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故事中，被忽略的可能性與權益

政府公告發出後，微信公眾號《先生製造》聯繫到了一名研究雲南福貢的學者陳業強，並和其做了訪談。陳曾經長期研究福貢縣當地社會，並出版了著作《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這篇訪談與研究著作中的信息，似乎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理解「八孩母親」和徐州通報的背後意味。

陳在福貢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到2000年代間，當地有大量的年輕女性嫁到包括徐州在內的東部沿海省份，而這個過程中，欺騙、拐賣和人身控制也都是常見的情況。徐州官方給出的調查通報，則有不少符合這一歷史情景之處。

首先，如果「八孩母親」真的來自福貢縣，那麼這個跨越了數千公里的人口販賣故事就確實有可能成立。福貢縣的傈僳族山區有非常大規模向東部沿海地區輸送女性人口的歷史。比如陳業強訪談了一個兩千多人口的村，三十年間有103名女性離開村落外遷——包括被拐賣。這是個相當不可思議的數字。畢竟福貢就算到雲南省會昆明也有近700公里路程，如果不走高速公路甚至需要17個小時。

接着，這名稱為「小花梅」的女性曾經先嫁到雲南保山，之後離婚，然後再被家人託人帶到江蘇。這符合研究者對福貢當地婦女幹部的採訪。當地幹部稱，最早外嫁的福貢女性一般先去比較近的雲南保山市，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山東江蘇等地就開始成規模地「輸入」福貢女性了。

再然後，通告中的「桑某某」的身份，也和歷史上福貢女性遠嫁的情況較為吻合。桑是一個當地傈僳族改漢姓時會使用的姓。比如《中國新聞網》曾報導怒江的「傈僳族郵遞員桑南才」。而外嫁的女性、甚至被拐到外地的女性，轉身變成婚姻中介乃至人販子，將老家的女性帶到自己的遷入地，按照研究的結論，在現實中也是常見現象。因而這名「桑某某」完全可以是老鄉兼婚姻中介，又或是老鄉兼人販子。

最後，如果這名八孩母親真的是「小花梅」的話，其看起來「精神疾病」和語言不通的情況就可以有一種解釋——這名女子可能是一名傈僳族女性，如果沒有得到良好對待，她完全可能沒辦法學會漢語，從而沒有和當地人交流的能力。而不會傈僳語的外來人員——無論是視頻博主還是記者，都無法和她正常交流。作為一名傈僳語母語者，她的漢語可能是從諸如電視節目和當地人交流中破碎地學習的，帶着任何口音都有可能。而這也能解釋「小花梅」這個名字——傈僳族和很多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一樣，沒有姓氏，如果沒有上過學，基本也不會有帶姓氏的漢族名。

2020年，騰訊新聞的《穀雨實驗室》曾經做過一篇長篇非虛構報導，講述的是一個被從貴州雲南交界處的山區拐賣到河南的布依族婦女的尋親故事。這篇題為《一個名字叫做「喂」的女人》的文章中，呈現的是諸多現實的縮影——西南山區的不會說漢語的少數民族被當地人販子拐賣，再轉手賣到遙遠的中原地區。這些女性一直不太能和人交流，這使得她們在社區中地位很低，也很難找到辦法回鄉。

此次「八孩母親」事件，網民直接預設徐州政府的通報作假，也許會造成一個未必是有意為之的後果：有些關鍵的、涉及當事人權益的問題，無法經社會輿論的聲音放大倡導出來。

首先，這名「八孩母親」是否是傈僳族？如果是的話，可不可以請到專人用傈僳語同其交流，以驗證其究竟是精神有恙，或只是因為語言不通和處境極為艱難而顯得「神志失常」？

其次，雖然通報中稱「小花梅」的父母均已過世，但家中是否還有其他親屬仍然在世？能否有機會組織其親屬到徐州，進一步確認這名女子的身份（包括網民極為重視的DNA測驗）？而如果這位「八孩母親」真的是從怒江被拐賣到徐州的，她能否有機會選擇是留在徐州還是回到怒江——假設當地仍有親屬一類的支持網絡的話？

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仍然可以質疑這名「八孩母親」並不是政府通報的「小花梅」。但是對當地政府來說，如果要選擇編造故事，那麼為何要如此費盡周章？直接繼續死撐宣布「八孩母親」是身分不明的流浪人員（就像最早宣布的那樣）就可以了。因而更可能的情況是，徐州的調查組確實是試圖追蹤這名女性的來源地，並且找到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貢縣，得到了他們心中認定「大概是真相」的一個結論。只是，以他們的能力和認識，對其中的很多細節都沒有辦法解釋和描述清楚，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大概他們至今也很困惑為什麼網民一直窮追不捨，畢竟以政府內部的標準來說，千里追蹤的一份調查報告已經「很用心」了。

