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無法進入法院受審的刑事案件，卻為英國政壇帶來超過一周的風暴。
這起案件引發兩黨領導人互相指控對中國政策搖擺、危及國家安全，政府也極其罕見地在短短四天內針對本案安排三次議會報告詢答。至於在野黨領袖更選擇將自己每周向首相提問的機會用於談論此一案件，捨棄當周多個其他重大政策議題，即使政府於同周首度證實可能即將增稅，也敵不過此一議題的重要性。
這起案件的被告是兩名英國公民，他們被控為中國政府擔任間諜，在2021年至2023年期間蒐集英國政壇內幕資訊；其中一位直到被捕時都仍在英國國會任職，而且為下議院先後兩任外交委員會主席工作，這兩位國會議員又同時是保守黨內對中鷹派群體的領導人物。
檢查官早在去年4月就已正式起訴兩人，卻在今年9月中、也就是原定首次開庭審判的半個月前宣布撤回告訴，本案因此終結，日後除非符合非常嚴格的法定條件，否則幾乎不可能再行起訴。而且，檢察官的理由是「證據不足」──但這不是因為檢察官相信兩名被告的說詞，認為兩人可能並未從事間諜行為，而是認定兩人雖然有為中國打探資訊，但由於沒有證據足以認定中國構成對英國的「國安威脅」，因此無法滿足入罪的法定條件。
所以，對英國而言，中國是國安威脅嗎？在野的保守黨立刻指控，政府想必是為了對中國經貿關係，所以向檢察官施壓，或者至少不願盡力向檢察官證明中國已構成國安威脅。而執政的工黨則反過來，指控本案發生於保守黨執政期間，主責的文官只能夠忠實說明「當時」政府對中國的評估，是保守黨自己並未明確定調，疏於確認中國是國安威脅。
對此，許多評論人也都認為，這個案件明明充滿技術細節，之所以能夠引爆政壇如此巨大的反應，其實未必真正關於該案本身，而是反映了兩黨、特別是當前執政黨對中國政策的尷尬曖昧。其實，有不少跨黨派或無黨派的法律專家認為，單從訴訟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檢察官的法律見解出了問題，證據根本已經足夠。
相關爭論背後的背景，其實是近年來兩黨政府陸續放寬對中政策，以爭取更多經貿機會，逆轉2016年至2022年之間漸趨鷹派的路線。但同時，各黨政治人物依然普遍對中國有所戒備、有所顧慮，所以不論是此次的間諜案，又或者是中國有意於倫敦興建全歐洲佔地最廣的「超級大使館」等事件，才又會互相串接，觸發了政壇更廣泛的焦慮與不安。
甚麼是「中國研究組」，間諜案兩名被告與蔡奇有何關係？
依照英國政府所公開的官員證詞，被告並未取得任何正式被列為機密的文件。然而，英國政府認為他們依然蒐集了許多政壇幕後敏感資訊，是一般人難以得知、且對中國政府有用處的。具體而言，這包含政策內幕如「英國政府內部對中國資金併購半導體廠的評估報告內容」或「政府雖然公開宣稱將因新疆問題對中國展開制裁，但實際上並無計畫禁止進口新疆製品」，以及國會動態如「對中鷹派議員遊說首相的進度」或「下任首相的熱門候選人已和某對中鷹派議員談好條件，將任命其擔任安全事務部長，但代價是必須支持首相的整體外交政策」，另外還有其他資訊，比如與台灣國安官員見面的英國國會議員名單和出訪行程等等。
本案的基礎事實相對單純：兩名英國籍被告彼此認識，且一同於2017年至2019年間於杭州擔任英文教師。檢察官指控，一位代號為「Alex」的中國情報人員先吸收了後來持續在中國居住的Christopher Berry，再由Berry吸收當時已回到英國國會擔任研究幕僚的Chris Cash，委請他蒐集英國政壇相關資訊。
在國會內，Cash任職於一個稱為「中國研究組」（China Research Group）的議員群體。這個群體是由一群對中國立場較為強硬的保守黨議員所組成。保守黨內長年都有多個類似的群體，由立場相近的議員一起合作，試圖共同「研究」議題，進而影響黨內政策，其研究幕僚人力受到國會資助。近年來，諸如支持脫離歐盟、放寬防疫措施、加強北英格蘭建設等政策的議員也都曾各自成立類似組織。
由於業務的關係，「中國研究組」可以得知許多英國政壇人士、包含政府官員對於各項涉中議題的意向和行動；Cash也從實習生開始一路做起，轉任正職研究員，最後升任到成為整個小組的最高幕僚。且在他任職期間，「中國研究組」的前後兩任領導人皆頗具份量，都是國會內關於外交事務的意見領導者。事實上，兩位議員恰好也都同時在跨黨派的下議院外交委員會擔任主席，足見兩人的影響力──時任外交委員會主席Tom Tugendhat為小組創組時的領導人，後被拔擢入閣擔任安全事務部長，依慣例辭任其他職務，該黨內小組成員推派Alicia Kearns領導人，而她又迅速被跨黨派議員推舉為外交委員會主席。
