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週，台灣人因國家隊在世界棒球12強賽（2024 WBSC Premier 12）奪冠，在社群上展現出豐沛情感，各種感動文、道歉文（註1）、慶賀文齊發，超商、零售業到量販業者，紛紛祭出各種慶賀奪冠的買一送一優惠，更有網友發起將奪冠日訂為國定假日的活動。
隔日，國防部派遣四架空軍 F16-V 戰機，伴飛代表隊返台，副總統蕭美琴更親自到場接機。11月26日，則舉行「英雄谷遊行」，由總統府前出發，在台北市中心舉行慶祝，雖是上班日，仍有五萬名民眾湧入遊行路線。
這一幕看在其它國家的中文使用者眼裡，可能是相當困惑的。這項和台灣沒有顯見文化淵源的運動，究竟如何落地生根？而從政治人物到一般網民，又為何壓倒性的將勝負與台灣認同相連結來表述？新興弱勢國家冀望於運動賽場的表現，希望被世界看見、讓國民以此為榮的現象並不罕見，但像台灣這樣將棒球當作「國球」，且深深鑲嵌於國家認同形成過程的，確實是極為特殊的現象。
台灣人與棒球之間的關係，正是一連串從被殖民到對抗、在不同國族神話中尋找主體性的，不斷交互拉距的過程。本文將梳理棒球在台灣意識覺醒和形成過程裡，扮演過哪些角色，又為何成為凝聚、承載台灣認同的容器。
近代每一個歷史時刻，都有棒球相伴
1895年，棒球隨著日本殖民傳入台灣，起初以北部公學校為主，而殖民經濟的重要生產基地如糖廠，也紛紛組建起棒球隊，每年5月到9月的非種植季，就是各糖廠球隊練球、辦交流賽的時候，台南因而成為另一個棒球基地；彼時，棒球還是日本人專屬的運動。
1920年代開始，隨著皇民化教育推行，中小學也紛紛成立棒球隊，有學者研究當時史料，日本運動期刊稱此舉為「灌輸日本精神，讓台灣人民跟本島人一起在太陽之下、大地之上從事運動」，並未掩飾其利用現代運動來「規訓」被殖民者的身體、達成文化同化的目的。
然而，也在那一刻，被殖民者意識到，一旦站上球場，在這套遊戲規則下，也就有了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可能。一方面，台灣本土球員跟著日本教練學習著武士道化的「野球」精神，另一方面，在賽場上組隊共事和交手的經驗，逐建萌生了「我們可以」的自尊與自信心。
1931年，甫成立三年，由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共同組成的嘉義農林棒球隊，一舉打入甲子園決賽，來自偏遠殖民地校隊的拼戰精神轟動全國，日本媒體譽為「天下嘉農」。在殖民者視角的官方敘事裡，這是不同族群也能同心協力的證明，而這場比賽對台灣民間的影響力，也是空前的，特別在原住民族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後，然而其政治意義和對台灣人的衝擊，卻一度在歷史中被遺忘。
2014年由馬志翔執導、魏德聖製作的電影《KANO》正是以嘉義農林棒球隊的成軍、到進軍甲子園的歷史事件為主軸，重新喚起民間的記憶，也推翻過去由國民黨主導、將紅葉和金龍少棒隊當做台灣棒球起點的神話。《KANO》打破了日本和國民黨各自的帝國視角，曾被當做殖民馴化範本的「天下嘉農」，有了屬於台灣人的聲音：一支帝國邊陲球隊來到現代武士道精神的最高殿堂，震動了帝國中心的人民心靈。而嘉義農林在取得征戰甲子園的代表資格時，也同步挑戰了從清帝國起就成為政經中心的北部優勢。
電影相當程度還原了家家戶戶擠在收音機前，隨著賽事播報而屏住呼吸、隨後震臂高呼的時刻裡，朦朧成形的台灣意識。而球隊在艱苦訓練中得出的座右銘：「不要只想著贏，要想著不能輸」，也精準抓住台灣從三零年代到八零年代邁向民主化的風起雲湧中，默默貫穿抵抗意志根底的信念。
