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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被忽視的「莫小姐」——從天理到公理,反思五四道德遺產

這是百年來中國盛行的觀念,帶動了中國社會的鉅變,但其盲點在於,這種偽裝成「客觀規律」的其實往往也是人的主觀假定,而且當它運用於社會政治中時,很容易滑向對權力的認同,以及無動於衷地執行命令。這份沉重的遺產是到了該反思的時候了。


中國鎮江大學生排列出五四的字樣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圖:IC photo
中國鎮江大學生排列出五四的字樣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圖:IC photo

如眾所知,五四運動的爆發,最直接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西方列強不顧中國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回國內,1918年11月大戰結束之際那種堅信「公理戰勝強權」的樂觀瞬時轉為巨大的失望,這之所以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分水嶺時間,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人們自此醒悟:原先那種對公平正義的期許已經落空,中國人的自立只能依靠自己。

失望之大,正因期望之高。金觀濤、劉青峰曾分析新文化運動主要陣地《新青年》歷年數據,發現該刊關於一戰的評論,前期並無明顯傾向,到後來則明顯突出協約國是正義一方,戰爭旨在「公理戰勝強權」,並對中國1917年8月參戰後能得到「公理」之助、翻身爭取國權抱有強烈期待。後來成為史學家的蔣廷黻曾說,他當時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戰後國無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戰勝國不要求任何賠款等十四點宣言,激賞不已,「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而陳獨秀也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說「當時的中國學生較為天真單純,不知道歐美外交只顧自己利益,談不到什麼公理和道義」,但一代年輕精英普遍抱有這樣的高期待,那這就不能說只是因為人們在國際政治上太天真,倒不如說是源於一種特殊的群體心理所致。

歐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之後,國際關係就明確以利益而非神聖原則為基礎了。據此,國際政治只是一套協調解決各國權益的機制,不應過多顧及意識形態和道德制約,就像基辛格在回顧現代外交時強調的,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正因此,巴黎和會時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對威爾遜極為反感,譏諷他「自認為是第二個耶穌,來到地球改變人的信仰」。

然而,在中國,五四一代的激烈反應表明,雖然中國近代遭遇列強諸多不平等對待,但人們內心對當時的「萬國公法」抱有強烈的倫理期待,認為「公理」理所應當是主持正義的、道德的,正如前述周策縱所言也是將「道義」與「公理」並列。五四「新青年」經常被視為第一代真正「現代」的中國人,但在這一意識上,他們其實深深地根植於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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