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十时，台湾行政院召开记者会，说明 11 月 20 日 在台美两地进行的“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Taiwan-US 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的成果清单；出席说明的官员包括外交部长吴钊燮、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经济部长王美花、科技部长吴政忠，以及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
记者会中宣布，台美双方此次签署了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宣示将会就科学技术、5G 与电信安全、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女性经济赋权、基础建设、投资审查，以及全球健康安全等议题进行合作。
此外，事实清单中亦特别指名了美国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力求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目标一致，并在叙述“全球健康安全”这个领域的合作目标时，提及“协助第三国能力建构”，遥遥呼应了台湾今年在外交上主打的“Taiwan can help”路线，似乎也带点许诺外交空间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成果清单，也呼应了美台双方自今年七、八月至今的频繁动作——8 月 26 日，台美代表在台北宣读“5G 安全共同宣言”；9 月 4 日，AIT 举办“重组供应链”论坛；9 月 9 日，台、美、日、瓜地马拉共同举办西半球首届“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线上研讨会；9 月 17 日，台美双方签署《美台基础建设融资及市场建立合作架构》10 月 9 日，AIT 举办首届“程式少女特训营”；甚至，七月台湾与索马利兰互设办事处的外交突破，似乎也都可以看作这波台美合作和备忘录的先声。
由此，这次对话的成果，其实更像是在确认、汇整今年夏天以来，台美之间合作过的事项，并期待未来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对话（...expected to create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high-level annual EEP Dialogues）；但若就个别议题、或双边贸易协定（BTA）的实际进展而言，此次对话和备忘录确实没有太多着墨。
比方说，台湾舆论界近期十分关心美猪进口、半导体赴美投资等议题，但经济部长王美花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即指出，此次对谈为“全面性的经济繁荣对话”，而非专注于贸易事务，所以双方就上述个案并未做细节讨论，而“经济繁荣伙伴”的对话管道和平台，也不会取代现行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
美国政权轮替之后，备忘录是否依然有效？
或许是知道外界关心“美国政权交接之后，备忘录能否延续”这个问题，外交部长吴钊燮在说明时，也开门见山地提到，此次会谈只是“首届”的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同时强调，这是“最高层级、制度化、政府间”的对话机制，效期长达五年、也可以延展，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政权轮替，而有所改变。
吴钊燮还特别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为例，指出台美于 2015 年签订该计划时，台、美双方都仍分别在马英九和欧巴马的执政之下，然而 GCTF 的架构后来并没有因为双方政权轮替而有所变更，希望借此消除外界对备忘录延续性和效力的疑虑。
事实上，和其他更为正式的法律文件相比，“备忘录”这种法律文件的确具有一些优点，比如“无需经过国内的立法机关审查、同意”，因而能够提升签订的效率；然而这种优点，却也让备忘录变得更像是一种行政依据、“君子约定”，而在实际执行时，也往往需要国内法的配合。就国际法层次而言，备忘录如果没有送交联合国登录在案，在国际法体系之中也不会有执行的义务，未必具有实质的约束力。
如果细看备忘录条文，我们也能在第三条发现“本备忘录，并未在创造出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权利和义务”（This MOU does not create legally binding rights or obligations）这样的陈述，同时也指明了和备忘录有关的活动，都仍需视资金、资源，以及台美两地的相关法条而定。
讽刺的是，就连川普本人也都曾宣称自己讨厌“备忘录”这个字眼，认为最后的“契约”、“协议”、“条约”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则是，AIT 处长郦英杰此次出席记者会，全程使用中文流利地念出讲稿，却没有留在记者会上回覆记者提问。而他在提及美国与台湾的互动框架时，使用的是“美台合作三十多年来”这样的陈述，显然将美国与中华民国在 1979 年断交之前曾经有过的“中美合作”，排除在“台美合作”的概念之外——这种时间座标体系的幽微转变，放在今日中美对抗态势升高的当下来看，也颇为耐人寻味。
综而观之，台美双方此次搭建出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平台”、以及伴随而生的备忘录，的确反映了台美近期高速发展、日渐热络的双边关系，以及这几个月以来双方的合作成果，但就自由贸易协定、半导体投资设厂、供应链重组等双方存在分歧的议题而言，这个备忘录能提供的解方恐怕有限；若要检视这场对话的实质成效，美国政权移交过后中、美、台三方的动态关系和接续动作，才会是最重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