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最大宗教組織的領袖，也是唯一能以主權身份展開外交活動的牧者，貝爾格里奧（Bergoglio，方濟各的姓氏）教宗自當選之日起，極大改變了教廷參與公共生活的方向和立場。他在社會正義、可持續發展、性別、移民、烏克蘭戰爭等公共議題上的取態，時常受到持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士所反對，甚至抨擊。
在教會內外，圍繞他的讚揚和爭議持續不斷。要理解這位教宗複雜的立場，就必須從他人生的背景，和他對天主教的社會教義的理解談起。
阿根廷的耶穌會士
教宗方濟各1936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領洗時名為喬治·馬里奧·貝爾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按照教宗妹妹的說法，他們的父親1919年遷往阿根廷時，並非因為經濟困難，而是源自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不滿。
他本人在技術學校畢業，做過夜店安保人員和清潔工，而在更長的一段時間內，則在實驗室任職。他當時的上司Esther Ballestrino是一名著名的政治活動人士和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被阿根廷軍政府所殺害。1976年，在這位上司面對軍政府威脅時，已經是阿根廷耶穌會省會長的貝爾格里奧曾幫她運走家中收藏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以保護她的家人。
1958年，貝爾格里奧加入耶穌會。他提起自己聖召的開端時，憶及16歲時的一場經歷。1953年9月21日，貝爾格里奧在參加一場派對的路上經過教堂，感到自己需要去辦告解。他不認識那個神父，也不清楚為什麼自己突然覺得要辦告解。當他完成告解之後，發現「天主一直在等待著自己來尋求寬恕」。他感到自己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相信天主要他成為一位司鐸。
加入耶穌會之後的數年裡，貝爾格里奧接受文學、哲學培育，參與修會工作、修讀神學。1969年他被祝聖為神父。
1973年，貝爾格里奧成為正式修士，隨即就被委任為阿根廷耶穌會的總負責人，可見他青年時已備受重用。隨後，他又從1980年開始，擔任該國耶穌會神學院的院長，直至1986年。
貝爾格里奧擔任阿根廷耶穌會要職的期間，教會和他的國家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1962-1965年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天主教會由過往強調信仰令「個人得救」的一面出發，逐漸開始重視同當代人對話，以及人以行動參與世界整體性的轉化。在過去信理和倫理原則沒有否定的前提下，教會內部浮現出各種不同的思潮和聲音。也有人將新理論和改變視為對教會本身的威脅。圍繞著禮儀、性倫理和教會在社會中角色等問題的辯論，至今仍未結束。
阿根廷則在這一時期經歷了許多動蕩。1955年，支持中央集權、直接民主和以國家調和不同團體利益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被政變推翻。隨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阿根廷陷入政治動盪。1976年，軍事獨裁政權成立，隨即恐怖鎮壓反對派。直到1983年，該國才恢復民主制度。
一直有指控宣稱，貝爾格里奧是軍政府損害人權的同謀。他一直否認這些指控。阿根廷天主教會曾經組織了一項研究，檢討教會在軍政府時期的角色。這項研究顯示，貝爾格里奧曾經協助受迫害人士逃脫。
