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咸鱼姬，回应《丰县“八孩母亲”的身份谜案，与中国城乡的想像鸿沟》
正常的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最终都会导向农村自然消亡，有些农村本来就应该是消失的（农村这个概念消失不等于里面的人灭亡），但墙内至今仍然在维持这个从根部腐坏的系统。这个系统里面的男性也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们的存续就是靠绑架/诱拐女性来维系，如果他们离开、迁徙，那些女性就会逃走，他们只能终生被束缚在原地继续重复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这一点已经有网民提出过，这是他们作恶的结果和恶性循环。
农村女性比农村男性更有动力离开，因为她们是在逃命，而且农村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她们的，反而她们被当成农村的资产、生育机器。一旦绑架事件被曝光，还有人觉得是城市在夺走农村女性，显然已经是把女性归类在财产里面。就算男女比例不失衡，也不会所有男性都能有女性配合他生子，女性有权离开农村，有权拒绝与光棍结婚生子，更有权选择不婚不育。把作恶归咎于男女失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实际上仍然是在为每一个参与作恶的每一个人开脱，也依然是把女性当作资源来分配。
对男性来说生育只是几分钟伴随快感的过程，但对多数女性而言是漫长的痛苦和生育剥削，这是生理上的天然不对等，也是男女生殖欲望强弱差别的因由。如果社会只想要解决男性的生育需求，而不是打算保障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选择，那就是对女性的第二次剥削。
至于徐州政府有没有作假。小花梅的遭遇是非常普遍的，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以说数以万计，她可以是徐州八孩女性，也完全可以不是，通告里面完全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指出两者可以匹配。之所以没有提供实则证据，很大可能是因为一旦公开这些证据，对于每一个环节上的公职人员都非常不利。从通告上的用词用句可以看出，这是经过精心修饰，足以让所有相关人员脱罪的通告。这里面小花梅也许真有其人其事，但必定有隐瞒。
网民从照片的相似性认为那位女性是李莹，这当然也不算有实则证据。然而最讽刺的在于，通告里面提到的调查，把徐州八孩女性认定为小花梅，居然也是通过村民、亲属去从二十几年之后的照片认人。如果凭照片就能认定她是小花梅，她又为什么不可以是李莹？再者，明明存在亲属，却没有安排做DNA比照，当中无论出于什么考虑，也肯定不是出于求真的考虑。
此外，通告里面隐瞒了她的出生年月，如果她就是小花梅，那出生年月完全是可以确定的。隐瞒她的出生年月，非常有可能是因为她被卖/诱拐的时候未成年甚至不足14岁。网传官方认定她是52岁，而她的二儿子今年11岁，说明她在40岁之后连续生了七个孩子，这基本上是人类女性不可能完成的事，特别是她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之下。40岁高龄产妇生一个两个没死在产床上已经是幸运了。
2. Detective，回应《丰县“八孩母亲”的身份谜案，与中国城乡的想像鸿沟》
挺赞同文章的一个观点的：农村地区拐卖妇女以及相关行为的多发，和当地政府的作为有很大关系。之前北大车浩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他之所以认为不应该提升购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罚，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很大程度是一个执法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在很多农村地区，当地政府和公安局都对于被拐妇女现象视而不见，或者即使是女性去派出所举报，警察也很容易被村民收买，所以这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地方势力的巨网。那么如果仅仅是提高刑法的刑罚，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在轻的刑罚体系下，地方还可能对违法分子判个一两年，但如果刑罚责任门槛提高，官民相护的地方更不可能将这种行为起诉到法院，反而这些行为根本不会被立案。
