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三周年之际，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连番被取消资格、新界东北发展问题和“雨伞运动”抗争者如黄之锋等年轻人被判入狱等事件，导致香港政治气候低迷，不少人感到无力、孤独，甚至绝望。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思想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启示？
尼采思想的政治解读与精神上的启示
今天在香港谈尼采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在华语地区，对尼采思想的接受过程往往有一层政治上的意义。例如，1980年代台湾解严不久后，陈鼓应等党外人士曾在尼采思想和存在主义中寻求启示；同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对尼采更是趋之若鹜，刘晓波曾写过《形而上学的迷雾》一书，其中亦包含对形而上学的尼采式批判，表达出在政治高压、集体主义、空洞的政治口号下，个人对思想解放的渴望。香港虽然在尼采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陈永明所著的《原来尼采》、刘昌元的《尼采》（刘是台湾人，但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任教）等（注一），但主要回应个人生命的问题，把尼采思想跟存在主义、《庄子》、《逍遥游》等放在一起阅读，或以其作为反基督教的大旗手，而很少作政治上的解读。如今一些香港人对尼采思想有所需求，却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在绝望下如何进行政治实践？
然而，把尼采与政治并提实在是个危险而又棘手的做法。我在写作《尼采：从酒神到超人》的时候，已经尽量避免把尼采的哲学联系上任何政治解读。然而，2014年5月此书出版之时，正值“占领中环”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书评者不约而同地把此书和尼采连系上香港的政治气氛。如刘况在《绝处逢生唯创造──抗命时代读尼采》一文的开首和结论中说：
“‘人为了可以活下去，他必须有能力，偶尔把过去粉碎、溶解。’……全民占领超过了十天，完全引证尼采的智慧，我们必须勇于忘掉伤痛的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变化无穷的敌人。……政治的希望在于绝望，抛弃一切对过去的依恋和怨仇，把人生创造为一件又一件的艺术品，这就是绝处逢生的方法。”
叶荫聪更以尼采的名言“坚强的悲观主义”作为题目，直接问道：
“香港真是风头火势，可是，在游行集会之中，我的背包里竟然放着黄国巨的新著《尼采：从酒神到超人》，一本可能跟风头火势最没有关系的哲学书。事实上，当我在序言书室买下这本书时，我赫然发现，书店的排行榜第一名也是这本书。书室近年有不少思想前卫、行动进取的青年光顾，这让我忽发奇想：尼采与当下的香港政治社会斗争是否有什么关系？”
叶所言非虚，我也听说有参与占领运动的青年在帐篷里夜读此书；及至“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弥漫着悲观的气氛，每当我与朋友聊起政治，大家都不免感到沮丧。有朋友对我说：“你有尼采护身，不会绝望呢！”
正当周保松兄邀请我就尼采与香港政治做一次演讲之际，无独有偶，香港大学的学生报《学苑》也跟我约稿，题目又是尼采、存在主义与香港政治，似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尼采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香港的政治难关。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对尼采的哲学作政治解读，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众所周知，尼采的思想曾经被纳粹扭曲、利用，变成法西斯的思想先驱。归根究柢，尼采并没有打算建立一套政治哲学，他对民主、平等、社会主义等理念也做过大力批判，任何将他的哲学作政治引伸的企图不但危险，而且必然造成学理上或思想上的自相矛盾。
例如，应用于今日的香港，我们争取的是普选、民主，尼采却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奴隶道德的一种变体。所以我写作、教授尼采哲学，从来都避开政治。然而，我还是要写这个题目，趁此机会思考一下为何香港在现在的政治局面下这么多人对尼采的启示有渴求；而且我认为尼采对我们的启发，并不一定是学理上的应用（如上帝之死、虚无主义、权力意志等），或任何政治上的解读，而是在于其哲学精神的应用，即个人如何在绝望悲观的环境中保持积极性，继续为理想奋斗。
“绝望”：从修辞到现实
所谓“绝望政治”，就是在绝望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怎样作政治实践。因为希望本身和政治行动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我们去参与政治、投票、参选，总是希望行动会带来改变，但如果我们明知没有希望，甚至绝望，又有什么可以驱使我们去行动呢？
首先必须弄清楚“绝望”的意思。政治运动和论述需要一些修辞来动员群众，但修辞却往往掩盖了事实。许多人说香港现在处于绝望的境况，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究竟怎样才叫“绝望”？我们要避免陷入修辞上的笼统论述，同时用理性辨清事实，对现今政治环境作客观的评估。
