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在東京奧運創下史上最佳成績？

距離東京奧運閉幕還有三天，但台灣觀眾卻經歷了一場不可思議的驚奇之旅：在賽場上，代表團已經累計超過十面獎牌，且在許多項目創下「隊史最佳記錄」，甚至是「首面獎牌 / 金牌」的記錄：

柔道選手楊勇緯史無前例地闖進決賽，在柔道創始國日本與當地選手一較短長，最後拿下銀牌；桌球混合雙打項目奪銅，破21年來記錄；接著，男子單打林昀儒闖進四強賽，同樣是隊史上最好成績，燃起眾人的摘金希望。

這些創造驚奇的項目，甚至多到無法一一臚列。許多台灣觀眾都清楚感受到，自家的隊伍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麼接近獎牌過。到了羽球男子雙打組合李洋、王齊麟一路闖進決賽，擊敗中國選手拿下金牌，全民的情緒已經達到頂點；備受期待的球后戴資穎也一路擊敗強勁對手，進入最後搶金決戰。最後收下銀牌時，多數民眾的反應是，「已經很棒了！」

根據台灣公共電視的統計，戴資穎金牌戰的收視率達10.26；另一家轉播比賽民間電視台「東森新聞台」，則宣布當日21點26分最高收視率來到18.20。累計下來，全台有超過七百餘萬人在電視上看戴資穎的比賽，而這甚至尚未計入網路觀看的人數—根據台灣知名運動賽事轉播平台「愛爾達」的收視數據，戴資穎金牌戰時段，最高同時在線人數逼近40萬人，網站單日總瀏覽數逾1300萬次。

毫無疑問地，民眾的熱情、對待「輸球」的溫柔與寬容，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史上最佳成績」的催化。但為何台灣在東京奧運創下史上最佳的成績？這些讓民眾瘋狂的金牌，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漫長的告別：改組1975年體制

2015年，可說是台灣體育的關鍵之年，也是奠定這次奧運佳績的播種之日。

在這一年，台灣培訓國手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完成「法人化」，由政府機關改制為民間法人，經費來源雖然仍有九成超過政府補助，但卻從此可以讓國訓中心的財務、人員與計畫都不受台灣嚴格到近乎僵固的文官體制所限制，可以成為台灣運動員的最佳後援。

「國訓中心變得更好，對選手一定有重要的影響，」前世界排名第四選手、本次東奧選手李洋、周天成的啟蒙教練鄭永成說。

對於台灣體育來說，能夠在組織、硬體、軟體上擁有一個嶄新的國家訓練中心，不但是體育界正式向70年代的「訓練」記憶告別，或許在不知不覺之間，台灣社會也將當年的「國家」悄悄放進了歷史塵埃。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創立於1975年。為了訓練選手參與1976年的蒙特婁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中華體育協進會理事長、與蔣介石一同來台的海軍一級上將黎玉璽，特別向軍方商借高雄左營的「勝利營區」，命名為「左營訓練中心」，後來才改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在當時的體育界，軍方是相當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

然而，就在同一時間，台灣的體育發展，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兩岸政治的影響：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各領域的地位逐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中華民國代表隊因名稱問題受中共反對、不願接受以「台灣」為名出賽（在當年被認為是有辱國格的稱呼），最後並未參賽。

新成立的左訓中心，剛開張即出師不利，迎來中華民國無法參與奧運的「空白八年」—從1976年的蒙特婁奧運始，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中華民國也因名稱與兩岸問題無法參與。

這段長達八年、橫跨兩屆奧運，且參與其他國際運動組織也受阻的空白期，不但給當時台灣運動員極大的打擊，也難免讓台灣選手的練習方向與國際潮流脫節。當年的「桌球小霸王」吳文嘉的選手生涯，就曾因此而受到影響。

吳文嘉，出生於1963年，可說是本屆東奧總教練蔣澎龍、最資深桌球選手莊智淵的大前輩。在1978年以15歲之齡取得國手資格後，卻因為台灣國際地位問題，沒辦法參加正式國際比賽，多數都是透過海外僑胞安排出席邀請賽、友誼賽。最後雖然在1984年後正式重返國際桌壇，但這段時期的比賽成績均不算入正式記錄，對選手黃金時期的傷害，也難以評估。這段「退出奧運」的時期，也被老選手稱為台灣運動發展史上的「黑暗期」。

