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端傳媒將從推薦本書《五四@100》開始，與讀者共同從歷史、思潮、文化等角度回顧這場運動。本書由51位學者共同撰寫，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王德威，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兆光，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張歷君等，於不同面相揭開「五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旨在反省由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這三者構成的「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及其觸動的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本書由聯經出版社出版，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刊發書摘。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
出版社：聯經
作者：王德威、王汎森、宋明煒、陳平原、李孝悌、葛兆光等
出版日期：2019/04
據胡適說，「五四運動」的提法，最早出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週評論》第二十三期上刊登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但在學生運動的發生過程中，學生團體的各種言論中更早就提到這個概念。然而，在往後的學術討論中，「五四」概念漸漸變得寬泛，它可以與很多名詞搭配在一起，構成一種「五四」＋「某某」的語言模式。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學」、「五四新思潮」、「五四傳統」……而「五四運動」，僅僅作為其中一項內容，還必須在中間加上定語「學生」或者「愛國」，才能夠特指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社會事件。
在一般的情況下，「五四」成為一個含義混亂、相互矛盾的概念。尤其在上世紀八○年代學術界提出了「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的觀點以後，推導出這樣一種看法：起始於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前後的思想革命，旨在批判和揚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和語言形式，引進西方思想和文學，同時為了更好地向國人宣傳以及幫助國人了解世界新潮，更準確地表達現代人的思想感情，又必須在語言上做進一步的改革：推廣白話。這是一個完整的邏輯發展過程；然而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則是在國際列強（尤其是日本對華的侵略政策）刺激下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的學生運動，它在中國的實際影響引發了大眾革命元素介入現代政治，由此催生國民黨的改組和共產黨的崛起，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命運──「救亡」壓倒「啟蒙」的「變奏」，在這裡找到了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我們似乎也可以反過來理解：思想啟蒙和語言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要喚起民眾來改變中國的落後現狀嗎？啟蒙不可能對民眾教育畢其功於一役，但很可能在社會菁英中間率先達到這個目的，因此，當時在北京的大學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啟蒙運動的第一批覺醒者。從思想啟蒙到文學革命再到社會革命，也同樣是順其邏輯的一個完整的發展。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九年間發生的圍繞「五四」多重概念的一系列事件，對以後的中國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把它理解為中國自晚清開始的現代化進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期也不為過。一般來說，學界對於「五四」系列事件的發生原因的探討，都集中在西方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或者是世界列強對華的不平等外交政策的刺激，儘管這兩個方面有很大相異性，但從外部對中國施加影響這一點來說，還是如出一轍。然而，本文打算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五四」發生的成因，即從中國歷史傳統內部的某些基因來探討，為什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時刻，會發生影響如此深刻的「五四」系列事件。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很少發生的由文化運動帶出政治運動，進而導致中國革命走向的轉變──由中國文化來決定中國的未來命運。
首先應該明確：「五四」系列事件是文化事件：「五四」新潮的發起者，是幾個具有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回應者是一幫手無寸鐵、唯有熱血的學生，鼓吹新思想的場所就是大學校園和課堂，傳播新思想的媒介就是《新青年》等幾種雜誌。伴隨著愛國學生的外交政治訴求的，還有新思想的傳播、新文學的創造、新語言的普及……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很少發生的由文化運動帶出政治運動，進而導致中國革命走向的轉變──由中國文化來決定中國的未來命運。周策縱教授和余英時教授都把「五四」學生運動與中國古代太學生干涉內政的傳統聯繫起來討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還不夠，因為「五四」不僅僅是學生參與的運動。從更廣泛的範圍看，成熟的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本身就具備了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執政的模式。在這個「明君賢臣」的理想模式下，士大夫集團儘管派系林立，互相傾軋，常常屈服於君權專制，但從體制上說，它與君主皇權並駕齊驅，構成政壇上的權力平衡。
