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21年終專題 香港 留下來的人

專訪好青年荼毒室:沉默的一年,哲學還有甚麼用?

「留下來的人可以做什麼?重塑香港人對人生的看法。」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 攝:林振東/端傳媒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 攝:林振東/端傳媒

好青年荼毒室之名,來自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喋喋不休,毒酒都不能阻止他做後世的牛虻。這次訪問,卻從噤聲開始。

「無力感真的是前所未有。」提到2021年,成員四哥一口氣說了許多。數分鐘以後,他才想起,背後原因都不可說。身旁的另一成員甘仔也點了點頭:「有時有點淆底(怯懦),是『噗』一聲有這種感覺,但你說是否很強烈,又不是。」他頓了頓,「有時你會想退。行兩步,退一步。」

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一向不是如此。這個由13名中文大學哲學系研究畢業生成立、於2016年誕生至今的香港哲普團體,自去年中有份主持的香港電台學術清談節目《五夜講場》被腰斬後,年底眾籌港幣60萬元,以原班人馬開拍《哲學係咁傾》。意外地,眾籌於不足12小時之內達標。

「係咁傾」,即不斷傾下去的意思,與荼毒室形象相符。包括四哥和甘仔,成員最大特點,正是喋喋不休。逢星期五在YouTube直播,在逾千觀眾面前天南地北,題材由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傅柯《規訓與懲罰》,到「入新亞,中大四院我稱霸!」的Dem beat,動輒聊上4、5小時,眾人爭相說話,「俾我講埋先(讓我先說完)」成了口頭禪。

唯有提到移民、別離等話題,方見靜寂。

好青年荼毒室。

好青年荼毒室。攝:林振東/端傳媒

生離死別、家破人亡

「現在的無力感是家破人亡。」甘仔說。

甘仔、四哥和荼毒室的創室成員,畢業於中大哲學系,部分人曾為多間院校的客席講師。他們創立荼毒室的原因,正是希望哲學可以脫離學術的框框,成為日常大小事的思考態度。對甘仔來說,2021年的代名詞,是無力,且是生離死別的無力。

因為疫情,去年初即使甘仔的家人病重,他都不能探訪。「一個人生命走到盡頭時,正常都會想有人探訪……但我們連玻璃房(隔離病房)都不能進去。到最後可以見到她時,她已走了。」

死亡不是唯一的離別。身處低沉的社會氛圍,甘仔朋友圈子的人走了一半,當中有認識20多年的好友。出走之急,他們連工作都未找到,已先行遠去。「我們建立出來的social bonding(社會連結),基本上瓦解中。對我來說,無力感來自於孤獨的感覺。」甘仔說。

留下的人孤單,離去的人亦如是。甘仔記得,好些遠去的友人,在他鄉亦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族群,「他心靈是不想走的,肉身卻走了,同時又想回來。」沒有工作,自然沒有同事;又因缺乏安全感,沒有接觸當地的香港人;每天在家無所事事,只能不時致電回港,但又陷入失語:「他一直想找回在香港的bonding,但已經……例如,我跟他說香港多了很多日本店舖賣和牛,以前沒有的。他說,『咦,原來香港變了很多』,然後已經不能接話了。」

也有一說,在外地重建香港好了。但甘仔覺得,香港人慣於入鄉隨俗,又是矛盾:「你去到別人的環境,就要入鄉隨俗,講英文,日文,whatever。那麼你的下一代是說英文還是廣東話?如果你最初是想保留自己應該有的東西,不是應該說廣東話嗎?但這又和入鄉隨俗的原則相違背。你再問清楚一點,你會發現原來全部人,包括我自己都沒有想法,想不到。這是一個很痛苦的dilemma。」

四哥認為,留下來的人亦面對兩難。現在留下,不等於以後不會離開。他憶起,有天偶遇老同學,記憶中的他,不愛束縛,故一直為自由工作者。豈料他向四哥說,最近進了大公司工作:「『哦,若我以後移民,我拿這個在大公司的portfolio,移民後會容易一點找工作。』他沒有很肯定要走,但他都要做好準備。」