对许多人来说，绝望源于“雨伞运动”期间，人们投入大量时间、心力，仍然无法争取到民主普选，感到十分沮丧。但我要反问：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就期望太高，与现实有距离？“雨伞运动”的目标是要争取普选，要求北京收回人大“8．31决定”，但占领行动在香港发生，做决定的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如果我们相信占领持续50日、100日便能改变北京千里之外的决定，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虽然香港正面对人权、法治等理念被侵蚀的阴霾，但我们真的到了绝望的境地吗？其实相比如今的西藏、十年前的缅甸、1950至7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香港的政治环境已不算太差。
面对绝望，我们要有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想像。大家不妨一起想像，香港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香港会变成“一国一制”或中央政府直接管治下一个普通的香港市吗？如果真的实行“一国一制”会带来什么改变？我们的自由、制度会被取缔，或跟中国大陆变得一模一样吗？还是我们应该客观地推测，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回顾过往二十年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策和举措，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会强硬地大肆改变“硬件”，例如政治制度、司法制度；而是在不大幅改变原有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进行“软件”上的改造。譬如，它不会解雇所有法官、改行大陆的法律制度，但可能会通过一些改造“软件”的手法促使三权“合作”。我认为，除非中国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或在香港发生的事件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否则这种轨迹仍然会持续下去。
面对这种处境，我们必须深思：假如有一天中国政治环境真的产生了剧变，譬如中共政权崩溃，届时香港还有什么守得住的、可以保留下来的东西？这里打一个譬喻，人们常说：“我们这样污染地球，地球会死掉的。”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地球不会死，会死的只是人类。人类一旦死光，大自然就会慢慢收回它的领土。有环境学家推算，地球在人类灭亡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之后会怎样：马路会变成河谷、建筑物会崩塌、到处长满野草、空气变得清新，季候鸟会回来栖息……同样，当中共政权不复存在、香港拥有民主之后，哪些东西是在被破坏后、死掉后可以再次生长的？哪些是死掉以后就不会重生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这样一份清单，只要我们对政治现实有了客观的评估，制订一份“希望守护的价值”清单，心底就会“有个谱”，无力感与绝望自然会相对平伏。
何谓极权？
我常说，在香港的大学政治系教授民主理论、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分配正义等理论，其实有点奢侈，甚至“离地”。如何通过民主制度达到分配公平等问题，这些都是欧美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的议题，香港既谈不上有民主制度，更不用说通过民主达到分配正义。我们争取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只是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政府给予市民的小恩小惠而已。现今香港政治环境让人最迫切须要认知的是“何谓极权”这一问题，因为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构成严重威胁。当我们明白到极权政府的运作方式，就会了解为何会有反港独的组织与声音出现，因而更能理智地看待它们。
有人说香港已经进入极权、威权时代，但这些说法过于笼统。我不认为香港已步入威权社会，因为特区政府既没有“威”，也没有“权”。它只是狐假虎威，借助一个临近的极权政府，企图在香港实行某种高压统治，但相对真正的高压还有很大距离。无疑中共和特区政府企图在香港立威，如通过《国歌法》立法、推行国民教育等，但特区政府连安全部门（如国家安全局性质的机构）也未有，跟一些真正的高压和威权政府还有差距。
何谓“极权”？不是随便说政府很有权力或滥用权力，就可称为“极权”。所谓“极权政府”，是20世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世界上通常只有两种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是指整个社会都被统一在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执政党下，执政者对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严密控制，无论是饮食、日常消遣、宗教活动，政府都要插手干涉。一个革命政权通常会根据一种极端革命思想来改造整个社会，它必然要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个环节，扫除革命的障碍，通过改造所有社会环节来改变人民的生活或思想。极权社会容不下独立公正的民间社会，而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希望守护的价值”清单中重要的一项，一旦被消灭便很难再生。刻下极权政府正在企图消灭这存在于香港的“互信”理念。我曾在一篇文章这样说：