这种法社会学的观点确实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的问题所在，关键不在于法律怎么规定，而在于如何执行，是否得到了切实的遵守。曾经有人专门查阅过裁判文书网上的拐卖妇女案件，发现大多数案件都仅仅对购买者判处了购买被拐卖妇女罪，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行为之后都会伴随着非法拘禁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然而大多数判决书都并不涉及这类罪名。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因为地方官民之间的关系，司法系统最后只是象征性的判处了最轻的罪名，而故意忽视了之后的更严重的行为。所以拐卖妇女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立法问题，不是单纯提高刑罚就能解决的，它涉及到执法、地方文化、经济水平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要解决它，也需要长久的、多方面的努力和改善。
3. Tocqueville、同销万古愁，回应《专访好青年荼毒室：沉默的一年，哲学还有甚么用？》
Tocqueville：“纽约、伦敦之后就是香港”......哇，原来以前真的有好多香港人会这么想，但从一个台湾人的观点，这种想法还是满奇特的。纽约、伦敦之后，起码还有东京、巴黎、柏林、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新加坡这些城市，在国际都会的地位上，就算没有更高、至少也是与香港在伯仲之间吧。我知道那个脉络是在比较“金融中心”，但这就体现了香港人以前金融为上的思考盲点了，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并不会一开始就以“是不是金融中心”来评价一个城市。“纽伦港”这个词大概只有香港人会念念不忘，纽约和伦敦人并不会以这个词自我标榜（多数人可能根本没听过）。这不是发生在几年前香港沦陷之前，而是在香港尚存一丝繁荣时就已经是这样了。抱歉可能有点离题，只是一时有所感触。看这篇文章有稍微让外人接近香港人的那种痛，当然可能还是不够。总之，香港加油。
同销万古愁：其实不用觉得香港人奇特，人来就是会用自己熟悉的准则来定位世间万物。香港人长在金融市场发达、生活便利的地方，自然是这样看其他地方和理解香港在国际上的定位。而且，台湾人也未必比香港人少注重金融。前面举的城市还不都是已发展国家有名的城市。但其实在学术的理解上（我念的是亚洲研究），孟买、雅加达这些城市，也是国际城市，因为他们在资金、人口流动、进出口这些方面上很国际化。他们在某些角度来说，也可以是排在很多城市前面。
而且，香港人举出“纽伦港”这一说法，未必是狂妄得打从心底相信这个排名。有可能只是在说：“你看，我们香港曾经‘假假地’都是与这些城市并称的国际大都会，现在却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以过去的美好，展示出当下的伤痛，没有必要太较真。
4.汉堡包，回应《Lunar New Year vs. Chinese New Year，我们过的是同一个农历新年吗？》
祝福语的改变反应了文化上的包容。北美近年把Merry Christmas逐渐改口成了Happy New Year以包括含犹太新年、农历春节在内的若干新年节日，看似只是词语的变化，实则是尊重非基督教的文化。同理，所谓Chinese New Year实则否定了中国以外其他文化庆祝近似农历新年节日的文化自主性。要么中国需要承认中华文化在东亚花果飘零，自己并不是它的唯一继承人；要么就应该承认中国春节是农历春节的一个子项。实则，中国春节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名词，也是包括中国现有行政区汉族聚居区从南到北若干不同的习俗。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张力，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很明显，但我觉得，民族国家应该尊重文化，而非反之。我印象最深的是，蔡总统的新年讲话用国语、台语、英语、粤语、客家话祝全体华人新年快乐；加拿大总理用英语和法语分别祝国人新年快乐；都在面子上尊重了不同文化的族裔，体现的是国家团结而非分歧。尽管或许也可以抨击为做做样子，却总比样子都不做要好，毕竟，如果连面子上都在exclude群体，可想而知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高。
5.Granny，回应《Lunar New Year vs. Chinese New Year，我们过的是同一个农历新年吗？》
香港过农历新年，就是称呼为农历新年，才不会叫中国新年或中华新年。翻译做英文是LNY吧。叫CNY是让外国人了解你的节日吗？那是否就变了外国人本位？就像七巧节，韩国、日本人有各自的叫法和相应的英语拼音。叫Chilseok, Tanabata 或者译double seventh festival, 还是Chinese valentine festival?
