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六维，回应《读者来函：作为参加反修例游行的大陆人，我经历的尴尬和分裂》
我是广东的85后，可以说是从细饮香港奶水大的。或许得益于此，有幸使我拥有两种思维，也因此在中港矛盾这个议题中常感分裂。
大陆网络如今的主流媒体，每次提起香港问题都自大而肤浅，故意引导两地仇视分化，什么港儿八问，以恩人宗主自居，却只字不提抗日/经济困难/大逃港时期港人是如何庇护/资助/接纳我们，每年维园烛光悼念，汶川地震捐款200亿！即使国内已无人提起，香港仍然关注地震死难者家属，豆腐渣工程，天安门妈妈，肺尘病人.....你们总说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他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把同胞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
可回报他们的又是什么呢？从23条到831到今天，无形的黑手不断掐紧他们的咽喉，多方勾结，撕裂社会，颠倒黑白，不断蚕食本土语言文化，破坏自由法治的根本价值。勇敢的年轻人起来抗争，有些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难道这些只需要一句人家就是瞧不起你大陆人就解决了？
如果一个社会里，坚守信念和良知的人得不到好结果，反而作恶者步步高升，那早晚是要得报应的。因果业缘，有作用力便有反作用力。我见过一个黄丝网友说，其实08年奥运已经全港一心做中国人了，他一个平时不看电视的人也专门回家看开幕礼，那时怎么会想到现在的自己居然会用支那称呼中国。09年我和香港朋友去旅游，当外国人问他是哪里人，他也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过了十年，现在香港的年轻人却到了看到黄衣人跳楼，他都想一起跳的地步。难道这一切也只是一句他们蠢和地域歧视就可以解释得清了？
不是香港的年轻人蠢，是你们没去看清楚他们的抗争，也不是香港嫌弃大陆人，是以宗主自居的你们患了厌港症。
2. 时代病人，回应《1999：大使馆的血、北京的游行，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
很有深度的一篇文章，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回潮的情况下。最近几年，大使馆事件在《那兔》等新的宣传手段之下，成为了与“银河号”和“撞机事件”并列的“共和国三大耻”。有意思的是，这种对比往往突出当时国力无法与美国抗衡情况下中国官方的无奈，和当今“伟大复兴”中国的底气。对官方而言，民族主义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随着国际局势和自身发展的不同需要而不断改变其叙事话语，但又要时刻提防被民族主义所反噬；对民间而言，大使馆事件激发的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为民间的毛主义扩大了影响力，其中既有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群，最近也有活跃过的反国家主义叙事的一群；对于知识分子，大使馆事件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而非理想主义的想像中的美国，新左派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分化并壮大，但其中很多人采取的国家主义叙事使得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与左翼国际主义传统的矛盾，这也时不时体现在汪晖在国际和国内的不同形象和对像例如驱赶低端人口和深圳佳士事件时的尴尬沉默。
对于作者最后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自认为自由左翼的学生，我认为反对极权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并不矛盾，更是左翼的应有之意。还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新威权主义之下的民族主义叙事和西方保守主义下的西方中心叙事逻辑的一致性和新自由主义下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对于前者的支持。总而言之，“人”时核心，不能因为反对某一权威二倒向另一个值得批判的权威之中，否则必然会面对逻辑的无法自洽，对于理想化西方的保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此，对于面对国内议题缺乏批判性的新左派也是如此。
3. Enceladus，回应《1999：大使馆的血、北京的游行，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