不過，在此一時期，由於親見中共藉「乒乓外交」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台灣政府在外交低谷中持續培訓選手、期許未來也能以「體育外交」重返國際舞台，這一方針也越來越清晰。1979 年，為配合中美斷交， 政府即擬定了「體育莊敬自強擴大實施計畫」等一連串的體育計畫，準備做長期抗戰，帶有強烈的「為國爭光」、「體育救國」的色彩。

直到1981 年 3 月 23 日，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國際奧委會簽訂協議，在洛桑國際奧會總部，簽訂的《國際奧會與中華台北奧會協議》，又被稱為《洛桑協議》。《協議》中確認，來自台灣的運動員將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出賽，並使用「奧會會旗」（旗面元素為中華民國的「國花」梅花、青天白日徽和奧運五輪），這種模式，也漸漸成為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模式，又被稱為「奧會模式」。台灣確定可以「中華台北」名義，重返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

在這場奧運中，當今金牌選手郭婞淳的「師祖」蔡溫義替「中華台北」奪下了銅牌，這也是中華民國史上的第三面獎牌。舉重運動自此也在台灣受到高度重視，奠定了未來蔡溫義培養許淑淨、陳葦綾等「第二代金牌選手」的契機。在接下來的1988年奧運中，獲得第七名的男子團體射箭，也可說是射箭成為今日台灣奧運強項的濫觴。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年的奧運中，加入了跆拳道示範賽的項目。這些新興運動項目，不但讓各國選手的起跑點相對平等，也因為運動本身的特性較適合亞洲身形，很快成為台灣的重點發展項目。

「像柔道、跆拳道這種講究高度技術，不是人高馬大就能贏的運動，非常適合台灣來發展。」本身也曾是田徑選手、長期關注體育改革的立法委員黃國書如此分析。

後來曾經出演年度神Cult片《台北物語》的女主角陳怡安，便是1988、1992年兩屆跆拳道示範賽女子輕量級的金牌得主。

到了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命運跟「中華台北」開了一個不輕不重的玩笑：儘管台灣民間桌球風氣自日本統治時期便十分興旺—1923年便成立了「台灣桌球協會」，更出過知名桌球女將楊千鶴—但首位替「中華台北」隊奪下桌球獎牌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退役選手陳靜。

陳靜曾在1988年漢城奧運替「中國隊」奪下金牌，1992年移居台灣，有意移籍，體壇相關人士與政治人物李慶華等人替她解決居留與會籍轉換問題，在當年兩岸依然緊繃的政治氣氛中，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在1996年披上「中華隊」戰袍，取得銀牌。

但這種外籍兵團的作法，並未給台灣女子桌球帶來足夠健康的養分，除陳靜之外，台灣女子桌球在當時沒有出現其他名將。反而是在男子桌球部分，小霸王吳文嘉開始在國內賽事輸給蔣澎龍，桌壇正式進入蔣澎龍、莊智淵活躍的年代。

到了2000年的雪梨奧運，距離重返奧運賽場已經四屆，「中華台北隊」開始慢慢擺脫前面八年的「缺課」陰影，這一屆選手得名的人數、項目都是史上之最，共有舉重、桌球、跆拳道、射箭、射擊五項。

到了2004年，陳詩欣與朱木炎分別在女子49公斤級與男子58公斤級取得金牌，黃志雄獲得男子68公斤級的銀牌，是中華隊隊史上首次獲得金牌，寫下了歷史紀錄，也改寫台灣觀眾對奧運的距離感。

「以前看奧運，我們都很早就（落敗）回家了嘛，好像跟我們沒什麼關係的感覺。那一年金牌的時候，剛好社會上又在選舉抗爭（2004年的陳水扁選舉爭議），不論支持還是反對立場，大家心裡都有一種很混亂、不知道國家會走向何方的感覺。直到他們拿下兩面金牌，才感覺又重新凝聚了大家，起碼我自己是深深被鼓舞的，感覺（體育）真的很好。」一名服務於體育相關大學的專業人員如此回憶。