二次世界大戰後，主政的國民黨並不重視棒球，國家資源轉向籃球，一度甚至有「本省人打棒球，外省人打籃球」的分野。而對出國的限制加上兵役，原本台灣培育出的本土選手，在1930年代後期已踏上挑戰日職之路，也就此沉寂下來。好在各級學校廣設球隊的成果逐漸展現在國際賽場上，先是紅葉棒球隊在1968年，連續兩場擊敗號稱有世界第一實力的日本關西少棒隊，隔年，金龍少棒隊頭一次站上國際舞台，就一路打進威廉波特決賽（世界少棒聯盟棒球賽），拿下冠軍。
1960年代開始，台灣國際處境日亦惡化，在「兩個中國」互相爭奪代表權的場合截截敗退。1971年，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的中國代表（但並未觸及台灣定位），台灣在國民黨政府堅絕以中華民國為名行走世界之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最艱困的七零年代，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國際賽場成為「中華國族」向國際發聲最重要的管道，政府甚至鼓勵三軍子弟投身棒球運動、要求公股銀行和國營事業開始成立成人棒球隊，棒球幾乎成了僅剩的「被世界看見」的機會。
1974年，台灣在同一年包辦三級棒球冠軍（按：立德少棒隊、美和青少棒隊和由美和、華興、北體、東亞等學校組成的中華青棒明星隊），成為史無前例的三冠王。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台灣人再次藉由守著電視機熬夜看國際賽，撫慰成為國際棄子的悲情、試著走出自卑。
同時，國際賽場因不受國民黨控制，成為爭取民主自由的台灣人最有機會發聲的舞台。1971年，「台灣獨立聯盟」僱用小飛機，掛著「台灣獨立萬歲 Go Go Taiwan」的布條，在威廉波特決賽時飛越球場上空，雖然國民黨政府以資源補助僑界到場助陣，以「Go Go China」的口號，宣揚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但因日治和國民黨政治迫害而避走海外的台灣人，也積極前往觀賽，在場邊大聲喊出「Taiwan」（註2）。
國族主義的陰暗面
背負「國球」、「民族復興」壓力的國家代表隊，有著不能輸、不可以輸的千斤重擔在身，於是利用各種制度漏洞，比如謊報年齡讓超齡球員出戰、以軍事化訓練方式來超越同齡運動員的表現。球員們從小在高壓、威權手段中成長，燃盡了對棒球的熱情，一旦受傷或進入瓶頸期，也會很快被功利導向的球隊拋棄，能夠撐到成棒的球員不多。
這種把球員當成工具的養成方式，自然不在意保護球員的天賦和身心健全發展。為了競爭資源挹注、媒體關注，打造「民族英雄」，各球隊間挖角手段頻出，威脅利誘樣樣來，伴隨著經濟起飛後的賭博熱潮，也為後來中華職棒不斷捲入簽賭、打假球、黑道持槍脅迫的發展埋下隱患。
隨著台灣透過出口貿易、經濟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棒球對建構國族自尊的功能性也逐漸功成身退。而三級棒球培養出來且「倖存」的球員，也開始往成棒發展，中斷三十多年後，終於再度有李宗源前往日本職棒發展，隨後高英傑、李來發、郭源治等選手，都在日職取得不錯的成績。
1981年，洛桑協議解決了台灣與中國的代表權之爭問題（註3），雖被冠上屈辱的「中華台北」隊名，但終於可以重返國際賽場，表現雖不如二十年前的少棒亮眼，但也常有佳作，曾於1983年亞錦賽擊敗韓國隊、1984年洛杉機奧運擊敗日本隊，並於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中再度兩次打敗日本，拿到台灣史上第二面奧運銀牌。
