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元旦，經濟師方宇舟（化名）從大陸遷至新加坡工作，住在距市中心15分鐘地鐵車程的公寓。今年，他發現鄰近市中心地段的單位租金上漲至少五成，有的接近兩倍，租金上漲的情況蔓延全城。

這兩年，新加坡成為中國大陸和香港菁英的熱門落腳點，這個熱帶島國迎來一波波香港金融人、外籍高管、中國互聯網創業者，他們有的舉家搬遷，有的甚至把公司總部轉移過去。方宇舟說，以前約中介看房子，中介會配合租客時間，在同一個時段，只會帶一組客人看房子。如今房源炙手可熱，「現在中介他人在家中坐，人們就一輪一輪往上衝。」

據新加坡市區重建局數據，私人住宅市場的租金在今年上半年提升11.2%。全球房地產服務商第一太平戴維斯優質住宅世界城市租金指數報告則顯示，新加坡與紐約並列為全球指數最高城市。而全球房地產市場最昂貴的香港，在近三年的疫情封控期間則遭遇租金下跌。

2021年，香港甲級私人寫字樓空置率達到近十年新高。第一太平戴維斯則估計，到2025年甲級寫字樓空置面積達1720萬平方英尺，相當於246個足球場。空置率上升的同時，香港寫字樓租金亦在下落。

新加坡的寫字樓變得搶手。房地產集團JLL2022年8月數據顯示，新加坡市中心的優質辦公室租金連續五個季度上漲。不過，如果對比香港和新加坡整體寫字樓的空置率，雙方不相上下。

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競賽被鎂光燈強烈照射。10月，2022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揭曉，新加坡一舉超越香港，排在紐約、倫敦後為全球第三，香港則跌至第四。在輿論熱議中，新加坡更早走上復常之路，對比被移民潮席捲的香港，新加坡則吸納了大量海外人才。新加坡從香港搶走很多人才嗎？香港被新加坡超越了嗎？兩地競爭的賽道有哪些交集與分岔？折射出各自的哪些優劣勢？數據告訴我們，現實情況可能遠比一句結論複雜。我們嘗試選取一些重要的維度，梳理和對比疫情後兩地各自的變化。或許刀光劍影舞到最後，最需要面對的，仍是自己的問題。

Chapter 1 停滯與流失

疫情後，香港從世界飛行樞紐的座標上消失了。今年夏天，耗資逾千億港幣的香港機場第三條跑道啟用，人流和班機卻遠未復原。同為亞洲航空樞紐的新加坡則於2021年9月開始，通過疫苗通行政策，逐漸恢復航空業。

兩地較量也從空域來到大海。在郵輪總量上，新加坡進一步甩開了香港。港府2022年1月初因第五波疫情暫停郵輪公海遊，至10月才取消郵輪公海熔斷機制。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9月末對媒體表示，若再不立刻放寬防疫政策，擔心未來兩年香港沒有郵輪泊港，失去母港地位。

一直以來，香港被視為在中國大陸及周邊國家營商的最佳據點。但受社會運動、港區國安法、中美關係和疫情防控等影響，一些跨國企業將其區域總部遷離了香港。2019年至2021年，駐港地區總部數量連續三年呈下滑趨勢。

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對比十年前，母公司為美國的公司佔比顯著下滑，母公司在中國的公司比例大幅攀升。

新加坡並無針對地區總部做逐年統計。但根據其外交部長王乙康在2021年7月發表的講話，在新加坡有五萬家國際公司，其中有750家區域總部*。

除了跨國公司的流失，在香港註冊的新公司數量近幾年增幅放緩，而註銷公司的數量則逐年遞增；同一時期的新加坡，則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

*註：international company，指本地職員佔比小於30%的公司。

同時期流失的還有人口。近三年，香港連續錄得人口淨移出。2022年年中數據顯示，淨移出人數達11萬人。

據香港人力資源學會今年八月統計，以「移民」為由離職的管理層佔37%，基層員工則達到24%。香港特首李家超今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指，過去兩年香港流失14萬勞動人口。在流失勞動力中，中青年人比例高，在18-39歲區間佔據8成、11.6萬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曾在社交媒體發文，稱若將年輕人形容為未來，從數字上看香港正面對「流失中的未來」。

在人力資源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看來，人才外流始於港區國安法的實施，疫情亦加劇外流效應。