即使在香港的履歷表有多亮眼,移居他國後誰都不肯定能否做回老本行。「有不少室友上來簽書,說下星期就走。有室友說去到當地,就不再做本來的專業,會轉做餐飲,其實工資差不多(笑)。」

四哥。

四哥。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四哥笑不出。他從來認為,事業可以是人生的核心,「對於一個不可以延續他本身職業的人來說,我覺得是生命上的挫折。」

甘仔坦言,最初有點責怪移民的人。「我最初想,不如有屎一齊食啦(一起吃屎),會否沒有這麼孤獨呢?」但隨時間過去,他逐漸理解,亦只能理解 —— 沒有人想離開,但他們確實不能留下來。「我們的感覺,不論是否政治也好,疫情亦都有關,共同體最基本的感覺是痛。沒有了social bonding的那種痛感,是一種香港人才感受到的痛。」

甘仔舉例,有時玩語言交換app,跟外國人聊天,最有感受。「和一些日本姐姐、台灣姐姐聊,她們會問你香港是怎樣的。問多兩句,你會發現她們感覺不到你那種痛。她們會不斷追問香港的情況,我就覺得妳不如不要問下去,我覺得很難受。我再看下去,會受不住。」但另一邊的她們卻又繼續發相關的香港新聞過來,「她們會問你是否怕、不用這麼怕。原來她們不明白。」

他又想起,讀碩士時曾到丹麥交流:「(丹麥人)他們的facial expression太過開心,我會覺得,你咁開心做乜x野(你幹麼這樣開心)。我很不開心,你會覺得香港人都在背負一些很重的東西離開,留學又好,移民又好,大家都有一種鬱結的感覺。不用說2019年,2016年之後都有啦,2014年之後都是。」那幾年,香港正正經歷了幾場大型的社會運動。

縱再無力,有些人都不能離開,包括四哥。「過去10年已經有人說,越來越理想化,一種世界公民,古希臘都有這個字,一個無根的人。我做不到的,是無根。」他想像如去到外國,雖可以認識新朋友,但找不回出生地、原居地的文化土壤。「例如我剛剛認識你,我可以跟你說一個周星馳的梗,你會立刻笑,大家可以說旺角哪一間店好食,我們的connection有一個很厚的文化在裏面。」兩人不斷以香港形容食物的術語以及共同回憶舉例,蘿蔔有渣、西瓜有沙、天水圍聚腳點「大7」、電影劇情徐錦江個x樣......一旦到了外地,上述的意義將會失去。

「Community背後有一個深厚的文化歷史基礎,而我們的交往,我們的溝通,我們的情感建立,就在這裏拿一些資源來建構。移民,這些就全沒有了。」四哥道。

甘仔。

甘仔。攝:林振東/端傳媒

意外建構的Community

荼毒室最初沒有想過,要為香港建構一個怎樣的Community。甘仔說,荼毒室中人多是率性為之,做事不一定有詳盡計畫。決意創室那天,不過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人一場日常酒吧聚會的酣後建議;由定期撰寫哲普文章,到定期於Youtube直播,亦不過是將平時的飲酒吹水(聊天),搬到鏡頭之前。

至於新活動,據甘仔所說,一般都是將就促成:「有些人說不如拍點東西,又會有人說好呀好呀。喂開拍啦,你班x樣(混蛋)是否出現呀,食屎啦,又無人應機(回應)。通常豬文(另一位荼毒室成員)是這樣叫人回來做……我們沒有計劃的。」

荼毒室的五週年生日派對,雛形也不過是找一張乒乓球桌,「大家打乒乓球就算了……之後有些人建議不如拿些木頭回來,做攤位遊戲,好呀。其實真的不是很認真。」討論之後,派對擴展為有多個活動的嘉年華。甘仔記得,派對前夕的晚上11時,活動佈置完成度不過30%;到派對開始,主要場地活動如常,樓下的停車場則有10多人仍在盡最後努力,繼續佈置工作。