然而離開國際賽場，優秀選手大量流失到海外，留在台灣的球員只能投身國營事業球隊，過著與公務員相近的生活。1990年，熱愛棒球、靠經營飯店起家的洪騰勝發起成立「中華職棒聯盟」，並成立兄弟象隊，台灣也成為亞洲第三個擁有職業棒球隊的國家。
好景不長，在最初的欣欣向榮，重新掀起棒球熱後，數十年來為了贏球而不擇手段的文化、不健康的訓練養成與惡性競爭，加上經營者仍有將球隊作為企業附屬形象、只求不虧損的營運方式，職業球員的待遇相比一般工薪階級算不上多優渥，且勞動權益未受保障，因受傷、輸球被減薪是常態。
種種因素，相繼腐蝕了年輕的中華職棒，從1996年到2009年，共爆發五次大規模簽賭和打假球的案件，傷透了球迷的心，而球隊也陸續因被起訴球員過多、形象受損、大量觀眾流失而不堪虧損、面臨解散。棒球從國球變成了國恥，球迷也抬不起頭。
王建民、大聯盟和新世代球迷：台灣棒球的浴火重生
隨著中華職棒的浮浮沉沉，傷心的球迷們將目光轉向台灣的旅外選手們。陳金鋒、曹錦輝、王建民、郭泓志陸續站上被視為世界之巔的美國大聯盟球場，電視台也隨之將美職球賽的轉播常態化。2005~2008是王建民在大聯盟最輝煌的三年，2006及2007年創下連兩季19勝的紀錄，而在效力洋基隊時期，一度還獲得投手最高榮譽的賽揚獎提名。台灣人從王建民熱潮中，又找回那種全民熬夜瘋棒球的感動，每次王建民拿下勝投，一早便爭相收藏《蘋果日報》（註4）特別製作的頭版特刊。
很多改變也在悄悄發生。新生代球迷對旅外球員的喜愛，更多展現在支持他們的職業生涯發展，而非有沒有為國家隊效力。特別是看到郭泓志的際遇，這位高中就飆出150公里以上速球，一度直逼賽揚獎名投防禦率的天才，卻因早年台灣訓練觀念不良留下傷勢，職業生涯共接受八次手部手術，雖獲「不死鳥」稱號，也讓球迷們無比心疼。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當時媒體流行報導的「台灣之光」，不論是運動選手，還是在不同領域發光發熱的人才，都是靠自己度過沒沒無聞的艱苦，功成名就那一刻，國家更像是來「沾光」，而非真為他們有過什麼貢獻。隨著這種沾光行為引發的反感不耐，輿論也轉向討論體育人才培養與制度的改革。
美國職棒文化的歡樂、作為地方休閒中心、與在地社群深刻的連結的氛圍，也透過賽事轉播、報導等，逐漸感染了仍不放棄台灣棒球的球迷，而低迷的中華職棒，也等到了將全新觀念帶入經營的第二代球團老闆們。Lamigo 桃猿隊（現樂天桃猿前身）以改良球場設施、球衣、應援曲，並仿韓國模式打造專屬啦啦隊、專屬週邊商品，開創「台式應援」先河，大大增加了進場看球的樂趣，也引發其它球隊效仿。
Lamigo 並非當時最有錢的球團，卻成了改造中華職棒、走出往日陰霾的先軀。隨著職棒觀眾回流、新球迷的加入，台灣迎來了2013年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這也是自國際奧會開放職業球員參與國際賽事後，台灣的最強陣容組合，除效力於大聯盟的王建民、郭泓志、日職一軍的陽岱鋼外，陣中還有近半球員有旅外經驗。經典賽期間，電視轉播收視率最高更一度來到24.8，雖然最後排名第八，但台灣人重新愛上棒球，還發明「吃鍋貼」（按：台灣球迷常以「雖敗猶榮」自我打氣或自嘲，音近連鎖鍋貼品牌「四海遊龍」，因而有「吃鍋貼」之說）等新用語，表示對球員們雖敗猶榮的讚賞。
球迷還是想看到國家隊贏球，但更想看到球員們健健康康、快樂打球、享受比賽。過去，國族榮譽是台灣棒球員肩上沉重的擔子，不論願不願意，都必須成為舉國情緒出口的工具，甚至背負著「自由中國」的象徵。走過棒球成為恥辱和笑柄的日子，重獲新生的棒球熱，內涵是「我們一起」，球迷們願意陪著球員一起贏，一起輸，一起吶喊、一起去到讓球技可以發揮的舞台。