作为香港人，真的不怎么庆祝七巧节，但知道其他亚州地区有庆祝。如果是以庆不庆祝七巧节来界定香港人是否中国人，香港人应该不能算是中国人了。译Chinese XXX 是为了让人知道这是中国有(与外国对应)的东西，但不过让外国人容易明白，但不是正式称呼。 EG 汤匙会不会叫中国的汤匙、算盘会否叫中国的计算机? 北京会否叫中国的华盛顿/伦敦？Lunar new year 是以本地人为本位的名称，或者你想让人了解，可以两个连用，叫Chinese Lunar New Year, 以区分其他东亚地区过的农历新年。但老实说我想中国不用地区过农历新年的方法也不同，也未必适合一概而论。
6. 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失误朱易遭网络讨伐，夺金谷爱凌受捧，你如何看中国归化运动员的不同命运？》
胡锡进那句话真有阿Q精神 ，人家谷爱凌连美国国籍都没放弃，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是多么的自卑又自大。希望到时候数数美国冬奥运动员里华裔拿奖牌的数目不会让她破防。
BTW 陈虹伊主要是因为中国冬奥花滑的积分是她这几年不惜耽误高考时间独自支撑起整个周期打比赛挣回来的，很多支持者认为既然朱易的表现不怎么好（事实上她的新人组比赛冠军的含金量也受到不少质疑），那么理应由陈虹伊出战这场在家门口的比赛，最起码对于陈虹伊也有一些补偿，而不是用一个北京体育大学的保送搪塞过去（对于陈虹伊的战绩来说并不难获得）最起码也是清北的保送吧。
背后其实是中国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底层以及双减政策打击下的中产对于“社会精英”（例如今天另一篇文章里的Chimerican）掌握更多社会资源与信息，在代际社会流动中获得不平等优势以及阶级流动阶梯被封闭的不满，再结合中国式内卷鸡娃文化的产物（有评论认为朱易参加冬奥纯粹是因为希望获得上常青藤名校的优势，这个说法未经证实，但能看到反对者背后的不满。）很多人是把自己代入陈虹伊，作为既有统战体制下被不公对待的一群人，例如近期比较热门的土木老哥；相对于少数民族，外国人能加分以外的一般汉族大学生；自认为被女拳压迫的“国男”。他们自认为对于国家社会有更多贡献，也付出更多，但是因为“统战”而成为被牺牲的一群人。
这件事也能看到，当诸如胡锡进这类体制内精英还想著打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牌的时候，底层对于现有的利益分配体制已经越来越不满。
7. 自由风吹倒刽子手，回应《酷儿女性看爱情：百合文化如何颠覆异性恋情感和关系》
很详尽的文章！
意见：1. 我有点好奇作者对“轻百合”类作品的看法；我的想法是百合作品即使从异性恋霸权之中获得部分解放，女性间情感的描写其中也有被co-opt的可能，未必真的能摧毁男性凝视视觉。2.百合作品对女性性欲的描写，会不会也强化了某种刻板印象？
解释： 1.“轻百合”简单来说，就是撇除“狭义百合”后的“广义百合”；在近年的日式动画中，也往往会与注重表述日常生活的“日常番”(slice of life) 重叠。具体例子有 《New Game!》、《天使赶临到我身边》等。
文中提到百合的主要受众是非异性恋女性。 但就我的观察，至少在动漫圈中，轻百合的男性粉丝能见度相当高，以致于每季动画如果有轻百合类作品，都会被戏称为“猛男番”。而这些动画亦常被称为“难民番”，原因是某些（男性）观众认为，看见软萌萌的女孩子互动很纾压，可以化解日常生活中积压的戾气。以致于出版不少轻百合作品的“芳文社”，以及经常动画化芳文社作品的“动画工房”，会被动画迷戏称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在我观察中，这类型的作品往往有幼童化(infantilize)女性角色的倾向，目的是突出女角的可爱以及无攻击性，同时令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冲突肤浅化。可以说某种片面的女性气质，成为了给异男观众享受消费的服务。甚至可以称呼为“虚拟的情感劳动”。
而这种倾向的问题，在于有可能局限角色描画的多元性。具体例子是《New Game！》在后期剧情中，女性角色间开始出现不能轻易消解的冲突（大意上就是女角之间因为制作游戏的工作而起争议），男性观众的反应并不是被剧情张力吸引，而是哀嚎美好萌萌达的时光被打破。
男性观众这种偏好会不会通过市场机制，构成对轻百合作品的规训？
2.另外文中有提到百合对女性情欲的描写并不是“为了性而性”，因此有反抗主流异性恋论述剧本的意味。但就像端传媒之前另一篇谈论女同性恋戏剧的文章提问。这种对女性情欲的表达方式，会否 //强化对女性同性情欲的刻板印象：平等、美好、温柔、浪漫。而这种“被观看的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对这种主体情欲的他者化。//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05-opinion-yuri-chinese/（PS：我并不是同意该文作者对跨性别女同的立场）