此後的2008北京奧運、2012倫敦奧運中，跆拳道、舉重仍然是台灣奪牌的唯二來源。舉重的主要奪牌選手是1984首銅得主蔡溫義的學生；跆拳道朱木炎仍然持續有斬獲，宋玉麒、曾櫟騁也曾拿下銅牌。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屆創造驚奇的羽球、桌球、射箭等項目，在這兩屆奧運中，雖仍未有奪牌記錄，但已經有多位選手進入前八名，留下名次記錄。本屆桌球的帶隊老將莊智淵、教練蔣澎龍就曾多次取得名次，本屆的舉重金牌郭婞淳也已經在倫敦奧運得過第八名。中華隊與獎牌的距離，正在緩步接近中。

「一個選手要奪得獎牌，都不是一屆奧運可以做到的事，都要兩屆、甚至備戰超過兩屆的時間，才有可能有奪牌的機會。」前羽球選手、舉重協會秘書長陳志一分析，選手需要克服第一次參與奧運的恐懼、個人狀態調適，多次累積經驗，才能站上奧運舞台，真正發揮實力。

就在中華隊奮力從1984年起跑、跑到2012年終於一路追平世界上其他菁英隊伍時，國內的體育環境，也迎來了天翻地覆的重要變化。給台灣衝向獎牌的道路，鋪上了最後一哩磚。

2015年：國家訓練中心擺脫文官體制束縛

2015年，國訓中心「法人化」，擺脫當年軍方與政府的結構，成為一相對靈活的組織。從這一年開始，政府幾乎每年都給國訓中心新建場館、更新設備，2015年新建兩棟訓練館，包括球類館及技擊館都完工使用，2017年開始新建宿舍，2020年6月，教練選手開始入住。

比硬體設備更重要的是，國訓中心的法人化，讓組織得以擁有更大的彈性，聘僱沒有文官身分的民間專業者，設立運動科學中心，讓台灣的國家選手，終於可以穩定地接受來自運科人員的輔導與協助。奧運獎牌之間的高手過招，只在毫釐之間。運動科學的介入，可以給予選手加分支持。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運動科學小組的總召集人、台師大運動競技學系研究講座教授相子元舉例解釋，譬如射擊、射箭這兩個項目，特別注重穩定技巧，「小組就整合運動心理及生物力學領域，運用儀器量化分析選手動作，提供選手調整技術的依據，協助他們穩定肌肉、重心，同時也讓心理諮商師來協助他們降低賽前焦慮。」

而就桌球、羽球而言，相子元說，台灣選手的世界排名已經很高、技巧很好，所以運科小組主要的任務是「戰情蒐集與分析」，全世界的選手都在蒐集台灣選手的打法，台灣選手也需要同樣的情資，讓教練選手制定戰術。相子元透露，針對林昀儒的中國、德國對手，團隊都有特別注意分析。

而在這次奪下首金的舉重項目，團隊則會利用影像分析技術、人工智慧監控選手動作，透過電腦運算呈現軌跡和數據後，這些數據就能提供給教練參考，在舉重隊日常訓練中修正選手動作、預防訓練傷害。

然而，「科學 / 數據幫助運動」的夢想，仍然需要與原有的體育系統細緻磨合。一位資深的國家教練，便對運科抱持保留態度，「坦白講，運科數字都是參考而已。如果不是穩定持續的合作，偶爾給一下數據，也沒什麼用。而且比賽臨場的反應、技術，還是需要很好的經驗跟直覺，我個人覺得幫助是有，但沒有這麼大。」

帶過周天成、李洋等好手的鄭永成，則有自己的見解。鄭永成認為，在羽球項目，「運動科學，大概比較對12、13歲的小孩矯正動作比較有用，等到選手到了大學這個年紀，能夠給出的調整大概不太多。」