那也是台灣再一次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在政治認同和經濟發展方向的雙重抉擇時刻。在2.0版的「國球」賽場上，球員不再是背負榮辱的工具，而首先是作為一個人的努力被看見、被肯定，不再是「應該」為國爭光，而是謝謝運動員願意接受徵召。
經典賽後，國家隊後勤不到位、選手為國征戰卻未有全面保障、教練團觀念陳舊等亂象也被一一揭露，全面引爆球迷們怒火，就此點燃體育改革的契機。年輕世代的球迷直面陰影，指出過去職棒生態從球員養成、球團經營管理到球員的勞動權益不彰，正是造就簽賭歪風的主因，就像民主制度一樣，他們勇於提出批評、支持願意做對的事的人，沒有相忍為國、不再接受以團結、紀律之名碾壓個人權益。
有球迷和社會輿論做後盾，退役和現役選手開始投身球員工會，推動薪資制度改善、經紀人制度、健全國際賽徵召規則，與球團就不合理規章進行談判，更進一步挑戰握有國際賽參賽和組隊權的中華棒協，要求其進行全面性改革。由球迷引領大眾積極討論、參與同時，也不斷有新球迷被吸引走進球場，讓球團更願意投資球隊建設；雖然球員平均薪資仍低於美、日職棒，但不再有後顧之憂，受傷也享有基本的生活與醫療保障。
資本的投入、經營觀念的轉變，讓棒球場不再只有比賽，成了闔家休閒的好去處，三五好友相約去球場邊喝啤酒邊看球，或是去看喜歡的啦啦隊專業的演出，假日帶小孩去和吉祥物互動，都成了球迷們的新日常。
過去十年，棒球徹底擺脫被台灣人戲稱為「邪會」（註5），享有亞奧運參賽組訓決定權卻尸位素餐的陋習，且將這把火延燒到跆拳道、羽球、網球等其它項目，也包括中華奧會和國家體育訓練中心，歷經東京奧運、巴黎奧運，也迎來新生。
這些變化，緊扣著台灣認同的確立、天然獨世代成為主流而發生；不同政黨的政策思維，和是否有以台灣主體性為政策主軸，對體育改革確實至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選手權益意識的提高，以及越來越多成熟的公民，能以正常眼光看待國家隊的成績，而非將自己的情感紓發寄生於上，更非贏球才是國球。
為什麼是棒球？
棒球在球類運動中，節奏相對緩慢、比賽時間頗為漫長的項目。相對於籃球的快節奏、一兩個超強攻守明星就可以快速改變場上局勢的運動，棒球即使成功打出一球，能否得分還要看雙方攻守狀態，其中有太多變數。
棒球的本質是一項高失敗率的運動，例如三成的打擊率已經算是優秀打者，但這也等於十顆球裡，他失敗了七次。一球一球、一局一局，有時勝負就在幾個球之間，這是小蝦米有機會扳倒大鯨魚的希望之處，也像台灣在歷史與帝國的邊陲，學會如何輸、再默默等待機會的寫照。
對台灣人來說，棒球場上的勝負，不僅是「挑戰殖民者」的歷史情結延伸，對於不斷被打壓、不被承認的國家主權，也扮演某種精神層面的救贖。六零年代，是被害怕被拋棄、被遺忘，那時是真的不被看見，如今在疫情與俄烏戰爭後，「與世界站在一起」、同為民主聯盟的台灣，則是帶著一種倔強的自信，一旦站上球場，為的是讓世界不能再假裝「看不見」。
至今，台灣內部仍有認同上的歧異，不時造成社會與政治的對立紛擾。但當國家隊站在賽場上，那道「我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那句帶著期盼說出的「好想贏」，讓台灣社會正視那些藏在政治紛擾下無法被表達、被辨識的：原來「我們」是有意義的；不論是出於習慣或喜歡叫「中華隊」，還是堅持喊出台灣隊，這一刻，都一起成了「我們」。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天然獨世代更多是以「不想和中國一樣」，來建立仍有一定模糊性的自我認同，就像一個青少年成長過程裡，先透過「不要什麼」來感受自身的獨立與存在。近年在國際賽場上，中國對台灣的打壓是更步步緊逼，連在自己國家比賽，都被賽會禁止帶國旗入場，本次巴黎奧運更是連觀眾自己手繪的加油標語，只要有台灣的圖案和字樣，都被工作人員制止甚至沒收，而選手更要隨時警惕，深怕忘情說出「Taiwan」，可能會面臨被取消資格的處罰。