“极权体制底下，并不存在中立公正、有认受性的专业团体，以至民间社会，因为极权政党，尤其共产党，不相信有这种团体存在，总以怀疑眼光视之，甚至会利用这些团体的平台，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之变质，最后失去公信力。纳粹德国称这个过程为Gleichschaltung，即把所有民间团体的调子调教到跟执政党一样，而共产党则更进一步，可以渗透、分裂的组织，就渗透分裂之，不可以的，就成立类似的影子组织，你有教协，我就成立教联，以便抗衡、冲淡，或者假借民间团体的名义，掩饰地下党的活动，如司徒华的学友社，甚至最后以法律取缔之，达到控制整个社会、控制人民生活每一个环节的目的。最后当整个社会没有客观公正的民间团体存在，人与人之间失去互相信任，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斗争、欺诈、暴力。”
“……任何社会道德的建立，并非由一两个道德哲学家说了就算，而是通过长期社会行为实践，由一些中立专业的民间团体……通过制订会员守则，共同遵守，落实抽象的道德规范，不受政治左右……慢慢建立公信力来。一旦被破坏，往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但极权政府却企图以自己空想出来的一套道德思想，取代几代人建立出来行之有效的道德实践，并消灭独立的民间组织，但对自己主张的道德思想并不认真，往往因为政治需要或党内斗争，不断打倒昨日的我，人民发现被骗后，却无法回到民间自己建立的道德支柱，道德信用的瓦解，就是这样完成。”
“可惜的是，这崩坏在今日香港正在发生，警察、廉政公署、律师会、教师联、家长会……等等，逃不过被政治利用、破坏的命运，而最后必被弃之如敝屣，因为极权政权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不会关心这些团体的公信力。……今日香港面对的这场抗争，不止是关乎有否普选这么简单，而是关乎我们的下一代可否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基本信任的环境成长，一旦失败，可以祸延一整代人，而今日中国的以假为真，就是我们的明日。”
所以，极权政府对香港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消灭民间社会，令人失去互信。
犬儒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最佳盟友
知名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即极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极权政府需要一些积极的群众参与，但也需要其余大部分人表现冷漠和犬儒。如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人普遍对议会政治不热衷，群众对政治冷漠，甚至不信任民主制度，认为投票没有用，代议政治只是政客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政客只懂在议会吵吵闹闹。
阿伦特这样形容这些群众：“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所以，这些群众“明显地是冷漠的，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太麻木不仁、太愚顽，因而不值得注意，所以放弃了他们”（注二）。极权主义的成功令“民主的群众必然善良”的幻觉破灭了，“这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无关紧要，他们是真正中立的，无非是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意见的背景”（注三）。。但另一方面，很有趣的是，这些不关心政治的犬儒主义者却会对以国家名义行使的暴力表示赞扬，他们会说：“这也许不光彩，但是很聪明。”（注四）
上述现象在中国十分明显，尤其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许多人对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感到失落，于是变得犬儒，认为那些参加民主运动的人都是被人利用。我认为，在长期压抑下，人们会慢慢改变自己的思想来迁就现实，令自己觉得比较舒服。此时，政权趁机大力推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断制造外在敌人。“五毛”、“愤青”的出现，让这种失落的理想转移到另一个更庞大但更虚无的对象。犬儒主义和爱国民族主义，就是此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说，犬儒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很好的盟友。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结合？所谓“犬儒主义”（cynicism，来自希腊文κυνικός），意思是以犬的眼睛看世界。犬儒主义者往往怀疑别人的动机，认为世界上没有高尚的价值，所有高尚价值都是虚伪的。他们不相信道德与理想，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追求理想的人不过是收钱办事，就像一些反对占领运动的人士说学生都是收了钱才参与“雨伞运动”。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无法想像有人会为了所谓纯粹的理想、不求利益地做事，于是只有贬低别人的道德品格，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人的行为动机。犬的习性是当遇到比自己力量更强大者，就会变得帖服。在面对强大的权力时，犬儒主义者的良知仿佛找到一个落脚点，于是停止思考理想、原则这些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部分人一边对政治冷漠，另一边却喜爱歌颂国家暴力体制的强大。