根據政府所公開的資訊，這位幕僚向其舊識提供國會內涉及中國的幕後資訊，再由這位現居中國的舊識彙整為報告，總計向中國情報人員「Alex」提供至少34份報告。檢察官甚至指控，「Alex」背後的大老闆是中共高官蔡奇，而這位持續在中國居住的Berry還曾在2022年7月與蔡奇見面一次──蔡奇目前是中國最高官員之一，現職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也是排位第五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蔡奇尚未當選這兩項現職，但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警方與情報單位合作下，Berry於返回英國度假時與Cash同時被捕。幕僚Cash並不否認自己和這位舊識分享資訊，但主張其並未刺探任何秘密，而只是和朋友分享他個人基於公開資訊和政壇八卦所做出的政治分析。Berry也並不否認自己撰寫多份報告，但透過律師主張他以為這些報告是要交給一間有意在英國拓展業務的中國企業，他只是幫助該間企業更了解英國政壇的最新發展而已。
為什麼需要額外證明中國危及英國國家安全？
不過，兩名被告的這些抗辯也都不再重要。因為，檢察官接收到政府代表的證詞之後，認為本案證據不足──或者，引用英格蘭及威爾斯的最高檢察官Stephen Parkinson對國會議員的解釋，他們認為證據「只達到95%」，尚未能達到100%。檢察官認為「經過多個月的等待之後」，政府方的證人仍未能提供足夠證據，遂讓檢察官認為無法百分之百證明中國危及英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未達成入罪的條件。
為什麼需要額外證明中國危及英國國家安全？根據1911年訂定的國安法規，要成功起訴兩人，就需要證明被告蒐集的情報有助於英國的「敵人」。檢察官的意思是，由於政府派出的證人無法明確證明英國政府當時已將中國視為敵人，他們在首次開庭前重新審視證據，發現證據不足，必須放棄起訴。雖然英國2023年訂定了新的國安法規，但兩名被告被捕時新法尚未生效。
但許多法律專家反過來質疑檢察官「證據不足」的說法：如果職業文官、副國安顧問Matthew Collins所提供的證詞中，已經具體顯示中國政府的某些行為可能危及英國國家利益，為什麼檢察官彷彿需要等待Collins明確說出「敵人」這樣的魔法詞彙？而檢察官需要被動等待政府聲明中國是敵對國家嗎？
比如，前任英格蘭及威爾斯最高檢察官Ken Macdonald就對他的繼任者相當不滿，受訪時向《金融時報》表示，依照政府公布的三份書面證詞，證據「早已非常足夠」；主責的官員只是沒有使用檢察官期待的「敵人」等詞彙，但內容明明已經清楚列舉出中國在產業安全等方面對英國構成的威脅，而「國家安全當然包含經濟安全，這點在法律上不證自明；毫無疑問，Collins的證詞已經清楚顯現中國已對國家安全帶來威脅」。
前保守黨資深國會議員、也曾任國會情報委員會主席的資深大律師Dominic Grieve，在接受BBC採訪時也表示檢察官的決定讓他「非常困惑」。他認為政府代表只是在用詞上比較保守，在界定對中關係時，直接援用兩黨政府諸如「系統性挑戰」等外交辭令，但在事實層面上，該證詞「對於中國造成的威脅毫無掩飾，反而清楚呈現威脅發生的各種方式」。
而在接受專長分析國會程序與運作方式的podcast「Parliament Matters」專訪時，劍橋大學法學教授Mark Elliot也表示，法律並未要求檢察官在這個問題上為政府馬首是瞻，檢察官大可另尋其他證據；甚至，就算政府力主中國已構成國安威脅，檢察官本來也仍必須另尋其他事實證據予以證明。他解釋，在涉及此類案件時，法律從未將政府視為如何界定國安威脅的「守門人」（gatekeeper，指「定奪者」）；更何況，政府本來也就沒有任何官方的「敵對勢力列表」，有的只有不同政治人物乃至情報、外交人員的對外發言，用詞本來就會相當紛雜。
少數為檢察官緩頰的法界人士認為，政府方並未明確將中國定性為「敵人」，確實讓被告的辯護律師更有可能說服陪審團「連政府都拒絕這麼做，檢察官卻說你們得這樣判定」。但即使如此，這也顯然是進入訴訟程序後說服陪審團的策略問題，並非自始無法起訴的原因。