這種從軍事、國際空間到體育賽事無所不在的霸凌，也讓不少原本溫和的「中華民國派」，將中國列入「不要」清單，倒戈成為「天然獨」。海外遊子和收看轉播的台灣觀眾，遂將失去自己名字的委屈感，灌注在僅剩的奧會會歌當中，近年大型國際賽會裡，現場台灣觀眾都會將其置換為《國旗歌》的歌詞，大聲合唱，中國不得不切斷頒獎典禮轉播（註6）。這首原本被獨派視為屈辱、威權黨國精神延續的歌曲，被台灣囡仔將共同成長記憶轉化為國際上的抗爭符碼，且在一次次的歌聲中，完成了歷時數十年，從「中華台北」到 「Team Taiwan」 的位移。2023年棒球經典賽的台灣主場賽事，是球迷們第一次從觀眾席自發吶喊出「Team Taiwan」，從一開始的感動、到越來越多人加入，喊出我們來自哪裡、我們是誰。
歷經日本殖民時期的規訓、同化，再到黨國威權賦予中華國族神話象徵的台灣棒球，既得利於統治者的選擇，累積了數十年的看球傳統，成為民間最熟悉的體育賽事，卻也一步一步走出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逐步邁向以公民契約為認同內核的共同體。有趣的是，台灣實際參與棒球運動、能在場上投打、假日組隊的人口，是遠低於美、日等棒球大國的，但對棒球規則的熟悉程度、舉凡怎麼判斷好球帶、如何算比分等，卻是庶民常識等級，只要談起棒球，似乎人人能聊戰術、聊教練調度。
也正因為這種熟悉感，和已成文化記憶一部份的觀賽體驗，在球場邊、電視機前為球員忘情吶喊的台灣人，體會了那些政治與歷史所形塑的意識型態差異邁不過去之處，被共同專注於賽場上的時刻給彌合了，不再只是我群與他者的區分，而是從一步一步累積的行動裡，明白所謂認同，並非只是名字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也是一種價值選擇，是願意與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相互支持、彼此保護，共建生活。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 ·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到，正向、健康的國族建構不脫兩個原則：其一，是共同體情感的來源，除了歸屬之外，還有羞恥感，也就是會對自己國族的不當作為感到愧疚。其二，則是與宗教信仰相對照，一個真誠的國族主義者，會承認自己國家的錯誤，甚至投身改變這些錯誤。
台灣人的棒球共同體，確實是在這兩點原則下，與政治和社會變革一起發生，且促成的公共討論，遠超越體育政策和國族榮譽，例如本次賽後，台灣隊長心繫伴侶、又在慶功宴上被拍到照顧小孩的畫面，也讓育兒與家務分工，特別是婚育女性的處境，成為另一個熱點。而教練團的世代交替、球員之間彼此的高度信任，也讓許多人開始反省傳統職場文化對年輕世代不夠信任的問題。
而中華職棒聯盟在數據情蒐工作上，不僅資料齊全，還有數據、影像小組在場邊即時待命，球員一局結束，立刻可從影像回顧分析，知道下一輪上場要調整之處，這種以數據和專業說話、即時調整的新模式，既打破了過去官僚體制的做事文化，也有望嘉惠未來其它運動項目的選手訓練，但團隊並未忘卻工作核心是「人」，中職會長蔡其昌在接受專訪時表示，雖然運動科學和情蒐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球員都能把數據變成戰力。這些經驗，隨著相關報導、訪談引發的社會討論，對台灣各層面的影響也將延續很長一段時間
