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鹹魚姬，回應《豐縣「八孩母親」的身份謎案，與中國城鄉的想像鴻溝》
正常的城市化發展和人口流動最終都會導向農村自然消亡，有些農村本來就應該是消失的（農村這個概念消失不等於裏面的人滅亡），但牆内至今仍然在維持這個從根部腐壞的系統。這個系統裏面的男性也不願意走出去，因為他們的存續就是靠綁架/誘拐女性來維繫，如果他們離開、遷徙，那些女性就會逃走，他們只能終生被束縛在原地繼續重複物質和精神上的貧窮。這一點已經有網民提出過，這是他們作惡的結果和惡性循環。
農村女性比農村男性更有動力離開，因為她們是在逃命，而且農村沒有任何東西是屬於她們的，反而她們被當成農村的資產、生育機器。一旦綁架事件被曝光，還有人覺得是城市在奪走農村女性，顯然已經是把女性歸類在財產裏面。就算男女比例不失衡，也不會所有男性都能有女性配合他生子，女性有權離開農村，有權拒絕與光棍結婚生子，更有權選擇不婚不育。把作惡歸咎於男女失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實際上仍然是在為每一個參與作惡的每一個人開脫，也依然是把女性當作資源來分配。
對男性來說生育只是幾分鐘伴隨快感的過程，但對多數女性而言是漫長的痛苦和生育剝削，這是生理上的天然不對等，也是男女生殖欲望强弱差別的因由。如果社會只想要解決男性的生育需求，而不是打算保障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選擇，那就是對女性的第二次剝削。
至於徐州政府有沒有作假。小花梅的遭遇是非常普遍的，有類似遭遇的人可以說數以萬計，她可以是徐州八孩女性，也完全可以不是，通告裏面完全沒有實質性的證據指出兩者可以匹配。之所以沒有提供實則證據，很大可能是因為一旦公開這些證據，對於每一個環節上的公職人員都非常不利。從通告上的用詞用句可以看出，這是經過精心修飾，足以讓所有相關人員脫罪的通告。這裏面小花梅也許真有其人其事，但必定有隱瞞。
網民從照片的相似性認為那位女性是李瑩，這當然也不算有實則證據。然而最諷刺的在於，通告裏面提到的調查，把徐州八孩女性認定為小花梅，居然也是通過村民、親屬去從二十幾年之後的照片認人。如果憑照片就能認定她是小花梅，她又為什麽不可以是李瑩？再者，明明存在親屬，卻沒有安排做DNA比照，當中無論出於什麽考慮，也肯定不是出於求真的考慮。
此外，通告裏面隱瞞了她的出生年月，如果她就是小花梅，那出生年月完全是可以確定的。隱瞞她的出生年月，非常有可能是因為她被賣/誘拐的時候未成年甚至不足14嵗。網傳官方認定她是52歲，而她的二兒子今年11歲，説明她在40歲之後連續生了七個孩子，這基本上是人類女性不可能完成的事，特別是她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之下。40歲高齡產婦生一個兩個沒死在產床上已經是幸運了。
2. Detective，回應《豐縣「八孩母親」的身份謎案，與中國城鄉的想像鴻溝》
挺贊同文章的一個觀點的：農村地區拐賣婦女以及相關行為的多發，和當地政府的作為有很大關係。之前北大車浩教授寫過一篇文章，他之所以認為不應該提升購買被拐賣婦女罪的刑罰，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這很大程度是一個執法問題，而不是立法問題。在很多農村地區，當地政府和公安局都對於被拐婦女現象視而不見，或者即使是女性去派出所舉報，警察也很容易被村民收買，所以這其實是形成了一種地方勢力的巨網。那麼如果僅僅是提高刑法的刑罰，反而會起到反作用：在輕的刑罰體系下，地方還可能對違法分子判個一兩年，但如果刑罰責任門檻提高，官民相護的地方更不可能將這種行為起訴到法院，反而這些行為根本不會被立案。