雖非有意為之,在這充斥無力感的2021年,荼毒室卻踫撞出許多新的嘗試。 在成功眾籌開拍新節目之前,他們推出了網上教學平台「好青年精神時光屋」,聯同一眾學者講授哲學或人文學科課程;在Youtube拍攝饒有深意的短劇、接拍廣告;與香港新崛起的流行文化力量如唱作歌手Serrini、Youtube頻道「試當真」合作;又推廣大型文化活動如法國五月藝術節、PMQ的 deTour 設計節、香港亞洲電影節等。

相比多樣的嘗試,更重要的是,荼毒室這樣理性中帶著率性的存在,湊巧填補了許多留下來的人內心的空洞:「例如有個姐姐說,她自己一個人住,五週年(聚會)時找我們簽名。她說自己一個人住了很久,當她覺得很孤獨時,就會開我們的podcast、live,純粹是有點人氣。」甘仔道。

為了不再孤獨,也為了尋真。香港日常的新聞、電視台的戲劇,四哥認為,總有一種虛偽,「就像平行時空,很荒謬。」而荼毒室的直播,成員們偶而東拉西扯,有時認真討論哲學,邊說邊舉杯,醉後有狂怒也有流淚,呈現真實的性情。不少室友曾和二人分享,荼毒室填補了他們的心靈空虛,也找到了共鳴。

久而久之,被稱作室友的觀眾們,聚集於荼毒室專屬的網絡通話軟體Discord群組,創造了一個全新的social bonding。「我從來都期望,荼毒室不是我們這10幾人,而是community。他們自己會約出去畫畫,唱歌,這就是正在打造一個community。」四哥說。

好青年荼毒室內的一幅寫滿字的黑板。

好青年荼毒室內的一幅寫滿字的黑板。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個群體的意義,突破了單純的圍爐取暖。打開群組,除了閒聊,竟有並非哲學專業的室友就各類議題,例如音樂、建築等交流,更會為此製作簡報,甚至以論文分享心得。「好癲,大學都做不到啦,你一進去,有一班人在簡報。」甘仔道。

近年,該群體進行的活動更逐漸脫離荼毒室這個主軸,室友在交流之中互相啟發,按自身的興趣進行多樣的創作,由畫作、烹飪到音樂MV,數量之多,足以供荼毒室於五週年活動舉辦室友作品展。「這樣最好,不用跟著我們,有自己的獨立發展。」四哥說。

更重要的是,因為荼毒室,他們看見了彼此。哲學並非流行話題,這年代有話亦不一定能盡說,好哲學者,從來難尋同道。而荼毒室的存在,正提供了連結的平台。四哥記得,五週年那天,一對姊弟在此相遇,方知對方都是室友。「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在香港,可能有些人對哲學有興趣,但他身邊湊巧沒有這些人,我們幫他們拉了紅線,找到一堆人可以和他討論這些事,這種討論的學術氣氛,都可以在這裡流傳下去。」

開拍《哲學係咁傾》亦是為了保留討論的氛圍。甘仔表示,華人社會並非沒有討論哲學的節目,卻多是單向的討論,「一個speaker,在教書。One-way的很多,multi-way的很少……台灣台視也有哲學節目,通常都是一個學者去講,而不是討論。」

回歸初衷,由港台的《哲學有偈傾》,到今時的《哲學係咁傾》,都是難得的雙向形式哲普,「最重要是展示一種討論的態度。」甘仔道。

砍掉重練

討論的空間,在這時代尤其可貴。人群離散,一眾「北望神州」的政客及藝人又正搶奪「說好香港故事」的話語權。有媒體報導,香港電台將禁播某些歌手的歌曲,如黃耀明、何韻詩、RubberBand等。甘仔覺得,整個香港的文化土壤,正面臨崩壞:「不是沒有connection,而是這個background開始沒有了。」

由香港男子組合MIRROR的紅極一時,「試當真」的崛起,再到荼毒室的多方合作,反映不同的新土壤正醞釀發酵。至少,有人在做香港人本土創作。然而,在甘仔眼中,與其說是發展新土壤,不如說是一種被逼的自救。