台灣體育教練與選手之間的關係親密，帶有濃厚的師徒制色彩。在體操奪得銀牌的李智凱與教練林育信從小約定「帶教練一起去奧運」、最後美夢成真的故事，因《翻滾吧！男孩》系列作品而家喻戶曉，便是其中一個經典例子。

這樣的結構，其來有自，早年台灣體育環境體質不良，教練與選手的關係，是國家保護之外的一組孤鳥。教練對學生來說，宛如第二父母，甚至比父母更親。陳志一甚至聽說過許多案例，是國內頂尖體育大學要錄取優秀選手，選手卻因為不想離開啟蒙教練而猶豫許久，學校最後將教練一起聘過來的例子。

而對於現代運動科學團隊來說，要介入這樣親密的關係，勢必需要一段時間的互動與彼此理解。當端傳媒詢問相子元，是否有遇過教練不願信任運科團隊的例子？相子元快速而毫不遲疑地回答，「當然、當然有。」

相子元解釋，台灣早在1998年曼谷亞運時，行政院體委會便成立「運動科學小組」，讓運動科學研究走出學院、真實地協助選手進步。不過，當時的「運科小組」沒有常態性的編制和專職人員，都是相關領域師生進行不穩定的協助，與選手互動的關係「片片斷斷」，「而且早年這些感應技術還不夠好，教練覺得我們一天到晚在選手身上貼一堆東西、給的結果又很慢，只覺得我們來打擾他訓練，給不到什麼幫助，不信任也很正常。」

不過，也正是從2015年國訓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後，中心才得以聘用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員進入正式人力編制，並成立「運動科學處」，終於可以跟教練、選手團隊建立相對穩定而長期的合作關係。自2016年里約奧運開始，雙方互動已經越來越順暢，隨著教練、選手的年輕化，建立一個由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體能訓練師、心理諮商師、營養師組成的團隊、以「科學輔助運動」的構想，開始在東京奧運中收成結果。

而除了運動科學團隊之外，在東京奧運現場陪同的「運動醫學團」，是由台灣知名的私立醫院長庚醫院所組成，由復健科、骨科與中醫所組成，其中來自復健科的醫療長林瀛洲在里約奧運時就已經有豐富的隨隊經驗，不是第一次上陣。這些醫療團隊，平日就負責這些選手的治療，對選手的身體與心理狀況知之甚詳。過往，奧運沒有這樣的隨隊醫療團時，選手必須排隊看隊醫、沒有專屬醫療團的窘境，現在已不復見。

這一切的改善關鍵，除了國訓中心法人化之外，由2017年世大運所捲動的民間體育改革運動、進一步給政府壓力建立「選手為先」的補助體系，也是這次驚喜奪牌浪潮的關鍵。而觸發當年這場「體育改革運動」的事件，正是這次讓全台三分之一觀眾都守在電視前的戴資穎。

2017年，台灣舉辦世界大學運動會，正值羽球世界錦標賽的賽季。戴資穎竟為羽壇級別較低的世大運，放棄在年度最高級別的世錦賽奪冠的機會，一度被批「因小失大」但戴資穎卻在臉書上回應，「世錦賽對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能讓世界看見台灣，讓更多人重視體育。」一席話擊中台灣深層心理痛點，成為民眾熱烈喜愛的運動明星。

世大運風潮所及，讓許多原本冷門的賽事也受青睞，最受歡迎的戴資穎之外，郭婞淳、女子籃球隊成員在當年也成為備受矚目的運動明星，開始有廣告合作上門。同年，《國家體育法》修正通過，過往由各單項協會（例如羽協、網協等）全權處理選手參賽、被特定家族長期把持的弊病開始有鬆動跡象，台灣在國際賽事的表現也漸入佳境。

2018年的亞運，就已能看出選手開始有破紀錄的突出表現；2020年的東京奧運，不過是前面幾個階段的收成。

當然，這些「改革」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2019年，台灣監察院發出糾正文，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人員「不當擴編」，竟出現將選手訓練經費、伙食費用挪作人事費使用的情形，導致教練公開抨擊伙食品質的醜事。同年，立法院不分黨派的委員蘇巧慧、柯志恩等人也不約而同抨擊國訓中心「過度依賴政府補助而不努力自籌財源」、「運動防護員不足」、「國手出國比賽旅宿自付」等弊案。