为何民族主义与犬儒主义能成为紧密的联盟？这一点极为重要，需要多作分析。我们可以借助另一个相关问题来思考：为何人们会爱国？英国大文豪约翰逊（Samuel Johnson）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地痞流氓的最后归宿。”（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此话告诉我们，个人价值和爱国主义是一个天秤，个人价值愈低，这个人变成爱国主义者的机会愈高，相反亦然。当中牵涉到上面提到的人的良知和思想如何安置的问题。一个无可否认的大原则是，国家只是工具、手段，它存在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如果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强大是以人民的幸福作为代价，甚至反而令人民失去幸福，这种国家便不值得人民去爱，更不应该存在。但为何仍有人会因为爱国宁愿牺牲自己甚至他人的基本权利和幸福？这种价值颠倒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大前提下，爱国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爱国是来自对国家实质组成部分的爱，如人民、土地、文化传统等，而“国家”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所以，这种爱是自然产生的，而且往往只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如发生天灾、被侵略等，这种爱国情操才会产生（人们平常则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权利与义务）。所以，这种爱国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不是爱国“主义”，不是思想教条，甚至不需要“爱国”这个名词。要留意的是，任何人（尤其极权政府）在国家和平时期无缘无故要求人民爱国，牺牲小我，必定有其政治目的。
第二，爱国不只是直接的感情，更是变成一种思想、主义，而一旦变成良心的一部分，就会出现教条主义。其所爱的对象不再是具体的人民、土地、文化传统，而是变成一些抽象的概念，如“领土完整”、“国家利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等，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一旦附上宗教神圣性，其他世俗的价值如个人幸福、权利等，就可以被搁置。所以，这种爱国主义可以是对个人权利的威胁，甚至是价值颠倒的开始，是不自然产生的感情的替代品。我不排除有些人真心爱国，相信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情操，但即使如此，真心的爱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威胁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第三，地痞流氓的爱国主义。有些人在自己的人生和个人的幸福追求上没有得到什么价值，但一旦连结起爱国主义，个人的价值顿时附上集体的巨大价值，于是一个本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以为傲的人，其价值立刻放大很多倍。这就是约翰逊所言的地痞流氓的爱国主义。马克思也说过，在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被反动派利用的地痞流氓，都会附上“爱国主义”的名义。也如香港那些所谓爱国团体，其组织名称都有“爱”、“珍惜”、“爱惜”等字眼，成员却不乏暴力、粗鄙的言行。
以上第三类人就是犬儒主义的典型，他们所讲的爱国是不经思考的教条主义。我们若要捍卫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需要很多原则性思考的“装备”，如人权、法治、民主等，是一个要求甚高的智性活动，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或兴趣去维护这些抽象的原则。所以，极权主义往往利用“爱国主义”作为招牌，让人停止思考，同时让人们的良知找到一个更大却更虚无的目的。在这里，爱国主义和犬儒主义就如鱼得水，蔑视人世一切价值，横行无忌。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极权国家动辄把奥运金牌数目连系到民族尊严上。同样，极权政府如何抹黑那些参与“雨伞运动”的年轻人？一开始会说他们收了钱，后来说腻了就换一个说法，说他们是“废青”、“鲁蛇”（loser）。这也正正迎合犬儒主义者崇拜强者的心态。
阿伦特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极权主义习惯说谎，但谎言的作用不仅仅如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所说，说一百次就变成真理。它之所以能变成真理，并不纯粹因为人们习惯而相信，而是因为政权对谎言之毫不掩饰，令犬儒主义者敬佩其厚颜无耻和“吹牛”之能力。“是啊，我是在说谎，那又怎样！”阿伦特说（注五）：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著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当中的道理，其实和上述国家名义的暴力如出一辙：“这也许不光彩，但是很聪明。”当谎言毫不掩饰到某个极端的程度，人们就会失去辨别真理与谎言的能力和兴趣，变得犬儒，什么都不相信，反而敬佩制造如此庞大谎言的政权的能力。