主权和人权哪个更高的问题本身，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承认主权更高，那么是不是一个国家发生人民人权受到严重侵害，其他国家就要置之不理？如果承认人权更高，那么是不是一个国家发生人民人权受到严重侵害，就要通过灭绝其主权的形式来介入？
国际国家间事务如果以此为准绳，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就完全可以通过捏造或者夸大敌对国人权状况来实现合法性；一个国家如果想掩盖国内糟糕的人权状况，就可以把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介入斥为侵犯主权。
美国更倾向于前者，而中国更倾向于后者。
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军事介入，是否能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这个战争的合法性，同样值得深思。
中共纵容美军轰炸大使馆后，民族主义的泛滥，以及误导公众对南斯拉夫形式的判断，固然别有用心。但是，如果没有美军愚蠢的对大使馆的攻击，中共能找到这么好的舆论反扑的机会吗？
在文中没有看到这些方面的笔墨，可能不是文章讨论的重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件太宏大，这些略做讨论，更有利于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反应和舆论。
4. Daigakusen，回应《赵鼎新：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
我想知道知识份子作为既得利益者所导致的腐败是否可以会把他们自身转换成“双面人”？按照这篇文章的解说，双面人是在论述上充满左派风气但是在实际行为上违背言论，但是这个本身难道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为中心带来的价值观上的摧毁？
“拜金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国家的发展主义以达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官方的作风对于民间的行为不说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在潜移默化中也是有巨大的影响作用的。政府本身的行政行为就和颁发的政策常常背道而驰，或者通过设置各种阻碍渠道而达不成目的，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国家“双面人”行为吗？
最后，如何把社会控制纳入法治渠道和对政府自身权力的限制有机结合才会是更重要的挑战吧？如果政府一直保有限制或者强力影响舆论的权力的话，政治失误的风险大概会更高，就如同作者所举的例子，运动需要反运动的存在才能健康发展，舆论本身应该要在被舆论本身的限制下才能平衡稳定。
5. Fai，回应《专访香港警政学者何家骐：当殖民警政遇上公民抗争》
警队需要被正当开脱，开脱于与其职能不相符的政治任务，即成为为一方利益打压另一方或另几方利益的工具。我们能看到警队奉为圭臬的行动方式在新时代遭受挑战，而他们明显缺乏转型的资源，包括政治体制内部的支持、对警队应该为何的新论述。观念上根本无法马上转变过来，要应付每天的日常职务，不得不以旧方法上阵。
现在正是抢人的时候，要不为政权所用，要不你就把警队抢过来。起码抢到中间位置来。我希望在示威现场遭遇警方暴力的人能明白，当他打你的时候，他们的指导思想可是恢复社会秩序，这在一般情况下能说是错的吗？我们是不是已经不需要警队在一般情况下发挥作用了呢？现在，警队只是工具，还不论这十年八年政权于警队内部所做的政治安排，有一个信念我们要有，警队再怎么政治化，脱下警服他们是香港人(目前应该大部份是)，能以“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被说服。
因为没有了制度作为润滑，警察与示威者作肉搏战。现在是他们为守则规范(守则还没完全失效)，示威者则忌惮失民心，还拉得住。而这修新的战线(警民之间的战争)，包括针对个别警察的言语羞辱，对警队的全面贬低矮化(毅进仔)，都是完全否定，抹杀所有警察以往的努力和付出，这种处理可以施加政治压力于一时，长久就是制造对立，模糊焦点了。如果我们能做到去示威现场说对不起，能不能也对警察发起正面的鼓动行动？
我们要开脱的，是一支为民所用的力量，不是一批前线警察的滥暴行为，这个势必要分清。我们要打开抓住警队不放的那只脏手。
6. 塔森，回应《收视率和“政治立场”破坏台湾电视新闻台公信力，NCC该不该管？》
同意楼下所说，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才是更有效的解方。旺旺媒体最大的问题不是新闻品质，而是资金来源。新闻查证是否详实难以用法律或数字评断，但接受中国的资金办媒体这是铁打的事实。台湾和中国既然仍处于内战状态，禁止媒体接受敌国资金，避免敌方散播不实信息，这里由我认为很正当，且较没有戕害新闻自由的疑虑。
