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宣布教宗为来自美国的普雷沃斯特（Robert Prevost），或良十四世的一刻，所有人都还认为不太可能出现美国籍教宗。毕竟，就算是曾将普雷沃斯特列入热门的名单的预测者，也都承认美国背景是候选人的劣势。枢机会议是保密的，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枢机团为何在此时选出一个美国人；不过，在充满方济各所拔擢拔新人的枢机团中，作为主教部部长的良十四世，可能是和所有人相识的唯一一位。枢机们显然比外界更了解这位向来低调的同僚。
新教宗的亲兄说，相信良十四世会继续方济各对不幸者和贫穷人的关顾。新教宗在之前的社交媒体发言中，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作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呼吁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期间呼吁拒绝种族主义。他的社会关怀也并不限于社交媒体：在秘鲁，他用了20年时间，牧养位处边缘的穷人和原住民；奇克拉约（Chiclayo）主教任上，他特别关顾近期迁来的大量委内瑞拉移民。
但在许多进步派对新教宗寄予厚望的同时，教会内更强调传统的群体也对新教宗有期待，不仅是因为他曾直言反对“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和堕胎——这些对天主教神职人员而言都是“标配”。有消息称，新教宗曾私下以旧礼举行弥撒，这给了传统派一个信号：似乎良十四世会回归传统教义。良十四世登上圣伯多禄大殿露台时穿著的那件红色披肩，也似乎让这些人期望他将停止方济各（在他们看来）对传统派的压迫，并且将正统教义和礼仪之美重新带回教会中心。
让不同派系都能对他有期望的特质，或许正是新教宗得以超越“美国劣势”，甚至将其转化为优势，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机会。尤其是，现今美国天主教会与美国政治一样面临分裂，而这些分裂的外溢效应正在影响全世界。
分裂的教会与极化的美国
一个分裂的教会，加上一个两极化的美国政治光谱，产生的结果就是：教会内反对方济各的阵营同MAGA合流。在美国以外，这些因反方济各集结，又愈发极端，倾向民粹主义右翼的声音，因英文的传播力量扩散出去。
美国常被视为一个新教国家，但其人口的20%都是天主教徒，人数比全美任何一个新教教派都要多。由于“圣统制”（Hierarchy）确立了以教宗为领袖自上而下管治的体系，天主教会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团结的板块。对美国政治来说，天主教选票至今仍发挥著重大的作用：虽然拜登不过是史上第二位天主教徒总统，但自1960年代以来，赢得天主教徒票的总统候选人几乎都会胜选，天主教会对美国政策立场一向影响重大。
但现时美国天主教徒在政治上却面临分裂：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观察者发现，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党派立场变得比宗教身份更重要；尤其是白人天主教徒的投票行为似乎和其他白人愈趋一致，即是愈来愈“MAGA”。
这种情况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结果：民主党关怀移民的同时，在性别和堕胎议题上的立场不符合教会训导；被MAGA运动劫持的共和党打起反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旗号，但却在移民等问题上缺乏同情心；于是，天主教选民无法兼顾教会所关注的各项议题，宗教在选民投票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具决定性。
与此同时，教会就教义和礼仪产生的裂痕也愈发明显。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引入了一系列改革。这次会议上，天主教会正面认可了民主政治和宗教自由，但教会当局不认为这改变了过去的教义（传统上认为，教会在教义上“不能错”，因此确定的教义不可能被改变）。这次会议还鼓励在礼仪上适当运用本地语言。会议后几年，教廷颁布了新礼仪书，同特伦多大公会议删定的旧礼书相比，变化明显。围绕著是否接受大公会议和其后的改革，如何理解这些新措施，教会内产生了许多不同声音。
这些争议在方济各任内进一步激化。例如，方济各发表“我有何资格论断同性恋者”等言论后，有人认为他已经违背教义。此外，他修订《天主教教理》中关于死刑的论述，指其“不可接受”后，即使是反对死刑的教徒中，也有人认为违背了“死刑（至少在理论上）是可容许的最后手段”这一教义。
方济各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一些批评。在天主教的信仰中，礼仪是教义的展现，是教会生活的高峰。教会内就多大程度上保存旧礼，接纳梵二之后的新礼，一直有不同意见。旧礼包括了许多关于神人关系的象征元素，而在新礼中，部分这类元素被删去。此外，在新礼颁布后，有些神职人员并不严格依照礼书的要求举行礼仪，进一步损害了礼仪的神圣性。有观点认为，这同新礼书所容许的自由度大，导致神职人员肆意扩张解释有关。他们认为，回归旧礼，或至少根据旧礼对新礼做调整，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笃十六世任内放开了旧礼的使用，受到一些人的欢迎。方济各则在2021年指示，举行旧礼弥撒必须得到教廷许可，并指旧礼弥撒引发了分裂（division），意指不少倾向旧礼的人士拒斥梵二会议引入，令教会更为开放的改革。他所指的不仅仅是礼仪改革，也包括天主教会正面肯定民主政治，强调人类团结（而不仅仅是“劝人改教”）的立场。