而對不少繼續質疑的網民來說，他們心目中想像的故事是另一個，輿論一直追問「八孩母親」是否是1996年四川省南充市失蹤的家中獨女李瑩。但當地警方的DNA測試不支持這一結論。李瑩的家屬已經向公安部提出再次測試的請求，而網民則繼續向這個方向討論這一事件。李瑩是一個城市女性，家中獨女，她的被拐賣故事，更符合當今城市中產的恐懼想像。而如果故事本身是「老少邊窮」地帶拐賣到另一個「老少邊窮」地帶，也許網民就覺得「習以為常」了。

「拐賣」的地理學：黃泛區與滇西南

就算到頭來徐州只是用另一個故事「狸貓換太子」，也絲毫不會影響一個事實：在中國大陸，最大規模的人口販賣模式，並不是網民想像中城市年輕女性被抓起來賣給農村單身漢，而是從更不發達的少數民族和邊疆農村地區將女性作為商品「出售」到其他農村地區。更可怕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合法婚姻」和「人口拐賣」之間的界線往往非常模糊。

在這場「八孩風波」中，同時牽扯出的，是兩個區域的處境。

一個是圍繞着徐州北部豐縣的「黃泛區」。豐縣位於江蘇最北部，毗鄰的山東南部、河南東部和安徽北部合圍困的區域，歷史上是黃河多次改道的平原地帶。這裏人口稠密，以農業為生。歷史上陳勝吳廣的大澤鄉、《水滸》中宋江的水泊梁山均在這一地區。

筆者這幾天和多位來自這一地區的朋友聊起「八孩母親」事件，他們都說在老家一帶，「花錢娶媳婦」的情況不少，甚至親戚中就有「買媳婦」的例子。與之並列的是對社會治安的記憶：曾經在這裏人們坐火車到站要關上窗戶，以防扒手和搶劫——因人口眾多，治安不好，偷盜搶劫和治安事件頻發。在「八孩母親」被發現後，有網友翻出了1980年代報告文學記者武勤英的文章，其中記述了這一地區糟糕惡劣的治安狀況和猖獗的人口買賣現象。「黃泛區」人口眾多，單個縣的人口都常常在百萬以上，而清末以來這裏就經濟落後，貧困、自然災害頻發。

當地的朋友也告訴我，在網民們一致抨擊的男權主導的保守鄉村社會觀念之外，高額的彩禮文化也是這一地區的特色。為了結婚，男方往往要向女方提供一大筆錢。這使得很多當地的「光棍」或條件不好的男青年願意為了結婚生子向外省花錢「娶親」。這一過程中，自然有無數的灰色地帶就此產生。

事實上，如今的「黃泛區」，經濟條件已大有改善。甚至，豐縣的經濟相比周圍同樣區域的其他縣還位列上游，比位於山東境內已經成為網紅的製造業大縣曹縣的人均GDP都要高出近兩萬人民幣。在經濟條件大為改善的情況下，這裏的農村裏依舊有被男性拴着鐵鏈的婦女，是極為遺憾和可怕的現實：經濟發展並未徹底動搖這裏根深蒂固的無比重視結婚生子的思想觀念；而經濟發展也同時讓這裏對偏遠地區的女性產生了某種吸引力，使得成規模的人口販賣成為可能。

在網民對人口販賣的想像中，人口販賣似乎是這樣的畫面：一名女性一下子被拉上車打暈，醒來時已經出現在了一戶農家的牛棚裏。但現實中最多見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的：偏遠地區的一家人有一個女孩，家裏條件不好，希望把她嫁出去換取一筆彩禮錢，女孩自己也想離開山區去發達地區。於是他們給某個中間人一筆錢，介紹了一個嫁去東部地區的婚事。跋涉幾千公里到達「婆家」之後，女孩發現這家人其實也窮，只是湊了筆錢結婚，「買」了這個老婆。這時她想回家，但婆家用各種辦法——甚至包括拘禁和毆打，逼她留下成婚生子。除非自殺，否則女孩此刻已經別無選擇。這樣的婚姻，其實和人口買賣就只在一線之間。

來自福貢的女性面對的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她們家鄉所在的怒江山區，是雲南最貧困的地區。這裏毗鄰緬甸，交通極為不便。峽谷山地中的生存條件很差，在一些當地村幹部近年的扶貧日記中，2015年前後在當地過江都主要要依賴危險而原始的「溜索」。可以想像，以娶親為名出現的人口買賣乃至暴力的販賣，在一段時間內完全是這裏的常態。

在從雲南西部到江蘇北部的女性人口流轉過程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內部同時存在的「三個世界」——一線大城市已經進入富足的「第一世界」，他們想像着農村的各種光怪陸離的場面；東部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小城市和農村是小康的「第二世界」，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但無法像大城市人那樣生活；而偏遠地區的農村就是「第三世界」——就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村落，在2000年代初還因為貧困樂於接受外界人來支付彩禮錢「娶親」。

