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YesJV，回应《维舟：被忽视的“莫小姐”——从天理到公理，反思五四道德遗产》
自有周以来，道德一元论始终是华人心中的共同潜意识，五四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了“物竞天择”的主流意识，但之后道德也从未退出社会体系的构建，儒家观念体系的深层结构始终保持不变，以至于到现在很多华人仍然不理解独立于道德标准体系之外还存有其他评判标准，即“正当性”，这是独立于道德“好”、“坏”之外的第三极。如果总觉得某件事一定要分出它在道德上的“好”与“坏”才罢休，心中便只有好坏，反而少了权利意识。
西方传统观念体系一直是二元性思维，即正义与否和应当与否，前者属于圣母情节，后者属于权利情节。所谓的达尔文之“进化论”，其英文原文为“Theory of Evolution”，evolution为“演化”之意，并不等于“进化”，它没有“进步”这层道德上“好”的含义在其中。而“Theory of Evolution”在中国本土化传播过程中，当时的中华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了意义改造，即把“演化”译为“进化”，人为的增添了道德上更“好”、更“进步”的含义，这种改造忽视了西方传统观念中的应当与否的“正当性”领域，以一元标准的评判思维将其归结为道德上的“好”。但事实确是演化论只适用于自然科学界，是独立于道德评判体系的内容，即使是达尔文、赫胥黎，他们未必也会认为演化论就一定为好，且一定适用于人类社会。
当今的中国人将所谓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大背景仍是中华传统的一元论思维，而不是二元论，也就没有将人们的理想信仰与现世理性区分，不置可否的相信进步不仅存于生物界，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某种“进步”。如此一来，当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乌托邦理想更为诱人时，一部分中华知识分子便理所当然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更加“进步”，便试图弯道超车，以万千生灵的前途、世代子孙的福祉为代价，自愿充当美丽新世界的实验品。
权利意识根植于宗教其实并不为错，基于西方宗教历史的变迁来看，权利意识的诞生是始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宗教信仰不再控制人类行为，也就此产生了“工具理性”的概念，因为摒弃宗教评判标准的人们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自然需要衍生出另一套新的评判体系，也就是基于现世理性的“正当性”原则，这也是由一元论信仰变二元论认知的一个过程。也由此可见，西方传统宗教与“现世理性”不但不矛盾，而且还可以并存。正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正是同为一个范畴吧。
2.范锵楠，回应《王柯：被取代的体制——借“民族”之名，从“被选择的精神创伤”到永远的“最危险”》
看评论区颇有一种“你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感觉。很多人自觉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或论述观点、嘲讽、歇斯底里，最后都成了文章内容的例证——如果说这给后来的读者什么启发的话，那就是无论立场（受害者、加害者）如何，文中的观点都迫切而且更值得思考。
时间久远，给了我们这些后来者以机会。相比前人，可以以超越的视野审视过往。我们本不应该拒绝任何一种观点，可时至今日还在做的，却是追究对错，希望一方可以承担双方的行为及结果。
要知道,当对方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心满意足扬长而去之后，吾等仍停留在过去，没有任何进步——因为那些本可以促使我们反思的错误，那些源于“我”的错误，都被推给了“他”。
当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依然会重复固有的做法以应对，走过相似的历程，走向相似的结果——或许这就叫历史周期律。
3. 7086945，回应《斯里兰卡“战地”手记：跟他打招呼的邻居，变成了自杀炸弹袭击者》