对梵二改革有意见的声音一直存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旧礼的人士也一直都有，两者不能简单划等号。不过，在方济各任上，在礼仪和教义上倾向传统，对方济各的言行有疑虑的一部分人开始集结起来，对教廷的政策作出激烈的攻击。
天主教传统观点认为，教会在教义上“不能错”，因此确立的教义不可能被改变；礼仪则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高峰。即使认同方济各对移民、生态和贫穷问题取态的教徒，也可能对他在教义和礼仪问题上的言行心存疑虑。毕竟，信仰虽要求信徒关心穷人，但关心穷人可以只是施舍乞丐，不一定要扩展到关注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教义在性别、堕胎等议题上的要求倒是很明确）；礼仪则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直到改革后才发生重大变动。因此，教会内因为各种原因反对方济各的人都常在这两点上对他发难。
而美国正正是这类反对者的重镇。美国有些教会媒体（如EWTN）对教宗的批评已毫不避忌，一些主教甚至也游走在宗座出缺论（sedevacantism，认为并无合法教宗在位）的边缘。方济各也多次将矛头指向美国教会的保守派，称其“以意识形态替代信仰”，“态度属自我毁灭性”（suicidal attitude）。美国教会因此出现了明显的阵营划分，两派之间关系紧张。
一个分裂的教会，加上一个两极化的美国政治光谱，产生的结果就是：教会内反对方济各的阵营同MAGA合流。笔者在方济各逝世时的评论就提及，教会主张传统道德，反对性解放等方面的声量很容易被右翼吸收，而在反对方济各的旗帜下，两者就加速结合了。因宣称方济各教导异端而被绝罚（excommunication，指一个人被正式逐出教会）的“保守派”领袖，前驻美教廷大使维加诺总主教就曾经发表公开信支持特朗普，称贺锦丽为“地狱怪物”，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入过散播反疫苗的阴谋论。
在美国以外，这些因反方济各集结，又愈发极端，倾向民粹主义右翼的声音，因英文的传播力量扩散出去。即使在天主教世界边缘的中港澳，有时也同样能见到这方面的内容。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士组成团体，不止有和西方国家的“另类右翼”合流的倾向，也加剧了普世教会内部的分裂。
良十四世的潜在角色
如果这位新教宗能同时展现出对教义的尊重与对社会公义的关注，他的象征性地位可能会吸引部分对MAGA政治感到厌倦的人——即便他们未必是教徒。这样的人物在当前美国社会的高度对立中，也许有机会成为一个象征性桥梁。
摆在新教宗面前的是教会、美国与世界分裂的三重挑战。这种分裂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偏向政治右翼的美国信徒以“巨额捐赠”为诱饵（教廷在财务上正面对挑战），试图游说枢机团选出心仪的教宗。这种平信徒（laypeople；指不是神职人员的已受洗信徒）以财富左右教会自主的做法，一直都受到谴责——只是在欧洲一些地方，掌握教会财产的平信徒往往认为教义应该向自由派的方向修改，例如在瑞士一些地方，依照当地法律掌握教会财产的平信徒机构就常常同教会当局起冲突，因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者有时倾向于在性伦理等问题上同西方自由派靠拢，对教义有不同意见。
由于良十四世之前并不受到关注，想要预测他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相当困难，但也可以略微作出一点猜测。
新教宗曾牧养偏远地区、原住民和移民，又曾为美国社会问题发声。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想像他不再延续方济各“爱贫为先”，关注社会公义的路线。他在秘鲁担任主教期间，曾经历并直面该国的恐怖主义暴力时期，特别是曾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秘鲁发动内战的毛派武装组织“光明之路”（Sendero Luminoso）。良十四世在秘鲁从事牧职期间，积极支持受害者，并公开谴责包括“光明之路”在内的暴力行为。他也严厉批评过右翼藤森政权在打击左翼游击时所造成的国家暴力与社会创伤，并关心私有化与威权统治所带来的后果（例如贫富差距、基层受压迫等）。
从当选后采用“良”这个传统教宗名号，并穿著红色教宗披肩来看，新教宗似乎不太可能加码对旧礼的限制。在秘鲁时期，新教宗在倾向解放神学的左翼与同主业会有联系的右翼之间，扮演了某种中间路线的角色。因此可以预料，他在处理有争议的伦理议题时，会比方济各更谨慎，不太会用那些容易让人误以为教义改变了的语言。
在此基础上，新教宗在神学上，可能会延续本笃十六的观点，强调改革不等于背叛传统，而是同一信仰传统中的延续与深化。虽然有传他私下以旧礼举行弥撒，但考虑到他本身受过教会法训练，重视教义与礼仪的逻辑一致与传统延续，这样的举动也不令人意外。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新教宗在社会正义方面像前任一样大声，同时在教义和礼仪上保持明显的正统性，是否会带来派别重组，拆除MAGA和其他政治右翼在教会内著力点的效果？