不過，貝爾格里奧神父也不是政治活動家。在省會長任內他更強調日常的聖善（everyday holiness）而非政治。按他自己的話說，他曾被視為「極端保守派」（ultraconservatist）。在離任神學院院長後，貝爾格里奧和耶穌會領導層的關係並不熱絡。有一種觀點指出，這正是因為相對於此時政治上「過於激進」的耶穌會，他對於「社會公義」的重視不足，不符合耶穌會當時的潮流。
1960、70年代，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在拉丁美洲興起。天主教傳統上將「罪」（sin）首先視為個人的道德過犯，解放神學卻將重點擺在「結構性罪惡」（structural sin）上，將不公義的社會結構視為「罪」，強調天主作為解放者的角色，並引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方法。在解放神學流行的年代，貝爾格里奧也被視為其敵人。
有人評論貝爾格里奧「不信任意識形態，因其試圖解釋一切，而基督徒的希望超越意識形態，因其為天主的作為留出空間」。這種觀點可以為他對解放神學的反對意見做註腳，也為他後來的社會行動做了解釋。
但貝爾格里奧身上也反映出他青年時所處的阿根廷政治的影響。不少人都將貝爾格里奧稱為庇隆主義（Peronismo）者，他也曾表示自己對社會正義的關懷同庇隆主義相關。作為阿根廷平民政治主流的庇隆主義以領袖崇拜、直接同民眾對話溝通，強調社會正義和調和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而著稱。這樣一種既「左」又「右」，既被支持者視為大眾民主，也被反對者批評為民粹獨裁的政治風格，也對貝爾格里奧留下了時代的烙印。
從主教到教宗
1992年，貝爾格里奧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任為布宜諾斯艾利斯輔理主教，1998年接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又在2001年成為樞機。
在就任樞機之際，他請那些希望去羅馬為他慶賀的教友將旅費捐給窮人。同時，他也沒有入住主教的豪華官邸，而是住在附近的公寓，親自做飯，乘坐公共交通。
這位總主教上任後，以強調社會公義聞名。他將服務貧民窟的神父數目翻倍，親自訪視他們，將他們組織為團體。正是因此，他得到了「貧民窟主教」的稱號。他也要求教會為在軍政府統治時期所犯下的罪做公開補贖，批准推動被軍政府殺害的神職人員和修生列入聖人的程序，還要求調查他們的命案。
2005年，若望·保祿二世去世後，貝爾格里奧已經被視為教宗的潛在人選，但當選的是來自德國的本篤十六世。
被視為保守派的本篤十六世在2013年辭位，貝爾格里奧隨即當選為教宗。他是741年額我略三世（Pope Gregory III）去世後，第一位來自歐洲之外的教宗，第一位來自南半球的教宗，也是第一位出身耶穌會的教宗。他的教宗名號來自亞西西的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這位聖人出身富家，卻將全部財產變賣，施捨給窮人，且創立了一個新的修會，以貧窮的方式生活。
貝爾格里奧就任教宗後解釋說，選擇「方濟各」為名，是希望帶領一個貧窮的，與人民同在的教會。他也的確延續了總主教任上簡樸風格，不入住教宗官邸宗徒宮（Palatium Apostolicum），而是住在教廷招待所聖瑪爾大之家（Domus Sanctae Marthae）的房間裡。
帶領教會的方向：退出文化戰爭？
性別與性倫理是當代西方自由派與右翼最為重視的問題，也是「文化戰爭」的主題之一，還是天主教會長期以來的關注重點。教會強調由一男一女締結婚姻，組織家庭，終身相守的模式，同西方右翼力量所要求的道德秩序相同。不少保守主義政黨在歷史上也同天主教會有特殊淵源。
方濟各沒有直接改變教義，卻改變了教會處理性別倫理的模式。他在踐位之初曾在耶穌會美國（America）雜誌的專訪中指，「不能只在墮胎、同性婚姻和避孕問題上堅持」，而在討論這些問題時需要「納入背景」。這預示了方濟各在處理性別倫理問題上將採取與教廷過往不同的方式。