「現時的香港,好大部分的人都正在面對一個Existential crisis(存在危機)。」

以往的香港,是各得其所。政治有其固有的抗爭之路,文化有既定的渠道,普通人亦有尋常的道路,「以前他們會覺得,打好份工就可以,結婚就一定是這樣、婚宴播放的成長片段也一定是這樣。」現在,固有的理所當然逐一倒塌,平常的生活亦隨時被打亂,危機隨之出現,「我們剎停了人生本來的planning……就像現象學,還原、懸擱本身的自己,是一個契機重新檢視,這個世界似乎有其他事物可以看。Existential crisis間接促成了他們思考人生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個人開始重新檢視自身,亦開始檢視社會。「香港人以前有種不需要自救的驕傲,喂我一出生,香港就是東方之珠、國際大都會、亞洲金融中心,紐約、倫敦之後就是香港。喂這些東西是別人給你的,金融體系是別人想出來給你的,不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攝:林振東/端傳媒

也許是前殖民地的關係,香港慣於一切皆為外來,日子久了,竟也內化成自身的基石。80、90年代,多少當紅歌曲是來自日本的作品,又有多少童年回憶是日本的動畫。那個香港的黃金年代,其文化體系近半來自日本,亦延續至今:「香港人很喜歡日本,我覺得這亦是一種找救生艇的心態。沒有了中國的文化基礎,就尋找另一個歸屬感。韓國(當時)太細,台灣又不行,那就找日本吧。」

甘仔認為,當一切都被暴露,香港人終於被逼醒覺,「當弱者認識到自己是弱者時,就會有創造力。何來創造力,就是做一些你本份可以做到的事,而不是站在一個虛假的位置。」

「其實四個字就講完,砍掉重練。」甘仔道。

然而,創造不能憑空,更何況擺脫幾十年假象之後的空虛,人們都需要支柱。去年經歷了生離死別的甘仔,有如生活於迷霧之中,想找一個方法安身立命,「我發現哲學真的有點用。」孔孟令他知道義命分立,只需以義安命;實在論令他知道現實從來獨立於理解,又豈能預知現實沒有可能改變?

甘仔如此,室友亦如是。好青年荼毒室12小時之內眾籌到60萬元港幣開拍《哲學係咁傾》,甘仔覺得,這有點像教會的奉獻,哲學成為理性的聖堂。不論是日常相處,抑或五週年聚會當天,室友都會向成員們傾訴所想:「很多室友面對面聊天的感覺,他們好像當了我們是牧師……大家需要在生命中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他們會覺得在一個混亂的地方,找到一個心靈的空間,而且是公共的。先不說這是否等於反抗,但是一個信念的一種捐贈。」

「哲學從來都是一個需求。如果你不想用宗教方式令你安身立命,你就會用理性方法。」甘仔道。

四哥憶起,最初港台監製提出《五夜講場》的概念,每集由多名講者探討哲學、科學等嚴肅議題時,曾被高層潑冷水。誰料節目播出後,收視不俗,「他們原來看輕了香港人,香港人都可以有這種需求……一直以來都有這個需求,只是人們不知道自己有這種需求。」

好青年荼毒室的出版物。

好青年荼毒室的出版物。攝:林振東/端傳媒

留下來的人,請藝術地活著

近年,四哥經常被室友稱為四貓。他從未想過,不過是於一次直播中扮貓,他的形象定義,說變說變,成為了他和群體的共同語言。

四哥總愛說,荼毒室與哲學為他開啟了人生更多面向,亦認為可以為他人開啟更多的面向。「我從來都不會說什麼末世」,四哥道,「留下來的人可以做什麼呢?重塑香港人對人生的看法。」