這個被稱之為「士」的統治集團，其精神傳統可以追溯到春秋諸子的活躍期，從孔子高度評價為西周王朝制定禮樂制度的周公旦的言辭裡，也可以把這一精神傳統追溯到西周時代。孔子自稱「述而不作」，其實是以古代先人的名義來梳理一系列的學術文獻，為後世確立了精神文化的傳統，即所謂儒道。很顯然，從周武王的封建君主系統和周公旦的賢臣系統一開始就做出了權力分野，孔子自覺地把自己的學術與抱負綁定在周公系統進行傳承，梳理出一個不同於貴族血緣政治的文化傳統。春秋列國的諸侯們鼠目寸光只顧家天下的利益，而孔子與同時代其他卓越的思想家們都已經放眼天下縱橫中原了。參照系不一樣，歷代文人在社會政治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精神上獨立於君主專制的道統與學統，所謂「明君賢臣共治天下」的烏托邦，正是權力博弈的產物。這樣一種古代士的統治集團的文化傳統，在君主專制鼎盛時期往往難以顯現出高貴的一面，君權高於一切的時候，儒家文化表現出特別自私、冷漠和無恥的一面；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天下失範王綱解紐，儒家文化立刻就顯現出自覺的擔當意識。這樣的時期，思想文化的創造力也特別活躍，思想專制讓位給百家爭鳴。周衰而諸子蜂起，漢衰而竹林長嘯，唐在安史之亂後，詩歌風骨畢現，宋在亡國南渡後，理學應時盛行，明末思想界更是空前活躍，顧炎武明確分出了一姓之亡與天下興亡的區別，顯露出真正的儒家本色。稍稍回顧歷史，君主專制一旦崩壞，思想文化大放異彩，這已成為規律，顛覆不破。
「五四」新潮的興起，表面上看，是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來自西方的思想。但我們還是要考慮以下兩個事實。
中國古代史上君主政統與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題目。之所以要回顧歷史，只是想說明，這樣一種士的精神傳統即使到了現代中國依然在發揮作用。「五四」新潮的興起，表面上看，是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文化的否定和批判，批判武器主要也是來自西方的思想。但我們還是要考慮以下兩個事實：首先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被迫進入現代化的歷程，這時候一部分漢族士大夫的「天下」觀發生了變化：他們發現有一個叫做「世界」的空間，不但比大清天朝大得多，而且還直接制約了天朝的命運。這個「世界」豐富而複雜，不但有邪惡的洋槍洋砲欺負中國，更有煥然一新的思想文化強有力地吸引著中國的讀書人，於是就有了洋務、改良、變法、留學、革命，最終形成一個由現代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宣導民主與科學，從本質上說，仍然是儒家文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傳統再生。他們與時俱進，研究新的天下觀（世界大勢），並以此為參照，批判君權專制以及後來的復辟夢，批判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愚昧政策，強調只有打破落後之國的一切文化藩籬，才可能讓中國容納到「世界」這一新的「天下」的格局裏去。
其次是：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經歷過四分五裂和異族入侵的慘劇，而維繫著大中華統一的，唯有漢文化的優秀傳統。異族統治者如滿族，原來也是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在長期統治與被統治的磨合中，漢文化傳統反而占了上風。為此，中國知識分子一向有文化高於政權的認知。晚清以來，清朝統治風雨飄搖，但漢族士大夫對文化傳承沒有喪失信心。嚴復在戊戌變法失敗時，寫信給朋友說：「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將有復蘇之一日也。」
這段話很值得細讀：所謂「開民智」，就是一種文化更新和普及運動，嚴復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在新的世界格局裡要發生變化，唯有與時俱進，唯有容納新知，才能救國保種；萬一國家「被羈縻」，只要文化能夠更新發展，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所謂「守舊」、「維新」無非是政策路線之爭，如文化不能更新發展，政治上則是「兩無一可」。而「五四」啟蒙運動，正是嚴復「開民智」主張的必然結果──鑑於這樣兩個事實，我們似乎不難認識到：中國歷史自身的特點，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一個致命的誘惑：文化（可以稱作「道」或者「聖」）至高至上的傳統：文化高於政權，天下大於一姓。每當君主集權統治處於土崩瓦解之際，一定會有以文化顧命臣自居的士大夫（現代被稱作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他們未必能挽救末世頹運，但在思想文化傳承上卻往往有大突破，文化傳統由此更進一個台階。因此，我覺得可以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看作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自然延續階段，猶如南宋、南明時代的讀書人面對異族入侵、國破家亡之際激起的一場場新的思想革命，而西方新思潮的東漸只是為這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武器。