我们进一步观察香港一些畅销的亲政府报纸，也可以看到传媒在议题设定上，如何利用犬儒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联盟：
第一，抹黑议会里的泛民主派是小丑、“揾食”、被外国势力操控等。
第二，强调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大，动不动就说要出兵教训别人。
第三，制造香港的外敌：不断重复和放大所谓的“假难民”、“南亚匪帮”等问题。
第四，一些专栏里，用历史上的专制者如“朱元璋”、“毛泽东”作为笔名，议论时事，甚至主张以暴力对付那些看不过眼的人。
这种看似互不相关，甚至有点耐人寻味（尤其第三点）的组合，其实正正切合了犬儒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不相信议会民主，讨厌政客吵闹，对抽象原则如法治、人权、程序正义等并不理解和珍视，反而相信国家暴力能成就一个干净、有“秩序”、不再“乱”的世界；而对于声称能达到这些目的的极权政府，支持者不止容忍自己小部分的权利被剥夺，甚至积极支持。
独立思考的意志
唯有我们能够独立思考，认清极权政府操纵人民思想的方式，在面对每天不同的支持政府的荒谬言论时，才能更为清醒、理智地看待它们。在尼采眼中，独立思考不但是认知上、思想上的问题，更涉及个人意志的问题，即如何面对思想的孤独。正如面对现今香港的政治环境，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有人“变节”：今日的盟友，可能他日就变成敌人。这不禁令人深思：假如有一天我们身边的人都变了，我们能否坚持继续独立思考下去？
著名的罗马尼亚剧作家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的荒诞剧《犀牛》（Rhinocéros）说的就是，当身边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变成犀牛时，那个还未变成犀牛的人就会感到恐惧。思想上的寂寞、孤立是很可怕的，很容易令我们的信念动摇。尼采常说，思想的孤立，甚至令人放弃思考，以致宁愿跟从群众，纵使群众是愚昧、错误的。因为人害怕孤独，不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更甚的是害怕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其他人不一样。在古代社会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离群的马儿、羊儿、猴子被同类排挤，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杀害。“独处，独自感觉，既不服从，也不主宰，作为一个个体──在那个时候不是享乐，而是惩罚；人被判为一个个体。而思想自由也属于不安本身。”每个人通过羊群本能，成为一个集体的一部分，而“道德是在个体里的羊群本能”（注六）。所以，在尼采思想中，维持独立思考并不只是思想问题，更涉及意志的训练，就像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里，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孤身一人在山上，与千年来善与恶的思想斗争。
要培养独立思考的意志，我们需要以下几项装备：
第一，厘清基本概念，认清客观事实，避免概念混淆。譬如要问“国家”是什么？为何国家要存在？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是什么？“国家”与“党”又是否同一概念？又例如像“港独言论违反《基本法》”这类言论，明明《基本法》是宪法文件，用以约束政府而不是人民，但亲建制派的组织或人物却四处散布港独言论违宪，不认识相关概念者便会被混淆视听。 第二，具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视野。我们需要兼具纵（检视过去历史）、横（比较其他国家情况）的视角，才能更准确客观地评估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是否真的那么恶劣。如“光州事件”所示，韩国人民争取民主很久亦未能成功，我们应否只因一两次失败就感到失望？还是应该从历史中了解到抗争必然是长久的？
第三，分清楚大是非、小议题。我们应该保持头脑清醒，不应该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纠缠于小问题上。譬如早前有关大学校园民主墙的争议，言论自由明明是重点，坊间一些人却把问题转移到“讲脏话是否不道德”这类次要问题上。
尼采在这方面有何启发？当身边的人逐一“变节”，背离初衷而去，我们若要孤独地坚持下去，绝对需要坚强的意志，而且不只是物理上的意志，更是思想上的意志。这种意志，可以表现在尼采后期所讲的“权力意志作为知识”上。所谓“权力意志”，就是将别的权力单位加诸自己的权力单位之上，以扩大自己的意志，令对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必定涉及价值高低的评估，因为如果没有层次，知识的融合只是无秩序的混沌；而决定这个层次高低的因素，就是价值。所以，如果身边有人因为犬儒、世俗的利益诱惑而背离初衷，我们不要因此耿耿于怀，反而可以用一个时间上或空间上的角度，或尼采所说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去理解、纳入对方这种选择，并相信自己的目标更长远广阔，更值得追求。这样，我们才有认知上的高度，懂得在思想上如何自处。
