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定人物过多报导，经调查比例超过30%，发函要求限期改善。”
“『市长合体，凤凰云展翅』，开罚40万。”
““驻星大使盯场回报韩国瑜行动，开罚60万。”
“『文旦丢在水库超过200万吨』，违反查证原则，开罚100万。”
“4项限期改正措施，未能在1个月内履行，开罚50万。”
……
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更精确地说，每到选举前后，特定电视新闻持什么政治立场、怎么做新闻、哪家媒体“打谁捧谁”都会成为公众话题。连带成为话题的，还有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NCC）的职责。当媒体不再专注于报导问题，而被认为媒体本身才是“问题”焦点时，肩负传播内容监理法定职责的NCC，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是解决一切媒体问题的锁钥。
特别在去年年底六都市长选举后，行政院长苏贞昌甚至直接点名NCC毫无作为，“谁都管它不到，但它也什么都不管。”苏贞昌将“假讯息”、“假新闻”问题不断延烧，归咎NCC，之后就传出时任主委的詹婷怡请辞下台。
然而要NCC监管电视、广播媒体的内容，更像是在高空走钢索，一头是新闻自由和媒体自律；另一头是市场秩序和新闻品质。管什么？怎么管？抽象理论就争辩不完，实务上更是加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