宗教本身不是无辜的，但它的“罪”并不是哪一个具体宗教的教义，而是它提供了身份认知的连结和冲突行动理论化的土壤。任何一个宗教的历史上都有着数不清的暴力，极端伊斯兰主义在现代被作为恐怖袭击的理论源头并不能说明伊斯兰本身就是“邪恶”的，否则基督教、神道教甚至佛教都可以因为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支持过暴力而被称为“邪恶”的了。如果一定要做出邪恶的价值判断，那么宗教的邪恶就是它天然的政治亲和性让它很容易被作为政治行动的工具和土壤。
4. 六楼，回应【圆桌话题】《女生涉“虐猫”，猫主人要求学校和公司回应，私德问题应否在公共体系解决？》
为何要谴责虐待动物？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触及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性？人与动物真的有着天壤之别吗？如何定义人和动物的区别？人类的道德对动物是否起效？
如果人与动物真的截然不同，那么虐杀动物自然不会损害人性，那么又何必出动物保护法？如果人与动物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虐杀动物者可以视为有危害人类的潜在风险与破坏道德的实际犯罪，那么我们该如何划分动物受保护的三六九等？猫与苍蝇对人而言真的没有差别吗？“可爱”、“能唤起共情”是否就意味着它们具备一部分人性？“可爱”能否在动物权益中占有一部分地位？人爱婴儿与爱猫在情感上真的有区别吗？如果区别不大，又为何要把猫与苍蝇归为一类，而婴儿放在高高在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我不认为所有动物都有平等的动物权，因为所谓权益，本来就是由人类赋予的。人类选择宠爱猫狗而不是苍蝇屎壳郎，能对哺乳动物共情而不是对腔肠动物共情，它们拥有更多的“人性”，所以也理应获得更多的“人权”
5. 2333和2223，回应《晚报：中共被指监控新疆民众，将不走正门、不与邻来往等列作“可疑”行为》
所谓中国大陆比其他国家地区安全，不是没有代价的，问题在于看你想追求什么。如果我拿出斯里兰卡的例子，恐怕又会引起部分人不适——没有人会赞扬斯里兰卡在保护公民隐私方面的卓越贡献。作为一个大陆人你问我对这些无所不在的审查烦吗？当然神烦。但事实就是这样，绝对的隐私保护和绝对的安全永远是正反两面。例如美国若想控枪，必然要有更为严格的登记备案制度和使用限制，但民众也必然会牺牲一部分配枪的自由和隐私；反之若完全保护拥有枪支的自由，便会增加枪击案的发生概率。另外大陆在其他省市这方面都还OK，大陆政府对新疆的严格管控由来已久，但其他地区例如我所在省份的穆斯林聚居区大家依然相安无事，毕竟新疆局势比大家想像中还要复杂。所以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加之国际上近期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只谈隐私保护不谈安全反而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保护隐私不收集公民信息很简单，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但想控制住局势却需要一部能够全力运转的国家机器，尽管这部机器让人感觉冷酷又无情，但至少能保障特殊地区绝大多数民众的生存权利——什么都不做并不能保障这些人的生存权利，灾害面前他们同样是无辜的。同时人权观察组织也没有错，他们只是在用同一标准来评价各国人权状况的表征，然而尽管诸多人权不及格的国家有着相似的表征，但表征之下问题的根源往往是不一样的，人权观察组织的任务只是评价表征，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大陆这一系列举措还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6.比西，回应《杨路：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是不是中国造成的？》
“举例来说，投资建设一条公路，最大的经济收益不会是这条公路的收费（如果收费的话），而是这条公路所拉动的相关经济活动，比如沿线的商业，以及物流效率的提高。但这些经济活动的收益，并不能完全被私人投资者获得，导致其投资动机不足，基建因此也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外部性问题。”
这是错的推论。投资建设一条公路，最大的经济收益是建筑此公路所拉动的相关经济活动。沿著公路两旁的本土供应链，如石矿、机械、修维、电油站、等各界商家，是经济的火车头拉起其他行业如饮食、教育、娱乐、等。工程完毕时，本土经济也早已被带起了。而此完成的公路更具有其经济效益。