接軌中國大陸防疫思路的香港政府堅持動態清零，更引入「安心出行」記錄和限制人們出行、限制邊境流動。至今年9月26日，才推出「0+3」入境檢疫措施。新加坡則在2021年9月宣布與病毒共存，陸續推出VTL和VTF政策，並在2022年4月幾乎完全打開邊境。

國際獵頭公司 Robert Walters 負責金融服務的董事張文頌對端傳媒表示，對擔任高級管理的外籍人士（expat）而言，香港嚴格的旅行限制讓他們難以回鄉，不少人因此離開，新聘用的外籍人士也不願意駐點香港，新加坡成為這一波外籍人才流動的主要受惠地。張文頌也觀察到，一些金融服務企業、技術軟體服務公司直接將原本位於香港的亞太總部搬去新加坡，也有跨國銀行機構香港亞太總部的高層移居去新加坡，把部分僱員和未來的招聘名額也帶走了。

不過，離港人才流向多元，選擇並非只有新加坡。張文頌介紹，去新加坡的香港人一般是跟隨公司而搬遷，很少是自己去新加坡找工作的。而由於英國BNO 5+1政策，許多香港中層管理人員移民時選擇英國、加拿大等地遠遠多於新加坡。

前經濟學人智庫亞洲國家分析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博士生于留青指出，對於跨國公司而言，中高層需要抵達現場指導，需要去工廠、與供應商和客戶見面。

「你說金融只是錢，可以網上操作，這是很錯誤的觀念。人來不到，錢都來不到。買樓你都要看到那層樓才可以。」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經濟學教授鄧希煒說。

Chapter 2 交錯賽道

受防疫政策等影響，香港在某些領域被新加坡甩在身後。但拉遠一點來看，兩地競賽由來已久，賽道卻不盡相同。

金融市場是奠定香港國際地位的命脈，自上個世紀香港製造的餘暉落下，金融業一直是香港經濟的最強支柱。相反，新加坡的支柱則是製造業等多個產業。

在傳統金融領域，香港仍把握顯著優勢。從股權市場來看，無論是股票市場總市值還是IPO，港交所都遠勝新交所。不過，香港在亞洲IPO中的比例卻在下降。根據彭博今年9月報導，2022年香港在亞洲的IPO跌至7%，是1999年以來最低，而上海和深圳的規模膨脹，佔亞洲總量近七成。

香港金融業及保險業的增加價值自2017年逐年上升，為創造價值最多的行業。

對於金融人士而言，香港給予的報酬更有吸引力。根據eFinancial Careers的報告，新加坡薪酬對於1-2年年資從業者佔優，3年以上的從業者能在香港獲得更多的報酬。由於人才空缺增加，香港短期內正通過加薪來吸納人才。根據ECA統計，香港2022年實際薪酬增幅為1.6%，為亞太地區第五，而新加坡因高通脹，實際報酬錄得1.7%的下跌。

Robert Walters 的張文頌亦指，在2021年和2022年上半季，由於中層管理人才大量流失，香港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搶人風潮顯著，為了聘用到合適人才，部分企業不惜加薪20-40%來挖人。不過，對人們來說，生活成本也是城市選擇的重要考量。同時，由於經濟不景氣，到了2022年下半年，香港企業的搶人風潮已經趨緩。

虛擬貨幣投資風潮近年席捲全球。2022年11月香港金融峰會前夕，政府發表宣言，將考慮向個人開放虛擬資產交易，被視為積極信號。此前，香港於2019年發布針對加密貨幣交易所的自願許可制度，規定平台僅可以向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至今僅有2家公司取得普通證券適用的相關牌照。香港現時仍未制定針對虛擬資產的發牌和監管政策，加之2021年中國大陸全面禁止加密貨幣交易，香港監管政策仍不明朗。

新加坡近年則視為加密貨幣的發展熱土之一，不少知名加密貨幣交易所都選擇入駐。根據畢馬威報告，新加坡2021年在加密貨幣和區塊鏈領域中的投資交易額高達14.8億美元，幾乎為亞太區一半，是2020年10倍。在監管政策的調整上，新加坡步伐更快。2019年新加坡通過支付服務法，擴大支付活動的監管範圍，包括數字資產和虛擬貨幣，又在2022年1月推出執照制度。不過，新加坡官方在今年8月表態，認為加密貨幣對散戶投資有高度風險，擬提出進一步限制。