8.robivy，回应《“错误决策杀人，必须有人负责”：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属起诉政府求偿1亿欧元》
英国的全民免疫只是最开始时政府倾向的一种想法，有经济考量，但科学家的影响也很大。并没有持续很久，3月下旬就进入了全国性的封城，几次封城长达大半年，说英国一直躺平，那真是中了墙内宣传的毒。
英国议会关于政府应对新冠措施的调查小组去年十月的报告虽然不完全，但指出的问题还是多少接近于实际的。比如全民免疫，这个理念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至今还时不时被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提起。问题在于当时科学家之间意见分歧，政府盲目选取其中的一种看法制定政策，延误封城时机，对新冠死亡最集中的养老机构保护不够，等等。
有意思的是，当时意见对立的科学家们现在都有反思。群体免疫的那一派承认自己过于乐观，封城那一派也反省是否有必要那么无差别严厉的长时间封城，集中资源保护重点人群是不是更好。这些思考都可以在英国主流媒体上看到，不用取道意大利甚至跑去看中国。至于防疫政策的各种讨论，这两年来在英国各类媒体上有成千上万篇了。哪怕现在疫情明显好转，新增病例明显下降，英国又开始公布其他统计数据，来告诫大家每日统计的病例数可能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其他数据显示疫情可能还会反弹。这些岂是两年前的一句群体免疫能够概括的。
9. Detective，回应《“错误决策杀人，必须有人负责”：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属起诉政府求偿1亿欧元》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同英国所谓的“全民免疫”和美国右派对病毒传播不管不顾的态度。尽管西方媒体一直批判中国大陆为了防疫而不顾经济发展与民众自由，但西方一些政府却也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以及自由权利，完全放任病毒的发展，甚至认为所谓的“病毒”是一种虚假宣传。（川普极其极端右翼支持者的反智观点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病毒刚刚被发现以及传播的初期，是最应该政府实施严加管控的时期。因为这时人们对病毒的治疗机理、健康威胁都不甚了解，此时以经济自由的名义放任其传播，相当于是让人民大众充当了“病毒试验体”，既让民众承担了病毒的未知风险，又容易大规模挤占医疗资源，最后一部分人是因为病毒本身而去世，一部分人是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资源而去世。在非常重视生命权的民主自由社会里，这种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这篇文章里谈到，意大利的疫情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管控决策，一方面是因为相对落后的医疗体系和防治体系。相比起来，英美的医疗能力和资源是要好于意大利的，但是却同样造成了如此惨重的后果，这不得不说和政府的对策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2020年看过《纽约时报》的前一篇文章，专门谈起了为什么中国抗疫成功而美国失败了，批判的矛头直指特朗普政府。撇开政治立场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我认为在抗疫方面，美国确实有值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当然不可能直接照搬），这也是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如果经历了疫情教训而不反省，才是最大的悲剧。
遗憾的是，目前美国的疫苗接种率还是远远达不到良好的水平，更不要提还有不少人士公开反对接种疫苗。我总是隐隐有种感觉，在这股极端右翼势力的影响之下，终究会以“自由”的名义而扼杀自由。
10. EricChan，回应《谷爱凌的两个祖国：在湾区滑雪，在海淀补课》
其实谷爱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中美，特别是中美的社会精英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全球化时代的精英如何面对现在全球趋于保守的潮流其实也蛮值得观察的。不仅是谷爱凌和朱易，Nathan Chen等美国冬奥主将也在美国遇到不少与身分有关的质疑。谷爱凌的关于其身分的回答很有过去全球化大行其道时代鼓吹的全球公民的意思。到了今天中美两国国民是否还买帐也是值得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