不過，即便知道體育新政存在諸多「落漆」（台語，意指令人不滿意、顏面無光的表現），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裁判委員黃國恩還是認為，這次台灣可以奪下首金，相關的政策進化，確實是功不可沒。

黃國恩說，體育署2018年啟動的「黃金計畫」，和過去的體育補助相比，做了不少改革，資源的投放也更加精準，「以前的做法，基本上就是成立培訓隊，政府再針對培訓隊給經費，由整個培訓隊一起使用資源。黃金計畫則會依據『可能奪牌』、『可能拿到金牌』等不同等級，針對選手個人進行補助，並配置專屬於某個選手的教練、防護員和陪練員，為選手量身定做訓練計畫，因而更能精準針對有潛力的運動員投注資源。」

當然，黃金計畫亦有其侷限。只針對有希望奪牌的選手補助，死角是無法找出潛力股。黃國書透露，黃金計畫的選拔中，確實差點錯過好幾個後來的奪牌選手，「確實，比賽就是這樣，沒有辦法事先完全預測到誰會得獎。」

目前為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競賽組長、洲際裁判的廖偉舜則認為，就柔道項目而言，這幾年最大的變化，除了黃金計畫之外，各項經費的增加，還是有助於成績提昇，不只是賽後獎金變多，大賽前訓練、出國比賽的經費變得更加充裕。對於柔道選手來說，出國比賽的經費尤其關鍵。

廖偉舜指出，選手若想獲得奧運柔道項目的比賽資格，一共有四種方式：第一種是靠世界柔道排名，排在前十八名的選手，便可以自動獲得奧運門票，但一個國家，最多只能在一個量級中派出一位選手；第二種則是「洲際名額」，也就是俗稱的「外卡」，各洲會被分配到相應的名額，再分配給洲內各國、由各國世界排名最佳的選手出賽，以保障那些沒有世界排名前十八的選手的國家，也能參加奧運；第三種是地主國保障名額；最後一種，則是難民名額。

然而基本上，除了地主國和難民保證名額之外，前兩種資格都和世界排名息息相關，而世界排名，又是以積分計算的，因此選手也必須積極出國參加比賽、累積積分，否則再好的選手，都是有可能拿不到奧運的入場券。

「以前台灣的柔道選手，都只能靠『洲際名額』的方式、固定拿到一張奧運門票而已；從 2016 年開始，才開始有連珍羚擠進世界排名前十八、用第一種方式拿到奧運資格。到了今年的東京奧運，連珍羚和楊勇緯就都是靠積分的世界排名拿到資格的。」

就此而言，對柔道項目來說，體育預算增加，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讓選手能夠積極出國比賽、換取積分，好換取奧運門票。「尤其出國比賽，不是選手去了就好，教練、防護員、陪練員也都必須跟著去，如果比賽辦在歐洲，開銷就會特別大。」

而這些巨大的開銷與投資，終究需要社會共識，才可能順利地交到選手身上，成為健全台灣體育環境的養份。

身為民意代表的黃國書，對於民眾心理的觀察相當敏銳。他對台灣社會支持體育運動的趨勢相當樂觀，「過去就算得獎、拿牌了，但大家並不真心覺得有多重要或多厲害…在以前那種大家都要去讀書的時代，（體育）並不真的是被鼓勵的，」但現在，一切都有了變化，「現在年輕人我感覺如果完全不懂比賽、完全不聊體育，反而你就落伍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改變，也是一切繼續改善的基礎。」

被世大運點燃的社會熱情與隨之而來的體改浪潮，雖總有高低起伏，終究是在2020 / 2021東京奧運的會場上，讓台灣觀眾第一次喜嚐「雙位數獎牌」的喜悅。接下來，如何讓體育環境更健康、更紮實地成長，不讓東奧的好景成為曇花一現？考驗台灣社會每一位成員的決定與腳步。

（實習記者黃傲天、林采萱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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