進一步鞏固台灣認同的12強賽事
不得不說，歷史之神對台灣是眷顧，甚至疼惜的。這次12強賽事，宛如熱血日漫般的劇情：一支各項數據都不突出、陣中無明星球員，且有國際賽經驗的選手不多，連國內球迷都不看好，還被國際媒體評為最後梯隊的台灣隊，竟上演了一齣「Underdog 的逆襲」，即使在小組賽和複賽兩度敗給日本隊，球員們沒有放棄，在決賽靠著近乎完美的防守，完封全職棒明星組成的日本隊，拿下第一座世界最高級別賽事（註7）的冠軍。而台灣隊採取直面對手、而非針對弱點攻擊的策略，依靠自身實力將一顆顆球投進好球帶、揮出長打，賽後也贏得日本隊的讚賞與尊敬。
歷史很幽默，1992年的巴塞隆納奧運，台灣也因優秀選手多半加入剛成立的中華職棒，而無法代表國家隊出賽，被視為有史以來戰力最弱的國家隊，卻在那年完成了台灣棒球史上另一個驚奇，從預賽起就一直跌破媒體眼鏡，最後在奧運四強戰，郭李建夫一人兩度面對日本隊、投滿九局，以一場完封、一場失兩分的驚人戰績擊敗日本隊，最後才惜敗古巴，拿下銀牌。
而2013年在經典賽台日對決中，擊出追平比分、最後讓台灣止步的，正是本次日本隊總教練井端弘和，那一年，他的手下敗將王建民、高志綱、彭政閔，都在這次台灣隊的教練團中，以成績向當年對手致上最大敬意。
睽違32年，台灣再度在最高級別賽事中，擊敗由全職業選手組成的日本；台灣贏的並不僥倖，同時又保持對現實的清醒認知與謙遜，如同總教練曾豪駒在賽後表示：「這只是靠近他們，還要更努力，才能更接近日本或著是追上日本的腳步。」經過2013年經典賽的失敗，台灣清楚意識到問題何在，開始引進運動科學訓練，參考韓職、日職聯盟對球員的保障和國際賽規範，努力追趕，也知道如今戰果是階段性的成績的證明，雖然與日職的日常仍有一些差距，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距離。
過去，國際賽只能依賴陣中強打強投，特別是投手的意志力，總是打了三分之二場好球，最後因防守與攻擊火力無以為繼，而功敗垂成，但隨著近年比賽強度提高，選手日常技術大幅提升，才足以支撐並完整執行這次教練團制定的戰術。而旅外名將們紛紛在退役後回台擔任教練，也讓棒球從訓練到比賽方式進一步脫胎換骨，信任、溝通、以討論和鼓勵取代過去上對下的威權式命令，成為新一代教練與選手們共同營造出來的文化。
與球場上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它11支隊伍在球衣胸前大大的國名，和台灣隊球衣中心的空白。隊長陳傑憲在冠軍戰中擊出關鍵三分全壘打後，雙手比向胸口那片空白，一路跑回本壘，心領神會的台灣觀眾們，也忍不住眼眶泛淚，明白他在無聲中訴說的，是我們失去的名字，那不被允許印在球衣上的「Taiwan」。雖然東京巨蛋內，台灣應援團將「Team Taiwan」喊到震天，但球員們仍期盼有一天，可以穿著印有「Taiwan」的球衣出賽。
台灣人在漫漫歷史中形成的自我認同，很難一下就讓外人明白，但有體育賽事作為媒介，懂得比賽、熱愛比賽的人們，一眼就能理解「Team Taiwan」想對世界發出的訊息，日本媒體以「悲願的世界」來形容台灣奪冠，對於那種「無論如何都要實現的願望，一種宿願」，是熱愛棒球的日本人能感同身受的。
而大聯盟轉播員 JP Morosi 在頒獎典禮時感性表示：「台灣球員深刻理解這場比賽的偉大意義，理解它對台灣民族認同和精神的象徵。他們將這一切都內化，但卻從未讓比賽的壓力阻礙他們的表現⋯⋯我很感激能在我的職業生涯中見證許多體育賽事中的精彩時刻，但很少有像這樣的時刻，讓我深入了解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就像我透過這支隊伍和這場比賽，認識台灣一樣。」