新闻媒体固然需要负起事实查核的责任，但由国家来监督，容易有国家干涉媒体自由的疑虑。更何况要在不伤害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订出所谓维护新闻品质的法律简直不可能。这不仅是在台湾，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问题。新闻品质的把关还是得由媒体人和阅听人来做，而要提升阅听人的素质，也只有长期的媒体识读教育才是可行之道。
7. Cwy，回应《统计解密：韩国瑜新闻播出去、观众看过来，收视率飙起来？》
从来不觉得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个普遍的能力，反而是只存在于极少数的人口中。这些韩流口号正正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口号的特点在于它往往是别人的创作，别人的观点结论，而这些观点又已脱离了事件，将单一事件的结论抽空出来化为普遍结论，但又没交代证据。这些口号就是一种廉价的，速食的，官能刺激的立场与论据。不过，公道点说，在如此忙碌的工作中，要自己花大量时间找出事实资料再去分析，不是不能，只是不易。
8. 彳踌躇踯躅踟蹰亍、冰山中的烈火、俊伟，回应圆桌话题《Facebook首次同意移交仇恨言论用户资料，这是消弭偏见与歧视的有效方式吗？》
彳踌躇踯躅踟蹰亍：
我倒是很担心这种标准一旦被确立，很容易被政府所利用来打压异见，毕竟打击仇恨言论的深层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这个目的很容易被政府利用来清除不同的声音，从而解决动乱问题。
我觉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在教育。如果我们从小去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强调包容，让他们不再有单一的标准去判断是非，和而不同，那才是减少仇恨言论的良性解决之道。
冰山中的烈火：
@彳踌躇踯躅踟蹰亍：现在的问题是这没用。即便欧美那样发达的教育（还有日韩港台），仇恨言论还是满天飞，有政治、种族、宗教的，也有针对个人的，教育水平再高，都还是有人制造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并且具有强烈传染效应，会刺激其他人跟风、反击，最终让互联网舆论场越来越恶化。
这就跟社会秩序的维护一样，道德是基础，但法律是保障。
俊伟：
@彳踌躇踯躅踟蹰亍：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的教育不是没用，而是不能杜绝这问题。
仇恨言论之所以有市场，在于它能得到人群中的共鸣。它，只是为仇恨的种子提供茁壮成长的养分。只要社会任然有不公不义，任然有贫穷不幸，任然有歧视偏见，仇恨的种子就一定存在。
如果我们认同“培养仇恨”是一种犯罪，会导致他人的损失或生命受到威胁，立法杜绝仇恨言论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个人觉得更大的问题出在于，这样的做法有没可能让更多的仇恨隐藏在社会的阴暗面，酝酿成更大的悲剧？如果这样，我们是否还应该把散布（还是宣泄？）定性为犯罪？（因为立法的本意是为了减少仇恨）
9. 朱立安，回应《长荣地勤人员心内话：航空业罢工中的“空地对立”是怎么回事？》
从第一位受访者的意见看得出来“去脉络化”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片段地撷取、只保留自己所需要（或只想要）的信息，最后构筑成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
只看了最后一次协商却忽略了前面不成立的调解以及20几次协商失败的历程，在罢工投票通过取得罢工权之后仍然愿意再次协商就足以展现工会方的诚意了，什么“没有全部讨论完就罢工”当成反对的理由，就是从头到尾都去脉络化的最后产物。
第二位呢我比较怀疑是不是连“威权”和“细心”都分不出来，红龙排得直其实是不需要“威权”的，嘻嘻哈哈一样可以达到一样的结果。
将员工个人去识别化其实并不是威权管理能带来的好处，那是企业如何看待员工的角度问题，威权的好处是有人跟公司的路线不同时，能用更大的力道将其辗过去。
这种问题⋯我真的想不出来该补什么课才能改善了QQ
10. iris，回应《反堕胎法案：《使女的故事》成了2019年的操作手册？》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思想实验：有一个人得了罕见疾病，需要输一种特殊的血才能活，而只有你刚好是这种血型。在你拒绝提供输血后，有一天起床发现医生趁你睡觉时直接把这个人的身体跟你的身体接上了，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拔除输血/停止输血（注意一旦这么做那个人即必死无疑）是否道德。
这个思想实验跳脱了堕胎争议聚焦于“胚胎是否具有人权”的争论，就算胚胎具有人权，堕胎的道德性还是需要讨论的。同时，这个思想实验也提供给所有反堕胎者一次反思的机会——如果是你，你甘愿就这样输血给那个人吗？如果不愿意，支持反堕胎、要怀孕的女人接受这个她们拒绝的情况，又是基于什么基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