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深度 五四百年

王柯:被取代的體制——借「民族」之名,從「被選擇的精神創傷」到永遠的「最危險」

歷代政權談到五四時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對於在國內實現民主和科學的話題只是蜻蜓點水,重點都是鼓勵從外部尋找敵人的愛國主義。百年以來,這種做法之所以屢試不爽,是因為中國社會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埋下了混淆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禍根。


2019年4月28日,北京,孫中山巨幅畫像亮相天安門廣場,迎接即將到來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圖:IC photo
2019年4月28日,北京,孫中山巨幅畫像亮相天安門廣場,迎接即將到來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圖:IC photo

眾所周知,廣義的「五四」包括了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和爆發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二者的運動母體雖有所重疊,內容卻不相同。前者是以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為背景而提倡通過接受西方近代民主主義和科學思想(德先生和賽先生),以根除容忍專制政治的社會和文化土壤,是一場從內部尋找落後與世界原因而改造國民性的運動;後者則是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是一場要求對外平等的愛國主義運動。

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其中都不存在能夠引申出「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因素,因為二者都具有反對為政者獨裁專橫,要求人民自己來決定國家命運、即實現國民主權的性質。很多人已經注意到,歷代政權談到五四時都或多或少地曲解民心民意:對於在國內實現民主和科學的話題只是蜻蜓點水,重點都是鼓勵從外部尋找敵人的愛國主義。他們無疑是想利用話語權的獨占,通過打着愛國主義的招牌的民族主義來溶解人民對民主的追求。百年以來,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夠屢試不爽,是因為中國社會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埋下了混淆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禍根。

偷梁換柱的「民族」與nation

按照和製漢詞的「民族」去追求nation的思想家們,因此把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當成了一個由單一民族構成的nation state。

「近世泰西各國之文明,日進月邁,觀已往數千年,殆如別闢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我曰是法國大革命之產兒也。而產此大革命者誰乎?或曰中世神權專制之反動力也。而喚起此反動力者誰乎?或曰新學新意藝勃興之結果也。而勃興此新學新藝者誰乎?無他,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註1)以上是梁啓超在1901年刊登在《清議報》100期上的一段文字。

然而冷酷的現實卻是,梁啓超所呼喚的這三大自由在中國大陸上至今一個也沒有得到實現。更為可悲的是,似乎有很多人並不能意識到這種現實阻礙了近代文明的發展,甚至包括一些本來肩負著追求新學新藝之使命的知識界人士在內。梁啓超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高度評價為什麼遭到無視?在分析其原因時,我們不得不注意這樣一個事實:梁啓超在高聲呼喚保障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重要性的同時,還利用日本的和制漢詞「民族」和「民族主義」,將誕生於近代歐洲市民革命中的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最早介紹到了中國。這讓我們意識到,通過「民族」和「民族主義」來詮釋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是不是導致了在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近代市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中而確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不能在近代中國落地生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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