室友到荼毒室位於灣仔富德樓的會址買書,當中有中學女生提到大學選科的選擇,「嘩,原本想讀law做律師,她見到現在,法律還有用嗎?不讀了,和家人吵架,要讀哲學。」四哥覺得,這跟讀法律或哲學與否無關。他知道,現時的環境下,大家都很難開心,但留下來的人,可以利用哲學思考去撼動大家的人生價值。「以往阿叻(陳百祥)那一代的看法是,最緊要開心,其實是一種naive的快樂主義。除了開心之外,人生還有沒有其他價值,值得我們去追求呢?」

有的。「就是做人,要型。用一套美感的詞匯、藝術的詞匯去評價人。不要用那個人在社會成不成功、搵幾多錢、有幾多follower,不要用這些去評價。我們用柒和型來評價。」四哥認為,這年荼毒室的各種嘗試,正是展示了上述可能:「荼毒室其中一個正(好)的地方,是我們自己可以demonstrate自己給別人看,做人,可以有很多variety。」

存在先於本質,本質來自定義。賦予了意義,痛苦也變得可以忍受,「原本只是理論,是尼采的想法,我覺得可以apply在現在……有了這些價值觀,我們捱得過。有了這個,香港文化才可以延續。」四哥說。

四哥並非一口咬定,上述理論必然正確。哲學本來是無盡的質疑與自問,荼毒員成員們亦曾質疑,哲學真的能普及嗎?在這世代,哲學還有意義嗎?

現實是,紅線下有些事不可說,就是不可說。「你會開始避題材,就會發現冇乜貨(沒有什麼可說了)。哲學,無論你怎樣說,都會有少少......但你會發現,你原來想說的會支離破碎。」

同樣是紅線之下,香港文化創意卻同時怒放,甘仔認為,這不過是萌芽階段,至少,主流的美學仍未能擺脫外來的基準:「一個完整的族群身份,會有一個精緻一點的流行文化,有自己生產出來的product,有自己的design,有種獨特的審美觀念。」MIRROR是類似韓風的組合,香港依然充斥以日本為準的審美。

即使是本土地下樂隊,或是「試當真」、荼毒室等以香港人為目標群眾的團體,甘仔表示,他們暫時仍未談得上是香港主流。「(上述創作團體就如)鐵達尼號沉船時,會有一塊木,但它暫時不是救生艇……除了軟實力,香港硬的工業呢?要整套都有,才是真正的救生艇。」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

好青年荼毒室創室成員甘仔與四哥。攝:林振東/端傳媒

甚至,作為哲普團體成員,甘仔心底裏不想哲學思考成主流。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後的黑暗時代,人們執著於尋求上帝作為寄託;若現今人人都追求哲學,這現世也必然是黑暗時代。「哲學要求的那種很本真的反省,只是一個很短暫、critical的moment。如果這種思考態度成為主流,那麼我們是好悲慘。」

矛盾在於,正是黑暗年代,哲學作為安命之用,更顯其價值。「我有些朋友做大陸生意,無啦,封關。以前覺得自己搵錢至大至上至叻,現在沒有了,他可以去哪裏呢?完全就是迷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即使他有錢也好。」甘仔說,「當你做一個comparison,就會見到哲學其實是有用的。每一個人都需要拋錨,知道自己的xy(座標軸)位置,好多人連世界地圖都沒有。」

被逼覺醒,原來自己什麼都沒有,也好。拋開過去的假象,通過哲學,至少做到直面真實。「從來都以為自己是巨人,但你可以做的只是取巧。這種找回自己的Self knowledge,在這一刻是最有效的。」甘仔道。

瞭解自我以後,方可創造自我。四哥覺得,這才是哲學給我最有價值的一課:「自由是離開自己,審視自己,從而令自己可以塑造自己。這個是最重要的,不是什麼理論。」

1月31日,籌備多時的《哲學係咁傾》第一集首播。這集的主題,是意義的追尋。

其中一種意義,可以是美學。「如尼釆當時問的問題,若人生痛苦,如何值得活下去?答案就是,人就是藝術品,我們作為美感活著,為了美感而存在,就有意義。」

「做個更好的自己。改變到自己,你咪型囉,你有格囉。已經好值得了。」四哥道。

好青年荼毒室。

好青年荼毒室。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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