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广义的“五四”包括了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二者的运动母体虽有所重叠，内容却不相同。前者是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背景而提倡通过接受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根除容忍专制政治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是一场从内部寻找落后与世界原因而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后者则是反对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是一场要求对外平等的爱国主义运动。
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其中都不存在能够引申出“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因素，因为二者都具有反对为政者独裁专横，要求人民自己来决定国家命运、即实现国民主权的性质。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历代政权谈到五四时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对于在国内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话题只是蜻蜓点水，重点都是鼓励从外部寻找敌人的爱国主义。他们无疑是想利用话语权的独占，通过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的民族主义来溶解人民对民主的追求。百年以来，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屡试不爽，是因为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埋下了混淆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祸根。
偷梁换柱的“民族”与nation
按照和制汉词的“民族”去追求nation的思想家们，因此把原本是为了实现国民主权，保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当成了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nation state。
“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神权专制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意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注1）以上是梁启超在1901年刊登在《清议报》100期上的一段文字。
然而冷酷的现实却是，梁启超所呼唤的这三大自由在中国大陆上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实现。更为可悲的是，似乎有很多人并不能意识到这种现实阻碍了近代文明的发展，甚至包括一些本来肩负著追求新学新艺之使命的知识界人士在内。梁启超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高度评价为什么遭到无视？在分析其原因时，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梁启超在高声呼唤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重要性的同时，还利用日本的和制汉词“民族”和“民族主义”，将诞生于近代欧洲市民革命中的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最早介绍到了中国。这让我们意识到，通过“民族”和“民族主义”来诠释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是不是导致了在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近代市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中而确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不能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