民主危機與認同政治
長期以來，自由派與西方學術左翼陣營對於國族主義，有相當程度的反感，這並不難理解，從二戰慘痛的教訓，到近代中國、俄羅斯透過操弄國族主義來穩固國內的威權和極權統治，再到以色列以國族生存為名對人權進行的迫害、甚至逐步觸犯戰爭罪行，還有東歐如匈牙利、土耳其等，以國族為名反對多元、破壞司法憲政、使民主倒退，都讓人很難對國族主義抱持太正向的看法。
在這層濾鏡下，往往很難不被偏見影響，稍有不慎，便將香港、台灣、烏克蘭這類位於帝國邊陲、必須透過抵抗才得以維持自身主體性的行動，全都認知為「壞的、不必要的國族主義」。但對於掙扎在帝國之間的群體，共同體的建構，就是試圖維護並實現自由的工具。
然而，英國脫歐、歐洲右轉、特朗普兩次當選的旋風也向我們示警，持續忽視、不理會認同政治背後的人性需求，也會將民主制度一再置於民粹風暴中，甚至危及自身的正常運作。現實是，純粹理性和正確，無法驅使人們自願做對的事，人們甚至會投給對自己不利的候選人，只為了被理解，或對方直言不諱的爽感，甚至有更多情緒性的因素，與集體生命經驗和創傷的投射。
在這種危機中，我們有必要探尋這世上，是否可能存在能夠回應人對歸屬感的需求、能提供一個情緒出口，又願意尊重民主憲政原則、以人權作為主權正當性來源，在各種柱狀群體中弭合出最大公約數的認同政治，維持民主運作不可或缺的，不同群體之間基本的信任，和相互協商的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要選在此刻，特別以台灣與棒球的關係，來談國族建構和認同政治。台灣天然獨世代的認同核心，是跳脫傳統藍綠統獨省籍等框架後，在憲政原則下，透過反對財團壟斷、媒體操縱、世代不正義、環境破壞等議題，實踐公民對政治與公共事務的參與、監督，並在公共領域重建一個新的共同體世代；抵抗中國帝國透過利益和買辦收編、侵略的「抗中保台」，是上述這些公民參與自然形成的結果。
台灣在尋找主體性、建立新共同體的歷程，幾乎完全符合二戰後，德國學者們在吸取教訓後，重新歸納、建構出的憲政愛國主義、公民國族主義的定義：一方面回應人性裡對認同的本能需求，同時透過憲政秩序來約束過去以文化和血緣為認同依據的後遺症，梳理歷史中的殖民遺緒、修復群體間的關係，且更願意站在社會進步改革一端、往經濟往自主方向發展。對台灣這樣處在地緣政治熱點的國家，「台灣認同」還促進對國際社會的積極參與，不論是加大綠能建設來回應氣候變遷，或渴望在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中有所貢獻。
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近期的兩本著作《身份政治》和《自由主義和對其的不滿》中，也不斷提醒認同政治的力量，以及必須努力弭合碎片化、柱狀化的不同社會群體，避免民主制度面臨崩解。但正因為這種新型態的國族主義凝聚，依靠的並非「與生俱來」，甚至經常需要進行困難的探究與檢視，就連民主文化深厚的老牌國家在面對種種挑戰時，都難以寄望絕大多數公民們，每一次都能以理性戰勝情緒、恐懼、對往日的懷念和當下的不滿；台灣也是如此，關心社會的公民常常疲於奔命。
因此，能否找到一種讓不同群體都能有所共感、依託的精神力量，願意以共建生活為目標，去進行彼此說服和協商，甚至願意在艱困到來時攜手共渡，黏合那些人們光靠理性無法越過的歧義，就可能成為公民國族主義能否成功維繫、讓民主能持續自我修復的關鍵。