2016年，方濟各發表了論家庭之愛的宗座勸諭《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當中重申了天主教對家庭倫理的傳統觀點。然而，文件第305段的一個註腳引起了爭議。在這則註腳中，方濟各提到：「我也要指出聖體聖事『不是完美者的獎品，而是弱者的特效藥和營養品』」，這令強調倫理明確性的人士非常擔憂，要求教宗正式澄清「離婚後再婚的教徒能否領聖體」的疑問。
按照天主教會的一貫立場，至少兩名基督徒之間的婚姻是無法解除的。根據聖經，夫婦關係是自然的、毫無保留的愛與交託，指向天主出於愛創造世界。所以在教義上，婚姻指向人「認識、愛慕天主，從而達到幸福」的存在目的。
在這種背景下，天主教教義不將終身不可拆散的婚姻視為重擔，而是因不斷尋求天主的恩寵成為可能。天主教的整個倫理觀都建立在這種自然觀和目的論哲學的基礎上，在任何處境中，人都要尋求天主的指引和助佑。因而當代天主教雖「寬容」了國家法律上的離婚程序，但教會法中不承認再婚，並將其視為通姦。「明知而通姦」屬大罪，因此再婚者除非沒有性行為，是不可以領聖體的。
方濟各在《愛的喜樂》中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指人面對複雜的情況，有很多減輕罪責的可能性，因此應該以慈悲的角度看待，不能作出非黑即白的定論。在回覆阿根廷主教團關於執行勸諭的指引時，方濟各也確認在該國主教容許在某些情況下離婚後再婚而仍有性關係者領聖體「反映了正確的教導」。
就這個問題，有四位樞機向方濟各提出了四條「疑問」（dubia）。他們一方面懷疑新方式同過去這方面的訓導邏輯上不能並存，另一方面認為通姦是本質上罪惡的（intrinsically evil），這樣的性關係自然也是習慣性罪（habitual sin），新方式似乎否定了這種性質。四位樞機要求教宗直接回答，是否允許了過去被認為禁止的做法。
對於這四位樞機的「疑問」，方濟各選擇行使不回應的權力。
類似的情況發生了不止一次。另一例是，2021年，方濟各批准了信理部對「教會是否有權力對同性結合予以祝福」的否定覆文，內容一如天主教會歷來的觀點，強調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為都是罪，涉及這類性行為的關係不可被祝福；而2023年，他則批准了信理部的另一項聲明，指司鐸可以祝福在同性結合中的人，但不代表讚成他們的結合，隨即又引發了聲明是否與教會傳統訓導相統一的爭論。
為信徒的良心提供指引是教宗和主教們的傳統角色。為了避免信徒陷入混亂，教廷長期以來都重視倫理判斷的確定性和一致性，並會公開聲明自身的判斷，盡力避免令人產生誤解。教會主張的個人道德義務往往被視為西方傳統的延續，其對倫理明確性的要求也同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構。由於這種聯繫，即使教會對西方右翼的政策主張有意見，兩者的關係仍往往比較親近。公眾經常見到教會領袖和教徒對同性婚姻和性解放表達明確的反對，這些聲量很容易被西方右翼的政治動員所吸收。
方濟各則對道德問題採取了另一種處理方式。他沒有改變教會所主張的倫理典範，但卻不樂於強調「罪」與「非罪」之間的明確界線。他更希望體諒信徒的處境，讓他們在牧者的陪伴下作出經反省的選擇。因此，在教廷的公共發言中，譴責性的語言減少了。這種措施在教義上的正確性或有爭議，但在公共領域的效果是，教會被鼓勵從聚焦於性與墮胎的「文化戰爭」中抽身，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的方向。
慈悲的社會面貌：「捍衛生命」與「人類團結」
對於教會公共參與的重點，方濟各有自己獨特的理解。他的立場仍然根植於天主教的社會教義，但仍顯現與前幾代教宗不同的作風。
「捍衛生命」（pro-life）是教會的傳統立場，源自社會訓導四原則中的「人性尊嚴」。在當代政治的場域中，這首先表現為反對墮胎。
方濟各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他認為墮胎是錯誤的，但不直接回應「支持墮胎的天主教政治人物能否領聖體」的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方濟各將「捍衛生命」的立場延伸到了墮胎爭議之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方濟各對移民和難民的態度。