這種法社會學的觀點確實揭示了中國農村地區的問題所在，關鍵不在於法律怎麼規定，而在於如何執行，是否得到了切實的遵守。曾經有人專門查閲過裁判文書網上的拐賣婦女案件，發現大多數案件都僅僅對購買者判處了購買被拐賣婦女罪，但是一般來說這種行為之後都會伴隨着非法拘禁罪、強姦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然而大多數判決書都並不涉及這類罪名。有可能的一種解釋是：因為地方官民之間的關係，司法系統最後只是象徵性的判處了最輕的罪名，而故意忽視了之後的更嚴重的行為。所以拐賣婦女其實不僅僅是一個立法問題，不是單純提高刑罰就能解決的，它涉及到執法、地方文化、經濟水平等多方面的複雜原因，要解決它，也需要長久的、多方面的努力和改善。
3. Tocqueville、同銷萬古愁，回應《專訪好青年荼毒室：沉默的一年，哲學還有甚麼用？》
Tocqueville：「紐約、倫敦之後就是香港」......哇，原來以前真的有好多香港人會這麼想，但從一個台灣人的觀點，這種想法還是滿奇特的。紐約、倫敦之後，起碼還有東京、巴黎、柏林、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阿姆斯特丹、新加坡這些城市，在國際都會的地位上，就算沒有更高、至少也是與香港在伯仲之間吧。我知道那個脈絡是在比較「金融中心」，但這就體現了香港人以前金融為上的思考盲點了，因為世界上大部分人並不會一開始就以「是不是金融中心」來評價一個城市。「紐倫港」這個詞大概只有香港人會念念不忘，紐約和倫敦人並不會以這個詞自我標榜（多數人可能根本沒聽過）。這不是發生在幾年前香港淪陷之前，而是在香港尚存一絲繁榮時就已經是這樣了。抱歉可能有點離題，只是一時有所感觸。看這篇文章有稍微讓外人接近香港人的那種痛，當然可能還是不夠。總之，香港加油。
同銷萬古愁：其實不用覺得香港人奇特，人來就是會用自己熟悉的準則來定位世間萬物。香港人長在金融市場發達、生活便利的地方，自然是這樣看其他地方和理解香港在國際上的定位。而且，台灣人也未必比香港人少注重金融。前面舉的城市還不都是已發展國家有名的城市。但其實在學術的理解上（我念的是亞洲研究），孟買、雅加達這些城市，也是國際城市，因為他們在資金、人口流動、進出口這些方面上很國際化。他們在某些角度來說，也可以是排在很多城市前面。
而且，香港人舉出「紐倫港」這一說法，未必是狂妄得打從心底相信這個排名。有可能只是在說：「你看，我們香港曾經『假假地』都是與這些城市並稱的國際大都會，現在卻弄成這個樣子。」這是以過去的美好，展示出當下的傷痛，沒有必要太較真。
4.漢堡包，回應《Lunar New Year vs. Chinese New Year，我們過的是同一個農曆新年嗎？》
祝福語的改變反應了文化上的包容。北美近年把Merry Christmas逐漸改口成了Happy New Year以包括含猶太新年、農曆春節在內的若干新年節日，看似只是詞語的變化，實則是尊重非基督教的文化。同理，所謂Chinese New Year實則否定了中國以外其他文化慶祝近似農曆新年節日的文化自主性。要麼中國需要承認中華文化在東亞花果飄零，自己並不是它的唯一繼承人；要麼就應該承認中國春節是農曆春節的一個子項。實則，中國春節也不是一個單一的名詞，也是包括中國現有行政區漢族聚居區從南到北若干不同的習俗。文化和民族國家的張力，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很明顯，但我覺得，民族國家應該尊重文化，而非反之。我印象最深的是，蔡總統的新年講話用國語、台語、英語、粵語、客家話祝全體華人新年快樂；加拿大總理用英語和法語分別祝國人新年快樂；都在面子上尊重了不同文化的族裔，體現的是國家團結而非分歧。儘管或許也可以抨擊為做做樣子，卻總比樣子都不做要好，畢竟，如果連面子上都在exclude群體，可想而知這個群體的政治地位也不會高。
5.Granny，回應《Lunar New Year vs. Chinese New Year，我們過的是同一個農曆新年嗎？》
香港過農曆新年，就是稱呼為農曆新年，才不會叫中國新年或中華新年。翻譯做英文是LNY吧。叫CNY是讓外國人了解你的節日嗎？那是否就變了外國人本位？就像七巧節，韓國、日本人有各自的叫法和相應的英語拼音。叫Chilseok, Tanabata 或者譯double seventh festival, 還是Chinese valentine festival?