無怪，在相關證詞公開之後，不僅立場較親工黨的《衛報》以「法律專家質疑檢察體系的論理」為報導標題，就連立場親保守黨、連續幾日痛批工黨政府對中軟弱的《泰晤士報》，其分析專文標題亦是「涉中案件的亂局，檢察體系無從閃躲」，並直陳在證詞公布之後事態有所演變──「得要回答最多問題的人，看來不是首相施紀賢，而是最高檢察官Stephen Parkinson」。
從新疆到「超級大使館」的爭議
不論是政治人物的爭論，亦或者是各家不同立場媒體的報導，比起法律細節的爭論，更多討論是連結到英國兩黨、特別是現任工黨政府對中國政策的曖昧，及其所引發的焦慮。
舉例而言，就連立場普遍被認為親工黨的《衛報》，其外交與軍事線主編Dan Sabbagh所主筆的分析專文，標題也是「工黨對中國立場更趨軟化，在間諜案撤訴下更顯如此」。而在文章第一段，作者就提及工黨執政後的態度生變：「曾經，也就是在大選前，工黨對中國的取徑很直接坦白」，尤其是採取比當時保守黨政府更強硬的立場，力主要將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作為正式定性為「種族屠殺」（genocide）。為此，施紀賢領導的工黨在議會中支持保守黨內對中鷹派議員的法律議案，險些就能擊敗當時仍抗拒這麼做的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也要求政府應該主動透過聯合國等機構向中國政府究責。
但選舉之後，在跨黨派許多評論者眼中，工黨的瞻前顧後比起保守黨猶有過之。尤其面對英國亟需外資投入，以提振成長停滯的經濟，中國成為新政府更積極爭取合作的資金來源和貿易夥伴。比如，在同一篇分析文中，Sabbagh馬上提到，同樣針對新疆議題，工黨政府在選後短短三個月內就默默棄守原先的立場，時間還「恰好」是時任外交大臣出訪北京前夕。之後，財政大臣、貿易部長、國安顧問等眾多高官也陸續訪中，首相本人明年亦有訪中計畫，目標都是尋求更多投資與貿易合作機會。
在關於間諜案的報導中，中國意圖在英國建立的「超級大使館」也經常被各家媒體連帶提及。實際上，保守黨「中國研究組」的兩位前後任領導人就以間諜案受害者的身分，聯名發布對首相施紀賢的公開信。在信中，兩人就先批評間諜案起訴失敗已經顯示出對中國威脅的「輕忽怠惰」，而「你多次表示起訴失敗令你感到失望，而你現在有機會做出保護國家的必要之舉」──而他們指的，就是要求政府拒絕讓中國在倫敦建立歐洲最大面積的大使館。
這樣的「超級大使館」不但是中國國力的投射，而且批評者也擔心中國會借用該大使館的空間和位置執行間諜活動，加上北京方面又堅持在送審的建築圖上將部分區塊塗黑，不讓英國政府得知其具體設計，更增添了批評者的顧慮。工黨政府原先希望降低此案敏感性，並非交由外交或國安部門審理此案，而是單純由主責建築、住房與都市計畫審核的部門處理，然而仍然因為巨大爭議而一再延期。
對於此案，英國情報單位軍情五處（MI5）的領導人日前公開表示，駐英使館帶來的安全顧慮一直都存在，情報單位「已經有超過一世紀的處理經驗」，認為相關風險仍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但國會情報委員會的主席、工黨籍的Matt Western卻也致信政府，表示他們認為准許中國興建超級大使館「不符合英國的長期利益」，尤其因為所在位置太過接近包含光纖、資料中心、電信設施的集中地，可能成為中國「竊聽」與「危機期間破壞行為」的據地。這個案件在關注中國國安威脅的圈子內已經爭議許久，而隨著間諜案起訴失敗，諸如此類的議題更是全部被包含到「政府是否對中軟弱」的主線之下，攜手躍上新聞版面。
同一時間，在間諜案相關爭論最為猛烈的時候，與曾任保守黨首相約翰遜幕僚長、後來與之決裂的Dominic Cummings又在卸任五年後突然「爆料」，向記者宣稱中國早在2020年就已透過科技攻擊取得「巨量」的政府機密資料，但文官體系卻刻意隱瞞。雖然英國國安機構GCHQ隨即出面否認此事，但也同樣可以看出此案所引發的討論已如何連結到更廣泛的對中疑慮。
例如消息一出，保守黨領導層立刻指控背後必然有政府高層的涉入，藉以連帶控訴工黨政府整體對中軟弱。比如影子內政大臣（即保守黨直接負責監督安全事務與警政、移民等議題的代表）Chris Philps用詞相當強硬，痛批政府竟無法向檢察官提出足夠的證據，顯示政府「為了經濟目的，迫切地要綏靖（appease，亦可譯為姑息、安撫）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竟願意犧牲我們的國家安全」。他甚至影射首相本人必然有涉入此案。保守黨也影射工黨對官員施壓，或者至少是刻意「袖手旁觀」，反映了對中國的軟弱立場。