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梵蒂岡城國就身體力行安置了部分難民，方濟各本人也多次為難民發聲。
當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準備廢除「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時，方濟各直稱這並非「捍衛生命」。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副總統萬斯是天主教徒，他引用聖奧斯定「愛的秩序」（ordo amoris）概念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辯護，指出人與人之間的愛必須從身邊的家庭向外推展。
方濟各不久後就移民議題致函美國主教，指出真正的「愛的秩序」必須在默想建立無例外的兄弟情誼的愛德中發現，就好像「好撒瑪利亞人」。他在信中還直接批評特朗普政府，稱其驅逐「往往由於極端貧困、缺乏安全、剝削、迫害或環境的嚴重惡化而離鄉背井的人」，破壞了他們的尊嚴，令他們淪入格外脆弱和無法自保的境地。
天主教教義承認國家管制邊境的權力。因此，接收哪些移民是政策決定的範疇。對於因種種困境而遷移的人，教會雖然一向同情，但並未給目的國劃定界限分明的道德義務。因此，方濟各在此對當權者直接、明確的批評就格外醒目，也和他在性和墮胎等問題上較為軟化的語氣形成對比，足見他對這一議題的重視。
可持續發展也是方濟各所重視的「生命」議題之一。他在2016年發表通諭《願你受讚頌》（Laudato Si），稱氣候變化、用水不足和生物多樣性的減退是當代的重大危機。他還稱北半球的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對南半球國家造成了損害，留下了前者對後者的「生態債務」。
對於這類危機，他提出一方面要以精神層面回應，改變人類唯我獨尊、對各種事物「用後即棄」、把他人和大自然當成物體而統治的邏輯；另一方面，他提倡「優先關愛貧窮人」，認為各方對環境危機負擔不同責任——呼應國際氣候談判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他還批評國際社會領導層「缺乏政治決策，故未能達成真正重大而且有效的全球性環境協議」，及強調市場機制無法恰當維護環境利益。
COVID-19疫情期間，方濟各發布通諭《眾位弟兄》（Fratelli tutti），其大意是：
1-批判只強調效率，不願受到限制的市場和經濟自由；
2-承認不幸和天資不足的人也有尊嚴，有尋求發展的權利；
3-強調國家對於保護弱小者所扮演的角色；
4-呼籲人類普遍的團結，要求發達地區負起責任，尤其是不能讓國際債務問題妨礙貧窮地區的存續和發展。
方濟各的這些呼籲在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中都並不新鮮，但他更多強調反思人類在時代中的具體處境，並呼籲以行動作出回應。和前任本篤十六世相比，方濟各更強調處境神學，簡單來說類似於「時代需要我們做什麼」、「天主在召叫我們做什麼」的問題。
從處境出發的對華外交？
教廷外交的傳統目標集中於促進正義和平，以及維護宗教自由和教會權利。在方濟各重視處境，而非不斷重申原則的風格下，他的外交也形成了自身的特點。
教廷和中國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敏感問題，而主教任命又是其重中之重——天主教會自古以來都強調教會選任主教的自由，近代又基本確立了由教廷代表考察人選，教宗任命主教的模式。但在中國大陸，中共建政後驅逐了教廷公使，並推行「自選自聖」，還主導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其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凌駕於主教之上。主教選舉制度和愛國會被視為政府控制教會的手段。神職人員往往被要求加入愛國會才能履行職責。拒絕接受這套體制的團體則轉入地下。
