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無法抽象成為「人是否有權利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傷害自己的選擇？」，或者「人是否有權利進行叛逆主流的行為」這樣的問題。
美國可以和獨裁政權交往，卻不能和伊朗談判。這不是從川普才開始的問題。
如果一間書店需要為書架上的內容承擔刑事風險，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某一本書，而是整個閱讀與流通體系的改變。
在此刻的歷史語境中，無論是批判還是哀悼哈伯馬斯都太過容易。
香港人在這所謂「國際城市」內所培養的並不是融貫四海的認知與胸懷，而是一種「不均衡的世界主義」。
即便下一個、再下一個最高領袖被斬首，也幾乎不可能帶來民主契機。
在這個充滿動盪和不確定性的時刻討論：漸成主流的仇恨和暴力情緒會對當下和未來的中國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更可能出現的是一種「國家化」的過渡形態——形式上保留宗教最高領袖架構，實質上強化國家機構與安全體系的協調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