经济收益始于建筑，而非工程完毕后。所有基建必得培育及使用本土专业，和本土供应链商家购买。这是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的成功模式。本地政府（向日本借钱）撒钱建筑，得益的是本土商家及本土专业能力。经济由建筑搞起了，国家就有税收还日本钱。
但斯里兰卡的中国模式是专业及材料一篮子向中国外包。本地政府（向中国借钱）撒钱建筑，得益的却是中企而非本地商家。斯里兰卡的建筑没有搞起本土经济（却帮忙中国经济），此公路或港口完成后就只是大白象一个，毫无经济效益。国家也没法增加税收来还钱。也更因为没有培育本土供应链，国家的经济未来就被剥夺了。
用基建搞经济的最重要一环是，一定得需要足够的本土专业及商家的参与。培育本土的建筑及供应能力。一篮子外包，向国外洒钱一定失败。
7.苟利国家，回应【圆桌话题】《德先生赛先生，还是爱国？五四百周年，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场运动的意义？》
另外关于爱国主义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将爱国视作是指人对所属群体的特有的归属感，是德国式的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将爱国视作对民族所持政治价值的认同，对法国来说是自由，平等，博爱，对美国来说是自由，民主，法治，而对当时的五四青年来说，就是进步，民主与科学，这是法国式的理性主义爱国主义。前一种是某种程度上的人之本性，也是经常威权国家用来绑架民众的工具，但后一种才是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需要做的：寻找自己民族精神中符合普世价值的民族认同。
正如中国一直以来许多道家思想人士所言：何处自在，何处即是家；对于当代的新青年来说，何处进步，民主，科学，何处即是我祖国。
8：雨月，回应《人权报告曝光新疆监控App，不走正门、不和邻里来往等36种行为被列为可疑》
少数民族有特权是没错，但在汉族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给予部分特权实际上是在扶正他们的弱势地位。少数民族在中国当不了党政机关一把手，国家主席也永远不可能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聚居区通常教育质量也在平均以下。本来在政治地位上来说他们就近乎“二等公民”了。
你提了种种新疆的不安定因素，但问题是你会为了安全原因做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里？我以前以为中共是有底线的，现在我不确定了。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假设科学研究表明为每个潜在可疑分子做开颅手术植入芯片就能24小时监控其精神安定状况，你会不会再用与今天同样的理由支持政府的做法？底线总是被一步一步突破的。如果我们永远不say no，未来变成什么样都未可知。
9.Magnum537，回应《【书摘】陈思和：士的精神 先锋文化 百年“五四”》
一百年前的今天，几千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这个国家，让她的人民、她的政府为她争取应得的权利。直到一百年后，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是青年还是长者——都还在以崇敬的目光凝视着他们的背影。今天，坐在疾驰的火车上向那场风暴的策源地迅速接近的时候，我内心很难平静。我问自己，一百年过去了，五四何以让我们所有人崇敬和缅怀，又何以让听到这个词的青年心中产生这种奇异的波澜？
回答是早已准备好的：因为五四精神影响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再问什么是五四精神，早已将官方话语烂熟于心的好青年又能向你说出一串铿锵有力、光辉灿烂的词句。可是我还是要问，问自己，也问时代，究竟什么才是五四精神，什么才是青年本色？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把青年的精神理解为服从的精神，理解为在阳光的普照下茁壮成长，准备随时为了阳光所指示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按照老师教给我的，我认为阳光是这个世界的主流，黑暗自然有，但终将轻易地为光明所驱逐。阳光照耀得我闪闪发光，护佑我健康成长，温暖我有时会冰冷的内心，驱散我意识深处的每一块暗影，而我的未来，也终会为全知全能的阳光所指明，那必将是一条平坦通畅的大路，我将走得坚定而安稳，最终，我会辅助阳光向这个世界降下恩泽，那些优质的幼苗，那些没有受到病虫侵害的植株，都会尊敬我、爱戴我。那时的我，不能理解那些心怀不满的愤青，不能接受那些悖逆主流的文化，不能认同那些否定成制的思想，我心怀怜悯地叹息，他们走上了歧途。