這是一場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自我涅槃的文藝復興，在中國由古代君主專制向現代民主體制轉型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文化傳承與王朝更替一般沒有直接關係，文化傳承是在相對封閉的學術圈裡進行；可是這一次新舊文化的更替則不一樣，面對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兩千年君主專制體制迅速崩潰，兩次帝制復辟都遭到全國輿論的反對而垮台，可見維護民主共和是民心所向，所以「五四」作為一場順應了民心民意而發起的文化運動，它與社會的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它在思想上理論上能力上都培訓了一大批為新時代準備的中堅骨幹力量。沒有「五四」對青年學生的影響，很難設想在以後短短幾年裡會湧現出這麼多的菁英分子參與了大革命和新興的共產主義的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鋒文化而發生的，它幾乎是與世界性先鋒運動同期發生，但又具有獨立而鮮明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換句話說，它具有一種世界性因素。
我曾經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界定為一場先鋒運動，這是與國際現象同步的。在世界大戰前後歐洲各國都出現過中小規模的先鋒文化運動，它以猛烈批判資本主義文化傳統、批判市民社會平庸和異化的姿態、以驚世駭俗的藝術方法，表達自己的政治文化訴求。「五四」的文化形態非常接近西方這類先鋒文化，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是直接接受了世界性先鋒文化而發生的，它幾乎是與世界性先鋒運動同期發生，但又具有獨立而鮮明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換句話說，它具有一種世界性因素。歐洲的先鋒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民主政治充分發展以後，人性異化的對立物，它是在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文化力量都失去了效應以後出現的極端反叛形式，而中國的「五四」顯然不是。「五四」是在中國君主專制崩潰、新的民主政治體制還沒有健全形成之際的一個政治真空地帶產生的文化運動，與「五四」系列事件同時發生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資本主義體制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俄羅斯在革命中又建立起新的蘇維埃政治體制──所以，傳統君主專制體制的殘餘、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衰敗以及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嘗試，構成了極其複雜混亂的文化思想，以極端形式引導了「五四」系列事件──「五四」在思想上的不成熟與它以批判的形式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構成了作為先鋒運動的兩大文化特徵。
但是，思想的不成熟和反叛精神的徹底性，決定了任何先鋒運動都是爆發性、短暫的運動，它不可能持久下去。「五四」也不例外。先鋒運動的失敗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足夠強大的資產階級政府有能力包容先鋒運動的反叛性，使反叛者最終成為受到主流社會歡迎的明星，這樣，被資產階級寵愛的浪子，就不再是先鋒了；另一個是作為小團體的先鋒運動，本來就不足以與強大的國家機器和社會主流抗衡，所以它要堅持自己的反抗使命，只能被吸收或融匯到更強大的實際的政治力量中去。在這個意義上認識「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會出現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分道揚鑣；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五四」精神培養出來的學生菁英基本上都走上了從政道路，在以後的國共兩黨恩仇史上有聲有色地表現了自己；也就不難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幟，大多數知識分子儘管對未來社會並不了解，也未必認同，但他們還是心甘情願地把身體留在大陸，準備隨時聽從召喚，為新朝服務。如要探究這些原因，從淺表層次上說，是先鋒文化的必然趨勢；從縱深裡說，就是其背後有傳統士的道統力量起著制約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認識「五四」系列事件，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會出現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分道揚鑣；也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五四」精神培養出來的學生菁英基本上都走上了從政道路，在以後的國共兩黨恩仇史上有聲有色地表現了自己；也就不難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幟，大多數知識分子儘管對未來社會並不了解，也未必認同，但他們還是心甘情願地把身體留在大陸，準備隨時聽從召喚，為新朝服務。
如果放眼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範圍來看，歐洲各國發展過程中，大約沒有像德國的現代史那麼接近中國的：這兩個國家在不同的時間維度上都成為現代化的後發國家。在歷史上，這兩個國家都曾經有過輝煌的榮耀時刻，也都蒙受過巨大恥辱，最不可思議的是，德國與中國都是在國家權力渙散、政治落後的歷史時期，非常相似地產生了足以傲世的燦爛文化──而從貧乏環境中誕生的燦爛文化，一方面總是表現出文化高於政權的烏托邦理想，但實質上又都是極度渴望有強大的政權力量來填補它的先天的虛空。德國知識分子在世界大戰中一邊倒地支持威廉二世發動戰爭，一邊倒地摧毀魏瑪民主體制，一邊倒地渴望在世界稱霸，最後不得不從二次戰爭失敗中承擔無與倫比的恥辱與教訓。這對於「五四」以來經歷了內戰、侵略、內亂、浩劫……終於走上了改革開放道路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值得嚴肅思考的。
（陳思和，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