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我受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及《思想》季刊之邀，赴台北参加“两岸三地论坛”。14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老师和来自东京大学的王前老师分别做了题为“施特劳斯与施米特在中国”的报告，我有幸与政治大学的马恺之老师、高雄中山大学的杨尚儒老师一同担任第二个报告的评论人。
自2000年以来，刘小枫和甘阳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引介进中国大陆，此后便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刘小枫利用自己在学术圈和出版界的庞大人脉和资源，组织了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著作及相关研究的翻译介绍工作。十年下来，二施迅速跻身“被中国大陆翻译得最多”的外国理论家，如果加上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系列（主要选择美国施特劳学派的著作或文章，还有以施特劳斯的方法来进行古典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刘小枫自己写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著作，以及其友人学生受到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方法论或问题意识影响而写就的著作，那说中国大陆存在着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施派”，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如今讲到大陆的人文学术界，要绕开这一“中国施派”的影响力，恐怕是自欺欺人。
对这个话题进行与谈的四个人，王前老师长期在日本教书，马恺之老师（Kai Marchal）来自德国，杨尚儒老师在台湾土生土长，而我一直在大陆，虽然说学术无国界，但我们各自的发言，确实都带有从不同的背景所投射出来的光晕。
王前：西方古典学研究在中国施派化的危机
我与王前老师的结识，缘于我那篇争议巨大的《施派的逼格》，在当时以及14日做报告的时候，王老师都毫不掩饰他对刘小枫的批评态度。他和刘小枫也算是有过一些“交情”：他帮刘查阅过施密特著作的日文翻译，也在其访问东京大学的时候担任过翻译，但就在近距离接触之后，他对这位大量引介西学的“前辈”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王前老师是一位敦厚的君子，在他提交的报告文稿《说中文的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中，他充分肯定了中国施派译介二施的工作：“这的确对中国学界了解西方的古典学问有很好的刺激和帮助，而不是只把启蒙时代以后的西方作为最重要的了解对象，使得中国学界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了解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确是第一次，值得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