当我成为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把青年的精神理解为义无反顾地鞭挞黑暗、改良社会，维护自己认定的真理且和与之不合的谬误斗争的精神。由于瞥到了一眼长期处于黑暗的角落，我悲哀地认为，那将是阳光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怎么办？如果是树撒下了阴影，那就砍树；如果是墙遮蔽了光明，那就砸墙！想像中的破坏发生之后是想像中的建设。那时的我似乎也很有把握，把社会交给我，我一定可以把它建成最合理的样子。中学时代的我，不能容忍丝毫的黑暗与不公，觉得老师做得不对就批评老师，觉得社会存在不不公就咒骂社会。有人告诫我这是危险的，我不屑一顾。有人对我说：“你别说了，存在即合理。”我反驳他：“你既不懂黑格尔的本意，也不懂应该怎么论证一件事。”有人对我说：“大家都是这样，你就别不满了。”我会义正词严地说：“你是一个中国公民，你有理由让中国变得更好。”怎么变得更好呢？在那时的我眼里，无非是一丝不差地践行那些听起来永远不会错的美妙的名词而已。
在我走入大学之初，我听到了一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演讲。演讲者说，批判者和建设者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然而他们往往不和，而我们理想的状态，是结合这两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同样是改变这个社会，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一直没有将批判与建设区分开来。青年精神更多是批判，还是建设呢？
青年可以建设吗？当然可以。古往今来青年做出大成就者，不胜枚举，但术业有专攻也并非虚言。我们当然可以在自己了解的领域做出大的贡献，也可以在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提出小的改良，但是我也可以想像，用理性的方式审慎考察过社会的人，听一个学物理的大学生畅谈社会改良蓝图时的感受，应该类似于学物理的学生听各路科学爱好者大谈怎样推翻相对论时的无奈。可是，对于不熟悉的领域，我们就应该一言不发吗？对于我们提不出改良方案的领域中明显看来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批判，或至少表达自己的疑问吗？
我认为可以，并且这正是青年精神最宝贵的内核。青年可能缺少经验，缺乏话语权，可能也欠缺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找出最优路径的知识和技能，这对于建设者来说当然是缺点，但对于批判者——只要不过度自以为是——这却是不可多得的优点。因为这意味着思维的定势、制度的惯性、短期利益的纠葛等等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小。纵然这意味着他们的眼光可能苛刻，他们的诉求可能不现实，他们的批评可能在吹毛求疵，但这些至少会提醒当前的建设者，你们是不是早已习惯了“实然”而忘记了“应然”？你们是不是回避了太久困难的问题而已经把它们忘记？发展犹如远行，遇到高山大河难免绕路，而不谙世事的批判者就像是罗盘，无论你往哪里走，始终提醒你目标的方向，可能它所指的方向往前一步就是深渊，但抛弃它，我们终将迷失在正确的道路上。
所以，什么是打动我的五四精神？什么是我心中的青年精神？答曰：是批判者的精神，是罗盘的精神。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辈用行动告诉我们，为建设做准备的青年还应该是清醒的批判者，是历史的引领者。一百年后，崇敬他们，缅怀他们的同时，我们自问，我们能做到吗？