同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追求高尚的目标，才能在别人背离自己的孤立状态下仍然保持坚强而独立的思考与意志。这样说好像很抽象、很遥远，但如果大家想像一下，当身处监狱，身边都是充满敌意的狱卒、囚犯，又不断有人告诉你，战友已经逐一出卖、背离你，这时候就会明白尼采为什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只有那种孤独和超人意志，才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酒神状态：坚强的悲观主义
最后，尼采给当下香港最重要的启示，就是“酒神精神”，即悲观却坚强的可能。我们面对纷乱、沮丧的政治氛围和令人烦躁的争议，一般都会经历两种阶段的精神状态：
第一种状态是一般人常面对的处境，即不断受到政治事件与相关舆论的影响，以致情绪波动反复。今天有不好的新闻，心情沉下去（刘晓波去世那天，同时有六个立法会议员被剥夺资格）；明天稍微有令人鼓舞的消息，心情又振奋起来。这样下去，对一个从事社会运动的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必须慢慢进入第二种状态。
第二种状态是斯多亚式（stoical）的。斯多亚学派是古罗马流行的哲学，意指透过理性的沉思避免陷入情绪波动的平静状态，如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兼皇帝奥列里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一书就曾提到：“我每日都会遇到不好的人与事，但我发誓绝不会受到他们影响，因为我来到这世界是做实事。”透过这种理性的思辨与提醒，以确保自己处于平衡而坚韧的心理状态。我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论与斯多亚哲学精神类似，因为他不可以去恨那些法官、狱卒、国安人员等，否则情绪很容易波动，所以他说“我没有敌人”是很合理的，也必须这样想。当然，纯粹的斯多亚哲学精神是不够的，它只能让我们的情绪平稳，但不能提供坚持的动力，必须有另一些信念的力量去支撑。所以，刘晓波晚期与基督教殉道精神的结合，令他可以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一直支撑多年。
虽然第二种状态可以令我们心理比较平稳，但我们有时亦需要释放压抑的情绪，因此需要第三种精神状态：酒神状态，才能抵御这种悲观的世界观。所谓“酒神状态”，是一种对生命有深刻体会的世界观，一种回应悲观生命的态度。酒神明知道宇宙是荒谬、苦难、无意义的，只是在不断创造和毁灭的循环中，但当处于酒神状态时，一个人认清生命的荒谬、自己的渺小，却仍然投入“醉狂”（Rausch）的状态，热爱生命，把握当下自身的存在，参与宇宙间的创造与破坏，最终便能和自己、他人，甚至整个宇宙和解，重新融合在一起。在这种状态下，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艺术品本身而存在。
但是，纯粹的酒神状态不应只是情绪的发泄，它必须同时是认知上的提升，才能达到尼采所讲的“酒神精神”；相反，纯粹认知上的提升，如上文所说发现人类的历史、苦难、悲剧、人只是宇宙的一粒微尘，却容易变成宗教上的卑微、消极、出世，所以这种认知必须配合一种情绪上的疯狂状态，才能变成积极的意志力。所以两者关系十分微妙，必须互相作用，这也是古希腊悲剧文化独有之处。
面对绝望，我们必须保持民间社会的活力。有人搞政党、组织，示威、游行，但在不需要动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表演艺术的集体活动，让大家在不用太多语言论述的状态下，进入这种情绪和认知上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政党，但也需要音乐、剧场、舞蹈。社会有活动、有活力、有生气、有互信，我们就不会失望沮丧。
（黄国巨，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
【编者按】：此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12月号，原题为《绝望政治与尼采的启示》，端传媒经授权编修节录转载。
《二十一世纪》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zh/issues/
注一：陈永明：《原来尼采》（香港：中华书局，2003）；刘昌元：《尼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注二：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1979), 311；鄂兰（Hannah Arendt）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文化，1995），页445。
注三：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12；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页445。
注四：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07；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页442。
注五：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82-85；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页521。
注六：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vol. 3, ed. 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De Gruyter, 1967-77), section 116, 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