方濟各任內的2018年，中國和教廷雙方締結了關於主教任命問題的《臨時協議》，在2020、2022年延期兩次後，又在2024年延期4年。《協議》的內容至今沒有公開。根據報導，中國方面會維持由教區代表選出主教人選的方式，呈交中國當局後，再循外交渠道向教廷提出主教，最後由教宗決定是否任命。《協議》公佈之後，7名未獲教宗批准而祝聖的地上主教獲得赦免。至於愛國會如何處理，先前由教宗任命的地下主教如何安排等問題，據報《協議》並無涉及。
教廷如何決定締結一份不全面的協議，又如何接收了來自中國教會和社會的聲音，公眾不得而知。2010年教廷和越南達成的諒解是，越南政府對教廷選擇的主教人選有否決權。考慮到不少人對中國主教選舉的疑慮，與「越南模式」相比，很難說這份《協議》令中國政府認可教會的應有自由。
方濟各多次談及《協議》與對華關係問題。他常常表達對中華民族的敬意，表示希望訪華。在2018年《協議》簽訂之後給中國教徒的訊息中，方濟各表達了「團結」和「修和」的願望，顯然是對中國教會分為「地上」和「地下」團體的指涉。
對於正式的官方關係和教會的法律地位，他則在2023年表示「我們要耐心與中國同行」，以保護中國的教會團體。這些言辭似乎表明，方濟各希望藉《協議》維持和中國當局的對話，逐漸改善中國教會的處境，促成教會內部的修和，而非要求在宗教自由的原則下達成一攬子解決方案，在此基礎上容納當局的某些擔憂。
然而《協議》達成後，對中國天主教會的壓迫仍然存在。文件簽署後不久，就傳出教廷施壓原本依教會法委任的地下主教辭職，向過去由愛國會系統任命的主教讓位的情形。中國當局也不止一次違反《協議》任命主教。
2023年，中國當局將沈斌主教由海門調任上海，教廷發表聲明，指中方單方面作出決定，但方濟各在一段時間後仍然予以追認；河北宣化的崔泰主教自2018年被政府帶走後，至今下落不明；而直到2025年，閩東的郭希錦主教仍然被政府隔離，限制同教友的接觸。就中國的人權狀況，其他宗教受到的打壓，以及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等議題，方濟各治下的教廷都沒有作出太多回應。許多人質疑這份《協議》是否達成了方濟各所期待的效果，也質疑他是否能夠推動宗教自由和人權議程。
在戰爭來臨時，能激進地呼籲和平嗎？
根據報導，在烏克蘭問題上，教廷也曾經試圖擔當調停角色。然而方濟各在這一問題上的取態卻引發不少爭議。2022年2月24日，普京宣佈展開「特別軍事行動」。方濟各次日一反外交常例，親自到訪俄羅斯大使館，表達對衝突的關切。教廷國務卿隨即發出聲明，呼籲和平。但教廷的言論自始就不願同當時西方各國一樣，譴責「俄羅斯非法侵略烏克蘭」。
為了完成調停角色，在言辭上保持適當克制，並非不可接受的做法。但方濟各的另外一些言論則讓他看起來像是指責烏克蘭。在2024年3月初播放的一段訪問中，方濟各提出應該有勇氣「舉起白旗」，引發了軒然大波。教廷發言人事後指，教宗是單純的呼籲停火，並不是要求烏克蘭投降。對於戰爭的起因，方濟各也曾稱俄羅斯的入侵「可能是被刺激了（provoked）」。
公允地講，方濟各多次表達了同烏克蘭人民之間的團結，包括稱烏克蘭為「殉道」（martyred）的國家；承認烏克蘭有權自衛；以及在特朗普再度就職美國總統，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之際，直言「對烏克蘭的大規模戰爭」三週年是「全人類痛苦和羞愧的時刻」。然而這些表態往往同方濟各的另外一些言論相互沖淡，令人難以確定他的道德立場如何，或將以什麼方向展開外交。
由於外交的秘密性，很難得到足夠資料，為方濟各和教廷在俄烏戰爭中的態度尋找完備的解釋。不過，至少有兩點可以作為理解的抓手。
其一是方濟各對戰爭的激進拒絕。