香港和新加坡同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前者仍有一定優勢，資產底盤更大，但新加坡增速更快而穩定。

Chapter 3 分別在搶奪哪些人才？

儘管媒體常常聚焦新加坡與香港之間的「搶人大戰」，但兩地的人才政策不盡相同。新加坡採取了更審慎、嚴苛的人才引入政策。

疫情期間，新加坡一度限制持有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入境。2021年，吸引金融界、高管等高級工作准證（EP）持有者人數為2010年以來最低。在2022年9月，EP申請門檻被抬高，月薪基本要求從4500新幣提升至5500新幣。政府亦改革就業准證制度，推出積分制審核標準，或會加大外國人申請工作的難度。

被移民潮、人才外流和勞動人口下跌裹挾的香港，則在2022年尾發布施政報告時奮起直追，大幅放寬了人才簽證政策。例如，取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配額限制，取消「一般就業政策」和「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需先找到工作的這一申請門欄。

於此同時，雙城都對爭奪高端人才保有野心。新加坡2022年9月率先推出ONE PASS，港府不久後也針對全球TOP100大學畢業生設立高端人才通行證。人力資源公司 ECA International 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高收入人群對本地發展有不少有利影響，包括為當地引入高技能和高生產力，直接培訓或提供經驗幫助本地同事發展。另外，讓簽證持有人的伴侶也獲得工作的權利，不僅鼓勵簽證持有人在當地工作更久，對於當地而言也是獲得人力的途徑。

值得留意的是，從過往數據可以看到，香港的人才簽證申請者人數有所下跌，科技簽證推出四年，申請總數仍未超過1000。近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獲批人數亦不達配額數量。

同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獲批人才中，來自大陸的人才比例遠高於其他國家地區。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鄧希煒認為，香港人才簽證政策的許多改動是參考其他國家，「香港政府都要思考，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問題，不是說英國新加坡這麼做，可取了，就照抄。」

（香港人才新政能解決香港的人才流失困境麼？請繼續關注《星港競爭》專題）

Chapter 4 What’s next？

在對比兩地競爭力時，一個重要的視角是，當我們談論新加坡和香港時，常常會說香港仍是通往中國大陸的門戶，而新加坡則是打進東南亞市場的入口。

于留青認為，新加坡可以服務整個東南亞，這是尚未被開發、是從低收入往中高收入增長的市場，而香港服務的大陸市場，「被開發不知道深了多少倍。」于續指，「你現在看到的情況好像是新加坡在追上來，但某種程度來說，是新加坡所代表的東南亞市場發展得不錯，香港代表的市場（大陸）在放緩。」

港大教授鄧希煒表示，香港在全球化年代吃到不少紅利，變得「自滿（complacency）」，「每次打開一個門，所有問題就解決了。97年金融風暴，調整了某些金融措施就回去靠外資；03年SARS之後之後是靠自由行；08、09年金融危機沒什麼新的idea轉型，就幫國內做一帶一路。今時今日這些都難做很多。」鄧希煒說，「吃不到紅利就要被逼轉型，產業要發展。以前只是中國簡單的橋樑，現在要想想能做什麼。」

雖然香港金融業有穩固的優勢，但被單一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也成為香港的軟肋。相較之下，新加坡的產業結構更為多元。

（香港金融人為什麼遷至新加坡？產業結構又揭示了兩地怎樣的命運與未來？請繼續關注《星港競爭》專題）

儘管賽道不同，一國一城之間也相互映照出各自的困境。旅居新加坡的香港評論人鄺健銘長期觀察兩地發展，他指出，新加坡近年也要面對自己的許多問題，部分難題和香港的相似，包括貧富差距、本地生活成本不斷上升，對過多外來人口感到不滿等等。「作為一個global city，新加坡本地人和外來人口之間一直都有張力，現在新加坡政府更加重視民生和福利，也更加重視本土意識，其實本土的活力是一個地方的軟實力。」鄺健銘說，新加坡的難題和轉型，也可以給香港帶來啟發。

新加坡亦為香港的未來提供更多想像力。鄧希煒認為，在去全球化的時代，香港的「中間人」的角色或更為重要，但關鍵是，「未必要協助中國和西方做接軌」。他認為，東南亞仍是香港可以去爭取的市場，在服務業、貿易、物流管理、金融等領域都可以大展拳腳。

新一輪的競賽，或許才剛剛開始。

（應受訪者要求，方宇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