作為香港人，真的不怎麼慶祝七巧節，但知道其他亞州地區有慶祝。如果是以慶不慶祝七巧節來界定香港人是否中國人，香港人應該不能算是中國人了。譯Chinese XXX 是為了讓人知道這是中國有(與外國對應)的東西，但不過讓外國人容易明白，但不是正式稱呼。 EG 湯匙會不會叫中國的湯匙、算盤會否叫中國的計算機? 北京會否叫中國的華盛頓/倫敦？Lunar new year 是以本地人為本位的名稱，或者你想讓人了解，可以兩個連用，叫Chinese Lunar New Year, 以區分其他東亞地區過的農曆新年。但老實說我想中國不用地區過農曆新年的方法也不同，也未必適合一概而論。
6. EricChan，回應圓桌話題《失誤朱易遭網絡討伐，奪金谷愛凌受捧，你如何看中國歸化運動員的不同命運？》
胡錫進那句話真有阿Q精神 ，人家谷愛凌連美國國籍都沒放棄，說幾句漂亮話就能在中國賺得盆滿鉢滿，中國人對於自己國家是多麼的自卑又自大。希望到時候數數美國冬奧運動員里華裔拿獎牌的數目不會讓她破防。
BTW 陳虹伊主要是因為中國冬奧花滑的積分是她這幾年不惜耽誤高考時間獨自支撐起整個週期打比賽掙回來的，很多支持者認為既然朱易的表現不怎麼好（事實上她的新人組比賽冠軍的含金量也受到不少質疑），那麼理應由陳虹伊出戰這場在家門口的比賽，最起碼對於陳虹伊也有一些補償，而不是用一個北京體育大學的保送搪塞過去（對於陳虹伊的戰績來說並不難獲得）最起碼也是清北的保送吧。
背後其實是中國一般的老百姓，特別是底層以及雙減政策打擊下的中產對於「社會精英」（例如今天另一篇文章里的Chimerican）掌握更多社會資源與資訊，在代際社會流動中獲得不平等優勢以及階級流動階梯被封閉的不滿，再結合中國式內卷雞娃文化的產物（有評論認為朱易參加冬奧純粹是因為希望獲得上常青藤名校的優勢，這個說法未經證實，但能看到反對者背後的不滿。）很多人是把自己代入陳虹伊，作為既有統戰體制下被不公對待的一群人，例如近期比較熱門的土木老哥；相對於少數民族，外國人能加分以外的一般漢族大學生；自認為被女拳壓迫的「國男」。他們自認為對於國家社會有更多貢獻，也付出更多，但是因為「統戰」而成為被犧牲的一群人。
這件事也能看到，當諸如胡錫進這類體制內精英還想著打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牌的時候，底層對於現有的利益分配體制已經越來越不滿。
7. 自由風吹倒劊子手，回應《酷兒女性看愛情：百合文化如何顛覆異性戀情感和關係》
很詳盡的文章！
意見：1. 我有點好奇作者對「輕百合」類作品的看法；我的想法是百合作品即使從異性戀霸權之中獲得部分解放，女性間情感的描寫其中也有被co-opt的可能，未必真的能摧毀男性凝視視覺。2.百合作品對女性性慾的描寫，會不會也強化了某種刻板印象？
解釋： 1.「輕百合」簡單來說，就是撇除「狹義百合」後的「廣義百合」；在近年的日式動畫中，也往往會與注重表述日常生活的「日常番」(slice of life) 重疊。具體例子有 《New Game!》、《天使趕臨到我身邊》等。
文中提到百合的主要受衆是非異性戀女性。 但就我的觀察，至少在動漫圈中，輕百合的男性粉絲能見度相當高，以致於每季動畫如果有輕百合類作品，都會被戲稱為「猛男番」。而這些動畫亦常被稱為「難民番」，原因是某些（男性）觀衆認為，看見軟萌萌的女孩子互動很紓壓，可以化解日常生活中積壓的戾氣。以致於出版不少輕百合作品的「芳文社」，以及經常動畫化芳文社作品的「動畫工房」，會被動畫迷戲稱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在我觀察中，這類型的作品往往有幼童化(infantilize)女性角色的傾向，目的是突出女角的可愛以及無攻擊性，同時令女性角色之間的關係衝突膚淺化。可以說某種片面的女性氣質，成為了給異男觀衆享受消費的服務。甚至可以稱呼為「虛擬的情感勞動」。
而這種傾向的問題，在於有可能侷限角色描畫的多元性。具體例子是《New Game！》在後期劇情中，女性角色間開始出現不能輕易消解的衝突（大意上就是女角之間因為製作遊戲的工作而起爭議），男性觀衆的反應並不是被劇情張力吸引，而是哀嚎美好萌萌達的時光被打破。
男性觀衆這種偏好會不會通過市場機制，構成對輕百合作品的規訓？
2.另外文中有提到百合對女性情慾的描寫並不是「為了性而性」，因此有反抗主流異性戀論述劇本的意味。但就像端傳媒之前另一篇談論女同性戀戲劇的文章提問。這種對女性情慾的表達方式，會否 //強化對女性同性情慾的刻板印象：平等、美好、溫柔、浪漫。而這種「被觀看的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構成了對這種主體情慾的他者化。//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05-opinion-yuri-chinese/（PS：我並不是同意該文作者對跨性別女同的立場）