台灣人與棒球和體育賽事間的關係，似乎有可能成為、甚至已經在扮演這個關鍵角色。如同謝達文在這篇專欄裡提到，運動賽事讓我們記起自己最喜歡的樣子，和共同認可的「台灣故事」。這樣的台灣故事，當然是理想化後的版本，但這也是重點所在，它的功能並非還原事件本身，而是在我們陷入紛爭、困惑和挑戰時，提醒我們曾一起成就了什麼，願意相信我們可以再一次做到。
當然，任何國家的經驗都很難複製，民主危機也絕非每個國家都培養一種國球愛好，就能解決了，而台灣此刻看起來還行，但也不保證若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危機或世局變化時，還能保有這份累積而來的一點成果。或許這是一場必須永遠踩在張力間的拔河，但至少我們可以先打破過去的思維慣性，在不看輕也不過度放縱人性本能的基礎之上，開始尋求並想像新的可能性。
（感謝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先生在寫作期間給予資訊和協助。作者文責自負）
註1：賽前很多台灣球迷對這次賽事並不看好，甚至覺得陣容不夠優質、選將和教練團都有問題等等，因此紛紛表示要逐條列表向國家隊道歉。
註2：可參閱《台灣棒球一百年》一書。
註3：1954年起，「兩個中國」就在奧運會籍上開始拔河，甚至各自以退出奧運來表達抗議。1959年，國際奧會終止了「中華奧會」的會籍，建議台灣 Taiwan 或 Formosa 為名重新入會，卻遭國民黨政府拒絕。1960、1964、1968年連續三屆奧會開幕典禮中，台灣的隊伍手持「抗議中」（UNDER PROTEST）布條走在「FORMOSA」名牌後面，堅持要換回「中華民國」，1968年一度達成目標。
但隨著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後，「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無力回天，而拒絕「中華台北」之名的台灣，也喪失1980年莫斯科奧運參賽資格。最終鑑於1970~80之間台灣參賽空間嚴重被壓縮，政府代表接受了洛桑協議，此後任何以奧會規範之下的國際賽事，台灣都必須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之名參賽。
註4：台灣《蘋果日報》已在2021年5月18日停刊。當年是繼《民生報》後，最關注運動賽事和台灣選手的傳統紙媒。
註5：因奧會規定各國選手參賽需透過單項協會報名，避免政治干預，然而台灣各協會長期淪為政治酬庸、外行領導內行，甚至連幫選手訂機票、運送器材都長出錯，但選手拿到比賽獎金還要求分紅，因此被網友們批為「將獨特公共性變獨佔事業」，並戲稱為「體邪」。
註6：中華台北的奧運會歌旋律與《國旗歌》相同，台灣30歲以上的人，自小學開始都經歷過升旗典禮，歌詞雖然仍是以頌讚中華民國山川與辛亥起義等事蹟，但已成為多數人的肌肉記憶，閉著眼都能唱出這首歌。
註7：目前棒球最高級別的賽事，分別為由國際棒壘球總會於2015年開始舉辦的世界12強棒球賽（WBSC Premier 12）、由 WBSC 和美國大聯盟合作舉辦的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 WBC），以及奧運棒球賽。其中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因開放大聯盟選手參與，被視為最頂尖的賽事。但三項賽事各國都會派出大聯盟之外、最頂尖的職棒選手參與，而日本職棒水準並不遜於美國3A級球隊，因此仍屬同一級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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