天主教信仰一貫追求和平，將戰爭視為對和平的重要破壞之一，但教理也指出「在一切和平方法用盡之後，不應否認政府有合法的自衛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侵略的傷害持續、嚴重和確定」，「有成功的可靠條件」，且「訴諸武力不會招致比應剷除的惡，有更大的惡及混亂」，則可以行使自衛的權利。
在近幾十年來，教會愈發關注戰爭造成的傷害。二戰以來的歷任教宗都強烈主張裁軍和廢除核武器，保祿六世在1965年向聯合國致辭時更留下了「再也不要戰爭」的知名句子。延續這種思路，方濟各在《眾位弟兄》中鋪陳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危險，以及戰爭對平民的傷害，實質上懷疑「不會招致更大的惡及混亂」的可能性。他還指出，人往往傾向於寬鬆的解讀「正義戰爭」的標準——即使是防衛性的行動——為自身的行為辯護。因此，他直接否定了在當代運用「正義戰爭」理論的可能性。
其二仍是方濟各對於處境的關注，以及對劃定「罪」與「非罪」界線的拒斥。在2022年6月接受教會媒體訪問時，方濟各指不能將烏克蘭戰爭的雙方簡化成「好人和壞人」。訪問中，他一方面譴責俄羅斯軍隊的暴行，另一方面又譴責兵器工業是戰爭的激勵因素之一，一方面引述不具名的國家元首稱俄羅斯「帝國主義」（imperial），不容許外人近身，另一方面又引述同一個人的說法，指這種情況下北約的行動可能引致戰爭。
考慮到這兩點，方濟各可能不願意正面應用正義戰爭的原則，直接確認烏克蘭抵抗的正義性和俄羅斯入侵的非正義。他或許會擔心，這樣的言論可能削弱自己「反對一切戰爭」訊息的不妥協，以及危害針對軍工聯合體等戰爭「深層原因」的反省和行動。另外，他可能認為俄羅斯以外的各方，包括北約，對局勢的惡化也有責任，因此不能算是「一切和平方法用盡」。這樣一來，也就沒有理由將俄羅斯排除在對話之外。
在中國和俄羅斯兩個案例中，方濟各都強調維持對話的重要性。但作為對話的代價，對話對手之外的一些群體得到的對待未見得完全公平。在中梵談判的過程中，中國的信徒並沒有得到表達的機會，《協議》也並沒能維護他們的權利。而在俄烏戰爭中，即使有種種複雜的背景，烏克蘭人自衛的權利也值得應有的肯定。方濟各的牧職強調「仁愛」，其拉丁文也可譯成「慈悲」。保祿六世有言，公義是最低限度的愛德。即使是出於高尚的目的，在教廷給予某些群體的對待存在疑問的情況下，方濟各的外交在促進正義和平方面的價值恐怕難免面臨爭議。
結語
很難全面總結教宗方濟各的全部作為——他的一生和牧職都相當漫長，而且任何總結都有著過分簡化的危險。但顯而易見的是，他是一位相當重視社會事務的教宗。
他試圖將教會從集中於性和墮胎的道德戰場上撤出，將倫理關懷放在牧者對信徒的陪伴上，自然疏遠了同西方右翼的距離。
他在關懷貧窮人，促進可持續發展與團結、和平上的聲音相當響亮，反映出他在阿根廷面臨的貧窮和缺乏安全的社會背景。
不論是在教理的正統性，抑或是外交的有效性上，方濟各都面臨著來自不同立場人士的質疑。但他在社會議題上也毫不妥協，其政治遺產也將頗為深遠。
1900年，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歐洲。到了2022年底，生活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教徒已是歐洲的六倍有餘。不論在教義上的觀點如何，來自第三世界的信徒都和他們的近人一起，面對貧困、環境破壞和不穩定的威脅。這樣的教會呈現出「窮人」的面貌，也是應有之義。
而方濟各的作為正回應著這個教會的需求。全球南方教會中生長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領袖未見得清楚教廷就墮胎議題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表達的保留意見，卻不可能對身邊的貧窮、瘟疫和壓迫視若無睹。對於他們來說，方濟各的牧職將成為他們爭取公義的長久資源，而羅馬周圍的世界也不可能永遠忽視他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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