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普雷沃斯特的确有这种潜质。他曾直接批评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和万斯为之做的神学辩护，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也与MAGA不咬弦。不过，有人研究了他在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记录，自2010年以后，他都在共和党初选中投票，却在2016和2020年两次正式选举中耐人寻味地缺席——这两次的共和党候选人都是特朗普。当然，他有在2024年的正式选举中投票。有人猜测，他（或许是“含泪”）投给了贺锦丽。
对教宗表示尊敬和服从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当教宗本人展现出对教会传统的足够尊重时，那么再反对他的那些人就会显得很尴尬；而且，良十四世本身是美国人，他评论美国议题时不可能像以往的欧洲教宗一样被视为“外人”。当广义上的“传统派”将目光重新投向教宗，而非政治上倾向民粹右翼的意见领袖，MAGA在天主教会内恐怕不会有多少市场。
当然，教会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主导具体的公共政策或对政党政治选边站，否则就等于取代了民选政府与公民应有的决策角色。不过，促进社会内的对话与和平，本来就是教会的基本职责，如果这位新教宗能同时展现出对教义的尊重与对社会公义的关注，他的象征性地位还可能吸引部分对MAGA政治感到厌倦的“保守派”——即便他们未必是教徒。同时，即便不同意新教宗在性别和堕胎等问题上的立场，政治上的“进步派”仍会拥抱他在分配正义、环境保护与反种族主义等方面的诉求，并将其视为政治论述的道德资源。这样的人物在当前美国社会的高度对立中，也许有机会成为一个桥梁人物。
在外交上，他预料将把重点放在气候、贫穷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关切的议题上。在美国之外，“关注社会正义、却风格传统”的教宗形象，可能会更快产生效果，毕竟尊敬和服从教宗是教徒的美德，即使是传统派，也有可能被动员参与到移民、环境、分配正义等议题中。
当然，即使良十四世仅延续他一贯对贫困与边缘群体的关怀、在教义和礼仪上保持低调，这种姿态本身就足以与当前的美国政府拉开距离，甚至引发某种紧张关系。然而，当教义与礼仪本身已成为右翼文化战争的焦点，即使他不主动出击，也难免被攻击。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政治明显右倾的背景下，他若过于回避教内争议，反而可能削弱他在推动关怀穷人、推动社会公义上的道德能量。
良十四世能否成为真正的“搭桥者”？
过去数年，我们见证了教宗方济各在社会议题上的积极投入，也见证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剧烈转变。当中显著的莫过于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对内，政策不断削弱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对外，美国与西方右翼势力联动，行径愈发难以预测。
在新教宗当选的报导中，作者引用了已故芝加哥总主教方济各·乔治（Francis George）枢机的名言：“在美国政治衰退之前，不会有美国教宗产生。”这里的“衰退”原文为 “political decline”，或许并不仅指地缘政治地位的下滑，也包含了内政功能与全球道德领导力的萎缩。
在这个历史节点，枢机团选出了一位风格内敛、与美国主流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的教宗。这样的选择，或许正是对当前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虽然具体的思量，外界难以得知。
新教宗选择“良”这个传统教宗名号，背后的考量并非单纯出于礼仪风格的偏好。他明言，这是一个回应当前剧烈社会变革的姿态。他特别提及良十三世于1891年发表的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当年那份文件是教会对工业革命的回应，并关注劳工阶级的处境与尊严。
对良十四世而言，如今科技革命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带来类似甚至更深刻的挑战。他指出，人的尊严、正义与劳动价值，都面临新的冲击。而从美国经验来看，包括特朗普的再起，也与硅谷科技菁英的资本与技术权力结构密不可分。未来全球的社会张力，很可能将与技术发展愈加交织。
在这种剧变时刻，天主教会一如既往地回望传统，但这并不代表保守或倒退。当年良十三世提出重返多玛斯神学（Thomism），目的不是要复刻中世纪，而是借由圣多玛斯那种理性与信仰并重的思想框架，来帮助教会回应工业化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开启与现代世界对话的大门。如今，这位来自美国的新任教宗，也许正试图重新连结信仰与当代秩序，并寻找能够跨越撕裂的语言与行动。
教宗在美國的影響力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