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知，五四运动的爆发，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西方列强不顾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1918年11月大战结束之际那种坚信“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瞬时转为巨大的失望，这之所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分水岭时间，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人们自此醒悟：原先那种对公平正义的期许已经落空，中国人的自立只能依靠自己。
失望之大，正因期望之高。金观涛、刘青峰曾分析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历年数据，发现该刊关于一战的评论，前期并无明显倾向，到后来则明显突出协约国是正义一方，战争旨在“公理战胜强权”，并对中国1917年8月参战后能得到“公理”之助、翻身争取国权抱有强烈期待。后来成为史学家的蒋廷黻曾说，他当时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说战后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任何赔款等十四点宣言，激赏不已，“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而陈独秀也称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说“当时的中国学生较为天真单纯，不知道欧美外交只顾自己利益，谈不到什么公理和道义”，但一代年轻精英普遍抱有这样的高期待，那这就不能说只是因为人们在国际政治上太天真，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特殊的群体心理所致。
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国际关系就明确以利益而非神圣原则为基础了。据此，国际政治只是一套协调解决各国权益的机制，不应过多顾及意识形态和道德制约，就像基辛格在回顾现代外交时强调的，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正因此，巴黎和会时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对威尔逊极为反感，讥讽他“自认为是第二个耶稣，来到地球改变人的信仰”。
然而，在中国，五四一代的激烈反应表明，虽然中国近代遭遇列强诸多不平等对待，但人们内心对当时的“万国公法”抱有强烈的伦理期待，认为“公理”理所应当是主持正义的、道德的，正如前述周策纵所言也是将“道义”与“公理”并列。五四“新青年”经常被视为第一代真正“现代”的中国人，但在这一意识上，他们其实深深地根植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