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眾所知，五四運動的爆發，最直接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西方列強不顧中國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之一，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回國內，1918年11月大戰結束之際那種堅信「公理戰勝強權」的樂觀瞬時轉為巨大的失望，這之所以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分水嶺時間，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人們自此醒悟：原先那種對公平正義的期許已經落空，中國人的自立只能依靠自己。
失望之大，正因期望之高。金觀濤、劉青峰曾分析新文化運動主要陣地《新青年》歷年數據，發現該刊關於一戰的評論，前期並無明顯傾向，到後來則明顯突出協約國是正義一方，戰爭旨在「公理戰勝強權」，並對中國1917年8月參戰後能得到「公理」之助、翻身爭取國權抱有強烈期待。後來成為史學家的蔣廷黻曾說，他當時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戰後國無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戰勝國不要求任何賠款等十四點宣言，激賞不已，「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而陳獨秀也稱威爾遜「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周策縱《五四運動史》說「當時的中國學生較為天真單純，不知道歐美外交只顧自己利益，談不到什麼公理和道義」，但一代年輕精英普遍抱有這樣的高期待，那這就不能說只是因為人們在國際政治上太天真，倒不如說是源於一種特殊的群體心理所致。
歐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之後，國際關係就明確以利益而非神聖原則為基礎了。據此，國際政治只是一套協調解決各國權益的機制，不應過多顧及意識形態和道德制約，就像基辛格在回顧現代外交時強調的，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正因此，巴黎和會時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對威爾遜極為反感，譏諷他「自認為是第二個耶穌，來到地球改變人的信仰」。
然而，在中國，五四一代的激烈反應表明，雖然中國近代遭遇列強諸多不平等對待，但人們內心對當時的「萬國公法」抱有強烈的倫理期待，認為「公理」理所應當是主持正義的、道德的，正如前述周策縱所言也是將「道義」與「公理」並列。五四「新青年」經常被視為第一代真正「現代」的中國人，但在這一意識上，他們其實深深地根植於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