誉。光环和威望不同，威望是在日常生活中浮现出来的，大人物需要不断地做好事、做好人，比如慷慨助人、公正解决纠纷等等，去巩固和培育威望。而光环则是外界给予的，和大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大院老板如果做了不好的事会“丢脸”，甚至威信扫地；而光环则不受这样的影响。我在之前出版的著作中特别说明了我当时为什么不称大人物为“精英”，因为“精英”是外来研究者给予的标签，而“大人物”是社区成员自己的概念；和政府关系紧密或者生意做得大的，在外人看来是“精英”，却未必是浙江村人眼里的“大人物”。按这样的界定，今天的大人物已经成为典型的“精英”。
光环和传统的招安、册封等吸纳手段有很大区别。招安、册封是要以点带面，通过册封一个非正式头领而归化一批人；而光环是大人物个人和权力体系之间的接合点，不会因此带一批人（比如大人物的“系”）进入体制。戴了党员光环的大人物也不能制度化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从而他们和传统中国社会的士绅也很不一样。
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愈拉愈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结语：没有结论的反思
浙江村的正规化，当然不意味着浙江村人的言行举止都变得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一板一眼按正式规则来进行。市场经营和服装企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各种非正规行为；在头戴光环的精英身上，也依然可见帮派势力的踪影。在一定意义上，正规化无非是把各种非正规因素装载到正规的形式（注册公司、大型工厂）之下。
正规化意味着总体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正在萎缩，和资本或者正式权力没有关系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里的成功者，他们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稳固，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今天的精英不像原来的大人物那样可以依靠自己的草根性自成一局，而是要两眼向上，受制于人。当然，出局的人并不会饿死，国家提供基本生命保护的能力确实在加强──这是正规化的另一面。
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一代浙江村人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而浙江村人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正规化既是对非正规实践在名义上的否定，又是对它在事实上的侵占。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体是地，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单一化的市场规则。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则简单明了：拆、迁、卖。
中国社会这二十年的经验证明，正规化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相反，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是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引擎，这和改革初期的发展动力大不相同。在1980年代，以个体户、乡镇企业，以及像浙江村这样的流动商户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是发展主力，资源从低效的国企流入到非正规部门而被充分地再利用（比如来自上海等地的国企的废品曾是温州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的主要原料）；而现在资源从社会上被重新收回到正式的、特别是国有部门。由于正规化把原来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而资产化又刺激了交易、做大了帐面资产，同时又没有遏制原来的各种非正规手段（如对劳动、环保法规的逃避），它在一定时间段内在统计数据上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1980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1990年代以后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前者广泛包容，后者形成区隔。
为什么我在二十年前的浙江村研究中没有注意到正规化的这些后果？首先，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对“市场机制”的认识过于乐观和简单，以为引入市场机制就会让各种问题迎刃而解，而没有注意到市场本身含有巨大的“分割—攫取”的冲动。我在当时的研究中既强调浙江村“网络代替企业”的充分市场化的特色，又把1995年以后正规企业的兴起看作是浙江村市场经济的进步，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的逻辑矛盾和这一转变带来的社会后果，可见当时理解的片面性。当时我认为体现了“市场规律”的现象，比如广泛的合作和充分的交易，在今天看来其实是浙江村群体社会性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反市场的。
第二，我当时把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完全没有预料到行政体制可以如此有效地利用市场。行政力量动用市场手段，不是把行政体系市场化了，也不是政府在追求最大利润，而是要通过利益手段维持、深化现有的权力关系，因此很难说行政介入是否“扭曲”了市场规则。在浙江村，市场摊位的租赁和买卖、劳动力的雇用、服装的交易，都是按市场规则来实行的，但是谁能够进入哪个市场、哪个市场究竟怎么操作是很讲究的。综合起来看，利益的流向就非常明显了。
第三，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我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多面性。比如我就没有注意到浙江村人对体制承认的渴求。又比如我对户籍身份高度重视，几乎把破除城乡身份区隔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而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靠的是人的社会能动性──即人们不断进行集体式的创新，并抵制被区隔、被攫取的能力──而且正规身份有可能会弱化这样的能动性。我当时把社会变化想像为一个单向、单线的演进过程，把浙江村的情况看作是一个过渡，而不是一场持续性的斗争，因而没有认真去讨论“怎么办”的问题，即如何去激发一种潜在可能而防止另一种。
如何认识浙江村人这类群体的主体性──即他们在当前的社会变化里是一股什么力量、特别是可能成为一股什么力量──在正规化的趋势下变得更加复杂。在理论上，正规化的趋势应该引发正规化的对策，即他们应该以完整的公民或者阶级的身份参与社会运动。如果1980年代是靠拉关系、走后门解决问题，今天应该靠正式谈判、法律合同甚至结社建党。但是这样的正规化策略是否现实？
另一方面，浙江村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社会自主性和能动性一定要靠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落实，比如老乡亲戚关系、“系”与“系”之间的重叠，大院老板对普通工商户的代表关系等。当这样的实实在在而非正规的社会关系瓦解后──不管我们用什么概念（市民、公民、阶级或者团体）来给他们定位，社会行动就可能没有基础，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就会丧失。但是，非正规社会关系是否还有自身发展的空间？我们最后可能要二者并重，两条腿走路。
二十年前我的错误之一是把当时的一个片段当作历史的“必然”趋势。当然，当前的态势也只是变动中的另一个片段，其发展可能仍然是多样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计划下的浙江村企业主、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以及离开了浙江村的第二代，他们究竟怎么想、怎么做，都需要进一步仔细地了解。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们的心态和行为都是矛盾重重的。既然纠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就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和大众的纠结。抓住纠结不放，深挖其间的内在矛盾，也许是看出未来端倪、形成应对策略的一个办法。
（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
《二十一世纪》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