当你对现状心怀不满想要直陈其弊时，想到那些德才皆不如你的曲意逢迎苟合取容之徒将扶摇直上，而你一直因敢想敢言受到打压，你能做到吗？当你想要为他人的疾苦振臂高呼时，想到一切并不会改变，自己的遗体却将在朱门的后厨点成火温酒烧肉，你能做到吗？当你准备上街呼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时，想到你可能白白被捕而列强可能并不退让，你还能做到吗？当意见不得上达而你需要对外发声以改变学校不利于学生的制度时，想到即使可能成功，你的未来也可能受到影响，你还能做到吗？青年中的热血者不顾一切地去了，留下的人心里是一种胆怯和高傲的奇妙混合：我不能在和这帮蛆虫的缠斗中搭上我的未来，我的未来应当献给更重要的事业；或者是，我牺牲了我的幸福，却对我所憎恨的一切毫无影响，这又有何意义？这究竟是明智的迂回呢，还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
胜利。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胜利了吗？或者我们问，究竟什么是胜利呢？秦桧对岳飞取得胜利了吗？胜利了，他在物质上消灭了对方，这是依靠权力取得的胜利。蓼洲周公胜利了吗？胜利了，他获得了民众的认可，甚至有壮士因之而死，这是依靠民众取得的胜利。孔子胜利了吗？胜利了，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一个民族达上千年，这是依靠历史取得的胜利。贪官奸臣，一时掌握强权，但失去民众，他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阿桑奇得罪强权，但在民众中收获大量支持者，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孔孟等人，其言为当权者所不纳，其行为世人所不解，但他们通过著作，通过少量的支持者，赢得了后人的认可和尊重，他们更深刻有力地改变了世界。可是，在这些名字背后，又有多少被强权打压，被世人疏远，被历史遗忘的孤独者呢？他们又有多少曾是才华横溢、前途光明但为理想所误的青年呢？
青年的理想总有面对现实的一天。宁折不弯者或许能以其身死赢得民众与历史，但更多只有灰飞烟灭；剩下的人中，乐观者天下有道不与易也的理想破灭后，仍能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悲观者就只能无奈地唱起迷阳迷阳无伤吾行了。
我不知道今日的我正在往哪个方向发展，但自很久以前开始，撕裂的痛苦就一直伴随着我；事实上，理想对于幸福的生活似乎并不必要，我也不知道别的青年是怎么想的，我无心，更无权代表他们。但是，当我听到南大的朋友告诉我“我们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时，当我看到清华的朋友为自己认同的价值和自己的利益发声抗议时，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令人心情激荡的日子，我多么希望借着先辈的勇气说出内心深处的理想：我希望今日的建设者不要阻塞批判者的声音，我希望明日的建设者不要抛弃今天批判的眼光，我希望我可以相信当今正是庄子所言圣人成焉的有道之时，我能以积极的姿态成就一番事业。
我希望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真的可以成为引领社会前行，推动社会进步的活跃力量；我希望纪念是反思的结点，是前进的号角，而不是向着地平线上落日余晖中的先行者徒然的鞠躬致意。
10.racleung60，回应《影像：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民阵指人数高达13万》
为这标题的影像补充一些个人经历。
2019年4月28日我因办事下午4时15分才抵达铜锣湾地铁站。各个出口挤满人，有数名警方人员在场。我问一位督察我想参加游行怎办，她提点我可走捷经F出口 到希慎广场上路面，人龙虽长，但最后都成功抵达地面，后发先至地插队。
周围几位人士有感而发说警察今天辛苦了，其中一位黑黑实实的男士羞涩地说自己是第一次参加游行，但不来不行。沿途走走停停，6时多仍在湾仔。
到金钟时，因为要过马路，有人潮管制，大家便停下来 ，附近有女长毛及两位男士分别扮女囚犯及公安，引来一些人拍照。不过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今次停留时间颇长。不久来了一位督察催促女长毛等人向前行。周遭的人爆笑说真公安嚟啦，又自辩话唔系唔想行，系前面完全不动。
在龙和道随人流龟速步向政府总部时，有的士司机搞下车窗向游行人士打气。 之后抵达政府总部，听了一些发言，大约七点半离开，喺海富中心天桥见许多人拍手，气氛热闹。原来系游行队伍队尾陆续抵达 ，我看见主办单位安排工作人员压尾，数名警察及一部警车缓缓跟随 ，完美收结。
那一刻我是感动的，虽然不知能否推翻恶法，但至少尽力了。有朝一日灾祸临头，曾经参与者不会哭诉顿足早知如此，就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