城市居民對這些地方有種種詬病和批判，似乎這些地方野蠻而未開化，充滿了人性之惡。但他們忽略了，無論是徐州的村民還是怒江的山寨，都早就捲入了龐大的貨幣經濟中，他們也嚮往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嚮往金錢和物質生活的優越。如今許多人援引一位法律學者的話，揚言如果一個地方過於邪惡，那麼不如毀滅這裏算了。但導致這些惡的，難道不是不均衡的發展和對教育與醫療的不均衡的投入嗎？把拐賣問題當作「黃泛區問題」或者當作「少數民族落後問題」，都拒絕了面對問題的核心：如何讓「黃泛區」真正現代起來？如何讓少數民族享有更平等的機會和發展的權利？

社會進步與輿論

直至現在，圍繞豐縣事件的輿論，還是傾向於將這個故事理解為中產女性被拐賣的故事。這樣的城市vs農村的二元結構，在曾經的「楊改蘭案」和《殘酷底層物語》一類文章的流行中都反覆出現着：農村被當作充滿着魔幻、獵奇和可怕場景的、和城市迥然不同的空間，而城市人更願意消費和閲讀的農村新聞，也恰恰需要將農村按照這樣的想像加以描繪。

「八孩母親」也引發了種種如何改良社會、促使社會進步的討論。比如，廣受好評的法學學者羅翔的建議是，對人口販賣的購買一端加重刑罰；有許多人則認為要重拳打擊販賣人口的犯罪團伙；另有很多人認為重點還是要讓農村實現更好的經濟發展，才能夠破除愚昧思想。

與此同時，有許多事情也是更值得關注的。

其一，拐賣人口問題不是簡單就能依靠政府解決的。在《穀雨實驗室》的布依族女性回家的故事中，發揮了最大作用的是黔東南自治州的一群包括了公務員、文化人在內的布依族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和媒體、志願者一起，解決了多例被拐賣女性尋找家鄉的難題。豐縣事件中我們也看到，當地警方對從雲南到江蘇的橫跨了大半個中國的婚姻買賣網絡並不具有充分的掌握。在類似事件中，人與人之間的具體的、可以解決不同層面困難的連接在未來會是很重要的。而這種具體的連接和合作，和當前網絡輿論的憤慨與疾呼並不是同一回事。

其二，人口販賣當然值得打擊，但是也許比人口販賣更為重要的是建立家庭暴力的應對機制和保護機制。這種機制和相關的知識、支持，在農村地區尤為稀缺。且不要說買來的婦女會被毆打，就算是自由戀愛，農村的男女關係中也常常會出現嚴重的家庭暴力問題。試想，如果當地有應對家庭暴力的機制，當地警方能夠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這位「八孩母親」至少不會淪落到現在令人髮指的生活狀態。而同樣，也可以依據反家庭暴力，反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就實現追責。

何況，在未來，隨着中國國內打擊人口販賣，和各種公安數字化項目的落地，可以想見從國內某地到另一處的人口販賣會持續減少，但跨國人口買賣和犯罪的案例則會日漸增加。這些年越來越多的「越南新娘」、「緬甸新娘」便是如此。這些國際婚姻——就算不是人口販賣——本身也包含了人口買賣和人身控制的因素。試想就算是一名通過中介而不是非法人販嫁到河南或山東某地農村的越南新娘，她能夠多大程度上在婆家面前有獨立性和話語權呢？然而這次事件前後，甚少看到中文輿論對這一愈來愈重要的話題有所討論。

可以想見，在婚姻買賣和「拐賣」之間的灰色地帶和互通性，使得我們必須要將反家庭暴力和相關的支持系統作為最重要的事項之一。然而，這也就意味着要面臨這樣一個情況：要想消滅或者最大程度上消除家庭暴力，我們就必須依賴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司法、立法和執法，且不討論司法是否要具備獨立性的問題，這無不意味着如今在鄉村層面仍然是以「攪渾水」為主的國家權力要進一步下移、固化——至少是更深地介入家庭生活——或是移風易俗敲打「彩禮」文化，或是干涉介入家庭暴力，或是為殘障人士提供社會支持等等。

這其實意味着對國家介入的更多期待。而當前輿論不滿的，其實也是政府的不作為和怠政。但如何讓政府更有效地承擔起更多責任，就要看民間輿論能往什麼方向施加壓力並給出倡議，更高層級的政府是否有決心和能力加以貫徹了。而另一邊，輿論場和民間社會的行動，也需要有更廣泛、更專業的聲音。如非如此，徐州當地擠牙膏式的回應和輿論憤怒卻無力的感受，還會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日常。機構媒體的集體失聲和其後反映出的輿論控制，則是我們絲毫無法感到樂觀的重要參考。

（李海，媒體人，中國社會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