工黨一方面強調政府並未對副國安顧問施壓，且本來就不應該干涉檢察官辦案的決定。另一方面，工黨指控真正軟弱、曖昧的是保守黨政府：因為本案發生於保守黨執政期間，檢察官認定的重點因此不是當前政府對中國的政策，而是當時保守黨政府是否已將中國認定為國安威脅。而由於過去保守黨自己的用詞也相當曖昧，才讓負責作證的文官無能為力，只能忠實陳述彼時曖昧的政策，才導致訴訟無以為繼。首相施紀賢在詢答期間就引述前外交大臣James Cleverly的說詞，表示若要只用「威脅」一詞概括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是「不可能且不明智」之舉。不過，評論人也指出，Cleverly在同一場演說裡，其實也提及與中國交往時可能必須同步強化國安保障；而就連他當時的老闆、時任首相辛偉誠（Rishi Sunak），雖然普遍被認為對中較為鴿派，也確實拒絕在政府戰略報告中稱呼中國為國安「威脅」，卻也曾經發言指出「對我們的經濟安全而言，中國無疑是所有國家中最大的威脅來源」。
這些閃爍、多變的用詞都是事實，不過，如同知名政治評論人、《金融時報》政治組編輯Stephen Bush在他廣受閱讀的每日電子報上所說，這根本上反映了一件事情：當在野黨和執政黨位置互換之後，工黨施紀賢政府與前手的保守黨辛偉誠政府「對中立場在實際層面是一模一樣的」，只是雙方都不願意承認而已，所以才互相批評對方在國安上做得不夠多，卻又不得要領。
英中關係：從讓華為建5G網絡，到香港移民救生艇
英國政府轉為對中強硬，普遍被認為是2016年至2022年之間的短期現象。以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Helen Thompson在其著作中的描述為本：最遲至2015年，英國政府都仍寄望於打造和中國的「黃金時代」，搶先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讓奧巴馬政府大失所望。是到2016年的脫歐公投後，英國政府亟欲爭取和美國洽談貿易協定，才開始更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對中貿易戰，採取對中國更為強硬的立場。
即使如此，保守黨前後擔任首相的文翠珊（Theresa May）和約翰遜都仍曾考慮不顧美國政府反對，繼續讓中國的華為投入英國5G網路建設。是直到香港反修例運動和Covid-19疫情這兩大危機先後爆發，尤其因為英國政府選擇向香港移民拋出救生艇，英中兩國修補關係確定無望，英國政府才徹底轉向，包含終於拒絕華為參與英國網路建設──事實上，約翰遜政府一直到2020年1月都對華為保持開放態度，是到該年7月才改為遵循美國的意見。
如今事過境遷，而英國又急需外資投入，中國再度成為明顯合作對象。雖然2015年之前英國首相與中國國家主席共飲啤酒、自稱將打造「黃金時代」的狀況不可能重演，但自2022年起，從辛偉誠到施紀賢都更積極尋求英中雙邊合作，也因此重新開始擔心得罪中國，卻仍是許多人認為可以預料的發展。
在知名英國政治評論人Stephen Bush看來，這樣的根本問題，才是間諜案後兩黨政治人物互相指控、卻總是在無謂細節上打轉的真實原因。
「爭論之所以都圍繞在這些無意義的流程問題上，是因為對許多保守黨領導層而言，他們自己畢竟也參與先前政府的中國政策，要攻擊施紀賢對本案的處理方式比較容易，要實質爭論中國政策比較困難。同樣地，對工黨的部長們來說，要為政府處理本案的流程辯護比較容易，要清楚說出政府對中國的實際立場則困難得多。」
換言之，在英國對中政策曖昧不明、難以取得平衡的此刻，各種基於國家安全、產業利益、民主價值等的疑慮也都難以被好好討論，遑論檢察官的法律論理。於是，不論是間諜案的司法流程，抑或者是中國的超級大使館興建計畫，乃至各種機密外洩的流言，才成為這個過程中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引爆點，爆炸幅度或大或小，但其源頭無非是英國政壇跨黨派共有的焦慮與不安，以及其各自的曖昧以及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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