8.robivy，回應《「錯誤決策殺人，必須有人負責」：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屬起訴政府求償1億歐元》
英國的全民免疫只是最開始時政府傾向的一種想法，有經濟考量，但科學家的影響也很大。並沒有持續很久，3月下旬就進入了全國性的封城，幾次封城長達大半年，說英國一直躺平，那真是中了牆內宣傳的毒。
英國議會關於政府應對新冠措施的調查小組去年十月的報告雖然不完全，但指出的問題還是多少接近於實際的。比如全民免疫，這個理念本身沒有什麼問題，至今還時不時被各國政府和科學家提起。問題在於當時科學家之間意見分歧，政府盲目選取其中的一種看法制定政策，延誤封城時機，對新冠死亡最集中的養老機構保護不夠，等等。
有意思的是，當時意見對立的科學家們現在都有反思。群體免疫的那一派承認自己過於樂觀，封城那一派也反省是否有必要那麼無差別嚴厲的長時間封城，集中資源保護重點人群是不是更好。這些思考都可以在英國主流媒體上看到，不用取道意大利甚至跑去看中國。至於防疫政策的各種討論，這兩年來在英國各類媒體上有成千上萬篇了。哪怕現在疫情明顯好轉，新增病例明顯下降，英國又開始公布其他統計數據，來告誡大家每日統計的病例數可能並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其他數據顯示疫情可能還會反彈。這些豈是兩年前的一句群體免疫能夠概括的。
9. Detective，回應《「錯誤決策殺人，必須有人負責」：意大利疫情死者家屬起訴政府求償1億歐元》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贊同英國所謂的「全民免疫」和美國右派對病毒傳播不管不顧的態度。儘管西方媒體一直批判中國大陸為了防疫而不顧經濟發展與民眾自由，但西方一些政府卻也走向了另一種極端：為了所謂的經濟發展以及自由權利，完全放任病毒的發展，甚至認為所謂的「病毒」是一種虛假宣傳。（川普極其極端右翼支持者的反智觀點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病毒剛剛被發現以及傳播的初期，是最應該政府實施嚴加管控的時期。因為這時人們對病毒的治療機理、健康威脅都不甚了解，此時以經濟自由的名義放任其傳播，相當於是讓人民大眾充當了「病毒試驗體」，既讓民眾承擔了病毒的未知風險，又容易大規模擠佔醫療資源，最後一部分人是因為病毒本身而去世，一部分人是因為沒有得到充分的醫療資源而去世。在非常重視生命權的民主自由社會裏，這種行為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這篇文章裏談到，意大利的疫情一方面是因為政府的管控決策，一方面是因為相對落後的醫療體系和防治體系。相比起來，英美的醫療能力和資源是要好於意大利的，但是卻同樣造成了如此慘重的後果，這不得不說和政府的對策有很大的關係。我記得2020年看過《紐約時報》的前一篇文章，專門談起了為什麼中國抗疫成功而美國失敗了，批判的矛頭直指特朗普政府。撇開政治立場的對立、意識形態的分歧，我認為在抗疫方面，美國確實有值得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學習的地方（當然不可能直接照搬），這也是這篇文章裏面提到的，如果經歷了疫情教訓而不反省，才是最大的悲劇。
遺憾的是，目前美國的疫苗接種率還是遠遠達不到良好的水平，更不要提還有不少人士公開反對接種疫苗。我總是隱隱有種感覺，在這股極端右翼勢力的影響之下，終究會以「自由」的名義而扼殺自由。
10. EricChan，回應《谷愛凌的兩個祖國：在灣區滑雪，在海淀補課》
其實谷愛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中美，特別是中美的社會精英的價值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特別是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這些全球化時代的精英如何面對現在全球趨於保守的潮流其實也蠻值得觀察的。不僅是谷愛凌和朱易，Nathan Chen等美國冬奧主將也在美國遇到不少與身分有關的質疑。谷愛凌的關於其身分的回答很有過去全球化大行其道時代鼓吹的全球公民的意思。到了今天中美兩國國民是否還買帳也是值得觀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